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7日 星期二

評《安徽小崗村試驗土地自願流轉人均增收3000元》

韓強

第一,新京報107日報道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這句話承認「20年沒過富裕坎」,這可不是別人強加的,是自己承認的。再看:

2008325日《大河報》第16版刊登《小崗村重走集體合作之路》文章共分五個部分:

開頭的「名村依舊是一個普通村莊」、「單干搞生產是搞到頭了」兩部分,介紹了小崗村的現狀和人們對「分田到戶」的看法及思索。第三部分「重走集體合作之路」,介紹了在小崗村歷史上又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村民大會:專題討論「土地流轉」,實現小崗人「致富的夢想」。「在『分田到戶 』30年後,小崗村走向集體合作的脈絡越來越清晰」了。

「分田到戶」後跨過溫飽線的小崗人,儘管頭頂著「中國十大名村」的光環,但「和全國其他名村相比,小崗村不論是產值還是人均收入,都有不小差距」,正如當年搞「分田到戶」的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所說:「小崗村和過去相比,變化翻天覆地,但和其他先進村相比,差距很大。過去這麼多年,小崗村錯失了好多發展致富的機會。」如今,小崗人自己也「想得很清楚,個體式的農耕作業只能吃飽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合作之路。」其實不難發現,「一步跨過溫飽線,多年未進致富門」的小崗人,在30年發展的歷程中逐步有了自己的困惑。為此,他們幾次組團到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南街村參觀考察,以 「尋求集體共同富裕的道路」,並紛紛發表感言:「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 「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小崗人參觀南街村後的留言,是他們置身現實、再次「窮則思變」的切身感言和慎重抉擇。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像小崗村這樣,「農村土地流轉、走集體合作之路,正是全國很多農村地區當前不斷探索的一個宏大命題」。這也使人們深深地認識到:「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要富裕必須走集體合作之路。」

事情很清楚:小崗人參觀南街村後受到啟發重新走上集體經濟的路,而且承認「單干搞生產是搞到頭了」!

其實,沒有搞單干的集體化農村(相當於過去的生產大隊)在全國有2000多個,他們比小崗村來說,早就走上了共同富裕的路。

第二,養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嚴金昌被提升為這個佔地200多畝的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800元左右的工資。

嚴金昌告訴記者,「工資、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終一定量的分紅,一年到頭少說也有兩萬多元收入,這可比種地划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老農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倡導者。

如果經營的好,各方面滿意,誰也做不到百分之百,如果代養殖場遇到困難,比如說發生突然的傳染病,那麼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800元左右的工資,從何而來?市場經濟是要嚴格遵守合同的,一旦虧損,誰來還賬?

第三,2008年初,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60個,佔地200餘畝。但由於惡性競爭,成本明顯上升,市場風險加大。最早到小崗村創業的苗娟等一批大學生吸取教訓,決定聯合農戶成立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舉為監事長。

大棚種植,我在1973年後,我就見過,1974年我到天津西郊區崔家碼頭大隊勞動,是塑料薄膜大棚種菜,當時其它地方也有種蘑菇的。如何發展起來的呢?因為中日建交後進口了化工設備,塑料薄膜成批生產,也就用到了農業生產上。家碼頭大隊的社員們已經住上磚瓦房,當然這是郊區。縣城附近的大隊也都在搞事業,因為農業的發展方針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我在1961年就跟著小學老師種蘑菇,當時是在暗室種,用菌絲,為什麼呢?為克服自然災害,學校搞副業。初中在學校棋類廠勞動,高中在學校加工廠勞動,高中參加過農場和農村生產大隊勞動,後來到建設兵團,回來上學,參加過兩次學軍和三次農村勞動。這就叫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參加社會實踐。

也就是說,小崗村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和我70年代見過的,高不了多少。當然更比不了黑龍江的農場,哈哈,在黑龍江的農場也有知青在種植蘑菇!

第四,專家點評「政府應支持初級農民合作社」,很好,我同意!因為上個世紀50年代就有「初級農民合作社」,土地入股分紅。看看網友[ 新民主主義革命 ]的詳細介紹:

初級合作社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以個體農民自願組織起來的經濟組織,實行土地入股,耕畜、農具作價入社,由社實行統一經營;社員參加集體勞動,勞動產品在扣除農業稅、生產費、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用之後,按照社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多少進行分配。1953年初級合作社發展到15053個,參加的農戶27.2萬戶;最多時(19561月),達到139.4萬個,參加的農戶5903.4萬戶。後來,初級合作社大量轉變為高級合作社。1956年底,全國75.6萬個農業合作社中,還有初級合作社21.6萬個,到1957年僅存3.6萬個。

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要特點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社員入股土地主要包括:1耕地;2經過戶主同意入社的特殊土地(如藕池、魚塘、菜地等);3社員同意交社開墾的私有荒地。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等生活消費品的需要,合作社劃出不超過總土地量5%的土地分給社員使用。入股土地折股辦法:1按照土地在平常年景可能達到的產量(根據土地實際產量和土地好壞、耕作難易、位置遠近等條件評定)折合成標準畝數計股;2按照當年的實際產量折合為標準畝數計股;3按照查田定產的稅收負擔畝數計股;4按照土地自然畝數計股。入社土地中,已投入農業生產的,均可取得報酬;附屬於土地的私有生產設施(如水利設施)亦可通過土地報酬形式得到補償(或單獨補償);交合作社開墾的社員私有荒地,兩三年後可取得土地報酬。土地報酬的數量一般由合作社議定固定的數量,原則上不超過農業勞動的報酬。在土地產量不穩定,難於議定土地報酬的固定數量時,則採取分成報酬的辦法或其他辦法。社員的其他生產資料,如役畜(耕種用的馬、牛、騾、驢等)、大型農具(犁、新式犁、馬拉農具、水車、風車、抽水機等)、農業運輸工具(車、船等)、成片林木、成群的牧畜等,一般都交由合作社統一使用或經營。對入社的耕畜採用三種辦法:1私有、私養、公用,即社員私有,私養,由合作社租用;2私有、公養、公用,即社員私有,由合作社統一餵養、統一使用,給畜主以適當的報酬;3共有、公養、公用,即由合作社作價收買,轉為公共所有。對社員私有的大型農具和運輸工具,由合作社租用或折價歸社。對社員成片林木,如果園、茶園、桑園、桐山、竹林等,交合作社統一經營,但仍保留私人所有權,由合作社付給合理報酬。對社員大型非農業工具和設備,合作社根據農業生產需要而租用的,付給所有者合理報酬。

看見了嗎?1955年這一整套經濟組織系統,比小崗村現在的「合作社」要嚴密的多!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人民公社解散了,為什麼要一退到底,變成了單干,為什麼不可以保留生產大隊或者初級社?其實按照三級所有,公社行政組織的色彩比較多,把這一級去掉了,未嘗不可,但是大隊、小隊是實體,可以保留,而且還可以多給農民點自留地,來個一村兩制,有何不可。其實報紙已經刊登了一村兩制!保留一些公有制,至少可以不解散大隊的衛生室,農民的一般小病可以不出村,而且當時的工副業也可以保留,為什麼全分光?集體財產,分了容易,再積累起來,可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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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小崗村試驗土地自願流轉 人均增收3000

來源: 新京報(北京)

新京報107日報道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這是相當長時期內,一撥又一撥參觀考察者對中國農村改革大包干發源地———安徽小崗村的感慨和評價。聽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崗人既難堪又困惑的實情。

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小崗村推動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合作經濟、創新鄉村治理模式等改革新試驗的啟動和深化,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開放型新農村的小崗村。正是這些新探索、新轉變,讓小崗村在近兩年時間裡,人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擺脫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的狀況。

今天,小崗村一系列新的改革試驗,也再次吸引了關心中國農村問題的眾多專家學者的目光。他們都不約而同把「中國改革第一村」作為中國傳統農區的縮影,試圖從中尋求破解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新答案。

試驗

1600畝土地租給經營戶

只要堅持土地的最終承包權不變和群眾自願原則,農民就擁護流轉。現在願意轉讓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實力又有能力的規模經營者。

65歲的老農嚴金昌如今成了一個現代養殖場的飼養管理者。作為當年秘密在「分田到戶」協議上摁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帶頭人之一,他和幾戶農民一起,又把自己當年冒著坐牢風險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養殖公司發展種豬擴繁基地。

因為養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嚴金昌被提升為這個佔地200多畝的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800元左右的工資。

嚴金昌告訴記者,「工資、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終一定量的分紅,一年到頭少說也有兩萬多元收入,這可比種地划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老農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倡導者。

村口門樓的對面,是小崗村另一個經土地流轉而興起的現代農業園———180多畝的葡萄種植園。「大包干」帶頭人之一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是這裡的主人。據他說,「每畝葡萄的效益是種糧的10倍。通過土地租賃和串換,便於集中施肥、灌溉、除蟲和管理,還能獲得明顯的規模效益。」

據瞭解,除了集體統一組織外,小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農戶通過血緣關係、鄰里關係等多種方式自己實現流轉的。目前,全村1800畝耕地已有600餘畝實現流轉,發展起糧食、葡萄規模種植及雙孢菇產業等,每畝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

嚴德友說,這個趨勢還在擴大,只要堅持土地的最終承包權不變和群眾自願原則,農民就擁護流轉。現在願意轉讓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實力又有能力的規模經營者。

當年大包干主要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擔心,眼下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規範的情況下形成的。他認為,在新的起點上,需要盡快完善相應的制度。

專家點評

「集並出租土地是完善聯產制」

有專家提出,鄉村兩級應盡快成立相關指導機構

當年「大包干」的積極推動者、安徽省農村問題專家陸子修:小崗村這輪以承包制為基礎的土地集並出租,是對家庭聯產責任制的發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經營,有利於農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和發展產業化經營,有利於提高農產品的市場交易效率,降低農業市場成本。農民的自主流轉還解決了部分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土地閒置、撂荒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陽:鄉村兩級要盡快成立專門的土地流轉指導機構,對當前各地普遍實行的農戶之間、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農戶與農業業主之間的耕地轉包,進一步規範其合同關係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內,農戶流轉土地價格建議按土地的實際收益情況,每三年上浮一次,讓農民能夠分享土地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在堅持家庭聯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應允許地方積極探索土地股權質押貸款、參股龍頭企業經營等多種模式,推進現代農業。

試驗

2農業合作社給社員籌款

農民的房產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於抵押,資金匱乏限制農民從溫飽邁向致富。

2008年初,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60個,佔地200餘畝。但由於惡性競爭,成本明顯上升,市場風險加大。最早到小崗村創業的苗娟等一批大學生吸取教訓,決定聯合農戶成立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舉為監事長。

苗娟介紹,一段時間,小崗村的雙孢茹銷售完全依靠安徽一家龍頭公司,2006年市場行情好時收益較大。但去年雙孢茹市場出現波動,龍頭公司便故意壓價、欠款。新成立合作社後,統一對外購料、銷售。目前生產成本下降20%,通過合作社對外談判,與省內外多家龍頭公司建立了銷售關係,大大降低了市場風險。

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還在探討設立社員互助基金,由社員籌資,通過互相擔保,解決社員的階段性資金需求。同時,合作社準備通過資金互助等形式籌資發展蘑菇粗加工,以延長儲藏期,讓社員分享加工環節利潤。

除了食用菌合作社,小崗葡萄合作社也迅速成長起來。嚴德友任理事長,他說,葡萄合作社主要負責統一購買化肥、套袋等生產資料,舉辦小崗葡萄節,組織市場促銷等。這些服務降低了生產成本,保證了市場銷售。

這個合作社還吸收社員入股成立互助資金,為社員生產生活提供借款便利。社員需借用資金,利率比信用社低,108天的一般免息,一般借款1個月按6厘利息,3個月按7厘,最高9厘。只要有社員擔保,借款手續極為方便,幾個理事一碰頭,一般當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的合作社員一畝地純收入在2000元以上。

當然,農村金融匱乏仍然是小崗村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鳳陽縣委書記馬占文介紹,近年來,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紛紛以防範金融風險、深入改革為借口遠離農民,用於農業生產的貸款少之又少。農民的房產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於抵押,資金匱乏限制農民從溫飽邁向致富。

專家點評

「政府應支持初級農民合作社」

專家認為,不能簡單把農民合作組織當企業看待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中國農民問題很複雜,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9億農民,也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複雜的「三農」問題。我們的政策應充分考慮國情。比如,簡單把農民合作組織當企業看待,是不妥的。政府在開始階段應對專業合作社有所支持,如財政補貼、金融支持、減免稅費等,否則農民為什麼要參加合作社呢?不鼓勵農民創辦、參加專業合作社,又怎麼發展現代農業呢?

陸子修:這種新型合作機制通過社員內部資金互助,緩解農民「貸款難」問題,是突破農村金融瓶頸行之有效的方法。

國家發改委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眼下,亟待抓緊出台農民專業合作社配套法規政策。要降低農民成立專業合作社的門檻;清理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各種不合理收費;抓緊制訂相應的減免稅優惠政策;明確政府在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社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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