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訪談: 打開國門，放他們進來

吳銘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廣州報道

按：香港大學亞洲中心研究員甘陽近年在本報發表的一系列訪談曾在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本報記者近日再次就中國舉辦奧運會等問題專訪甘陽教授，下面發表的是訪談的部分內容。

偉大的轉折：「新世界主義」

吳銘：這次全球華人同步大集會的迸發，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甘陽：4.19全球華人在歐美各國高舉五星紅旗大集會是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點。4.19運動讓全世界看到新一代自強自立自信自由的中國人，他們高舉國旗的遊行是完全自發自願地組織起來，他們響徹全球的呼聲更是完全自由地從內心最深處發出。以80後這一代為主的4.19運動凝聚著中國人五千年文明的驕傲，百年抗擊帝國主義列強的決心，六十年憤發建國自強自立的底氣，以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人的自信和自由精神。

百年來的中國，有四個時刻最全民一致激動人心：第一個時刻是1919年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第二個時刻是1949年開國大典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第三個時刻是1976年打倒四人幫，全民歡慶迎來改革開放；第四個時刻就是2008年4·19運動全球華人怒吼「做人不要 CNN」！ 4.19運動的意義實際已經超出了五四運動，因為五四運動時候，中國社會和政治畢竟處於最糟糕的時候，4.19運動則是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發生的，其意義甚至已經超出了奧運會比賽本身。

吳銘：你說4.19運動是世界歷史的偉大轉折點，這怎麼講？

甘陽：因為4.19運動實際標誌著人類企盼已久的真正的「世界主義」的到來，這種「新世界主義」與以往「舊世界主義」的區別在於，以往的所謂世界主義實際上都是以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因此「舊世界主義」往往更多表現為西方的傲慢，尤其是西方輿論的傲慢與偏見，這種傲慢甚至使西方一些小政客與小記者都以為自己的偏見代表真理與事實。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迫切需要一種「新世界主義」，這種新世界主義的核心在於真正建立世界各國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因此「新世界主義」必然要以根本否定西方中心主義為出發點，沒有這一否定，就不可能有東西方世界真正的平等相處與互相尊重。

4.19運動最意味深長之處在於中國網民自發建立的「反CNN」網站，以及以「做人不要CNN」為代表的大量視頻製作。西方中心主義的基石是西方的輿論霸權，而「反CNN」網站以及「做人不要CNN」正是對西方輿論霸權的強烈挑戰。4.19運動實際標誌著，西方政客與媒體長期以世界道德法官自居的時代已經終結，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再也不能容忍那些信口雌黃指騾為馬的西方政客和媒體任意妖魔化非西方人民。

這種「新世界主義」首先由中國人開創推動是必然的，因為中國是最強大最獨立的非西方國家。4.19全球華人的吼聲告訴CNN等：你們的那些報道，「我－不－相－信！」

中國的「世界主義」對抗CNN的種族主義

吳銘：西方輿論幾乎都以指責的口氣把全球華人的這次運動稱為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你怎麼看？

甘陽：這是典型的顛倒黑白。因為這次圍繞奧運會的衝突中，恰恰是那些挑起事端的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代表最狹隘的西方民族主義，而且以CNN為代表的媒體竟然毫不掩飾地發洩其最惡劣的種族主義，這才真正讓人震驚。而中國人維護奧運火炬恰恰代表中國人的「世界主義」精神，因為中國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北京奧運，就是希望借此表達中國人民希望與世界各國和平友好往來的最美好願望。但這一充滿世界主義精神的美好願望竟然被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看作是發動反華運動的大好機會，西方那些公然號召利用奧運會讓中國出醜的瘋狂叫囂，讓中國人幾乎無法相信這個世界怎麼會這個樣子！尤其那些純潔的80後中國年青人，很多人最初的反應是痛哭，是心碎，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他們從前相信的西方媒體竟然會如何卑鄙，齷齪，下流，無恥，竟然會公然捏造事實。他們被深深地傷害了。全球華人自發的「祝福北京奧運」恰恰是要在全球堅持「新世界主義精神」，它反對的就是西方的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吳銘：有人認為4.19運動不利於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你怎麼看？

甘陽：這是大錯特錯。4，19運動恰恰大大有利於中國與西方的長遠關係，西方人歷來相信「鬥爭哲學」，如果你不鬥爭，就表明你理虧。如果連這點道理都還不明白，那才真正是弱智的表現。中國與西方的友好關係絕不可能靠中國一味忍讓來建立，而必須建立在該反對時必須反對，該鬥爭時必須鬥爭的基礎上。中國外交官中最受西方尊重的人之一是沙祖康大使，恰恰因為他一貫敢於針鋒相對，堅持鬥爭，他曾在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直接了當要美國人Shut up，反而贏得西方媒體讚揚。中國人必須瞭解，西方人最尊重敢於鬥爭的人。唯有堅持鬥爭，才能終結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才能建立中西方真正平等交往的基礎。

4.19運動對全世界都有深遠的教育意義，尤其是對西方人民和西方媒體的一次「再教育」運動。4.19運動將促使西方有良知的媒體重新反思檢討自己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它實際將迫使西方媒體今後對中國和非西方的報道採取更謹慎的態度。事實上4.19運動已經完全把海外藏獨聲音壓了下去，因為西方媒體不得不更多報道中國人的強烈反彈。我很高興看到紐約居民梁淑冰與中國公民李麗蘭委託當地律師狀告CNN和卡弗蒂，索賠13億美元。她們要求CNN必須賠償每個中國人一美元，美國聯邦法院已經接受此案。重要的不在於這個官司能否打贏，而在於中國人以後必然會不斷監督西方媒體和輿論，這樣的鬥爭會成為家常便飯，這將大大有利於「新世界主義」。

火炬傳遞不要怕出事

吳銘：對一些西方組織和媒體針對奧運火炬傳遞的種種動作，應該以怎樣的心態來面對？

甘陽：目前火炬在境外傳遞已經只剩最後幾站，而且基本在亞洲地區。我認為4.19運動的偉大聲勢實際已經有效地把海外藏獨壓下去了，在最後幾個亞洲地區火炬接力站，海外藏獨已經很難再形成氣候。例如在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很多，而且早已憋足了勁，惹事的人得掂量一下。海外藏獨是紙老虎，他們很多人根本不是藏族，而是西方人，沒見過什麼陣章，一見中國人來真格的就縮回去了。

在這樣的大形勢下，我認為中國駐外使館已經沒有必要太緊張，沒有必要為怕出事而要求所在國縮短火炬路程。最重要的心態是不要怕出事，毛主席常說「天塌不下來」，接下來火炬在國外傳遞的時候，不要怕火炬被那些鬧事的人搶走。即使被搶走，出醜的並不是中國人，而是那些以暴力破壞奧運的暴徒和他們的主子。搶走了他們怎麼辦？他們把它扔到河裡去，把它當柴火劈了？這會激起公憤的。一旦火炬被搶走，真正麻煩的是承辦國，這個國家必然會採取非常嚴厲的手段來制服鬧事者，否則這個國家怎麼交待？所以不妨給那些人充分表演的機會，表演的結果恰恰是對民眾最好的教育，這種教育比任何教育都有效。

總之火炬傳遞在海外出點事情並不要緊，實際總是壞事變好事。到目前為止，火炬傳遞出了點事的結果，實際反而比中國人期望的傳遞過程不出事效果更好，那就是讓全世界看到了反華必然引起全體中國人的強烈反彈，如果一切太平，反而沒有機會讓西方媒體知道中國人的真正心聲。出事的效果歷來很好。歷來國外有反華高潮，每次海外反華運動的結果都反而成了一次對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國留學生第一次大規模愛國主義運動就是1995年美國邀請台灣李登輝訪美，當時的結果是美國政界學界媒體和人民都大為吃驚地第一次發現，中國留學生與中國政府在事關中國統一的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

打開國門，讓他們進來

吳銘：5月3日以後火炬傳遞轉入中國境內，你覺得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甘陽：我個人建議打開國門，讓他們進來，讓那些反華的人進來，可以公開邀請那些歪曲報道中國的西方記者編輯來，包括可以讓那個什麼「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主席來，讓那個支持藏獨的電影演員來，讓他們去中國的地方中專院校去和中國人辯論。沒有必要讓他們去中國的名牌大學，中國的地方中專生和他們辯論就綽綽有餘了。他們很多人實際連西藏在中國的什麼方位都不知道，對中國56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更是完全無知，只不過他們在西方自說自話慣了，不知道他們自己多麼愚蠢無知罷了。中國的大學則可以由大學學生會公開邀請那個美國眾議員議長之流來辯論，讓她公開對中國人說說她那些反華議案，讓中國大學生們與他辯論，看看中國80後年青人與這些人辯論誰更有道理。包括其他組織，只要是非暴力的，都可以讓他們進來。中國政府可以作的很大氣，可以劃出地方讓這些人來中國表演，讓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去與他們理論，政府只需要派警察維持秩序就可以了。

自由與秩序

吳銘：不管怎樣，火炬開始在國內傳遞時，大家可以基本比較放心了吧？

甘陽：我現在反而比較擔心5月火炬傳遞轉入國內後的情況。正因為國內傳遞火炬不再有境外所遭遇的那種敵意破壞，火炬傳遞過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或許會變成國內民眾的參與熱情與沿途地方政府維持公共秩序的矛盾。從5月到8月這三個月的境內火炬傳遞過程，面臨的挑戰或許將不下於境外傳遞的過程，必須以最大努力讓中國民眾能夠自由自願地表達他們最強烈的愛國熱情，但如何更好地讓民眾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熱情而同時維持公共秩序，是一個包括需要改進很多傳統政府行為方式的重大課題。

比較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把與火炬傳遞有關的一切都完全納入官方活動的軌道，要盡可能留出足夠的空間讓中國的民眾能以不同的方式自由參與這三個月的火炬接力。這次海外留學生愛國運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都是自發自願地行動起來表達他們的心聲。國內傳遞的時候，政府也應該盡可能地讓群眾自發自願地參與。比較理想的做法是，在每個路過的地區，拿出一部分火炬手名額讓市民抽籤來獲得，這樣會讓民眾有更大的參與感。香港輿論這段時間就火炬手選拔問題有不少討論，不少人認為應該有更多的名額讓普通平民參與，所以特首曾蔭權就讓出了第一棒。

總之，非常關鍵的一點是不要讓普通民眾有被排斥感。中心原則是讓中國民眾能夠自發自願地最大程度參與，把正面的熱情變成正當性資源，避免現在所積累起來的愛國熱情被消耗掉。

吳銘：但這裡可能會有一個矛盾，就是各地政府怕出事，擔心出現安全失控問題，因此不得不加強控制。

甘陽：這裡實際關係到一個現代社會的政府管理方式的問題。現代社會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建立自由與秩序的平衡，要在維持公共秩序的前提下盡可能滿足民眾的自由自願參與要求。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現代挑戰。任何社會都有維持秩序的基本問題，但一個現代社會的社會控制不同於傳統社會，必須要讓公民有盡可能大的自由，同時政府又要承擔起維護公共秩序的責任。今天談政府轉型，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維護好公共秩序的同時讓公民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我以為舉辦奧運會恰恰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讓我們開始從這些方面改進許多傳統的政府行事方式。以前那種一切重大活動都主要由政府部門來安排的管理方式有必要改變，這種方式一到重大活動就影響政府日常運作，政府部門疲憊不堪，成本太大，動機很好但實際效果往往是民眾反而覺得有被排斥感，這樣的管理方式是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必須同時培養中國公民的自我管理意識和習慣，一方面必須讓中國公民能自由自願地表達自己最強烈的感情，同時更要培養公民自覺維護法律秩序的習慣。不要老是怕出事，人民表達出來的基本感情是愛國的，要相信絕大多數民眾是愛國的，人民的情緒和政府的希望是一致的。可以鼓勵企業和學校放半天假，讓大家自發參與火炬接力。讓民眾自發參與可以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避免那種一切按部就班的呆板。例如不用由政府去給每個人發一面國旗，讓學生和民眾自己自發自願準備國旗。4，19運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星紅旗從來沒有這樣在全球如此到處飄揚。這是中國民眾自發的。

吳銘：這次網絡上貼得最多的照片就是留學生們揮舞五星紅旗，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甘陽：這是發自內心的行為。這說明國旗這個政治符號已經成為中國人政治認同的一個要素。一個政治共同體必須有一些共同的政治符號，這些符號一定要民眾心中建立起來，這是政治正當性的重要方面。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最重要正當性基礎在於公民自發自願自由地表達維護這個共同體，4.19運動正見證了這一點。

達賴親筆公開信向漢族問好

王寧、廖國文紐約報道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http://www.singtao.ca/tor/2008-04-24/1209044049d980772.html


達賴喇嘛每次出訪，行程總是排得滿滿，這次接受本報訪問，本來也只有30分鐘的時間，不過，達賴喇嘛坐下來後，完全忘記了約定的時間，暢所欲言地回答記者的提問，結果整個訪問延長了30分鐘，就算結束前，達賴喇嘛還是欲罷不能，而且愈說愈起勁，顯然仍有不少話想要說，可惜的是，下一個拜訪者已等候多時，記者不得不離開，結果我們還未走出客廳，對方己被馬上引領進來。

整個訪問雖以英語進行，不過，當中達賴喇嘛多次以漢語來表達他對漢族的感情，如「民族兄弟」、「漢藏大團結」、「穩定、團結」等，引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主張，也是以漢語說出來。他還多番讚揚前中國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及胡耀邦等人，並讚賞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夠科學。

達賴喇嘛應本報要求，22日親筆寫下一封向漢族同胞問好的公開信，表達他對兄弟民族之間保持親密關係的良好意願。這封用藏語寫下的親筆信，不僅意義重大，陪同他一起出訪的官員也極為重視，達賴喇嘛駐美代表處西藏問題分析員貢噶扎西及紐約辦公室社區聯絡官才旺朋措，便分別以漢語及英語替記者翻譯，多番琢磨，務求準確無誤，還進一步向達賴喇嘛駐美代表扎西旺堆求證，兩人更先後抄寫一遍，由此可見，雖是短短數行的公開信，卻是達賴喇嘛首次倡導兄弟民族和諧的書面記錄，難怪備受重視。

對於今次達賴喇嘛接受華文媒體的個別採訪，也備受藏族媒體的重視，22日美國之音藏語台便向貢噶扎西瞭解了相關情況，貢噶扎西把達賴喇嘛與本報會面的情況作了匯報，並帶出達賴喇嘛向本報表達的、希望與漢族同胞團結和諧的信息。

根據記者經驗，達賴喇嘛的採訪活動，不管在中央公園，抑或在大學會堂，都要經過嚴格的安檢，每部攝影器都要檢查清楚，才能帶進會場，今次有機會單獨採訪達賴喇嘛，當然以為要經過更嚴格的安檢，事實上，達賴喇嘛下塌處，便有警員保安駐守，閒雜人等一概不能接近。雖然記者跟隨貢噶扎西入內，心想仍要經過重重安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全程沒遭人攔下，攜帶的攝影器材也不用「過關」，就這樣一直走到客廳採訪達賴喇嘛。後來才知道，原來貢噶扎西早在10天前已向保安單位通報，預先替記者安檢，而且，人是他們帶來的，才能避過嚴格的安檢程序。

達賴喇嘛籲漢藏民族和好，望分歧在內部解決並首次回應胡錦濤「三個停止」

王寧 廖國文
加拿大星島日報
2008年4月24日
http://www.singtao.ca/van/content_column_van.php?IndexID=980768

科爾蓋特(Colgate)大學獨家專訪

達賴喇嘛4月23日早上在紐約上州科爾蓋特(Colgate)大學接受了本報記者王寧與廖國文的獨家專訪。這是自「3．14」西藏拉薩動亂後，達賴喇嘛首次接受中文媒體的獨家專訪。

在一個多小時的專訪中，達賴喇嘛首次正式回應了胡錦濤有關談判大門敞開的講話，首次公開談他與藏青會關係。達賴強烈呼籲漢藏民族攜手和好，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

達賴23日在為星島日報讀者留言時，並未停留在客套禮節上，而是執筆沉思，寫下一段他從未向任何媒體發表過的話。

他用藏文寫道：對於所有漢族同胞表示問好。我們兄弟民族在緊緊保持兄弟情感下，任何問題以通過內部坦誠交談來解決，並經常保持相互密切的關系是很重要的。

達賴辦公室人員指出：達賴為我們寫的這段話對他們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動態。他們不僅認真抄錄了這段話，還與我們認真逐字討論將這段藏文譯成中文和英文。並在事後向達賴本人求證，力求絲毫無誤地理解留言的真正含意。

在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前，達賴喇嘛首先表示：「首先我很高興會見一家主要的中文報紙，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西藏人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在中國兄弟姐妹及西藏人中間找到答案。當然，外人能夠幫助我們，但最後解決方法還是要靠我們。全球華人兄弟姐妹對此問題的清晰理解是真正重要的。為此我很高興會見你們。」

達賴一向推崇和平及非暴力，但近來圍繞奧運聖火傳遞發生的暴力行為，顯示出有些人已經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說失去了達賴的控制。本報記者首先要求達賴就此作出解釋。

達賴表示，首先我不是世界的統治者。在藏人中間——你昨天也看到了我演講門口的抗議(指另一佛教宗派雄登信徒)，他們極力反對我。我在五一年到七十年代時也信奉過這個信仰，但後來發覺這是不對的，就不再信仰了。他們就這樣反對我。達賴指出雄登信徒在印度殺人，被列罪犯。他說，你看，也有反對我的人。在藏人社區，現在有些團體全面違背我的中間路線。

這是達賴喇嘛首次將抗議奧運聖火傳遞的人，同長期以來極力反對他的雄登信徒放在一起提出，以說明部分藏人並不聽他話。

記者表示胡錦濤最近發表了只要他做到「三個停止」，與達賴談判大門是敞開的講話。請他回應這個講話。

達賴喇嘛表示：從2002年到現在有6次圓桌會議，但無實質結果。他認為胡錦濤未准備好進行對話。對話不僅是見面，而是要相互聆聽對方意見，共同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達賴表示他全力支持胡錦濤的和諧社會主張，認為是非常重要，實在的理念。

達賴日前在密歇根會見了美國西藏問題特使，但沒有公布具體內容。達賴在專訪中透露，他向美國方面提出現在出現的這種危機，會使中國領導人更加注意到西藏真正的現狀。過去中國領導人認為西藏人是快樂的，現在他們會發現情況不是這樣。他認為這次危機可能使中國領導人會重新考慮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態度。如果那樣的話，所以現在美國可以進行幫助。如果這樣情況出現，達賴表示將全力支持中央政府解決西藏問題。

達賴表示美國特使向他告知中美間就此問題的幾次接觸，如在歐洲會見中國官員等。稱指美國特使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在採訪將結束時，達賴已經非常激動。他說：「政府指責我，我不在乎，但有幾百萬中國人，無辜的中國人真正感到達賴是個很壞的人，那樣我真的感到很悲傷。」

達賴喇嘛把民族團結的希望放在年青一代身上，希望年青一代藏人同漢族交流。他指出他去年在加拿大發現有一個當地的西藏青年人團體，同漢人青年團體組成了一個友誼組織。他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今後如有事件發生，雙方馬上可以展開對話。

專訪結束時，我們要求達賴喇嘛通過星島日報，用一句話向所有中國人表達他想說的話。他激動地用英中相雜的話說：「我們是兄弟民族，不要對我們感到憤怒，讓我們站在一起。所有的分歧我們都可以在內部解決。」

唉，說說我的感受吧，西藏

氈巴

2008年03月17日


雖然我並沒有經常在西藏，但是斷斷續續也因為工作原因住了好幾年，很多藏區都去過。我想先說一下，請xx的xx憤青們都先搞清楚，「藏獨」和「信奉達賴喇嘛」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情。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一提起達賴喇嘛，幾乎所有的人都罵聲不絕，把他作為藏獨勢力的頭頭，但是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 偉大的人。當80年代末，拉薩暴亂之後，政治局勢趨於穩定，西藏不會再出多大亂子，這時達賴喇嘛沒有必要一再讓步，因為很明顯，我國政府絕對不會放棄西藏地區的控制權，他的任何「高度自治」的訴求明顯不會被接受，他大可以保持著受害者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身份，在世界各地訪問講座，絲毫無損於他的名聲。 但是近年來，他連續多次嘗試和中央政府談判，希望能夠和平的解決西藏問題。就我個人認為，達賴喇嘛相當有誠意，為了自己的民族，一再的降低自己的底線，值得尊敬。


說到這裡，也許有兄弟就會罵了，「我們把西藏管得好好的，他算什麼，能有多大影響？」


他有多大影響？我舉個例子，05-06年中國各大藏區開展了焚燒珍稀動物毛皮的行動，並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自發的。為什麼？因為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法會上提到愈演愈烈的在藏裝上鑲嵌珍稀動物毛皮的行為，他表示很失望。結果，各藏區政府十幾年來屢禁不絕的珍稀動物毛皮走私活動銷聲匿跡，因為藏民都不穿了，燒掉了。有個青海的官員私下哀歎「我們嚴厲的法規和打擊行動，還頂不上達賴喇嘛一句話」。


以上是想說明，藏族的老百姓是多麼信奉達賴喇嘛，所以，他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


而另一方面，幾乎全民信奉達賴喇嘛的藏族，有多少支持藏獨呢？


我敢肯定的說，沒有多少。


19年前拉薩發生了暴動，那時候政治局勢並不穩定，大批對政府不滿的老百姓被煽動起來鬧事。而這次，我認識的所有在拉薩的藏族朋友，沒有一個贊成那些人的行為，經過19年的交融，大多數藏族漢族都深深地瞭解對方，很多藏族的朋友同事親人都是漢族，又怎麼會鬧得起來呢？誰不喜歡平靜的生活？只有極少數對社會不滿的人，才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惡毒的煽動。當然我這麼說可能還有人不信。不信，你自己去西藏轉一轉，交些藏族朋友，就什麼都能感覺到了。


那麼還有人會問了，為什麼每年都有人逃去印度那邊，難道他們不是想獨立麼？我告訴你，沒錯兒，確實每年有幾百人跑去印度的達蘭薩拉，那裡號稱小拉薩。但是，你們可以查一下，逃過去的人，是什麼人？有錢人？no no，幾乎都是窮人，僧侶，甚至有錢的僧侶都不會跑過去，為什麼？很簡單，好端端的日子放著不過，跑過去幹什麼？而據我所知，達蘭薩拉的日子也不好過，印度人對藏族相當排擠，認為他們搶了自己的飯碗，絕大部分過去的人也只能靠出賣勞力生活，去年還有國際報道稱，國際社會給與西藏流亡政府的援助，貌似有一半被噶廈的官員貪污掉了。


還有哥們問了，你說達賴喇嘛不提藏獨，怎麼有那麼多的「free Tibet」的小旗子飛來飛去？因為在中國之外，還生活著100萬藏族，相當一部分都沒有工作，甚至連英語都勉勉強強，他們對漢族抱著巨大的敵意。很多激進的團體甚至很早就提出了要進行恐怖活動。這種人，就是世界各地「藏獨」的主力，但是如果退一萬步講，真的「獨立」成功了，他們大多數人也不會放棄國外的生活回去的。虛偽，我個人這樣形容他們。


提到貪污，也不能不提我們偉大的黨治下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就全國範圍來說，沒有人比他們更貪了，看得我真是毛骨悚然。在內地也見過貪污的，還沒見過 這麼囂張這麼明目張膽的，現在基本全藏區所有的有利可圖的工程，你不塞個幾十萬是不行的，不論藏漢，貪得一個比一個厲害。我有幾個在林芝做工程的藏族朋友，前兩年想組建個工程隊把林芝八一地區的機場工程拿下，後來一問，別的不要提，先給塞200萬再談，當時就放棄了。還有我親眼見到拉薩一個廳長，有人求他辦事，拎了兩瓶人頭馬，結果人家還生氣了，氣得要死，說你拿這個算什麼，讓把酒放到引擎蓋上，給他的司機說，這種破玩意，你喝不喝？！很巧合，據說這幫碩鼠貪污中央給西藏的撥款，也是一半，呵呵，莫非是官場通例不成？


就這麼個自治區政府，幾乎各級官員都不做實事，整天吃喝玩樂，貪污受賄，中央一個都不管，為什麼？只要你政治穩定，貪破天我們都不管。結果呢？這幾年這幫子錢沒少貪，結果弄出這次的事情來。平時他們對於藏族的管理方法，只是一味的壓制，宗教方面更是壓得厲害，前年我去拉薩，聽說色拉寺僧人要修個廁所，結果還要宗教局的領導批准。一個離拉薩有一百多公里縣裡的寺院，在一個山腳下，要在門口的空地上修個廚房，還要給宗教局的人打報告，結果還沒被批准。 這些行為大多數都是「援藏」幹部所為。本土的幹部呢，更是樂得逍遙，有事兒發生更好，只要能鎮壓住，發生越多對他們越有利。西藏解放後的那些元老，大都退休了，賦閒在家，但是去年一聽說中央和達賴喇嘛特使談判，馬上跳腳的跳腳，鬧上吊的鬧上吊，有人還直接將中央說「達賴要是回來，我們馬上上山打游擊去！」為什麼？因為如果達賴喇嘛真的能和中央達成一致，回到中國，那這些元老的子孫利益者們肯定大受損失。可以說，最不希望西藏問題和平解決的，就是這幫盤踞在西藏的貪官們，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西藏問題懸而不決，時不時有些小麻煩，中央不管，他們樂得做自己的土皇帝。受苦的還是老百姓。這次的暴動中，那些藏族年輕人，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因素是要發洩被壓制已久的憤怒。我認識的一位政協委員朋友昨天私下說，這次事件多多少少能夠讓中央警覺，西藏的官員無能到什麼程度了。


而對於西藏的老百姓來說，他們肯定是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來，但是絕大多數人也不會為了什麼虛無縹緲的「藏獨」去行動。而且中央最好能夠在達賴喇嘛的有生之年解決西藏問題。根據藏傳佛教的規定，達賴喇嘛和班禪仁波切是互相認證的，即，一位圓寂了，另一位認證他的轉世，這樣互相認證。如果現在的達賴喇嘛去世了，那麼在中央控制下的班禪仁波切再認證個新的達賴喇嘛，藏族肯定不承認。也許更多的抱怨和反抗就會發生。


也許有的哥們說了，反抗有沒用，殺光了算了。是的，也許在你來看，中國的500萬藏族還不如你今天的晚餐重要，但是你想一下，當你是這500萬人中的一分子，你會有何感想？


對於今時今日的西藏，中央的政策是積極的，這也是愛藏人士和藏族所贊成的，然而在保存藏文化和發展藏區經濟方面，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


作為一個對藏族稍微瞭解一些的人，我只是胡亂說說自己的看法，並不準確，但是是我的心聲，西藏現在需要的，是健康的發展和對藏文化的保護，以及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罈子裡這些喊打喊殺的兄弟，如果你們有一個真正的藏族朋友，也許你們就不會說那些話了，如果大家真的關心西藏，請你們多多瞭解西藏的歷史和現狀，相信你們會愛上她的。


至於那些僅僅是用「西藏歷史問題」作為你們詆毀中國政府工具的所謂民主人士，你們還是哪兒涼快哪兒呆著去吧。

（文章來源：中國的一個網站上的論壇）

卡斯特羅 :- 中國的勝利

（第一部分）

菲德爾·‧卡斯特羅

如果缺少某些基本歷史知識，將無法理解我要涉及的命題。歐洲人很早以前就聽說了中國。1298年秋天，馬可·波羅向人們講述了那個他稱之為「契丹」的奇特國家的種種美妙事物。哥倫布，一個聰明和大膽的航海家，當時瞭解古希臘人所掌握的關於地球系圓形的知識。他個人的觀察使他與那些理論不謀而合。他想出了一個從歐洲向西航行以期到達遠東的計劃。他估計了航程，但他太樂觀了，實際距離要遠好幾倍。他沒有想到，在他的航線上，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出現了我們這塊大陸。麥哲倫本可以完成哥倫布設計的航行，但他在回到歐洲之前死去。用經營所獲取的香料的錢，他們償付了數條船肇始的遠征；只有一條船返回，預告著未來可能獲取的巨大利潤。

從那時起，世界開始加速變化。從奴隸制到封建農奴制，那些陳舊的剝削方式再次重演；古老的和新生的宗教信仰在全球傳播。

伴隨著技術發展和科學發現，今天的這個世界從文化與現實的融合中誕生了；如果對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缺乏瞭解，我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

西班牙、英國等歐洲殖民列強把國際貿易的優越性和缺陷一起強加給世界。

這些國家，尤其是英國，很快就控制了亞洲的西南部、南部、東南部，以及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靠武力向各處擴張它們的統治。殖民主義者就差制服中國——這個具有古老文化、豐富自然和人力資源的泱泱大國。

隨著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阿和中國南部的澳門建立起貿易基地，歐洲從16世紀起直接對中國貿易。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統治加快了與這個亞洲大國的交流。當時統治著中國的清朝政府曾試圖盡力限制這種於己不利的外貿活動。他們僅僅允許現在被稱作廣州的Canton港對外貿易。大不列顛以及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赤字纍纍，因為英國本土生產的商品以及來自新大陸的西班牙產品不是中國的必需品，因此中國方面的需求很低。這兩個國家已經開始向中國銷售鴉片。

大規模的鴉片貿易最初是由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推行的。英國人觀察到了鴉片貿易將近四倍的利潤。英國的鴉片出口從1730年的15噸提高到1773年的75噸，這些鴉片按70公斤一箱裝箱上船。英國人用賣鴉片的錢來買瓷器、絲綢、佐料和中國茶葉。歐洲用以獲取中國商品的貨幣不是黃金而是鴉片。

1830年春季，面對肆虐於中國大陸的鴉片貿易，道光皇帝命令清朝官員林則徐抵制蝗災似的鴉片。林則徐下令銷毀了兩萬箱鴉片。林則徐曾遞信給維多利亞女皇，請她尊重國際準則，禁止以毒品經商。

鴉片戰爭就是英國的回答。第一次鴉片戰爭從1839年到1842年持續了三年。有法國加入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又進行了四年，從1856年到1860年。人們也稱這兩次戰爭為英中戰爭。

聯合王國迫使中國簽署了不平等條約，開放了幾個外貿港口，並割讓了香港。

照著英國的樣子，另幾個國家也將不平等的外貿條件強加給中國。

這種屈辱促成了1850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1899年至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最後導致清王朝在1911年倒台。清王朝早已在中國大失人心，原因之一是它在外國強權面前的軟弱無力。

那時日本發生了什麼呢？

日本像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古老、勤勞，它對「西方文明」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在200年裡對外堅守閉關鎖國之策，內部統治的混亂是這種政策的原因之一。1854 年，以四艘炮艦先行探路，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裡率領一支海軍力量靠近日本，威脅轟炸面對現代技術裝備的美國軍艦毫無抵抗力的日本國民，逼迫該國將軍以天皇的名義在1854年3月31日簽署了神奈川條約。這樣，西方的資本主義商業和技術就被嫁接到了日本。當時，歐洲人還不瞭解日本人在這個領域裡的發展潛力。

由於害怕美國在對日貿易方面佔上風，沙俄帝國的代表步美國佬的後塵從遠東接踵而至；俄國後來在1867年10月18日把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大英帝國及其他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懷著同樣的目的疾步來到了日本。

在1862年美國對墨西哥的干涉中，佩裡佔據了該國的幾個地區。墨西哥在戰爭結束後失去了50%的領土，這些地區正是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土地，儘管當年征服者的主要目的不是燃料，而是黃金和領土擴張。

第一次中日戰爭於1894年8月1日正式開始。日本當時企圖霸佔朝鮮 —— 一個向中國進貢的臣屬國家。日本憑借發達的武器和技術在靠近漢城和平壤的地方數次打敗了中國。其後的幾次軍事勝利使日本得以打了中國領土的大門。

那年的11月，日本奪取了亞瑟港，即今天的旅順。在鴨綠江的入海口和威海衛海軍基地，在受到來自遼東半島的陸上突襲之後，日本的重炮摧毀了那個被侵略之國的艦隊。

清朝不得不請求停戰。1895年4月，宣佈停戰的馬關條約簽署了。中國被迫把台灣、遼東半島和釣魚島群島「永久」割讓給日本，償付戰爭賠款兩億兩白銀，開放四個港口。出於保護自己的利益，俄國、法國和德國強迫日本接受以讓中國再賠款三千萬兩白銀為代價歸還遼東半島。

在提及第二次中日戰爭之前，我應該插入1904年至1905年發生的一場具有雙重歷史重要性的戰事，它是不能不提及的。

在發動了第一次對華戰爭後，日本加入了西方陣營，把武力文化和瓜分世界的戰爭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大力發展日本海軍，直至狠狠打擊了沙俄帝國。當時俄國正處在一場列寧籌劃的不成熟的革命前夕，距那時十年前，列寧在明斯克締造了後來發動了十月革命的政黨。

1904年8月10日，日本突然向處於山東的俄國太平洋艦隊發起進攻，並將其摧毀。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進攻震驚，下令波羅地海艦隊向遠東轉移啟航。他們僱傭了運煤船隊及時給駛向遠方目的地的波羅地海艦隊運來了燃料。迫於外交壓力，有一次不得不在公海上進行燃料裝卸。

俄國人在進入了中國南部之後，駛向海參崴港，那是可供艦隊行動的唯一港口。有三條路線可以抵達那裡：最好的路線是從對馬海峽；另兩條路線都必須從日本的東邊駛過，不僅危險性更大，而且俄方軍艦和人員都會受到巨大挫傷。日本艦隊司令也想到了這一點。日本人為俄國人選擇的這條路線設計了自己的計劃，部署了戰艦的位置：只要日本艦隊做一個「U」形的轉彎，所有的日本艦船 —— 大多數為巡洋艦 —— 都能距敵艦6000米遠，把擁有大量裝甲艦的俄國艦隊置於日本巡洋艦的射程之內。須知，日本艦隊的人員在炮擊方面都受過嚴格訓練。在經過了長距離的航行之後，俄國的裝甲艦只能以8節的航速面對16節航速的日本戰艦。

那場名為「對馬海峽海戰」的軍事行動發生在1905年5月的27日至28日。沙俄帝國方面有11艘裝甲艦和8艘巡洋艦參戰。

長官是艦隊司令濟諾夫·羅傑斯特文斯基海軍中將。

沙俄方面的傷亡為:死4380人，傷5917人，21艘戰艦沉沒，7艘被虜，6艘報廢。

俄國艦隊的長官頭部被炮彈的殘片致傷。

日本帝國方面參戰的有：4艘裝甲艦，27艘巡洋艦。

長官是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大將。

傷亡為：死117人，傷583人，3艘魚雷艇沉沒。

波羅地海艦隊被摧毀了。拿破侖要是知道了，應該稱此戰役為海上的奧斯特利茲。

可想而知，這個慘痛的事實對俄國的傳統尊嚴和愛國主義精神造成了多麼深刻的傷害。

這場戰役之後，日本一躍而成為令人畏懼的海上強國，與大英帝國和德國並駕齊驅，同美國競相爭雄。

日本將炮艦政策作為未來的主要武器，致力於完成強化日本帝國海軍的任務。他們出錢請英國的一家造船廠為他們造了一艘特殊的巡洋艦，以便在日本的造船廠仿造。後來，他們建造了在裝甲和能量方面超過了同代人的裝甲艦。

當時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戰艦設計方面比得上1930年代的日本海軍工業。

所以，有一天，被美國通過其海軍准將佩裡帶上戰爭之路的日本，對它的老師和對手發動了可怕的進攻。

明天我再繼續。

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

2008年3月30日下午7點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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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加入了協約國。作為補償，德國在山東省的租界將於戰爭結束後歸還給中國。在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強加給敵對雙方的凡爾塞條約簽訂後，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卻被轉讓給了一個比中國更為強大的協約國——日本。

這個決定招致成千上萬名中國學生的抗議，他們於1919年5月4日聚集到天安門廣場。由此引發了中國第一次取得勝利的愛國主義運動。它被命名為「五四運動」。參加者不僅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工人和農民。

愛國主義的浪潮出現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並隨著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建立而得到了鞏固。他既是一名醫生，同時也是深受10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並與之有所聯繫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革命家。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列寧派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

共產主義運動決心重新統一中國。在它的締造者中，年輕的毛澤東赫然在歷。1923-1924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組成了反帝國主義統一陣線。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蔣介石掌權，他決定將中國南方、特別是上海地區置於其嚴密控制之下。

蔣介石對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好感，並於1927年在國民革命軍各部隊、工會和其他社會階層中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尤以上海為甚。同時瘋狂鎮壓國民黨內部的左派力量。

在對中國東北實行了5個月的軍事佔領之後，日本於1932年建立了「滿洲國」，這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5次圍剿，而後者在中國南方建立的根據地上日益強大起來。

毛澤東率領著那些在蔣介石1927年背叛革命的行動中倖免的戰士，在江蘇省和福建省山區的廣袤大地上建立起以意志堅定和組織過硬的共產黨員為堅強核心的抵抗力量，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面對著蔣介石的強大兵力，10萬大軍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於1934年開始了沿中部地區邊緣、以西北為目的地的長征，行程6000公里，在1年多的行軍過程中不斷作戰，這不僅是史無前例的壯舉，而且也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無可非議的領袖。在中國政治、經濟、自然、地理、社會和文化條件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應用使毛澤東成為中國解放事業中天才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家，在當今世界上，這個國家的份量已不可小覷。

中日戰爭始於1937年7 月7日。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事變，使戰爭一觸即發。一名日本士兵在其部隊駐紮於距北京城西16公里處的盧溝橋時失蹤。日軍將此怪罪於駐守在河對面的中國軍隊，誣陷其綁架了這名士兵，由此挑起了數小時的戰鬥。這是一起突如其來的事件。指控並不真實，但日本指揮官已經部署了進攻。東京方面以慣用的傲慢態度，對中國提出了令人無法接受的條件，並且派出了裝備最好的三支部隊。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日本軍隊就控制了從渤海灣到北京的東西走廊。

面對日本企圖將中國的自然資源據為己有、將5億多中國人置於奴役統治之下的野心計劃，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以民族團結為重的原則。日本竭力尋找生存空間。其行為是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集合體，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表現。

抗日統一陣線在1937年當年就迅速形成。國民黨也意識到危險的降臨。日本佔領了大多數沿海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傷亡數以百萬計。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並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美國為共產黨和國民黨提供了援助。眾所周知，它的參戰十分倉促。它要求中國政府批准一支志願者飛行員隊伍到中國參戰，由此建立了空軍「飛虎隊」。

羅斯福總統派遣李‧陳納德上尉為隊長，他當時已經退役，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十分欽佩中國共產黨戰士的紀律性、戰術和效率。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參戰。但日本並未將其精銳部隊調出中國，到戰爭結束時，中國仍有100萬日本駐軍。

杜魯門對日本平民動用了核武器。在他的扶植下，蔣介石成了美國的擁躉，他再次發動了反共內戰，但他手下毫無士氣的軍隊根本抵擋不住勢如破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當1949年10月戰爭結束時，美國支持下的國民黨軍隊逃往台灣，並在那裡建立了完全由美國扶植的反共政府。蔣介石在美國艦隊的保護下踏上了通往台灣之路。

難道中國是世界上一個黑暗的角落嗎？

在特洛依建立、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等人類智慧的偉大創造在希臘城邦中流傳之前，一種擁有百萬人口的文明已經在廣闊的黃河流域發展起來。

中國文化起源於公元前2000年的周朝。它特殊的文字以各種各樣代表著詞語或詞素的象形符號為基礎，對於那些不諳此道的人而言，是一種鮮為人知的現代語言。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語言神秘的魅力，對它的學習使中國孩子天生的聰慧得到了開發。

火藥、指南針等很多起源於中國的物品，還完全不為舊大陸所瞭解。假如當年的風向與哥倫布所遵循的路線截然相反，也許中國人早就發現了歐洲。

從2000年開始，在台灣執政的政黨所採取的新自由主義、親帝國主義的政策，甚至比國民黨歷來的政策還要糟糕。它堅決破壞中國共產黨一直倡導的一個中國的原則。這個棘手的問題很可能會帶來一場戰爭，其後果不可預料，就好似一把利劍懸在13億中國人的頭上。

3月23日，作為蔣介石政治基礎的老黨候選人的當選，對中國而言，無疑意味著一場政治和道德的勝利。一個統治台灣8年、幾乎做出新的不利舉動的政黨不再掌權。

據媒體報道，它僅僅獲得1730萬選民中的440萬張選票，其失敗顯而易見。

新任總統將於5月20日就職，他宣佈：「我們將與中國大陸簽署和平協議」。

電視媒體有報道稱：「馬英九主張建立一個與中國大陸的共同市場，後者已是其重要的貿易夥伴。」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一敏感問題表現得得體而謹慎。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的發言人表示：馬英九的勝利證明了「獨立在台灣民眾中是不得人心的。」

這個簡短的信息寓意深刻。

美國資深學者的作品對發生在中國西藏的現實進行了描述。

由堪薩斯州大學出版社的肯尼思‧康博伊所著的《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戰爭》一書，揭示了陰謀活動的骯髒用心。威廉‧利裡稱這部書 「對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最重要的秘密行動之一進行了出色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在整整兩個世紀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它們都認為西藏是中國的組成部分。1950年，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後，印度表明了這一態度。英國也採取了同樣的立場。美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還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甚至要求英國也這樣做。而到了戰後，卻把西藏當成了反共堡壘。

當中國在西藏推行土地改革時，上層社會的精英們不希望他們的財產和利益受到影響。這引發了1959年的武裝叛亂。根據前面提到的研究，發生在西藏的武裝叛亂，不同於危地馬拉、古巴和其他國家，前者在美國的秘密支持下蓄謀已久，而後者屬於緊急行動。

另一本以《菩薩的戰爭》為題的著作，為中央情報局進行了辯護，它的作者是邁克爾‧丹森。書中講述了該機構是如何把上百名西藏人帶到美國，指揮叛亂，為叛亂提供裝備，空降武器，訓練他們使用這些武器，並且像阿拉伯的游擊隊員一樣策馬揚鞭。此書由達賴喇嘛作序，他寫道：「雖然我深深地感覺到西藏人的鬥爭從長期角度看，只有依靠和平方式才能取得勝利，但我一直對這些自由戰士不可動搖的價值觀和信念感到十分欽佩。」

達賴喇嘛，被美國國會授予金質勳章，他讚賞喬治‧布什為自由、民主和人權所做出的努力。

達賴喇嘛將阿富汗戰爭稱為「解放」，將朝鮮戰爭稱為「半解放」，將越南戰爭稱為「失敗」。

我將互聯網上的資料，特別是Rebelion網站上的信息進行了簡要的總結。受空間和時間所限，我沒有將每本書中涉及準確原文的篇章收錄其中。

有些人患有厭惡中國症，這在很多西方人中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出於所受教育和文化的差異，他們習慣於以歧視的眼光看待來自於中國的一切。

當我還是孩童時，就有了「黃色危險」的說法。中國革命在當時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反華思想的實質原因在於種族主義。

為什麼帝國主義一直在極其固執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損害中國的國際聲望？

50年以前，是為了剝奪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成員的特權；之後，是為了捍衛引發天安門抗議事件的錯誤行徑，當時，作為帝國象徵的自由女神像被奉若神明，如今，這個帝國將一切自由權利拒之門外。

中國的法律是在表明並且採取了尊重55個少數民族權利和文化的基礎之上建立健全起來的。

反華運動好似一場號召大屠殺的進攻一般，企圖抹殺這個國家和人民作為下屆奧運會東道主所取得的各種功績。

古巴政府就與西藏相關的反華運動，發佈了一個支持中國的嚴正聲明。這一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中國尊重公民信教或不信教的權利。如今，在這個國家中，穆斯林教徒、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徒，以及幾十個少數民族的權利在憲法中都得到了保障。

在我們的共產黨中，宗教不是成為戰士的障礙。

我尊重信奉達賴喇嘛的權利，但我不會信奉達賴喇嘛。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

2008年3月31日，5-15點。

達賴喇嘛的新自治論

何包鋼 沙伯力²

近年來，達賴喇嘛試圖尋求談判途徑來解決西藏問題，他對自治的看法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並做出了許多根本上的讓步。達賴喇嘛如今的姿態與其在上世紀80年代直到最近所表現出來的立場已是大相逕庭。從最早開始達賴喇嘛的觀點就總是集中了很多人的想法，但如今大體上看來其他人的想法已經不再能影響他的行事手段了。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最近，達賴喇嘛一直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在2000年時曾說：「北京政府經常對我施加壓力，並且要我宣佈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是這不是事實，我不會作這樣一個錯誤的聲明。」 ³一直到最近，他仍然堅持西藏人和漢人沒有紐帶關係。1987年，達賴喇嘛表示：「西藏人和漢人是兩種迥異的人，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語言及生活方式。」 ⁴在1995年，他又說：「漢人和西藏人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我們說不同的語言、屬於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風俗；我們的宗教和文化，甚而我們的書面語言都是完全不同的。」 ⁵但是，正如我們將要闡述的，達賴喇嘛現在已不再將西藏排除於中國之外，也不拒絕藏族是中華民族一部分的可能性；至少他已表示，如果同中國政府的談判有所進展，他會願意承認這些說法。⁶

從八十年代末直到幾年前，西藏流亡政府堅持認為：若要達成和解，中國必須放棄對除外交事務及防禦之外的一切西藏事務控制權。 我們要闡述的是，達賴喇嘛通過降低對政治經濟權力的追求，轉而尋求宗教和文化上的更大控制力，⁷已經改變了他對西藏自治權的追求重點。即使在宗教和文化領域，他也願意承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理並保證保存我們西藏的文化，精神和環境」，⁸而不再要求由自己絕對控制。

達賴喇嘛的這一變化，同其特使與中國代表定期談判以尋求獲得更大自治權所展現出來的前景是分不開的。2002年7月，達賴喇嘛的兄弟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訪問了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為雙方的「談話」打好了基礎，而這一「談話」也直接有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政府要在布什總統2002年10月訪問中國之前，挫敗那些主張若在2002年7月5日之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一方還未能展開談話的情況下將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歐洲議會議員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企圖，並且這將減輕北京申辦奧運的壓力。⁹一些中國領導人也深信：任何西藏問題都能在達賴喇嘛在世時得到比較好的解決，而當時達賴喇嘛67歲。¹⁰

2002年至2004年，達賴喇嘛的特使對中國的造訪創造了一個會面、討論和推動問題解決的在規範意義上說是准制度式的機制。西藏流亡政府將該種聯繫視為「在一套長期的、持久的程序中製造氣氛」的方法和在規定時間中為消除分歧打好基礎的方式。¹¹流亡政府 「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認為：首先要互相問好；其次是「半遊覽、半談話」；第三是降低對中國一方的恐懼；第四是基於第三點再來解決問題；¹²最後要採用「實用性的方法而非情緒化的方法」。¹³ 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認為直接接觸成了穩定的「慣例」，流亡者不應該對雙方的意見分歧抱悲觀態度，因為這些分歧是可以通過更多的會談和意見交換來逐漸縮小的。¹⁴

雙方接觸的規則化，顯示了在西藏問題中的爭議焦點即給予達賴喇嘛方以新的自治權問題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表示：「我們不再認為中國是敵人，而是一個我們將要與之談判的另一方。他們也已要求我們做出相應的保證。」 ¹⁵由該陳述可以看出，達賴喇嘛曾試圖作出相應的保證，但結果卻遭到了西藏獨立支持者的長時間的激烈批評。¹⁶當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月訪問印度時，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對此表示歡迎，這是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對中國領導人的訪問表示支持。¹⁷當被問及是否需要伯尼爾仲裁調解時，他說：「我們不認為有這個必要，因為只有發生了國際性的爭端才需要它們，而我們既然承認中國主權那麼這就是內部爭端，應當由我們雙方自行解決。」在之後的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40週年的儀式上，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注意到：「中國政府並沒有指責達賴喇嘛，並且陳詞也比以往溫和了很多。」 ¹⁸

達賴喇嘛並沒有表明為什麼要採取新的舉動，不過似乎是因為中國沒有像中國大陸流亡人士在上世紀90年代所推測的那樣像蘇聯那樣發生政權變更和瓦解，反而在近十年來上升為一股重要的力量，這一現象大大限制了逃亡者對其支持者們的說服力。¹⁹達賴喇嘛似乎與東西方學者達成了共識：「分離主義者沒有足夠的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要求獨立或真正的自治，除非中國發生根本性的傾覆。」 ²⁰ 達賴喇嘛清楚在其有生之年內這場談判的勝算機率還是很高的，他當然也意欲再一次回去朝覲藏傳佛教聖地西藏。²¹ 中央政府領導們也意識到這個雙贏的局面：如果他們與達賴和解贏了，這可以保證西藏屬民都受制於該和解條款；即使談判後沒有達成和解，仍是有利可圖，因為在談判過程中，中央政府將會表現出良好的誠信。同時，中央政府對西藏問題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現在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曾經在1988-1992(拉薩動盪的時期)出任西藏的黨委書記（最高級官員）。在下文中，我們將考察達賴喇嘛新舉動發生的背景，略述新近的發展，並探討在自治權問題對話上遇到的主要障礙，並提出消除這些障礙的方法建議。

形勢起變化

80年代末，十四世達賴喇嘛曾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可以負責西藏的對外事務，而西藏則由其自己的自由民主的憲法來治理。 十年後，他表示出了對中國政府沒有積極回應該建議—採用鄧小平所建議的即除西藏完全獨立之外的一切問題都能商談--感到十分失望。²²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現任總統布什都敦促過中國政府同達賴喇嘛進行談話，在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西藏政策法案》也做出同樣的指示。 2002年，歐盟外部事務委員會委員彭定康及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呼籲中國與達賴喇嘛開始對話。²³同年，歐洲議會代表團向中國提出相同建議，但中國政府領導人告訴他們，他們沒有準備與西藏領導進行談話。²⁴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所說：「我們必須堅決反對達賴派系和其他反華勢力，努力開創西藏團結、穩定的新局面，堅定地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定。」 ²⁵

上世紀80年代未和九十年代，蘇聯解體給達賴喇嘛帶來了一線希望。1989年，他甚至不接受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拒絕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藏傳佛教第二高僧——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葬禮。同年，他贏取了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無約束力的決議聲明「西藏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並敦促美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

21世紀降臨，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和印度媒體觀察員們報道表示：政治領袖以及更廣泛的人群對「自由西藏運動」的支持顯著降低。²⁶現在看起來，流亡西藏領導人希望中國瓦解並不太可能。相反，中國現已成為一股不斷增強的地區力量和世界製造業加工中心，並成為東亞整合的催化劑。同時，在西藏支持獨立的聲音已經減弱，流亡西藏領導人和外國支持者都承認在西藏的確沒有明顯的反對活動。²⁷由中國政府對西藏的財政補貼所孵育出來的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分離出去而成為民族分裂主義者，而更傾向於尋求穩定; 他們與中國一起被認為是西藏的利益和繁榮的最佳保證人。²⁸

作為一股日益增長的力量, 中國在維持已被確認的領土邊界問題上，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克林頓公開支持西藏流亡，卻在入主白宮後改變了對西藏的政策。2000年,喬治‧布什聲稱如果大陸攻打台灣，美國會保護台灣。但2003至2004年期間，他卻反對陳水扁的以全民公決來決定台灣歸屬的建議而且也不提供流亡西藏以實際支持。2004年美國總統競選，民主黨候選約翰‧克里甚至認可中國對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提議。2000年歐洲議會的一項決議表示，如果北京在以後3年內仍拒絕與達賴喇嘛舉行談話，歐盟就要為西藏委任一名特別代表，及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為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機構。在三年期限即將截止前的一個月，與流往西藏有長久聯繫的丹麥國政府首相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與達賴喇嘛會面後，說他不認為歐盟或丹麥有需要進行新的行動。²⁹於2003年10月舉行的第六次歐盟——中國峰會上，西藏甚而未被提及。歐盟只考慮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以及要求中國政府符合四個人權條件等問題，但其中並未涉及西藏問題。³⁰

達賴喇嘛政府的兩個主要傳統盟友改變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自1906年以來就強調在中國西藏的「宗主權」地位的英國，試圖將西藏變為在印度和中國之間起緩衝作用的中立國，而現在也承認中國享有對西藏的主權。³¹繼承了英國「宗主權」觀念的印度政府，其總理瓦傑帕伊在2003年訪問中國期間表示西藏自治區是中國的一部分。³²作為一種外交答謝，中國也認可了錫金是印度的一部分。儘管印度官員提出他們的聲明並不代表對西藏的政策會起變化，³³但是這宣言證明了他們對西藏流放組織的失望。最大的流放組織西藏青年議會說：「瓦傑帕伊對聲明的簽署等於毀滅西藏。」 ³⁴在瓦傑帕伊訪問之後，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表示：「事實上，西藏是中國的自治區。」 ³⁵原先預期在西藏問題上將對中國持敵對態度的瓦傑帕伊右翼政權卻肯定了中國主權，這很可能是使得西藏青年議會會長推測西藏自由還需要五百或一千年時間，³⁶ 和引起流放組織領袖比以往更積極地回應中國政府提出的談判條件——達賴喇嘛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據報道，在達賴2003年11月達賴訪問梵蒂岡期間，曾表示：「我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³⁷

達賴喇嘛到七十歲時，時有不適。2002年，他確實被認為是處於危險中，他的轉世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來。2000年，他在接受一位台灣記者的採訪時就已經表示，建立於轉世制度之上的西藏神權政治應當被拋棄，如果他回到中國也不會再參與政治。³⁸他在一次對台灣立法院的演說中, 再次表達了要結束這一制度的想法。³⁹許多流亡人員把這一選擇視為是對西藏傳統的放棄而表示反對。其實，達賴喇嘛最主要是想要表達不在中國境內轉世的意圖。⁴⁰

如果達賴喇嘛死在中國之外, 就可能會有兩個十五世達賴喇嘛出現，一個在中國之外，另一個在中國國內挑選並得到中國當局的肯定。這樣的結果將削弱十五世達賴喇嘛的權力，破壞西藏傳統，並且將增加流亡西藏、中國和轉世靈童所在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因此西藏流亡政府現在也許更希望達賴喇嘛的死亡和轉世都在中國領土之內發生。在外流亡的第二位最主要的藏傳佛教領袖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Gyalwang Karmapa）表示：「如果達賴喇嘛選擇在中國境內轉世，這並不奇怪。」 ⁴¹許多西藏人希望達賴喇嘛死在西藏，因為如果他死在國外，他的「頭」 和「身體」將會分離。 這也是為什麼達賴喇嘛給中國施加壓力以加速對話進程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以上這些情況，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指出，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有三個互不排斥的選擇：1)繼續爭取國際支持以維持現狀；2)鼓勵甚至組織西藏境內的暴力活動以升級衝突；3) 向中國政府傳達這樣一種信號：為保存西藏家園，達賴喇嘛正準備減少他的政治要求。⁴²現有證據表明達賴喇嘛選擇了第三個，並做出了重大讓步。

達賴喇嘛的讓步

自治權的新想法

1987年，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提出了五點和平計劃。1988年在歐洲議會上的斯特拉斯堡提案中，拋出了他在自治權問題上的最初定位，根據該提案，中國可保留西藏的對外政策的控制權，而西藏則在其自己的憲法或基本法之下實現自治。 西藏政府將包括一個經直選產生的最高領導人，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和獨立的司法系統。⁴³她還享有保護和發展宗教事務的特殊職能。⁴⁴提案中提及的直選最高領導人及獨立的司法制度都同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有著根本性的衝突，這意味著將結束中共的領導。就中國現有的政治系統來看，中國政府不會接受這類建議。⁴⁵

1992年，達賴喇嘛要求中國領導人允許西藏，內蒙古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在世界新秩序中成為自由和平等的夥伴」。⁴⁶然而近年來，達賴喇嘛強調文化自治權，而置冷政治自治權，並且表達了對中國憲制框架的尊重。⁴⁷ 1999年，西藏流亡人員之間的一次內部討論，涉及了權力分享機制的問題。⁴⁸有人建議西藏流亡政府應當認可西藏自治區領導層的現狀及中央政府在過渡階段中的角色。一方面，共產黨中央有權任命西藏的黨委書記；另一方面，西藏也有權選舉她的行政領導人。有人甚至認為，如果中央需要享有對地方領導人的解除權，只要能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西藏流亡政府也會同意延期10年直選領導人。 ⁴⁹

在2005年的一次訪問中，達賴喇嘛改變了他在西藏與中國關係和西藏統治前景上的看法。他認為，西藏人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人，因為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西藏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一部分。他還肯定了西藏憑借此身份獲的了眾多利益。而他原先認為，西藏也許可以在未來憑借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受益，但目前並不是這樣，因為中國剝削西藏，所以應該是中國受惠於西藏，而不是西藏受惠於中國。

另外據報導，一名西藏流亡政府官員表示，達賴喇嘛現在只想要獲得宗教和文化上的自治權，而非政治、經濟和外交權。⁵⁰這一立場是從西藏流亡政府一名叫修布騰桑普（Thubten Samphel）的發言人在2004年的一次聲明中透露出來的。他說西藏人「應當被容許享有精神及文化上的自治權，以及一定的政治空間。」 ⁵¹在有關宗教和文化自治問題上，據報導達賴喇嘛已經在考慮下述事項：享有在拉薩布達拉宮的常年居住權；享有進出中國及所有西藏地區的通行權；享有對宗教文本的出版及編輯的完全控制權；享有任命寺院住持和監督重要喇嘛轉世靈童選擇的權利。⁵²這些要求跟以往主張西藏必須獲得一個自由的政體相去甚遠。達賴喇嘛現在只談及在中國的憲制框架下擴大自治權以及有必要在這一體制下來促進西藏的經濟發展。⁵³

自治西藏的邊界

1998年達賴喇嘛自治權提案當中最敏感的一部分是關於西藏邊界的劃分，他認為：西藏應當擁有整個西藏高原，包括諸如烏昌（U-Tsang）、西康（Kham）和阿莫多（Amdo）等傳統藏區，占中國疆土四分之一之多。除西藏自治區以外，「大西藏」將包括青海省大部和甘肅、四川、雲南的部分地區。整個地區居住的漢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共佔到53%，大西藏將成為一個自治的民主的政治實體。⁵⁴

50年代之前, 雖然西藏的邊界和政治地位並非由現代標準所確定，⁵⁵但「大西藏」是現代西藏民族主義的核心。1951年與中國政府談判後雙方達成《和平解放西藏17條》，就是在這次會談中，達賴喇嘛的代表曾要求：「必須將那些以前被滿清政府、國民黨政府和現政府佔領的地區全部歸還給西藏。」 ⁵⁶自1959年以來，西藏民族主義者一直在尋求創造一個泛西藏人的概念，以之來加強與中國領導人的對抗，而現在的西藏被限制在曾經由達賴喇嘛所統治的西藏自治區。到1996年，達賴喇嘛承認了西藏高原東部的許多地區不在拉薩統治之下，並表達了對保護文化的興趣，而非對該地區的政治控制。⁵⁷ 2003年以前，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堅持 「西藏人居住著得的整個西藏都應當享有真正的自治」。⁵⁸達賴喇嘛也不再使用含有消除地域邊界之意而試圖要將所有藏族人聚居地區囊括其中的大西藏這個概念，而是側重理解為對西藏文化圈內的文化保護。⁵⁹他避開強調政治邊界，⁶⁰還表示「我所關心的是文化、精神和環境」 ⁶¹，似乎接受了在中國憲制框架下不存在邊界問題的這一看法。

在一個以西藏自治權為主題的論壇上，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儀（Ezra Vogel）問到，中國是否會接受重新給西藏邊界，而將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西藏人聚居地囊括進來時，美國華裔政治學家鄭世平回答：「我認為重劃邊界是不可能的，這只會浪費時間。」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主席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強調：「我們應該多角度地來看這個問題，讓我們將重點放在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問題之上。對中國人來說，「大西藏」這個想法過於險惡，但基於有利於藏族人民生存與發展之上就顯得可以接受了。」 ⁶²中國政府強硬地認為「大西藏」概念沒有歷史根源，是完全不可行的。⁶³同時，又有另一種看法主張設立「五省區」（含五個省和自治區），以此越過西藏地區而執行相同的政策。⁶⁴ 保證對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族人享有與其內的藏族人一樣的社會及文化條件也許是一個能順應全體藏族人需求的適當做法。例如，過去25年來，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無須繳納農業和畜牧收益的地方稅。2004年，四川省免除自治區少數民族(主要是西藏人)繳納同種稅。⁶⁵同樣, 西藏自治區內的西藏人也應當享有其它地區的西藏人的同等權利； 例如，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相片的權利。

中國的撤軍

達賴喇嘛在1988年提起的自治權提案中要求中國撤軍，以此保證西藏全境的和平。只有撤軍，真正和平談判才能開始。⁶⁶在召開和平會議和西藏實現非軍事化、中立化之前，中國仍有權力以防禦為目的而維持在西藏的有限軍事裝備。

2003年，達賴喇嘛表明應該減少駐西藏各城市地區的武裝警察數量，這暗示著他對中國軍隊部署的接受。⁶⁷地區和平觀念廣泛存於西藏流亡領導人和「西藏支持者」的意識中。⁶⁸然而，達賴喇嘛卻不再要求中國完全撤軍,他亦不堅持將撤軍作為一個談判的前提條件。

香港的自治模式

達賴喇嘛要求在西藏實行與香港同樣的「一國兩制」政策，⁶⁹許多國際觀察家也認為這是一條適合解決西藏問題的道路。⁷⁰在該制度下，中國政府只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和防禦事務, 而西藏則可自由地對其它事務進行決策、管理。然而，如果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政策，達賴喇嘛也一定意識到了它的政治含意。在這一制度建構下，中國中央政府享有包括駐軍，所有高級官員的任命權，以及通過嚴格控制立法而實現行政控制權的國家權力。這一結構與達賴喇嘛在其最初的自治提案中要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式的自治系統截然不同。但是，達賴喇嘛似乎鍾情於香港享有的控制中國大陸來港人口的能力。儘管它不能完全阻止漢人遷入西藏地區，但採用香港模型可以減緩這一進程。然後西藏即可在文化領域和宗教領域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從而致力於對西藏文化和宗教的保存。

四次訪問

1978年末，達賴喇嘛建立了與中央領導層的直接接觸關係。雖然這些接觸在1993年就終止了，但達賴喇嘛仍通過私人和准官員繼續與中央領導層接觸。2002年1月，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國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境外會面。這為由達賴喇嘛特使洛第嘉日（Lodi Gyari）和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及他們的特別助理索南達波（Sonam Dagpo）和布瓊次仁（Bhuchung Tsering）組成的流亡西藏四人代表團於2002年9月訪問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薩鋪平了道路。在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起變化後不久的2003年5月至6月，同樣的代表團又參觀了江蘇、浙江和雲南三省。⁷¹在他們2004年9月的第3次訪問時，他們會見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中央統戰部民族宗教局局長常榮軍及其它北京官員。第四次會談於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瑞士伯爾尼的中國大使館內進行，在該次會談中他們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統戰部的一些官員談論了有關西藏自治的問題。

四次訪問給流亡西藏與中國政府重建聯繫，解釋達賴喇嘛態度和同中國新領導人及負責西藏政策的官員廣泛地交換意見創造了機會。這四次接觸也帶來了積極的效果。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下令，在海外的流亡組織官員不可組織抗議活動來對抗參觀西方國家的中國領導人；它又要求西藏支持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在1999年3月10日紀念1959年拉薩解放時不得進行具有相當侵略性的行動，同時又要求在印度的支持西藏獨立的活躍份子不要在紀念活動期間組織遊行或喊反對北京的口號。⁷² 1984年，流亡西藏官員訪問中國期間，他們碰到了抱怨文化大革命及向他們訴苦的幹部。但新近的代表團對那些因中國迅速發展而顯自信的官員印象深刻，而他們自己也被中國的發展所征服，因此加強了這樣的一種信念即西藏留在中國的境況應該優於獨立。正如達賴喇嘛所說的，「對西藏的最佳保證」就是要「留在中國」，並且要「多團結、多合作以追求我們最佳的利益。」 ⁷³ 2003年，西藏流亡組織的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談到怎樣加強中國與西藏的聯繫時，洛地嘉日（Lodi Gyari）與專家們協商達賴喇嘛應否訪問中國的問題。⁷⁴

中國方面，西藏自治區領導人認為第一次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北京方面則承認第二次訪問存在雙方「官方」接觸的性質，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存在及需要解決該問題予以了承認。⁷⁵那些激烈的批評達賴喇嘛為「分裂主義分子」的聲音減少了，他在創造一個建設性環境的正面努力上也被明確認可了。 2003年，有西藏自治區官員告訴外國記者：如果達賴喇嘛以中國公民的身份訪問並認可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歡迎他訪問西藏。⁷⁶在伯爾尼舉行的第四次會談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朱維群承認直接接觸已經成為「慣例」，他還強調中國國家領導人極為重視與教皇和達賴喇嘛的聯繫。

這四次訪問的目的在於通過消除誤會及不信任來建立信心，但缺乏真誠和互信的情況依然存在。此外，在自治權的問題上雙方有根本上的分歧。的確，西藏流亡組織代表團表示：「在許多問題上還有著很大的分歧，包括有一些是根本上的。雙方都承認為了縮小分歧和取得共識還需要更多的實質性的談話。我們強調雙方都需要靈活的、有遠見的和富有想像力來處理這些問題。」 ⁷⁷

缺乏實質性會談的原因

儘管有四次訪問，但尚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幾個：首先，中國的一些強硬派堅信，達賴喇嘛的死亡將會沉重打擊西藏獨立運動，不斷移民也將會促使藏族地區成為一個多民族雜居的社區從而削弱獨立運動賴所以存在的藏人基礎。他們甚至傾向於達賴喇嘛死在中國境外，因為類似於第十七世噶瑪巴（Karmapa）的轉世任命的情況，這可能製造宗教分歧。⁷⁸大部份西藏流亡者都承認達賴喇嘛的去世將會使西藏獨立事業嚴重受挫。西藏流亡議會的一名贊成西藏獨立的議員指出：「只要他仍活著，他會是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當他過世五十年後，西藏人將得不到任何能鼓舞他們為獨立而奮鬥的動力，而且西藏問題也將不復存在。」 ⁷⁹但也有其他反對觀點認為達賴喇嘛的死並不意味著西藏問題的結束。

其次, 對北京來說，西藏已經享有自治。在2002及2003年間訪問中國時，首席代表洛地嘉日（Lodi Gyari）面臨著中國方面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極力反對1988年自治權提案的嚴峻問題。很多中國官員告訴他，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健全的自治系統，這暗示著中國並不需要達賴喇嘛的提案。洛地嘉日（Lodi Gyari）希望中國能夠修正他們對自治的看法，將它看成是一個可以用以實現人民不可剝奪權利如政府官員選舉權等權利內在價值，而不是將它看成是一個用以實現國家統一和社會控制的工具。⁸⁰

第三，中共擔心如果達賴喇嘛返回西藏，他們將會失去控制權。一個中國高級官員表示：「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將引起巨大動盪，我們將不能控制西藏。」 ⁸¹據報導，西藏自治區官員害怕如果達賴喇嘛回到拉薩布達拉宮，「他將毫無疑問地成為一切權力的來源，任何政教分離的理論劃分都將不可能維持，而且中共也將會失去它在西藏的影響力。」 ⁸²雖然，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藏族共產黨員都會回西藏拜謁他們的宗教領袖」，⁸³但在西藏的藏族官員與漢族官員在對達賴喇嘛回國這一問題上至少也會達成某些共識。當西藏自治區宗教事務局局長吐博丹（Thubten）被問及達賴喇嘛是否會回來時說：「他現在身陷泥澇太深以至於不能和他過去所做的一切脫離干係。」 ⁸⁴西藏自治區官員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說：「不管他說什麼……他的本性——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是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現在來談論達賴喇嘛的回國問題為時尚早。」 ⁸⁵

部分藏族高級官員表達了他們對在外流亡者指責他們是「漢人合作者」的抗議。⁸⁶他們拿他們為實現西藏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同流亡者推行神權政治和在促進西藏發展上的失敗相提並論，但是也有些高級官員將那些在達賴喇嘛身邊的極力主張分裂的⁸⁷和不完全排斥妥協的人分而視之。覺巴普托尚（Jampa Phuntsog）曾表示：「我們十分歡迎包括達賴喇嘛的特使在內的藏族愛國者回來。談判是十分有利的，它能使我們理解達賴喇嘛的真實想法，而這一想法便是成功的基礎。」若正如有些流亡者所言存在「文化滅絕」，殖民主義等情形的話，等到西藏問題解決後，在藏官員將樂於與他們共同來尋求解決的方法。⁸⁸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如果達賴喇嘛持中國護照回國，而且電視台進行報道，這將大大增進中央政府同藏族官員的和諧。

第四個造成沒有突破性進展的關鍵原因是北京方面認為達賴喇嘛未能滿足他們提出的前提條件。1998年，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如果要開始對話，達賴喇嘛必須「公開聲明並承諾，西藏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一個省」。⁸⁹溫家寶總理又在2003年重申了該立場並表示了對達賴喇嘛未能滿足這一前提條件，沒有真正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活動的「遺憾」。⁹⁰如今，中國政府發言人繼續主張該前提條件，表明他們相信達賴喇嘛實際上並未放棄開展獨立和分離主義行動。⁹¹

許多流亡官員也拒絕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99他們給出了為什麼不承認的理由。首先，達賴喇嘛已經宣佈他不會再尋求獨立；其次，達賴喇嘛的公開聲明應該與中國准予西藏獲得真正自治的承諾相聯繫，但流放官員說，即使達賴喇嘛發出如此聲明，中國的領導人也不會這樣做。第三，西藏有它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這對西藏爭取更大的自治權有一定的議價力，而公開發出那聲明會剝弱這種能力；第四，西藏人想要的是獨立，不是自治。那個公開聲明意味著放棄獨立這一目標，而這是永遠不可以放棄的。⁹²

也有其他立場主張：以前西藏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現在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達賴喇嘛現在在表面上所站的立場。因而，西藏流亡政府表明，達賴喇嘛已「承認了西藏的實際地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西藏的問題並未解決。」 ⁹³當被問及是否準備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達賴喇嘛回答到：「話不能這樣說。 自1950-51年以來，考慮在西藏設立自治區，在十七點協議簽署之後，西藏便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在這之前, 那就由歷史決定了。」 ⁹⁴

達賴喇嘛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聲明並未讓中國政府完全滿意，原因是他並沒有用「不可分割」這樣的字眼。北京方面並不認為達賴喇嘛符合了他們的前提條件，⁹⁵因為他並未否定其在1991年時所說的「西藏在被中國佔領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現在處於流亡……現在北京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是毫無理由的。」 ⁹⁶回應中國提出的如果達賴喇嘛成為中國公民並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達賴喇嘛便可返回西藏的這一建議，西藏流亡政府資訊和國際關係秘書索南達波（Sonam Dagpo）說，該前提條件的後者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在中國強佔西藏之前，它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⁹⁷然而，中國和西藏流放者或許可以對在1951年之前西藏是否是個獨立國家這一問題避而不談，正如英國和中國最後怎樣處理作為英國統治香港基礎原則的「三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性那樣。⁹⁸ 無論如何，達賴喇嘛在2005年的一次聲明中指出西藏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歷史一部分，否認了其一直堅持的西藏歷來是獨立的這一觀點；而中國政府卻不需要達賴喇嘛肯定西藏歷來是中國的一部分。 ⁹⁹

西藏流亡政府只引述了達賴喇嘛在台灣問題上的聲明，即「與他無關」和「主要要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的觀點。¹⁰⁰對北京方面來說，西藏和台灣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北京堅持要求達賴喇嘛承認這兩者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⁰¹對達賴喇嘛來說，如果他迫於政治壓力而公然反對台灣獨立那麼他的道德形象將會受到損害。而且，台獨勢力跟達賴喇嘛的目標是一致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會傷害陳水扁總統上台以來所增強的雙方盟友關係。

但是，據報導達賴喇嘛在1998年時說：「台灣的未來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制度框架下談論……我的立場是：我不支持或鼓勵台灣獨立運動。」 ¹⁰²這一表態給談判出現突破性進展提供了契機。當時克桑加贊（Kelsang Gyaltsen）斷言：「達賴喇嘛從來沒有懷疑過『一個中國』政策。」 ¹⁰³如果達賴喇嘛從他與台獨勢力結成的聯盟關係中獲益不多的話，他很可能又回復到當時那個立場。2000年，達賴喇嘛否認了一個報道所說的「西藏與台灣將為爭取獨立而組成共同的政治陣線」。¹⁰⁴ 他可能發現：台獨勢力利用西藏問題為開展對話製造障礙，特別是當其它盟友如布什政府已經表明不贊成台灣獨立的時候。

北京將達賴喇嘛要求西藏自治視為其圖謀獨立的煙幕，因為他並不能阻止分離主義活動，然而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圖登桑達普（Thubten Samphel）卻聲明：「不知道什麼是中國所指的『分離主義活動』。」 ¹⁰⁵但是，西藏流亡政府與西藏青年議會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分離主義活動的例子，因為西藏青年議會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由達賴喇嘛領導的獨立西藏。他們組織開展了諸如「抵制中國貨」和「不要在北京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等遊行活動，¹⁰⁶而這些活動正是在達賴喇嘛長兄圖登嘉措（Thupten Norbu）教授¹⁰⁷和總理¹⁰⁸支持下進行的。達賴喇嘛的一名代表在與中國官員會談時提到了2004西藏青年議會組織西藏年輕領袖訓練計劃。¹⁰⁹這一組織還在同年宣佈了訓練「游擊隊活動」的計劃，並在2005年聲稱「我們反對達賴喇嘛的立場」和「我們完全不支持達賴喇嘛走『中間道路』」。¹¹⁰同樣的，自由西藏學生團組織「獨立是藏族人的基本權利」的活動，公然與中國共產黨對立。¹¹¹另一個例子是西藏流亡政府參與了反分裂組織——東土耳其斯坦、西藏及內蒙古人民聯合委員會，該組織成立於1985年，直到2005年時還很興盛。¹¹²以往用談判的方式試圖取得雙方一致同意的失敗結果告訴我們，如果雙方不果斷地清除出他們當中的民族主義極端分子，那麼雙方的努力就不會有任何成果。

西藏流亡者的觀點

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支持達賴喇嘛的西方學者向北京提出了要盡快展開談話的一些理由。

視達賴喇嘛為有價值的人主要問題在於中國領導人對達賴喇嘛存在負面理解。如果他們改變這種想法，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洛第嘉日（Lodi Gyari）認為北京方面將達賴喇嘛看成是被美國利用來「分裂」中國的工具。為減少他被外人利用的機會，最好的解決方法是讓他在中國居住。只要達賴喇嘛住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忠誠的人便會跟著做。¹¹³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曾說過「達賴喇嘛是唯一一個可以說服西藏人接受與中國政府達成的協議並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的人。」 ¹¹⁴加州伯克利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建議北京方面要視達賴喇嘛為一個可以為漢人及藏族人利益著想的人而把他接回拉薩作為一種宗教和文化的化身，而不要將其看成是一個頑固的「分離主義分子」。¹¹⁵哈佛研究員約翰‧肯尼斯‧克耐斯（John Kenneth Knaus）指出：「對中國來說，如果失去了這樣一個可以保證和平的人，這將是一個損失……」 ¹¹⁶

拒絕對話的後果

克桑嘉贊（Kelsang Gyaltsen）警告說如果中國未能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將會誘使世世代代的西藏人選擇反抗的道路。¹¹⁷洛地嘉日（Lodi Gyari）表示這樣拖下去，將使怨恨漸長，這樣就愈難說服西藏人接受除獨立以外的解決方案，還很有可能出現由極端勢力領袖來左右這個問題的情況，這些都將對中國更不利。¹¹⁸

避免政治暴力

當前, 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已承諾採用為大部份西藏流亡領袖一致認同的非暴力策略。然而，如果這一策略運用不成功，將促使激進組織如西藏青年議會訴諸於暴力解決，就如同最近幾十年來活躍著的愛爾蘭共和軍和哈馬斯反政府武裝一樣。目前，愛好和平的理念在西藏人中間尚未成氣候，在西藏的歷史也有過很多暴力事件，而且許多有影響力的流亡人員強烈提倡使用暴力進行鬥爭。¹¹⁹

為防止激進份子影響力的擴大，達賴喇嘛堅持要求同中國盡快展開對話。2003年他警告說若在兩三年內和平對話還遲遲不能進行，他也沒有能力制止潛在暴力的發生。¹²⁰歷史告訴我們，當溫和派遭受挫敗，激進分子便會乘虛而入，而等到他們這樣做時，就會採用更加強硬的路線以迫使對手就範。那些激進分子的暴力活動反對達賴喇嘛，還可以損毀其和平使者的聲譽，從而能給鎮壓提供合理的理由，如果認為這些有利於中國，這可以說是很短視的。以色列就是採取了這種方法，而促使了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哈馬斯反政府武裝的誕生，但現在正面對著由此引發得可怕後果。

有利於中國統一

西藏問題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團結和統一，並對解決台灣和新疆分裂問題也有反射作用。達賴喇嘛認為若中國能夠妥善地解決好西藏問題，這對香港、台灣以及中國國際形象都有正面作用。¹²¹當近年來很多台灣人拋棄中國身份認同時，和平地解決好西藏問題有利於加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並將促使台灣領導人回到談判桌前。

民主化的困難

達賴喇嘛稱讚流亡西藏的民主化進程，他們在2001年直選出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以超過84%的得票率而被選為卡隆崔巴（Kalon Tripa）。然而，流亡西藏民主化的特點是達賴喇嘛的權力高於一切，達賴喇嘛可以操縱直選並自由掌控議會權力。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曾說：「沒有達賴喇嘛，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¹²²

的確，即使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駐布達佩斯辦事處的關閉也要經過達賴喇嘛的同意。¹²³流亡西藏的政治體系糅合了政治制度及佛教，¹²⁴最高職務（「國家首腦」和「政府首腦」）都由僧侶擔任。在那裡沒有黨派政治，任何對達賴喇嘛的批評都被認為是非法的。 ¹²⁵由上而下的民主化進程會削弱溫和派的權力，那麼它會加強激進派的勢力嗎?

達賴喇嘛死後，流亡西藏的民主化也許會加深，但這將會使北京更難與西藏流亡政府在西藏問題上達成共識，因為任何協議都要受制於更多的流亡者的同意。吸取東帝汶的教訓，我們可以得出，較早地授予自治權是一個阻止獨立的有效方法。如果印度尼西亞獨裁者蘇哈托早日授權，恐怕東帝汶事件就早已解決了。等到1999年印尼已經迅速民主化時，他的後繼者哈比比提議授予東帝汶以自治權就已經太遲了。如果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之前，中國已與當時的台灣總統蔣經國達成妥協，那麼一個中國的原則便可在那時就確立起來。

為突破性進作準備流亡西藏和中國的雙方看法在認知和意識形態上存有很大間隙以至於雙方談判一直無法實現。一方面有些中國人視達賴喇嘛意圖「偽獨立」，另一方面有些西藏流亡人視北京耍手段。雙方都需要採取措施共同消除仇恨和增加瞭解，如流亡西藏代表團試圖證明達賴喇嘛所說的自治不同於獨立。雙方都需要開展一次非零和的談判，各自對己方要求進行再審視，並拋棄反責，為談判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可以將雙方焦點置於是否在現有基礎上再提高自治權這一問題上，而不能一味的在「真自治」或「假自治」上糾纏不清。

達賴喇嘛方面

達賴喇嘛需要反思他的策略。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很成功，但中國國內對其充滿疑心而影響不大。西藏流亡政府試圖用走國際路線而令在政治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北京政府成為道德戰役的失敗者。這可從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的聲明上反映出來，他說：「我們有自己獨特的強項，它能夠令我們在與中國談判時平起平坐。那就是我們擁有真理和和平，它令我們比中國更強大、更有力量。」 ¹²⁶國際上的成功使得很多政治家、文化體和非政府組織關切西藏流亡政府的處境，而遮掩了為擴大西藏自治權的政治真相。

達賴喇嘛應該採取漸進的戰略，¹²⁷從文化自治開始著手，然後才推進到其它自治的領域。有理由相信他是願意這樣做的。2004年，他表示為了解決西藏的問題，中國必須保存三樣事物：「西藏獨特的文化遺產、慈悲的靈性和優良的環境。」 ¹²⁸雙方應在發展西藏經濟上加強合作。一方面固守佛教徒超脫塵世的經濟思想是合理和有吸引力的，另一方面老是反對經濟發展的進程是徒勞的，¹²⁹連達賴喇嘛都認為「西藏人需要更加的繁榮，更大的物質發展。」 ¹³⁰

自治不是一蹴可就的，它有一個不斷探索和調整的過程。耐性才是取得進展的重要因素。 通過幾次訪問就要消除五十年來的不信任是不可能的。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以來的參與，中國有理由懷疑西藏問題有國際化的趨勢以及西藏青年議會支持西藏獨立。給談判定下最終限期的類似行動都是徒勞的，因為期限過後若還沒有實際行動那只會證明定期限那方的效率低下。¹³¹最後，雙方都需要對激進派的制衡。只要溫和派掌握主動，就能夠使雙方朝著合作、互動的方向前進，從長遠來看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是有希望的。

北京方面

2005年1月，以達賴喇嘛為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增設了一個「談判工作小組」。¹³²為回應這一動作，中共中央統戰部就不應該再接待流亡西藏代表團，因為這樣做可能會給外界造成一種錯覺即中共僅僅是在搞「統戰」，說服國際社會它是仁慈的。相反，中國政府應該給現在由中共統戰部、公安部門及外交部官員組成的工作小組改名為西藏委員會，或另外組織一個專門處理該問題的委員會。此外還應該擴大除達賴喇嘛代表以外的流亡西藏的官員來中國訪問之外的交流活動範圍。除了西藏流亡人士對中國不定期的訪問和與中國官員會面還可以制度化為每年舉行一次論壇的形式，還可以組織一個教育和文化工作小組，並可以在佛學院校與其他公立學校之間建立交換課程等。¹³³

為推動問題的解決，北京需要幫助西藏流亡政府創造一個政治空間使其能夠同中共給談判下的前提條件相適應，比如幫助其承認西藏的不可分割性。如果中國強調西藏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前提對處理西藏問題的重要性，西藏流亡政府就可以重新認真考慮對這一前提是否接受。例如，雙方可以在將西藏問題定位為一個歷史問題上達成共識。¹³⁴ 中國堅持要流亡領袖承認西藏一直都是中國的一部份，¹³⁵但西藏流亡政府頂住壓力依然認為「西藏一直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¹³⁶然而最近，桑東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說從1640年至1951年的西藏政府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政府。¹³⁷這是在歷史問題認識上的有益轉向。

上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迫切要求中國人民同大漢族主義鬥爭。¹³⁸從那以後，在少數民族地區多集中於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對抗。¹³⁹要重建西藏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政府可以資助一些教育項目使那些在藏的外族移民能夠接受有關西藏文化成就的教育。如同香港正在策劃制定的反種族歧視法案一樣，¹⁴⁰制定這樣一部法律同樣可以來緩解種族間的緊張，而且在反就業歧視方面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即使是一部強制性法律也依然不能改變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勞動分工，但是一部強制性法律能使那藏族或有「老家」關係的求職者佔有優勢。 ¹⁴¹

在西藏，藏族人從來沒有擔任過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的書記。那也許是與傳統有關，從封建主義皇朝開始就不在當地錄用最高級官員。然而，現在卻有例外，2003年, 在全部六十二個省長和黨委書記裡面，有18個是在他們出生地的所在省裡面任職。¹⁴²由於在西藏還沒有藏族的黨委書記，許多人就認為北京政府不信任任何藏族人有能力並能忠誠的履行黨委書記的職責。不可否認的是，藏族人是完全能夠勝任的：現在在全部198名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就有6人是藏族人。¹⁴³藏族人擔任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將被視為中共信任藏族人領導西藏的一個信號。

常有人說漢人在西藏發展中比西藏人受惠更多。¹⁴⁴這不足為奇，因漢人偏愛於城市地區而大量聚集，但大部份藏族人是農民或牧人。儘管愈來愈多的西藏人移居到城市，但只要漢人和藏族人在文化程度及工作經驗上存在差距，分工上的種族差異仍然會很大。¹⁴⁵為了改變這種趨勢，在經濟上應當擴大優惠政策並將其延伸到私營部門以使藏族人受惠。

在馬來西亞，廣泛的扶持行動促進種族間更大得平等並減少了種族緊張的情況：1970年，馬來亞人擁有2.4%的法人財產，但到2003年卻達到了20%；同時，華人和印度人種所佔法人財產也上升到30%——40%。並且人均國民收入也由1970年的RM1,132躍升到2003年的RM13,683。¹⁴⁶中國官方媒體對馬來西亞採取這些種族支持行動所取得的良好結果也給予了肯定評價。 ¹⁴⁷

政府還可以限制移民到西藏。國際上限制甚至禁止移民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也並不罕見的：如印度禁止「印度大陸的居民」遷移到那加蘭邦，克什米爾和安達曼群島和尼科巴群島；越南禁止「自發遷移」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中央高地。¹⁴⁸為了讓藏族人成為西藏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需要更高水平技能。 但藏族兒童一般都被充作家庭勞動力，所以對教育提不起很高的興趣，這在農村更是如此。¹⁴⁹對此，政府可以支付給上學的西藏兒童以與其在家勞動所能得到的收入一樣的薪金。這些支出是值得的，因為要讓大多數藏族人富起來只能靠大幅度的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十年前，英國的北愛爾蘭地區是經濟相對滯後的地區，但今天它卻比「英國本土」擁有比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療保健，以及更多的文化勝地。通過政府財政補貼、公平就業法案、扶持行動、擴大教育機會和接受天主教教育以培養人人向上的精神，英屬阿爾斯特地區同愛屬阿爾斯特地區之間的差距正逐漸縮小。¹⁵⁰

一些人權組織已經表示對1996年開始執行的關於在西藏自治區內禁止公開展示達賴喇嘛的照片的禁令的關注。這一禁令沒有在其他藏族人聚居地區如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地推行，¹⁵¹而且並沒有出現不良後果，這證明在不對分離主義妥協的情況下，公開展示宗教物品是可以被容許的。1987年頒布了一部規定西藏語為西藏自治區官方用語的臨時性法案，同時法案還規定有要求官員學習西藏語的條款。¹⁵²相類似的規定也在中國其他藏族自治區域發佈。¹⁵³ 但大體上這些法律規範都未被執行。2002年通過的永久自治區語言法是否也會如此現在還不明朗。¹⁵⁴但同時一些在自治區任職的漢族官員正接受西藏語的培訓，¹⁵⁵對西藏語的重視似乎實踐著要加強西藏自治的新承諾。

國際法認可國家有懲罰分裂主義的權力，但這些懲罰必須適當。在中國其它地方，虐待囚犯有時要面臨嚴重的後果。¹⁵⁶但在西藏似乎很罕見，儘管有許多關於酷刑的可信報導，¹⁵⁷但是對虐待囚犯的人的嚴厲懲罰會減小對分離主義分子的同情。

當前國際社會趨向以和平對話的方式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展開對話的國際環境是成熟的。美國政府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布什總統也在很多場合都敦促中國盡快同達賴喇嘛進行對話。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能夠削減西方議會對中國政府的批評並有利於向外界傳達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良好祈願。

隨著中國國力的壯大，所謂的西藏問題不將再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達賴喇嘛針對西藏的歷史和地位問題所作的一系列的動作和聲明也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提供了保證。2005年春，台灣兩黨對中國的訪問將進一步緩和台海緊張局勢，並將打開和平對話之門。世界其他地區例如在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亞奇獨立武裝組織之間，以色列和新巴勒斯坦領導人之間都在為和平而努力，這都加強了用對話來解決看似難以解決的衝突的國際趨勢。

當達賴喇嘛正採用壓制和勸誘方法保證西藏青年議會的行為不脫離其新的自治要求時，要讓其有新動作就要看北京領導人特別是胡錦濤主席的態度了。如果胡錦濤以他的決心和智慧來處理這一問題，就可以把握住這個與達賴喇嘛直接會談的黃金時機，並作出一些讓步，也許胡錦濤和達賴喇嘛能有一天共同分享諾貝爾和平獎。不管在走向對話和建設和平的道路上如何的艱難險阻，中國和國際社會都應在這一問題上作一些大膽的想像。

（許群峰譯，何包鋼校）

(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in Pacific Affairs, 2005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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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express sincere thanks for the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f two anonymous referees and of Professor Timothy Cheek.

2 何包鋼，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與政治學院講座教授，主要從事西方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學和中國鄉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民主化》（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出版社，1996）、《中國公民社會的民主意義》（London, Macmillan出版社，1997）、《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和中國民主化》（合著，Ashgale出版社，2000）、《尋找民主與權威的平衡》（合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亞洲多元文化》（合編，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2005）。沙伯力，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國際公認的藏學專家。

3 “Dalai Lama interviewd on Taiwan visit, cross-Strait ties, US role,” Lien Ho Pao, October 2, 2000, in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BBC/SWB), October 7, 2000, Lexis-Nexis (LN) database.

4 “Five-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address to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September 21, 1987,” Office of Tibet, New York, www.tibetoffice.org; site last accessed 14 November 2005.

5 “Statement by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on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995,” Government of Tibet in Exile, www.tibet.com/DL/hhus95.html, site last accessed 14 November 2005. T.C. Tethong, former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Tibet Government-in-Exile (1996-2001), said “The Tibetan people know that we are different. We have our own language, and own race and history are separate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See “Op-ed piece from T.C. Tethong on Tibetan cultural week,” World Tibet Network (WTN), September 14, 2002, http://www.tibet.ca/ en/wtnarchive/2002/9/1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 “China must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Tibetan exile spokesman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AFP), March 18,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18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quoting TGIE spokesman’s statement that “In return for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six million Tibetan people, His Holiness is willing to have Tibet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Tibetan government now wants autonomous status, talks with China,” Press Trust of India, May 22, 2001, LN.

8 Laurence Brahm, “Conciliatory Dalai Lama expounds on winds of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March 14, 2005, A4,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 2005/3/18_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9 Sandip Roy, “Will Dalai Lama follow brother’s Tibet visit,” Pacific News Service, August 27, 2002,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8/29_6.html; Tenzin Namgyal, “Flashbacks and flashbulbs,” Tibetan Bulletin 5:1 (Jan.-Feb. 2001), http://www.tibet.net/ tibbul/0101/last.html. The EP, of course, cannot “recognize” a country, as foreign policy is the domain of the individual EU states.

10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in Dalai Lama’s lifetime: exiled prime minister,” AFP, July 5,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7/5_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Samdhong Rinpoche has said China now considers the Dalai Lama part of the solution, not part of the problem. Also see Tashi Ragbey and Tseten Wangchuk Sharlo,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pp. 28-29 and fn. 50, who identif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ibetan communists and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of the PRC’s 18th Army in Tibet as want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They refer to a “recent document circulating among Party officials [that] states, ‘anyone who thinks the Tibet issue should be dragged on until after the death of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is naïve, unwise, and [supporting] the wrong policy.’” They note as well that “The document argues that it is in China’s long-term strategic interest to resolve the issue in dialogue with the current exiled Tibetan leader, and that it must do so whil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still exists,” a viewpoint with supporters among centrist reformers in Beijing.

11 “Exiled Tibetan leaders to discuss autonomous state with China,” Japan Economic Newswire, March 14, 2005, LN.

12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 . .” AFP, July 5, 2005.

13 Chinese, Tibetans hold first talks outside China,” Indo-Asian News Service, July 3, 2005, LN.

14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ment of the special envo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Lodi G. Gyari, head of Tibetan delegation which met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in Berne, Switzerland,” Tibetan Bulletin 9:4 (July-August, 2005), http://www.tibet.net/tibbul/2003/0303/special1.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15 “We have to accept ground realities,” Outlook (India), March 19, 2005, http://www.tibet. net/tibbul/2005/0506/interview2.html,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interview with Samdhong Rinpoche).

16 See N. Bhanutej, “Mantra of freedom: cutting a new path,” The Week (India), April 18, 2005 (quoting pro-independence writer and activist Tenzin Tsundue’s criticism of the Dalai Lama’s support for a railway under construction in Tibet); Jeffrey Bowe, “Has the Dalai Lama made the final surrender?” Times of Tibet, March 14, 2005, www.timesoftibet.com, site last accessed November 29, 2005 (veteran British Tibet independence activist criticizes the Dalai Lama for consigning Tibetans to “a dangerous and uncertain fate”); “Say it ain’t so,” The Gazette (Montreal), March 16, 2005:A28 (newspaper editorial criticizing the Dalai Lama’s “surrender”).

17 “India’s position on Tibet unchanged,” TibetNet, April 14, 2005,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5/4/1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18 “Tibet Settlement Hopeful . . .”AFP, July 5, 2005; “Rinpoche seeks full-fledged autonomy for Tibet,” The Tribune (Chandigarh), September 3, 2005, http://www.tribuneindia. com/2005/20050903/ himachal.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19 See Barry Sautman, “China’s vulnerability to ethnic minority separatism in Tibet,”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2005), pp. 87-118.

20 Zhu Yuchao and Dongyan Blachford, “Ethnic minority issue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Pacific Review 18:2 (2005), pp. 243-264.

21 “Dalai Lama ‘has a keen desire to visit China,’” Deutsche Presse Agentur (DPA), November 4, 2004, LN.

22 A.A. Shiromany, 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New Delhi: Tibetan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1998), p. 144.

23 “Indian defense minister hopes China will begin dialogue with Dalai Lama,” Tibetan Bulletin, vol. 6, no. 1 (January-April 2002), p. 9.

24 “China again says no to dialogue with Dalai Lama,” Associated Press, 15 July 2002,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7/15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25 “Hu Jintao vows to ‘crush Tibetans,’” Tibetan Bulletin 5:3 (July-August 2001), p. 10.

26 H.S. Nanda, “Terrorism puts Tibet on back burner,”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March 11, 2004, LN; Suresh Kr Pramar, “Mellowing of Dalai Lama,” Asian Tribune, July 22, 2004, 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_news.php?id=10489,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Nachammai Raman, “’Free Tibet’ push fades as India-China ties war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1, 2005, p. 7.

27A Look at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Cable News Network, September 15, 2003, LN; D. Pattanayak, “Watch your step, Mr. Prime Minister,” The Statesman (India), June 23, 2003, LN.

28 Ragbey and Shahlo, 2004, p. 26 (discussing “unprecedented affluence” of Tibetans who work for government); see also the statement of Tibetologist Robbie Barnett that middle class Tibetans’ incomes are increasing rapidly and “they have very good lives,” www.jrn.columbia.edu/studentwork/newmedia/ masters/tibetan/politics.html and Barry Sautman, “The new Tibetan middle clas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 Scholars, August 2003, Singapore.

29 “Danish Premier tells Dalai Lama Tibet policy will not change,” Dansmarks Radio, 6 June 2003, in BBC Monitoring International Reports, June 6, 2003, LN.

30 “EU ups stakes in lifting of China arms embargo,” Guardian, May 13, 2005, p. 1.

31 Amy Kellam, “Foreign devils: law’s imperial discourse and the status of Tibet,” Griffith Law Review 12:2 (2003), pp.190-214; “Britain wants China to grant Tibet freedoms,” Reuters, October 20, 1999, in WTN, October 21, 1999,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1999 /10/21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32 Gyaneshwar Chaturvedi, “India’s Tibet policy,” Tibetan Bulletin 9:1 (Jan-Feb 2005):7-11; “No change in India’s Tibet policy, ‘right direction’ on Sikkim – Vajpayee,” AFX – Asia, 27 June 2003, LN.

33 “China-India relations ‘cannot be normalized without addressing the Tibetan issue: Samdhong Rinpoche: an interview,” Tibetan Bulletin, 7:3 (May-Aug 2003), p. 24.

34 “Pragmatic India shakes hands with Israelis-Palestinians, China-Tibet,” DPA, September 8, 2003, LN.

35 “Exiled Tibetan government banks on Sino-Indian talks,” AFP, 25 June 2003,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4427&t=1&c=1,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36 Austin Ramzy, “Tibetans fear for their future after the Dalai Lama,” http://journalism. berkeley.edu/ projects/greaterchina/story-tibetans,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37 “Vatican keeps Dalai Lama meeting low key,” SCMP, 29 November 2003: A8, LN.

38 Zhongguoshibao, 17 November 2000, p. 14.

39 Liang Yufang, “Dalai bu paichu jishen zhong Lianhe Bao, 3 April 2001.

40 “Dalai Lama will not be reincarnated in occupied Tibet,” Tibetan Bulletin 5:5 (Nov-Dec 2001), p. 8,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2/1/10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41 “After the Dalai Lama, who?” Times of India, 21 March 2004,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4/3/22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42 Melvyn C. Goldstein, “Tibe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flections on the Tibet Question”, Occasional Paper,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95, p. xi.

43 June Teufel Dreyer, “Unrest in Tibet”, Current History, 88:539 (1989), p. 284.

44 Ibid, p. 48.

45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Dalai Lama’s original autonomy proposal, see Baogang He, “Why Does Beijing Reject the Dalai Lama Autonomy Proposal?” Review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Seikei University, Japan), no. 22 (2001), pp. 57-72.

46 Dalai Lama, “March 10 Statement 1992,” in Shiromany, 1998, pp. 434-436.

47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his position on China’s preconditions,” Tibet Bulletin 7:4 (Sept-Oct 2003), p. 25.

48 This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ibetan autonomy in November 1999 in New Delhi in India.

49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and Bhuchung Tsering in Washington on 23 July, 31 July, 7 August 2003,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50 “Conciliatory Dalai Lama . . .”. Subsequent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SCMP from Kate Saunder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nd Thubten Samphel, Secretary, TGI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d not dispute the accuracy of Brahm’s report the Dalai Lama’s statements. The Samphel letter did state that the Dalai Lama believed his statements to Brahm were part of a private audience, not a press interview. “Tibet’s autonomy stance,” SCMP, March 19, 2005:A14; Thubten Samphel, “Letter to the Edit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March 29,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30_2.html, c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Alison Reynolds, director of the Free Tibet Campaign, UK, also did not deny the

accuracy of Brahm’s quotes, but said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keen to re-emphasise aspects that the Chinese could be responsive to.” Richard Spencer, “Dalai Lama offers China a settlement over Tibet,” Daily Telegraph, March 15, 2005, p. 12. Brahm termed his encounter with the Dalai Lama as a “private meeting”and implied the latter sought to use it to convey a message to PRC leaders.

51 “China opens Tibet doors,” Indian Express, June 24, LN.

52 Jasper Becker, “China paves the way for possibl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Independent, September 24, 2002, p. 30.

53 “Dalai Lama demands true autonomy for Tibet,” AFP, October 7, 2004, LN; “Dalai Lama says remaining in China in Tibet’s interest,” PTI, December 2, 2004, LN.

54 Samdhong Rinpoche, Tibet: A Future Vision (New Delhi: Tibetan Parli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1997), p. 47.

55 Carole McGranahan, “Empire and the status of Tibet: British, Chinese and Tibetan negotiations,”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267-295.

56 Tsering Shakya,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ilico 1999), p. 62.

57 “Excerpt from ICJ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i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law (Geneva: ICJ 1997), pp. 349-350.

58 Luke Harding, “China meets Dalai Lama’s envoys,” Guardian, May 28, 2003, p. 11.

59 D.S. Rajan,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ice melting?”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New Delhi, Paper No. 1271 (February 28, 2005), http://www.saag.org/%5Cpapers13%5 Cpaper127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Cai Yongmei, “Fangcai duli yu xizang weilai” (Abandoning independence and Tibet’s future), Kaifeng (August 2003), http://www.open. com. hk/4j.html, c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0 Liaowang Xizang, No. 4, 2003, p. 13.

61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2003.

62 Ken Gewertz, “Panel examines Beijing/Dalai Lama negotiations,” Harvard Gazette, 4 December 2003,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2003/12.04/13-negotiate.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3 “Commentary: Dalai Lama’s ‘autonomy’ claim hypocritical,” Xinhua, 1 September 2005, http://en.tibet.cn/forum/tad/t20050908_54001.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4b yuan worth of projects approved in Tibet,” SCMP, May 31, 2005:6.

64 Rabgey & Sharlho 2004, p. 37. Language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evince such coordination, as does the distribution of Five Provinces and Regions Tibetan language textbooks. Ashild Kolas and Monika Thowsen, 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al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p. 114-116.

65 “Sichuan to exempt ethnic regions from agricultural taxes,” Business Daily Update, 12 March 2004,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3/11/eng20040311_137233.shtml, site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66 Samdhong Rinpoche, Tibet: A Future Vision, p. 52.

67 Cai 2003.

68 “Tibetans begin talks with China for autonomy,” Star of Mysore, August 8, 2005,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10402&article=UN+is+'USELESS'%3A+Tibetan+P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Samdhong Rinpoche: objective of talks with China is “to make the Tibetan plateau an Ahimsa [non-violence] zone, after which, there will be no need for defense forces”); “In exile, they keep their fingers crossed,”Indian Express, June 24, 2003 (Tibetan parliament in exile seeks zone of peace), LN; “Tibetans seek to broaden support base at anti-globalisation forum,” AFP, January 20, 2004, http://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id=170,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69 Tibetan Bulletin, no.11-12, 2003, p. 4.

70 Barry Sautman & Lo Shiu-hing, The Tibet Question and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95).

71 TGIE, “Statement by special envoy Lodi Gyari, Head of the delegation sent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China,” http://www.tibet.com/NewsRoom/delegation2.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2 “Talks progressing, says Tibet’s PM-in-Exile,” The Nation [Bangkok], March 14, 2005, http://www.un.or.th/ohch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3/p,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S.N.M. Abdi, “Hardliners reject softer stance by Dalai Lama,” SCMP, March 15, 2005:9, http://www.un.or.th/ohch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3/e,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Kashag’s urgent appeal to the Tibetan people & Tibet supporters in the USA and Canada,” WTN, September 6,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 9/6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The TGIE still refuses to criticize demonstrations that occur, however. See Albert Amateau, The Villager (New York), March 3, 2005, in WTN, March 3,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 3/3_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3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p. 24.

74 Lodi Gyari’s question to He Baogong, 31 July 2003, Washington, D.C.

75 “Commentary: no more playing Tibet as ‘card’ for leaving Tibetans alone,” Xinhua, July 26, 2004,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news/september_2004_update_19.htm,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http://www.tibet.net/flash/2004/1004/131004.htm

76 Xizang Liaowang, no. 5, 2003, p. 4.

77 “Statement by Special Envoy Kasur Lodi Gyari, Head of the Delegation to China,”

http://www.tibet.net/flash/2004/1004/13100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78 “The sect with two heads,” Economist 331:7858 (9 April 1994), pp. 40-42; Barry Searak, “Lama’s escape inflames Buddhist rival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00, p. A1. The Tibetan exiles’ apparent order of preference is 1. the Dalai Lama dies in Tibet and is reincarnated there; 2. he dies outside China and is reincarnated there; and 3. the reincarnation system ends. For some PRC hardliners, the order is reversed.

79 Lobsang Wangyal,“Tibetan activists hold onto hope as Dalai Lama marks 45 years in exile,” AFP, March 10, 2004,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4/3/9_5.html, site last accessed 5 December 2005.

80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and Bhuchung Tseing in Washington on 23 July, 31 July, 7 August 2003,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different concepts of autonomy, see Baogang He,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ill Kymlicka and Baogang He, eds.,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6-79;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the issue see Baogang He, “Confucianism versus Liberalism over Minority Rights: A Critical Responses to Will Kymlicka”,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1, No. 1, March 2004, pp. 103-123.

81 Quoted in Lodi Gyari, “Don’t Shut out the Dalai Lam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0, 2000, p. 28.

82 Becker, 2002.

83 Lodi Gyari, quoted in “A look at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CNN, September 15, 2003, LN

23

84 John Gittings, “Cultural clash in land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Guardian, February 8, 2002, p. 17.

85 SCMP, May 31, 2005; Minnie Chan,“Beijing pledges to continue selection method for next Dalai Lama,”SCMP, July 19, 2005, LN.

86 See Robert Barnett, “Beyond the collaborator-martyr model: strategies of compliance, opportunism and opposition within Tibet,” in Barry Sautman and June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ME Sharpe, forthcoming December, 2005); Anonymous, “Tibetan cadres today: collaborators or patriots?” Tibet Press Watch vol. 10, no. 4(July, 2002), pp. 6-7.

87 See, e.g., the statement of Raidi, the former TAR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 who advised the Dalai Lama to “Make some clear choices, and not have at his side those who advocate and incite Tibetan independence with their actions, nor be surrounded by bone-dry Tibetan independence elements.” “Tibet leader says China opposes collusion of Taiwan, Tibet separatists,” Xinhua, March 14, 2001, http://www.phil-fak.uni-duesseldorf.de/oasien/china/service/bbc/010317.txt, cite last accessed on 5 December 2005.

88 Exile leaders are awar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t least some such mobilizational efforts. “Tibetans urged not to mar Hu Jintao’s America visit,” TibetNet, in WTN, September 5, 2005 (Samdhong Rinpoche states that “Over aggressive agitations like burning the national flag of China will achieve no more than further hardening and alienating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leaders”). The PRC government has in turn stated with respect to exile claims that “A person who is pure-hearted in seeking compromise certainly will not sling mud on the other part, while an attempt to win international interference on an internal affair is an obvious denial of the framework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Dalai Lama’s ‘autonomy’ claim hypocritical,” Xinhua, September 1, 2005.

89 Frank Ching, “Hong Kong Solution for Tibe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1, no. 31 (July 30, 1998), p. 37.

90 “Chinese Premier Presses U.S. on Taiwan, Trade; Wen Addresses Wide Range of Issues,” Washington Post, 23 November 2003, p. A01.

91 See, e.g., “China strongly opposes US presidential report on Tibet issue,” PTI, April 24,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4/2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2 Baogang He’s interviews with TGIE ministers, November 1999, New Delhi, India.

93 Samphel, 2005.

94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p. 25.

95 “Dalai zai Yindu Daijile” (Dalai Lama at Darjeeling, India), Renmin Ribao, 3 March 2004,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1461/1034418.html, c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6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p. 60.

97 “Chinese offer ‘not genuine,’” Tribune News Service (India), February 4, 2002, in WTN, February 5, 2002, .tibet.ca/en/wtnarchive/2002/2/5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98 Richard Baum, “Britain’s ‘betrayal’ of Hong Kong: a second loo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20 (March, 1999), pp. 9-28.

99 “A breakthrough on Tibet?” Boston Globe, July 2, 1998:A18; Interview by Barry Sautman, with a Tibet-specialist UFWD official, Beijing, December 26, 2004.

100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xplains . . . 2003, p. 24.

101 “China opposes Dalai Lama’s political activities overseas – spokesman,” Xinhua June 14, 2005 (PRC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6/14/ archive.html, c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China’s top legislator, Danish parliament speaker discuss ties, Tibet,” Xinhua, June 2, 2004, LN (statement of Wu Bangguo,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Although former president Jiang Zemin first made the pre-condition explicit in 1998, in response to the Dalai Lma’s first visit to Taiwan, it was an implicit demand from much earlier. See “Attitudes to possible return of Dalai Lama,” Wen Wei Po [Hong Kong], August 11, 1983, in BBC/SWB, August 12, 1983, LN (PRC high cadres state that the Dalai Lama can return to live in Beijing or Tibet, but if he does so “this means that he willingly supports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un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102 “Dalai Lama opposes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DPA, July 17, 1998, LN.

103 “Dalai Lama’s strategy for China talks explained,” Lien Ho Pao [Taipei], 28 October 1998, p. 13, in BBC/ SWB, November 9, 1998, LN.

104 “Dalai Lama shuns Tibet independence,” The Advertiser [Australia], June 29, 2000, p. 30.

105 “China must listen to the Dalai Lama, Tibetan exile spokesman says,” AFP, March 18, 2005,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5/3/18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6 Tibetan Youth Congress “Boycott Made in China,”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bmic.htm, TYC, “No Olympics 2008 in Beijing,” http://www.torontotyc.com/olympics.htm, sites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7 “Message from the Dalai Lama’s eldest brother, Prof. Thubten Norbu,” http://www.studentsforafreetibet.org/article.php?list=type&type=34,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8 Pawan Sharma, “Drive to boycott Chinese goods being re-launched,” Hindustan Times, 13 December 2002,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mediaonfot/2002121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09 TYC, “Tibetan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 tyltp2004.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0 “Young Tibet up in Arms,” The Statesman (India), 4 July 2003, http://www.tibetanyouth.org/cgi-bin/webland/guestbook/guestbook.pl?type=view,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S.N.M. Abdi, “Hardliners reject softer stance by Dalai Lama,” SCMP, 15 March 2005, p. 9.

111 Tsering Tashi, “SFT mark Nobel Prize conferment on the Dalai Lama,” December 12, 2004, http://www.timesoftibet.com/articles/108/1/SFT-mark-Nobel-Prize-conferment-on-the-Dalai-Lama,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Dalai Lama’s London Office of Tibet reports positively pro-independence statement); Brian Marple, “Protestors, welcomers converge on Chinese leader’s arrival in New York,” September 14, 2005,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5/9/14-2_1.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SFT leader states “What we need is an end to the CCP”).

112 Erkin Alptekin, “Freedom for Tibet: Europe speaks out, Berlin, March 12, 2005,”

www.tibet10march.net/web/redner_alptekin_en.htm,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3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in Washington on 31 July 2003.

114 “Address of Mr. Kelsang Gyaltsen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5 (Nov-Dec 2003), p. 18.

115 Orville Schell, “Chinese Puzzle - Why won't Beijing make peace with the Dalai Lam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4 June 2001; http://www.tibet.ca/wtnarchive/2001/ 6/26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16 John K. Knaus, “China’s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ibet issue,” Boston Globe, December 8, 2003, p. A13.

117 Gyaltsen, 2003, p. 18.

118 Lodi Gyari, “Don’t shut out the Dalai Lam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0, 2000, p.

119 Nicholas Rufford, “Tibet’s brothers in arms spoil for a fight,” Gazette (Montreal), November 21, 1999, p. A11 (Dalai Lama’s youngest brother states “The Chinese only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of violence. So why not give it a shot?” and advocates bombings in Beijing).

120 Tibet Observer, no. 4, 2003, p. 13.

121 “Dalai Lama calls on George Bush,”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4, Sep-Oct 2003, p. 35.

122 “After the Dalai Lama, who?” Times of India, 21 March 2004, http://www.tibet.ca/en/ wtnarchive/2004/3/22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23 “Kashag shuts down Budapest Office of Tibet,” Tibetan Bulletin, vol. 9, no. 2 (Mar/April 2005), http://www.tibet.net/tibbul/2005/0304/newsbrief.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24 Rebecca French, “A conversation with Tibetans?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s and secular legal discourse,” Law & Social Inquiry, vol. 26, no. 1 (2001), pp. 95-114.

125 Julian Gearing, “Wrangling hinders talks with Beijing,” SCMP, 12 December 2003, p. 15; Jane Ardley, “Learning the art of democra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12, no. 3 (2003):349-363.

126 Samdhong Rinpoche, “Non-violent Struggle: Tibet’s Legacy to Freedom Struggle,” Tibetan Bulletin, vol. 7, no. 5 (Jan-Apr 2002), p. 16.

127 In 1999, the Tibetan exile officials rejected a gradual strategy suggested by Baogang He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meant accepting China’s rule, acceding to China’s legitimacy and confirming China’s framework. They insisted that no concession could be made before negotiations.

128 “Dalai Lama’s Tibet hopes,” Toronto Star, 23 April 2004, p. A04.

129 Beijing now emphasizes that the Dalai Lama should suppor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ject, including the building of the railway to Tibet that will begin operation by 2007. He has however connected it with “cultural genocide” and stated that “In general, a railway link is very useful in order to develop, but not when politically motivated to bring about demographic change.“ ”Dalai Lama brands Chinese rail link ‘cultural genocide,” Associated Press (AP), 11 September 2005, http://www.un.or.th/ohchr /SR/News/2005/DailyNewsBulletin/9/PRC2,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30 “Dalai Lama’s Tibet hopes,” 2004.

131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 Support groups, held in Berlin in 2000, declared it would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encourage the TGIE to consider the independence option if Beijing refuses to talk with the Dalai Lama. Tibetan Bulletin, May-June 2000, p. 9.

132 The ten member Task Force has its own office and includes Kashag (cabinet) members. Rajan, 2005.

133 Baogang He’s interview with Lodi Gyari in Singapore on 25 March 2004.

134 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4).

135 “Dalai Lama spokesman: Tibet’s former independence can’t be changed,’” AP, June 29, 1998, LN.

136 T.C. Tethong, in Nidhi Singh, “How the Bodhi Dharma Returned to India,” India Currents, June, 2001, www.friends-of-tibet.org.nz/news/june_2001_update_9.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37 [Canada] Joint Meeting . . . , 2004.

138 Dangdai Zhongguo minzu gongzuo [Contemporary China’s ethnic work](Beijing: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1993), p. 106.

139 See, e.g., Chen Kuiyua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everal questions concerning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Xizang Ribao, August 13, 1996, in BBC/SWB, September 16, 1996, LN.

140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Legislating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a consultation paper (2004), http://sc.info.gov.hk/gb/www.hab.gov.hk/en/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public_consultation.htm,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41 Hu Xiaojiang, The little shops 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05), Ch. 4.

142 Li Cheng, “Analysis of Current Provincial Leader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7 (Summer, 2003), p. 13.

143 Li Cheng & Lynn White III,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 gets what?”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pp. 553-597.

144 Tibet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 Development, Impoverishing Tibetans: China’s Flawed Economic Policy in Tibet (Dharamsala: TCHRD, 2000).

145 Andrew Fischer, “Urban Fault Lines in Shangri-la: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ter-ethnic Conflict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Western China” (London: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2004); Andrew Fischer,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 2005).

146 Eddie Toh, “M’sia Steps up Plans to Attain Bumiputra Goal,”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27 September 2004, LN; Felipe Salvosa, “Mahathir Stresses Economic Gains of Affirmative Action,” Business World (Manila), 6 October 2004:1, LN; Jeyakumar Devaraj, “Has Malaysia Really Eradicated Poverty?” Aliran Monthly, no. 2 (2004), http://www.aliran.com/monthly/2004a/2j.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47 “Mahathir highlights equity in economic growth,” Xinhua, 5 October 2004,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10/06/eng20041006_159148.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48 “Premier Vo Van Kiet on Agriculture in Remote Areas,” Nhan Dan (Hanoi), 30 June 1997, in BBC/SWB, 14 July 1997, LN; “The Hindu charioteers,” Economist, December 14, 1991, p. 38, LN; “India Refuses Aid,” AFP, January 5, 2005, LN.

149 Gerard Postiglione, Ben Jiao and Sonam Gyatso, “Education in Rural Tibet: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Adap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 no. 1 (2005):1-23; Ashild Kolas and Monika Thowsen, 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al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100-104.

150 Leo McKinstry, “Ulster is all right,” Spectator, 4 December 2004, pp. 18-19; Bob Osbourne & Ian Shuttleworth, Fair employment in Northern Ireland a generation on (Belfast: Blackstaff Press, 2004).

151 “Dalai Lama Remains Taboo Subject in Home Region,” AFP, 10 August 1999,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1999/8/11_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Laura Newby and Zhang Lijia, “Little Tibet: 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China Review no. 27 (2004), www.gbcc.org.uk/iss27religion.htm, site last checked 8 December 2005; Seth Faison, “Uncivil Rights: are Tibetans ‘Citizens’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1999:A4; “In Remote China, Tibetans Reclaim Lives from Communist Ruin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2, 1998, LN.

152 “Proposal of regulation on study,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Tibet regional radio, July 12, 1987, in BBC/ SWB, July 17, 1987, LN;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stipulations on use of Tibetan,” Tibet regional radio, July 20, 1987, in BBC/SWB, July 30, 1987, LN.

153 See Theodore Sorensen and David L. Phillips, Legal standards and autonomy options for minorities in China: the Tibetan case (Cambridg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pp. 10, 25-26, 90-92. In autonomous entities elsewhere, state officials must be proficient in the local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Act of Autonomy for Finland’s Aaland Islands, section 42 (www.lagtinget.aland.fi/ eng/act.html#anchor273192), states “Provisions on the linguistic proficiency of a State official in Åland shall be issued by decree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Åland” and “the State shall organize training in Swedish for the persons in its service in Åland.”

154 Xizang zizhiqu xuexi: shiyong he fazhan zangyuwen de ruogan guiding (TAR Regulations on the Study,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Se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2003 Report (Washington: GPO, 2003), p. 110. See also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TAR language regulations unlikely to stop grow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WTN, January 30, 2003,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 2003/1/30_2.html, sites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55 Kate Saunders, “Chinese cadres learn Tibetan and go west: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October 2, 2003, http://www.tibet.ca/en/wtnarchive/2003/ 10/4_3.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56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eminar,” Federal News Service, November 6, 2003, LN;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Freedom House, 2001, 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 freeworld/ 2002/countryratings/china.htm,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157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Striking hard: torture in Tibet, 1997, http://www.phrusa.org/research/torture/tortib2.html, site last accessed 8 Dec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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