三農仍存大憂

李昌平
南風窗
2008-10-25

最近3年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狀況確實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民負擔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全國農民至少每年減少負擔1200億元。此外，農民每年人均還能夠享受100元左右的補貼(如教育、醫療、種子、農機、養老、生育、交通設施等)。

這主要得益於中央財政每年以1000億規模增加對三農和基層政府的支出，2007年的總規模達到4000億以上；二是農民合作和農村金融開放，在政策和立法層面都有了突破，各地的合作實踐有雨後春筍之勢，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三是農業生產得到恢復性增長，主業副業化或副業主業化的專業化分工分業趨勢明顯，農村市場由凋敝轉向繁榮，生產和消費都趨旺；四是新農民進城就業和農民工返鄉創業同步，農村勞動力價格快速提升，反過來促進城市勞工工資增長，勞務收入成為農民現金收入增長的主要部分。

新舊隱憂不容忽視
我們在看到三農可喜局面的同時，不可忽視三農的隱憂。甚至，在我看來，喜，只是小喜；而憂，卻是大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絕大多數農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所獲得的收益呈絕對下降趨勢，小農存在大面積破產的潛在危險。這樣的判斷，主要基於三點理由，第一，隨著私人資本主導的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絕大多數農民已經被迫從農產品加工、營銷、生產資料生產供應等領域退出，絕大多數農戶只能在生產環節獲得越來越薄的利潤。以奶牛為例，80年代，農民養一頭奶牛，一年純收入在8000元左右，現在卻只有3000元左右；第二，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兩個市場」，大豆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內市場，正在被國外農產品佔領，蔬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境外市場，正在被沿海的「外資農業科技園」接盤。例如，大豆和大豆加工品的國內市場，已經基本上由國外企業控制。過去由我們佔領的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正在被我國境內的「外資農業科技園企業」逐步接盤；第三，私人鄉村銀行已經合法化，隨著農村私有金融業成為主流，將加速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要素整合，貧困農民破產在所難免。

二是，基層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日益弱化是大趨勢，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黑色化」趨勢越來越嚴重，農民由90年代受稅費壓搾之苦轉變為受黑社會性質的「商官匪」聯合剝奪之苦。這個判斷的理由在於：第一，傳統的鄉村「權威」已經失去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不能承擔原有的職能了。例如，鄉鎮政府由於農業稅的取消，原有的「搭車收費」也隨之取消了，原來靠「非法稅費」支撐的功能也隨之弱化了，不發達地區的鄉鎮，如果沒有中央和省財政給錢，什麼事都做不了，上面給多少錢，優先保證幹部吃飯後，剩下多少錢就做多少事。面對農民具體而千差萬別的需求，基層政府只能裝聾作啞或視而不見；第二，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了，土地制度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去集體化」改革，絕大多數的村委會和黨支部，已經是有心無力了，鄉村共青團和婦聯會等群團組織更是奄奄一息了；第三，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贏利環節和領域，已經完成了被少數社會強勢者控制的「轉型」或「轉制」。在鄉村社會，如果基層政府和健康農民組織弱勢，「商官勾結」和「商黑勾結」控制經濟、政治、社會是必然的。這就是「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服務經濟」的必然結果；第四，在基層政府和健康農民組織弱勢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農民不受「黑色強勢」者的欺壓，政府會增加農村的警察和法官，這往往會進一步增加農民的痛苦，因為，農村警察和法官要享受同城市警察、法官同等待遇，國家財政會拿錢嗎？即使拿工資可以，但灰色收入怎麼補齊呢？最可能的辦法是「創收」，只有服務「強者」才能實現最有效的「創收」。可以預見，上訪路上的人群會越來越大，儘管上訪能夠伸冤的可能性極為渺茫。

三是維持小農家庭經營必須依賴於農民工工資收入，農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陷於城鄉難兩全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和「和諧社會」增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最近十幾年來，多數農民家庭除去其成員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後，家庭可支配現金呈遞減的趨勢，但其生產生活成本卻是剛性遞增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假如沒有農民工的打工收入維持小農家庭經營，小農家庭經營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如果長期依賴農民工城市打工收入維持農村家庭經營，以減少農民為主要目標的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就會失敗，「中國轉型」和「和平崛起」就遙遙無期；如果沒有農民工收入補貼家庭經營，小農會有大面積破產的危險。小農大面積破產的直接後果是：農民失業問題轉化為農民工失業問題，農村問題轉化為城市問題，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如果真是這樣了，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公雞下蛋」式的忽悠了。

四是基層幹部和小農，面對三農潛在的危險，沒有了正常的表達渠道和化解能力，患上了對上和對外「依賴症」。最近這3年，三農確實有小喜，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整個社會對三農潛在的危險，認識是嚴重不足的。原因很複雜。原因之一是基層幹部和小農既無表達的渠道，也無解決問題和矛盾的能力，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依靠拍上面的馬屁獲得財政資源，或拍資本的馬屁實現資源變現。這就患上了對上、對外「依賴症」。基層幹部和小農對潛在危險的沉默，對上對外的依賴，更是危險的！

揚棄，超越，才有出路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基層幹部和農民逐步從80年代「改革先鋒」地位走向了邊緣，基本失去了發言權，體制內的下情上達渠道也基本退化為「按需供給」。80年代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是有大作為的，不僅依靠自力更生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難題，還創造性地發展鄉鎮企業，在短短10年間，使鄉鎮企業佔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取得這樣的成就，基層幹部和農民既沒依賴上面(財政)，也沒有依賴外面(外資)；但進入90年代，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幹部和農民，一年比一年「面瓜」，活力盡失，患上了「依賴症」。為什麼最有活力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患上了「依賴症」呢？根據我的觀察和研究，1990年代的三農政策和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政策相比，形式上不同，但在制約基層幹部和農民的自主發展權及其創造性上卻有相同之處。

儘管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將「三農」工作列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科學觀，2005年全面部署了新農村建設，2007年又推出了發展現代農業的新戰略，「三農」問題雖有了很大的緩解，但1990年代以來的很多錯誤還在繼續，文章開頭所表述的深層危機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使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努力事倍功半。

如果仔細研讀最近幾個一號文件，你會發現文件越來越長。每年集中幾十個人，花半年的時間寫「一號文件」，再由「一號文件」指導全國人民搞新農村建設，「一號文件」的好處是引起黨、政府和社會對三農的重視，但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是不利於出「小崗」，還會加劇「依賴症」。最好的辦法是放權，提出個大原則，讓下面去決策。現在，談集體經濟、談合作社、談大寨精神、談小崗村三訪南街村，就有人驚呼：「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不能回到邪路上去」；似乎「堅持家庭承包經營永遠不變，就是堅持改革路線」，就是堅持真理。可是，堅持真理的結果是，基層幹部和群眾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兩眼向上，等待中央的「恩惠」。

當年，鄧小平要基層的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敢闖、敢冒、敢試」，給出一個「原則」，由下面大膽去試，這是鄧小平式的偉大。要相信一個真理：新農村建設的智慧、辦法、模式不在大學，不在北京，不在中南海，在民間，在8億農民和千百萬基層幹部的實踐中。北京或中南海的智慧在於如何調動億萬人民和基層幹部的智慧，首要的一條，就是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基層幹部。只有調動起8億農民和千千萬萬基層幹部「萬馬消塵自奮蹄」的積極性，新農村建設才有新局面。

中國這麼大，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了，嚴重制約著三農的發展，現在是分省決策、分層決策三農政策的時候了，是鼓勵出「小崗」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