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中國和達爾富爾

沙伯力、金健能

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Stephen Spielberg，港譯：史蒂芬‧史畢堡)撤回擔當北京奧運會顧問的決定很可能出於他的無知，而不是一個出於他個人的政治信念。斯皮爾伯格的世界是好萊塢明星的世界，連月來米‧亞法羅(Mia Farrow, 港譯：米亞花露)和其他明星一直在蘇丹問題上給他施壓，而這些大明星在蘇丹問題上的信息和理解完全來只自於美國的倡導團體。同樣，扭曲的信息遍佈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話題，圍繞著每一個話題都有活躍的遊說團體以及國會小組，這些話題比如有西藏，台灣和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國媒體總是以好萊塢「好人對壞人」的手法看待這樣的話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美國人，甚至包括很多高學歷的人，關於世界事務的知識水平很低，但卻自以為是。

舉例說，有多少美國人知道聯合國和歐洲聯盟的調查機構發現達爾富爾區存在人道主義的災難，但是沒有種族滅絕？這些委員會通過調查還認為違反人道主義的不僅僅是蘇丹政府和它所支持的賈賈威德民兵組織（janjawid militias），叛亂團體在達爾富爾也對農民、牧民和彼此犯下了違背人道主義的罪行。有多少人知道殘酷的、在位多年的、乍得統治者伊德裡斯‧代比總統(Idriss Deby)武裝了蘇丹主要的叛亂團體之一，「正義與平等運動」? 該組織最近為了維護這位總統和乍得的反叛組織交戰？有多少人知道有60％的蘇丹軍隊和警察是蘇丹黑人（非阿拉伯人）？而站在叛亂團體一邊的也有達爾富爾的阿拉伯群體，因為這些群體對控制喀士穆政府的河岸阿拉伯人有不滿？

大多數美國人所知道的就是美國政府宣稱的：蘇丹在進行著種族滅絕。然而同一個美國政府最近又否認他的盟友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種族滅絕。也是同一個美國政府在1994－1995年期間拒絕把盧旺達的大規模屠殺稱作種族滅絕。很少有美國人知道美國最近援助的埃塞俄比亞在索馬裡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可以說超過了達爾富爾。他們也不知道美國武裝的非洲盟軍干預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內戰，這些內戰導致剛果400萬人死亡，是達爾富爾死亡人數的20倍。

據報道斯皮爾伯格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見The Scotsman，2002年9月28日） 。從1991年至2003年，在戰爭打響之前，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的制裁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已經是達爾富爾的死亡人數的兩倍以上。斯皮爾伯格贊同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戰爭並不出奇。好萊塢顯要人物和他們所支持的民主黨領袖們最害怕的就是被美國保守派人士指責他們「不愛國」。作為一個猶太人，斯皮爾伯格長期關注和記錄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他也很怕美國自由派指控他與支持種族滅絕的人合謀。儘管所謂的蘇丹「種族滅絕」其實是內戰，美國仍然把它定性為種族滅絕，目的是為了加強推翻蘇丹的「伊斯蘭主義」政府的可能性。

對於斯皮爾伯格，中國政府的回應缺乏力度，只包括請求不要把奧運政治化並且強調中國已經在達爾富爾問題上和蘇丹交涉。中國的確在和蘇丹交涉，並已經產生一些結果，正如比利時學者Jonathan Holslag 在最新一期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雜誌)上所展示的。但中國政府還沒有對她的批評者們在具體的要點上還擊。比如，沒有明確指出達爾富爾問題並非種族滅絕；也沒有指出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同盟印度，法國，德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在經濟上，有些還在軍事上，和蘇丹政府都有來往。事實上。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蘇丹軍事情報局的首領有良好的工作關係，這名官員與達爾富爾戰爭有很深的干係。中國也沒有指出叛軍並不比蘇丹政府好多少。

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不多爭辯可能是由於她不干涉他國的內政的政策和她偏向於在檯面下的外交。中國政府還相信與對手增加經濟交往可以消減其敵對態度。這對美國大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崛起使她在美國政治精英眼中成為美國唯一潛在的「同行競爭者」。這些精英因此歡迎任何人以任何努力詆毀中國，特別是像斯皮爾伯格這樣的著名的自由派人士。

（更多信息，請看Jonathan Steele的「China's role not key in Darfur」[中國不是達爾富爾問題的關鍵]，堪培拉時報，2008年2月18日，http: //canberra.yourguide.com.au/news/opinion/opinion/chinas-role-not-key-in-darfur/1184666.html)

(英文原文、漢譯文來源：《中國左翼評論》第一期, http://chinaleftreview.org/index.php?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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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Sautman (沙伯力，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enneth King (金健能，愛丁堡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退休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and
Former Director,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組建百人隊 臥底企業建工會

陳捷 吳少敏 史功匯
南方都市報
2008年07月16日

對於一些拒建工會的消極企業, 不需要做過多協商。

以前為了GDP, 犧牲了員工的利益；現在為了工會, 不需要妥協投資者。

　——廣州市總工會主席 陳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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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記者陳捷　實習生吳少敏　通訊員史功匯) 警惕!世界500強企業也有至今沒建工會的「釘子戶」。廣州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表示,下月將組織一支 100人的工會組織員隊伍,「打入」企業內部發動工人參加工會,「不需要再把精力花在和企業主談判上,建工會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拒建企業不需過多協商」
據全國總工會調查資料,在穗的世界500強企業(含中國500強)共有464家,處於營業狀態的共有324家,已建立工會的有174家,8家正在籌建,組建工會率僅為54%。昨天,市總工會向各區總工會下達「死命令」:9月初,500強企業工會組建率要達90%。

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提出,市、區總工會在500強企業中建工會,應該有新思路。「首先,明確工人是建工會的主體；第二,上級工會組織也要牢牢把握領導權。這樣,對於一些拒建工會的消極企業,不需要做過多協商。」

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對於「釘子戶」企業,他和老總又吃飯又座談,「結果次次都口頭上答應,建工會卻拖了三年沒下文。」陳偉光表示,根據國家工會法,參加工會是工人意願,他們參加工會是無須徵得企業同意的。

下月聘組織員「滲透」企業
為了幫助企業工人參加工會,市總工會將組建一支100人的隊伍,深入企業內部瞭解情況,宣傳組建工會好處。陳偉光透露,該隊伍由市、區各級工會幹部組成,同時向社會招聘一批熱心工會工作的人員,預計8月起開始運作。

陳偉光說,對於企業還沒有工會的,組織員會指導他們直接參加街、鎮工會,假如同一企業加入工會人數達25人,上級工會組織就會協助他們在廠外掛牌成立獨立基層工會,同時企業要依法向這個工會撥交企業職工工資總額2%,作為工會費。

據悉,為保障工人權益、不被老闆「炒魷魚」,參加工會人員的名單絕對保密。市總工會還計劃近期在其網站上開通一套新系統,允許工人在網上報名參加工會。

建工會不會看GDP臉色
在昨天的會議上,陳偉光說,針對500強企業9月初建成工會的事情,中午有某領導打電話向他「求情」,「說一個企業總部就在廣州,如果要建工會就要搬出去。」他接著說:「成立工會不會以搞不搞總部經濟考慮。尤其是越秀區、天河區,要建工會就要不看GDP。」據悉,拒建工會的「釘子戶」在天河區有61家、在越秀區有54家,位於全市前列。

陳偉光說,消極抵制建立工會的「釘子戶」,總會在關鍵時刻使出殺手鑭,威脅領導稱「把總部撤出廣州」。「以前為了GDP,犧牲了員工的利益；現在為了工會,不需要妥協投資者。」企業無論留在廣州,還是搬遷至北京、上海、天津,都需要建立工會。「看你往哪跑!」陳偉光說:「企業想消極抵制工會的建立,惟一出路是放棄中國市場。」

工會不是擺設維權才是正道

南方都市報 社論
2008年4月17日

近日，深圳市總工會與7家律師事務所簽訂協議，將在一年內投入300多萬元向其購買法律服務，為工會會員維權。除此之外，總工會還可以派出律師，協同企業工會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有關人士表示，如此大規模向專業機構購買法律服務，在全國都屬首創，是工會借助社會力量維權的有益探索。

漸江義烏工會幾年前即直面工會維權無力的現實，提出要「借風借力借理」，通過成立職工維權中心，建立了所謂社會化維權模式。深圳市總工會此次投入資金，購買服務，主動為勞工維權助力加壓，思路雖不出工會既有格局之限，相比苦楚深重的勞工權益現狀，也難收一掃頹勢之效，但畢竟意欲有所作為。深諳現實之艱困，而向善不拒細流，當為深圳市總工會的舉動叫好。

既有的體制傳統，對工會只有政治認知而無社會認同。工會於是成為政治上諱莫如深的事物，囿於這種政治認知，工會組織長期懸置，當為而難為或不為，直等到勞資矛盾如鼎在沸，工會也只有欲罷不能。而工會當然不是擺設，明白人不是沒有，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說，市場經濟下罷工好比夫妻打架，與政治、宗教、文化等並無關係，對罷工太敏感，這是傳統體制的思想包袱。一語道盡工會弱勢的體制根源，雖語出遲遲，亦是工會領導不當擺設的真知灼見。

在勞工無權、工會弱勢的現狀之下，深圳的作為方顯進取。然而，就更全面的勞資關係改善、勞工權益保障來看，工會目前的作為又顯然不足以道。廣東商學院「珠三角工傷研究」項目小組曾對582名工傷人士進行過問卷調查，對「在遭遇工傷的困難關頭，您得到了誰的關心」的多選提問，回答統計結果是，朋友老鄉占78.4%，同事占58.1%，工會的比例只佔到令人觸目驚心的1.9%.這事實上表明，此前的工會運作已經完全脫離勞工利益現實。即使在遭遇工傷這種最為慘痛的權益受損時刻，來自工會的組織援助都極度匱乏，幾乎全賴勞工獨立支撐、私相救助。

面對如此現實，深圳市總工會出資300萬為工人維權，已不是賺一句浮淺表揚可堪滿足。恰恰相反，這是工會組織償還歷史債務的重新上路，更艱深的破局賦權之路仍在遠處。首先，工人的團結權、罷工權須予以確認。工人的團結權是公民自由結社權利的自然延伸。近年各級工會加大了組織覆蓋力度，在非公企業中開始推動建立工會，在外來農民工群體中，也開始叫響「有困難找工會」的口號。工人形式上的團結權受到了重視。正如深圳市總工會負責人所言，法律規範之下的罷工權利回歸，事實上將把勞資矛盾的解決納入法治有序的制度通道。

其次，工會的獨立地位須得到保障。目前來看，無論是工會的工資、經費、人事機制，都無法確保工會組織的獨立地位，也使其維權能力喪失殆盡。《工會法》的許多規定，幾乎不具有操作性，徒使法律權利成為紙上談兵。而工會的獨立地位得不到真正確認，只能淪為花瓶和擺設。

再次，政府勞動執法權力須盡職行使。行政權力缺乏監督，即使沒有貪腐惡化，瀆職失職同樣為害甚烈。勞工權益的長期缺失，與地方政府唯GDP政績為上，片面優待資方、放棄勞權有直接關係。勞動執法部門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懈怠不為，偏安一隅，才有勞工權益的持續惡化。如果不能有效制約行政權力，迫使部門積極作為，勞工權益的維護依然難以期待。可知當下諸端未解，深圳工會的維權創舉，雖有難得的擔當與振作，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