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
南風窗
2008-10-25
最近3年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狀況確實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民負擔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全國農民至少每年減少負擔1200億元。此外，農民每年人均還能夠享受100元左右的補貼(如教育、醫療、種子、農機、養老、生育、交通設施等)。
這主要得益於中央財政每年以1000億規模增加對三農和基層政府的支出，2007年的總規模達到4000億以上；二是農民合作和農村金融開放，在政策和立法層面都有了突破，各地的合作實踐有雨後春筍之勢，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三是農業生產得到恢復性增長，主業副業化或副業主業化的專業化分工分業趨勢明顯，農村市場由凋敝轉向繁榮，生產和消費都趨旺；四是新農民進城就業和農民工返鄉創業同步，農村勞動力價格快速提升，反過來促進城市勞工工資增長，勞務收入成為農民現金收入增長的主要部分。
新舊隱憂不容忽視
我們在看到三農可喜局面的同時，不可忽視三農的隱憂。甚至，在我看來，喜，只是小喜；而憂，卻是大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絕大多數農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所獲得的收益呈絕對下降趨勢，小農存在大面積破產的潛在危險。這樣的判斷，主要基於三點理由，第一，隨著私人資本主導的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提高，絕大多數農民已經被迫從農產品加工、營銷、生產資料生產供應等領域退出，絕大多數農戶只能在生產環節獲得越來越薄的利潤。以奶牛為例，80年代，農民養一頭奶牛，一年純收入在8000元左右，現在卻只有3000元左右；第二，中國農民正在失去「兩個市場」，大豆等土地密集型農產品的國內市場，正在被國外農產品佔領，蔬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境外市場，正在被沿海的「外資農業科技園」接盤。例如，大豆和大豆加工品的國內市場，已經基本上由國外企業控制。過去由我們佔領的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正在被我國境內的「外資農業科技園企業」逐步接盤；第三，私人鄉村銀行已經合法化，隨著農村私有金融業成為主流，將加速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各種要素整合，貧困農民破產在所難免。
二是，基層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日益弱化是大趨勢，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黑色化」趨勢越來越嚴重，農民由90年代受稅費壓搾之苦轉變為受黑社會性質的「商官匪」聯合剝奪之苦。這個判斷的理由在於：第一，傳統的鄉村「權威」已經失去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不能承擔原有的職能了。例如，鄉鎮政府由於農業稅的取消，原有的「搭車收費」也隨之取消了，原來靠「非法稅費」支撐的功能也隨之弱化了，不發達地區的鄉鎮，如果沒有中央和省財政給錢，什麼事都做不了，上面給多少錢，優先保證幹部吃飯後，剩下多少錢就做多少事。面對農民具體而千差萬別的需求，基層政府只能裝聾作啞或視而不見；第二，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了，土地制度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去集體化」改革，絕大多數的村委會和黨支部，已經是有心無力了，鄉村共青團和婦聯會等群團組織更是奄奄一息了；第三，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贏利環節和領域，已經完成了被少數社會強勢者控制的「轉型」或「轉制」。在鄉村社會，如果基層政府和健康農民組織弱勢，「商官勾結」和「商黑勾結」控制經濟、政治、社會是必然的。這就是「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服務經濟」的必然結果；第四，在基層政府和健康農民組織弱勢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農民不受「黑色強勢」者的欺壓，政府會增加農村的警察和法官，這往往會進一步增加農民的痛苦，因為，農村警察和法官要享受同城市警察、法官同等待遇，國家財政會拿錢嗎？即使拿工資可以，但灰色收入怎麼補齊呢？最可能的辦法是「創收」，只有服務「強者」才能實現最有效的「創收」。可以預見，上訪路上的人群會越來越大，儘管上訪能夠伸冤的可能性極為渺茫。
三是維持小農家庭經營必須依賴於農民工工資收入，農民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陷於城鄉難兩全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和「和諧社會」增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最近十幾年來，多數農民家庭除去其成員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後，家庭可支配現金呈遞減的趨勢，但其生產生活成本卻是剛性遞增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假如沒有農民工的打工收入維持小農家庭經營，小農家庭經營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如果長期依賴農民工城市打工收入維持農村家庭經營，以減少農民為主要目標的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就會失敗，「中國轉型」和「和平崛起」就遙遙無期；如果沒有農民工收入補貼家庭經營，小農會有大面積破產的危險。小農大面積破產的直接後果是：農民失業問題轉化為農民工失業問題，農村問題轉化為城市問題，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如果真是這樣了，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公雞下蛋」式的忽悠了。
四是基層幹部和小農，面對三農潛在的危險，沒有了正常的表達渠道和化解能力，患上了對上和對外「依賴症」。最近這3年，三農確實有小喜，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整個社會對三農潛在的危險，認識是嚴重不足的。原因很複雜。原因之一是基層幹部和小農既無表達的渠道，也無解決問題和矛盾的能力，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依靠拍上面的馬屁獲得財政資源，或拍資本的馬屁實現資源變現。這就患上了對上、對外「依賴症」。基層幹部和小農對潛在危險的沉默，對上對外的依賴，更是危險的！
揚棄，超越，才有出路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基層幹部和農民逐步從80年代「改革先鋒」地位走向了邊緣，基本失去了發言權，體制內的下情上達渠道也基本退化為「按需供給」。80年代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是有大作為的，不僅依靠自力更生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難題，還創造性地發展鄉鎮企業，在短短10年間，使鄉鎮企業佔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河山。取得這樣的成就，基層幹部和農民既沒依賴上面(財政)，也沒有依賴外面(外資)；但進入90年代，中西部地區的基層幹部和農民，一年比一年「面瓜」，活力盡失，患上了「依賴症」。為什麼最有活力的基層幹部和農民患上了「依賴症」呢？根據我的觀察和研究，1990年代的三農政策和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政策相比，形式上不同，但在制約基層幹部和農民的自主發展權及其創造性上卻有相同之處。
儘管2002年以來，中央政府將「三農」工作列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科學觀，2005年全面部署了新農村建設，2007年又推出了發展現代農業的新戰略，「三農」問題雖有了很大的緩解，但1990年代以來的很多錯誤還在繼續，文章開頭所表述的深層危機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使黨和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努力事倍功半。
如果仔細研讀最近幾個一號文件，你會發現文件越來越長。每年集中幾十個人，花半年的時間寫「一號文件」，再由「一號文件」指導全國人民搞新農村建設，「一號文件」的好處是引起黨、政府和社會對三農的重視，但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是不利於出「小崗」，還會加劇「依賴症」。最好的辦法是放權，提出個大原則，讓下面去決策。現在，談集體經濟、談合作社、談大寨精神、談小崗村三訪南街村，就有人驚呼：「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不能回到邪路上去」；似乎「堅持家庭承包經營永遠不變，就是堅持改革路線」，就是堅持真理。可是，堅持真理的結果是，基層幹部和群眾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兩眼向上，等待中央的「恩惠」。
當年，鄧小平要基層的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敢闖、敢冒、敢試」，給出一個「原則」，由下面大膽去試，這是鄧小平式的偉大。要相信一個真理：新農村建設的智慧、辦法、模式不在大學，不在北京，不在中南海，在民間，在8億農民和千百萬基層幹部的實踐中。北京或中南海的智慧在於如何調動億萬人民和基層幹部的智慧，首要的一條，就是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基層幹部。只有調動起8億農民和千千萬萬基層幹部「萬馬消塵自奮蹄」的積極性，新農村建設才有新局面。
中國這麼大，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不平衡，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了，嚴重制約著三農的發展，現在是分省決策、分層決策三農政策的時候了，是鼓勵出「小崗」的時候了。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新華網傳發李昌平文章:土地不是當前農村核心問題
李昌平
新京報
2008年10月25日
新京報：8年前，您對農村的判斷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8年後的今天，您的判斷是什麼？
李昌平：現在的情況比8年前好很多。
8年前，農民不僅要交田賦(稅和費)，一畝好幾百，還要交人頭稅(小孩和老人都要交)，人均都在百元以上；農民種地普遍虧本，勞動力被迫外出「盲流」，撂荒佔到50%以上，如果沒有打工收入，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經營會破產。鄉村債務每年都以兩位數增長，多數鄉鎮財政欠債，少則數百萬，多則數千萬。村級債務幾乎村村有外債，多則數百萬，少則數十萬；農民購買力相對80年代大幅下降，鄉鎮企業產品市場急劇萎縮，農村經濟非常凋敝；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的情況非常普遍；每年都會發生多起因強征而導致的惡性事件，干群矛盾非常尖銳。
現在，農民負擔減輕了很多，種糧和購買農機具還有補貼，種植業和養殖業有了很多發展，農民收入相對90年代有明顯增長。義務教育基本免費，合作醫療全面推開，農村養老已經起步，基礎設施建設逐步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農民開支和負擔大幅下降了，干群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新京報：怎麼評價8年來的農村政策走向？
李昌平：8年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政策和農業補貼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給農民和農村帶來了很大改變，今後還要加大力度。
農村有七個問題亟須解決
新京報：這8年，有沒有回過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湖北農村？今天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李昌平：我很少回到監利了，太多的就不知道了。但我在全國各地有很多農民和基層幹部朋友，由於工作的性質要經常下鄉，對全國農村的情況還是有一點瞭解的。
全國農村最近8年都有明顯改善，但有些問題還亟須解決。一是有些地方「講老業」的苗頭開始出現，所謂「講老業」，就是這地60年前是我家的，道聽途說要恢復「地主制」(私有化)了，一些人就開始「打招呼」，要收回自己的地。如現在一些地方給新婚家庭分配宅基地，即使在土地部門辦理了手續，在開工之前還得徵得60年前「地主」的同意後才能做房子，否則是會有「麻煩」的。
二是農民發展經濟的空間有待拓寬。80年代，農民由種植業逐步向養殖業、加工業、儲藏業、流通業、建造業、金融業等進軍，收入不斷增長。現在，龍頭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不斷向農村和農業進軍，農民只剩下種植業和部分養殖業了，農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獲得的收益在下降，小農家庭經營越來越依賴城市打工收益維持。
三是有些農村強勢聯盟(資本、黑勢力和腐敗官員)抬頭，一旦農村市場經濟朝著吳敬璉所說的「壞市場經濟」異化，公平和自由交易將越來越稀缺了。
四是一些基層幹部和農民有力無處使，這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80年代既不靠積極財政政策，也不靠引進外資，靠農民和基層幹部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發展得非常好、非常快。現在的新農村建設，一靠中央拿錢，二靠引進外資，否則，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手腳被1990年以來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規和政策給制住了。更嚴重的是，一些基層幹部和農民不僅形成了「嚴重的依附性」，甚至連表達自己意願的願望都沒有。
五是農村和農業有失去「兩個市場」的趨勢，國外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正在被招商引資引進來的境外農業資本集團搶佔。國內的大豆產業及其市場份額已經被外國農業資本集團搶佔，奶產業、棉花產業等也存在危險。
六是農村金融正在向外國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在農民合作、互助金融方面還沒有起步，政策性銀行還沒有與農民合作互助金融組織對接的情況下，過早向外資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農村金融，對農民和農業是有害的。
七是黨對農村和農業的領導。80年代有省委書記住農村的傳統，現在基層幹部多是「走讀生」了。
三中全會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
新京報：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全文公佈，這份改革綱領中，您認為哪些地方是對過去最大的突破？
李昌平：有很多突破，重要的有：一是領導將更多關注三農；二是政府征地範圍做了限制，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讓農民和農民集體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資本化收益；三是農民工市民化待遇；四是確定發展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為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的主要模式和實現路徑；五是首次將農村金融發展提到「核心」地位，准許並扶持農民組織發展合作互助金融，第一次給了農民發展金融的自主權；六是擴大農民的擔保物品，增加了農民發展的「本錢」；七是逐步按人口數量同比例安排縣鄉人大代表。
說上述措施是突破性的，是因為和過去不一樣，是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增強農民發展動力，完善農民自主性。
(李昌平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曾擔任湖北農村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廣泛關注。 )
新京報
2008年10月25日
「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外，經批准佔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範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農業補貼政策完全正確
——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新京報：8年前，您對農村的判斷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8年後的今天，您的判斷是什麼？
李昌平：現在的情況比8年前好很多。
8年前，農民不僅要交田賦(稅和費)，一畝好幾百，還要交人頭稅(小孩和老人都要交)，人均都在百元以上；農民種地普遍虧本，勞動力被迫外出「盲流」，撂荒佔到50%以上，如果沒有打工收入，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經營會破產。鄉村債務每年都以兩位數增長，多數鄉鎮財政欠債，少則數百萬，多則數千萬。村級債務幾乎村村有外債，多則數百萬，少則數十萬；農民購買力相對80年代大幅下降，鄉鎮企業產品市場急劇萎縮，農村經濟非常凋敝；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的情況非常普遍；每年都會發生多起因強征而導致的惡性事件，干群矛盾非常尖銳。
現在，農民負擔減輕了很多，種糧和購買農機具還有補貼，種植業和養殖業有了很多發展，農民收入相對90年代有明顯增長。義務教育基本免費，合作醫療全面推開，農村養老已經起步，基礎設施建設逐步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農民開支和負擔大幅下降了，干群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新京報：怎麼評價8年來的農村政策走向？
李昌平：8年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政策和農業補貼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給農民和農村帶來了很大改變，今後還要加大力度。
農村有七個問題亟須解決
新京報：這8年，有沒有回過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湖北農村？今天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李昌平：我很少回到監利了，太多的就不知道了。但我在全國各地有很多農民和基層幹部朋友，由於工作的性質要經常下鄉，對全國農村的情況還是有一點瞭解的。
全國農村最近8年都有明顯改善，但有些問題還亟須解決。一是有些地方「講老業」的苗頭開始出現，所謂「講老業」，就是這地60年前是我家的，道聽途說要恢復「地主制」(私有化)了，一些人就開始「打招呼」，要收回自己的地。如現在一些地方給新婚家庭分配宅基地，即使在土地部門辦理了手續，在開工之前還得徵得60年前「地主」的同意後才能做房子，否則是會有「麻煩」的。
二是農民發展經濟的空間有待拓寬。80年代，農民由種植業逐步向養殖業、加工業、儲藏業、流通業、建造業、金融業等進軍，收入不斷增長。現在，龍頭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不斷向農村和農業進軍，農民只剩下種植業和部分養殖業了，農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獲得的收益在下降，小農家庭經營越來越依賴城市打工收益維持。
三是有些農村強勢聯盟(資本、黑勢力和腐敗官員)抬頭，一旦農村市場經濟朝著吳敬璉所說的「壞市場經濟」異化，公平和自由交易將越來越稀缺了。
四是一些基層幹部和農民有力無處使，這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80年代既不靠積極財政政策，也不靠引進外資，靠農民和基層幹部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發展得非常好、非常快。現在的新農村建設，一靠中央拿錢，二靠引進外資，否則，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農民和基層幹部的手腳被1990年以來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規和政策給制住了。更嚴重的是，一些基層幹部和農民不僅形成了「嚴重的依附性」，甚至連表達自己意願的願望都沒有。
五是農村和農業有失去「兩個市場」的趨勢，國外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正在被招商引資引進來的境外農業資本集團搶佔。國內的大豆產業及其市場份額已經被外國農業資本集團搶佔，奶產業、棉花產業等也存在危險。
六是農村金融正在向外國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在農民合作、互助金融方面還沒有起步，政策性銀行還沒有與農民合作互助金融組織對接的情況下，過早向外資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農村金融，對農民和農業是有害的。
七是黨對農村和農業的領導。80年代有省委書記住農村的傳統，現在基層幹部多是「走讀生」了。
三中全會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
新京報：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全文公佈，這份改革綱領中，您認為哪些地方是對過去最大的突破？
李昌平：有很多突破，重要的有：一是領導將更多關注三農；二是政府征地範圍做了限制，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讓農民和農民集體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資本化收益；三是農民工市民化待遇；四是確定發展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為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的主要模式和實現路徑；五是首次將農村金融發展提到「核心」地位，准許並扶持農民組織發展合作互助金融，第一次給了農民發展金融的自主權；六是擴大農民的擔保物品，增加了農民發展的「本錢」；七是逐步按人口數量同比例安排縣鄉人大代表。
說上述措施是突破性的，是因為和過去不一樣，是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增強農民發展動力，完善農民自主性。
(李昌平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曾擔任湖北農村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廣泛關注。 )
2008年10月24日 星期五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4)
向農村注入更多金融血液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4)
解讀人：韓俊 採訪人：記者 顧仲陽
人民日報
2008年10月24日
現有金融機構要深化改革，增加「三農」金融供給
為強化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支農責任，《決定》明確提出，縣域內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吸收的存款，應主要用於當地發放貸款。為此，要根據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類別、地域分佈，盡快確定其在縣域內吸收的存款直接或間接投放當地的比例，並同步安排配套激勵政策。
為增加「三農」金融供給，現有金融機構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大支農力度，《決定》對此提出了具體要求。農業銀行作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骨幹和支柱，應切實按照中央提出的「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總體原則，更好地為「三農」 和縣域經濟服務。農業發展銀行等各類政策性金融機構要加大對農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信貸支持。要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把農村信用社改造成為產權明晰的社區性農村金融機構，發揮好為農民服務的主力軍作用。為了使郵政儲蓄在農村地區吸收的資金更多地留在農村，必須擴大郵政儲蓄銀行涉農業務範圍。
放寬准入，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引導更多資金投向農村
我國金融資源城鄉配置嚴重不平衡，特別是1998年以來，國有商業銀行從農村地區撤並了3萬家以上的機構網點，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從業人員和信貸資源嚴重不足。《決定》提出規範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以服務農村地區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這將為農村注入更多新鮮的金融血液。
自2005 年起，人民銀行開展了「只貸不存」小額信貸機構試點， 2007 年銀監會調整和放寬了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按照「低門檻、嚴監管」的原則，鼓勵社會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在此基礎上，我國將繼續擴大試點範圍，完善監管，保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規範、健康、可持續發展。
發展各種微型金融服務，建立普惠性的農村金融體系
鼓勵發展適合農村特點和需要的各種微型金融服務，這是《決定》提出的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的一個亮點。
微型金融服務是指側重於為貧困人口提供的貸款、儲蓄和其他基本的金融服務，服務對像主要包括個體工商戶、小型加工運銷戶、各類微小型企業、規模種植養殖戶、鄉村經紀人、貧困人口等普通民眾。
我國微型金融服務起步較晚，是金融服務業中的「短板」。為補齊這塊「短板」，我國將進一步放寬對微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准入，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微型金融服務業的途徑，大力發展小額信貸，允許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從金融機構融入資金。
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
《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
我國將繼續發揮存款準備金、支農再貸款、利率等貨幣政策的作用，對涉農貸款比例較高的農村金融機構制定更為優惠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實行更為靈活的利率政策，增加主產區支農再貸款額度。同時積極發揮財稅政策的槓桿作用，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貼息、擔保、財政補助等多種手段，引導和改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逐步建立市場主導與政府扶持相結合、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相結合的支農長效機制。
中國銀監會今年8月公佈的《中國銀行業農村金融服務分佈圖集》顯示，當前農村金融服務存在四大問題有待改進：
——農戶貸款提供者十分集中。從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和農業銀行獲得貸款的農戶數，佔全國獲得貸款農戶的比例高達98.7%。
——人均貸款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人均貸款額在7700元左右，而城市的人均貸款額為3.5萬元。
——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有8901個鄉鎮只有一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零金融機構鄉鎮仍有2868個。
——金融資源區域配置不平衡。東中西部區域間以及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差距較大。80%「零金融機構鄉」在西部地區。 （記者 張煒整理）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4)
解讀人：韓俊 採訪人：記者 顧仲陽
人民日報
2008年10月24日
現有金融機構要深化改革，增加「三農」金融供給
為強化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支農責任，《決定》明確提出，縣域內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吸收的存款，應主要用於當地發放貸款。為此，要根據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類別、地域分佈，盡快確定其在縣域內吸收的存款直接或間接投放當地的比例，並同步安排配套激勵政策。
為增加「三農」金融供給，現有金融機構要繼續深化改革，加大支農力度，《決定》對此提出了具體要求。農業銀行作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骨幹和支柱，應切實按照中央提出的「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總體原則，更好地為「三農」 和縣域經濟服務。農業發展銀行等各類政策性金融機構要加大對農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信貸支持。要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把農村信用社改造成為產權明晰的社區性農村金融機構，發揮好為農民服務的主力軍作用。為了使郵政儲蓄在農村地區吸收的資金更多地留在農村，必須擴大郵政儲蓄銀行涉農業務範圍。
放寬准入，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引導更多資金投向農村
我國金融資源城鄉配置嚴重不平衡，特別是1998年以來，國有商業銀行從農村地區撤並了3萬家以上的機構網點，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從業人員和信貸資源嚴重不足。《決定》提出規範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以服務農村地區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銀行，這將為農村注入更多新鮮的金融血液。
自2005 年起，人民銀行開展了「只貸不存」小額信貸機構試點， 2007 年銀監會調整和放寬了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按照「低門檻、嚴監管」的原則，鼓勵社會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在此基礎上，我國將繼續擴大試點範圍，完善監管，保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規範、健康、可持續發展。
發展各種微型金融服務，建立普惠性的農村金融體系
鼓勵發展適合農村特點和需要的各種微型金融服務，這是《決定》提出的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的一個亮點。
微型金融服務是指側重於為貧困人口提供的貸款、儲蓄和其他基本的金融服務，服務對像主要包括個體工商戶、小型加工運銷戶、各類微小型企業、規模種植養殖戶、鄉村經紀人、貧困人口等普通民眾。
我國微型金融服務起步較晚，是金融服務業中的「短板」。為補齊這塊「短板」，我國將進一步放寬對微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准入，開放民營資本進入微型金融服務業的途徑，大力發展小額信貸，允許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從金融機構融入資金。
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
《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
我國將繼續發揮存款準備金、支農再貸款、利率等貨幣政策的作用，對涉農貸款比例較高的農村金融機構制定更為優惠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實行更為靈活的利率政策，增加主產區支農再貸款額度。同時積極發揮財稅政策的槓桿作用，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貼息、擔保、財政補助等多種手段，引導和改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逐步建立市場主導與政府扶持相結合、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相結合的支農長效機制。
中國銀監會今年8月公佈的《中國銀行業農村金融服務分佈圖集》顯示，當前農村金融服務存在四大問題有待改進：
——農戶貸款提供者十分集中。從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和農業銀行獲得貸款的農戶數，佔全國獲得貸款農戶的比例高達98.7%。
——人均貸款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人均貸款額在7700元左右，而城市的人均貸款額為3.5萬元。
——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競爭不充分。有8901個鄉鎮只有一家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零金融機構鄉鎮仍有2868個。
——金融資源區域配置不平衡。東中西部區域間以及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差距較大。80%「零金融機構鄉」在西部地區。 （記者 張煒整理）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3)
農村土地管理要嚴格規範
——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3)
人民網-《人民日報》
解讀人：馬曉河 採訪人：記者 於猛
2008年10月23日
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決定》提出：「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層層落實責任，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從嚴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
我國耕地保護形勢異常嚴峻，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億畝減少到18.26億畝，今後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仍要佔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人口增加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社會對農產品需求將呈剛性增長，這就要求今後我國必須保持必要數量的耕地。為此，我國必須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強化用途管制。一要層層落實責任，地方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行政區域內的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負總責。二要強化耕地占補平衡的法定責任，嚴格落實《決定》提出的「耕地實行先補後占，不得跨省區市進行占補平衡」的精神。三要按照《決定》「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建立保護補償機制，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的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嚴格保護，不得佔用。
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必須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要求，立足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努力轉變用地方式，加快經濟發展由外延擴張向內涵挖潛、由粗放低效向集約高效轉變，促進土地利用方式的創新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土地供應的硬約束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做到「三個不得」
隨著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增多和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村對加快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要求更加迫切。《決定》提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貫徹落實這一政策要求，應搞好農村土地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尊重農戶的土地流轉主體地位；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服務體系。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三個不得」是農村土地流轉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流轉的只是承包經營權，不能在流轉中變更土地所有權屬性，侵犯農村集體利益。實行土地用途管制是我國土地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農地只能農用。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農民的流轉自主權、收益權要得到切實保障，轉包方和農村基層組織不能以任何借口強迫流轉或者壓低租金價格，侵犯農民的權益。
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征地補償機制
《決定》對進一步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一是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逐步縮小征地範圍。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未對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範圍作出明確的界定，大量商業經營性用地也都採取公益性徵地方式，征地範圍過寬，缺乏有效約束。按照《決定》精神，今後將逐步縮小征地範圍。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外，經批准佔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並保證農民受益。通過明確界定「公共利益」來縮小強制征地的範圍，是今後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是完善征地補償機制，合理確定征地補償標準。《決定》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依法徵收農村集體土地，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及時足額給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合理補償」。在規劃確定的相同區片內，征地應採取統一標準補償農民，征地補償標準不隨項目性質不同而不同。在征地過程中要維護被征地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申訴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征地補償爭議的協調裁決機制，為被征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拓寬安置渠道，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問題。從總體上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決定》提出，要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問題，確保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長期有保障。此外，必須多渠道促進失地農民就業，加強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在貸款、稅收、場地等方面對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的失地農民提供優惠政策。
——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3)
人民網-《人民日報》
解讀人：馬曉河 採訪人：記者 於猛
2008年10月23日
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決定》提出：「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層層落實責任，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從嚴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
我國耕地保護形勢異常嚴峻，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億畝減少到18.26億畝，今後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仍要佔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人口增加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社會對農產品需求將呈剛性增長，這就要求今後我國必須保持必要數量的耕地。為此，我國必須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強化用途管制。一要層層落實責任，地方各級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行政區域內的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負總責。二要強化耕地占補平衡的法定責任，嚴格落實《決定》提出的「耕地實行先補後占，不得跨省區市進行占補平衡」的精神。三要按照《決定》「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建立保護補償機制，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的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嚴格保護，不得佔用。
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必須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要求，立足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努力轉變用地方式，加快經濟發展由外延擴張向內涵挖潛、由粗放低效向集約高效轉變，促進土地利用方式的創新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土地供應的硬約束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做到「三個不得」
隨著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增多和現代農業的發展，農村對加快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要求更加迫切。《決定》提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貫徹落實這一政策要求，應搞好農村土地的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尊重農戶的土地流轉主體地位；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服務體系。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三個不得」是農村土地流轉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流轉的只是承包經營權，不能在流轉中變更土地所有權屬性，侵犯農村集體利益。實行土地用途管制是我國土地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農地只能農用。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中，農民的流轉自主權、收益權要得到切實保障，轉包方和農村基層組織不能以任何借口強迫流轉或者壓低租金價格，侵犯農民的權益。
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征地補償機制
《決定》對進一步改革征地制度和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一是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逐步縮小征地範圍。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未對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範圍作出明確的界定，大量商業經營性用地也都採取公益性徵地方式，征地範圍過寬，缺乏有效約束。按照《決定》精神，今後將逐步縮小征地範圍。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外，經批准佔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並保證農民受益。通過明確界定「公共利益」來縮小強制征地的範圍，是今後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是完善征地補償機制，合理確定征地補償標準。《決定》對完善征地補償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依法徵收農村集體土地，按照同地同價原則及時足額給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合理補償」。在規劃確定的相同區片內，征地應採取統一標準補償農民，征地補償標準不隨項目性質不同而不同。在征地過程中要維護被征地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申訴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征地補償爭議的協調裁決機制，為被征地農民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拓寬安置渠道，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問題。從總體上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決定》提出，要解決好被征地農民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問題，確保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長期有保障。此外，必須多渠道促進失地農民就業，加強對失地農民的就業培訓，在貸款、稅收、場地等方面對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的失地農民提供優惠政策。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政策新亮點
2008年10月22日
農村改革30年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就是由億萬農民創造並形成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這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
保持現有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
《決定》對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做出了新的政策闡述，第一個亮點就是一個「長久不變」，即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
這個「長久不變」，不僅給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提供了更加切實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包含了通過完善土地承包權，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用益物權性質更加充分、更加完善的應有之意，為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增收奠定了制度性基礎。
「長久不變」，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家庭經營的關鍵是要有穩定的土地承包關係，農民有了長期自主經營的土地，才能有穩定的經營預期和長遠的經營打算，才能放心地在土地上謀發展、增投入。「長久不變」，是保持農村穩定和諧的必然要求。儘管農村全面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土地仍然是生計之本。「長久不變」，是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緊迫要求。把農戶承包經營權落實到地塊，使農戶承包地權屬更加明晰，農民流轉承包地才能更踏實，利益預期才能更明確，農戶才能放心流轉、穩定流轉。
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的「兩個轉變」
《決定》關於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另一個政策亮點在於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的「兩個轉變」，即家庭經營要向採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方向轉變。
在「分」的層次上，圍繞著改造傳統農戶、培育現代農業經營主體，要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民培訓，著力提高農戶融資經營能力、科技應用能力、機械使用能力和開拓市場能力。
在「統」的層次上，要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礎性工程，也是現階段完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重點和難點。做好「統」的文章，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農民喜歡怎麼合作就怎麼合作，農民需要什麼服務就發展什麼服務，把小農戶經營引入現代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軌道上來。
大力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決定》從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高度出發，要求在政策上大力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這對推動現代農業建設，創新農村經營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廣大農民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的前提下，自願選擇、自主興辦、自我受益的新型合作組織，這是農村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
中央明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服務農民，進退自由，權利平等，管理民主」。同時，中央強調國家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推廣、農產品營銷等方面的優惠扶持要向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要把合作社作為支農項目建設的實施主體，國家支持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建設項目，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承擔的，可以委託和安排實施；還要加大財政補助力度，出台金融支持政策，落實稅收優惠政策。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
人民網-《人民日報》
採訪人：記者 高雲才 解讀人：祝衛東人民網-《人民日報》
2008年10月22日
農村改革30年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就是由億萬農民創造並形成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農業生產特點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這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
保持現有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
《決定》對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做出了新的政策闡述，第一個亮點就是一個「長久不變」，即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
這個「長久不變」，不僅給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提供了更加切實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包含了通過完善土地承包權，使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用益物權性質更加充分、更加完善的應有之意，為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增收奠定了制度性基礎。
「長久不變」，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家庭經營的關鍵是要有穩定的土地承包關係，農民有了長期自主經營的土地，才能有穩定的經營預期和長遠的經營打算，才能放心地在土地上謀發展、增投入。「長久不變」，是保持農村穩定和諧的必然要求。儘管農村全面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土地仍然是生計之本。「長久不變」，是促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緊迫要求。把農戶承包經營權落實到地塊，使農戶承包地權屬更加明晰，農民流轉承包地才能更踏實，利益預期才能更明確，農戶才能放心流轉、穩定流轉。
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的「兩個轉變」
《決定》關於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另一個政策亮點在於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的「兩個轉變」，即家庭經營要向採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方向轉變。
在「分」的層次上，圍繞著改造傳統農戶、培育現代農業經營主體，要廣泛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民培訓，著力提高農戶融資經營能力、科技應用能力、機械使用能力和開拓市場能力。
在「統」的層次上，要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這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礎性工程，也是現階段完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重點和難點。做好「統」的文章，必須從各地實際出發，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農民喜歡怎麼合作就怎麼合作，農民需要什麼服務就發展什麼服務，把小農戶經營引入現代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軌道上來。
大力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決定》從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高度出發，要求在政策上大力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這對推動現代農業建設，創新農村經營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廣大農民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的前提下，自願選擇、自主興辦、自我受益的新型合作組織，這是農村改革的一大成果，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
中央明確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服務農民，進退自由，權利平等，管理民主」。同時，中央強調國家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推廣、農產品營銷等方面的優惠扶持要向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要把合作社作為支農項目建設的實施主體，國家支持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建設項目，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承擔的，可以委託和安排實施；還要加大財政補助力度，出台金融支持政策，落實稅收優惠政策。
權威人士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
改革有新突破 農民有新實惠
——權威人士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陳芳、宋振遠
2008年10月21日：
作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行動綱領，《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日發佈。「新華視點」記者近日採訪有關權威人士，他們普遍認為，《決定》在認識上有新高度，政策上有新突破，制度上有新安排，舉措上有新實招，對農民有新實惠。《決定》的貫徹落實必將開啟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嶄新時代，讓億萬農民共享美好生活。
農村改革的歷史方位：「三個進入」和「三個作為」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如今處於什麼樣的歷史方位？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決定》指出，中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必須把握農村改革這個重點，必須加強農業發展這個基礎，必須抓住農村穩定這個大局，在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活力。這一戰略定位來源於「三個沒有」的認識——「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
《決定》立足於「三個沒有」的清醒認識，作出了農村改革發展「三個進入」的重要判斷，即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成傑說：「《決定》中『三個沒有』和『三個進入』的概括，體現了中央對農村改革發展所處階段性特徵的準確把握，在認識上有新突破，在理論上有新發展。」
正是基於這一重要判斷，《決定》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總體思路。概括起來就是「三個作為」，即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
尹成傑說，《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完整闡述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以什麼為指導、圍繞什麼任務、沿著什麼方向、按照什麼要求、達到什麼目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其中提出的「三個作為」是今後指導『三農』工作總體思路的一個新概括新論述。對此，在過去的文獻中都曾有過論述。這次把三者有機聯繫在一起，並上升到「戰略任務」「基本方向」「根本要求」的高度，構成一個完整的表述，還是第一次。
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一個長久不變」與「兩個轉變」
《決定》既著眼於激發農村發展活力，又著眼於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既著眼於調整生產關係，又著眼於完善上層建築。具體強調了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和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等「六項改革」。其中首當其衝的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農村改革已走過30年，農村經營體制如何穩定完善？對此，全社會普遍關注，農村干群高度關切。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決定》既強調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又順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與時俱進地提出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在充分強調「毫不動搖」的基礎上，鮮明提出了「一個長久不變」「兩個轉變」。
「毫不動搖」，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十分清醒，決不能有任何含糊。因為糧食是百姓溫飽之源、物價平穩之基、經濟發展之要、社會穩定之本，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糧食生產。
「一個長久不變」，就是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是《決定》的一大亮點。由過去的承包期30年不變，到今天的「永久不變」，政策指向十分明確，即強調承包地對農民的財產權、物權屬性，給農民吃長效「定心丸」。
「兩個轉變」，就是家庭經營要向採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這是對今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作出的一個方向性概括，也是一個新的重大政策表述。
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兩個市場」，保障「兩個權益」
著眼我國基本國情，從最大限度保護耕地資源和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出發，《決定》對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的制度安排。概括起來，突出的亮點是建立「兩個市場」和保障「兩個權益」，同時提出實行「兩個最嚴格制度」。
「兩個最嚴格制度」，就是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尹成傑說，我國耕地保護形勢異常嚴峻，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億畝減至2007年的18.26億畝，7年減少了9800萬畝，目前距18億畝耕地紅線只剩2600萬畝。到2020年這12年間要守住這條紅線，難度相當大。考慮到在耕地保護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退路，《決定》非常明確地提出要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在此基礎上，《決定》首次提出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並在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不得跨省區市進行占補平衡、從嚴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規定。
「兩個市場」，就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和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在農村土地制度上，中央明確提出建立「兩個市場」，發出了重要改革信息。「中國農村發展的確面臨著一些繞不開的問題，小農經營的局限性日益凸現。」現有的經營模式決定了農產品市場風險較大，食品安全監控相對困難，不利於動植物疫病防治，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現代農業發展。若不進行新的改革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改革的焦點之一就是通過土地流轉等政策手段適度「整合」被承包到戶的土地，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兩個權益」，就是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佔有、使用、收益等權利和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這一方面表明承包地、宅基地等農民的財產權將得到更好保護；另一方面說明農村土地、宅基地的市場要素屬性也將被激活。
在新一輪農村土地管理改革上，最近有一些網民擔心，新的土地政策如果沒有健全的法規相配合，必會產生新的矛盾。如開發商有可能因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而開展新一輪「圈地運動」，會讓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失去生存之根。
對此，宋洪遠表示，「兩個市場」的建立將嚴格在政策指導下不斷完善。如在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方面，《決定》鮮明提出了「三個不得」，即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體現中央在農村土地改革上持極為審慎的態度。
新的量化目標：到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決定》提出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是農村改革發展目標任務中一個新的量化指標。
尹成傑說，實現這一目標，按不變價計算，今後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要達到近6％。從近些年來看，這個平均增速是積極穩妥的，實現這個目標也能鼓舞人心。當然，這是一個預期性、指導性指標，我們力爭在實踐中能夠超過這個指標。
《決定》對改善農村民生作出重大部署，要求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著眼於讓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加快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縮小城鄉差別的一個重要任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揚說，在農村教育上，《決定》首次提出重點加快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並逐步實行免費，健全縣域職業教育培訓網絡，加強農民技能培訓，廣泛培養農村實用人才。這是繼免費義務教育政策之後又一促進教育公平的重大舉措。
圍繞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決定》提出了五個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其中首條就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陳錫文說，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不管農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如何下降（30年來中國農業的產值份額從27.9％下降到目前的11.8％），但農業基礎地位都不會改變。不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吃飯問題始終是大事，任何時候都馬虎不得。
另一個重大原則是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證明，我們什麼時候在保障農民權益方面做得好，什麼時候農民積極性就高；什麼時候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發揮得好，什麼時候農村發展活力就強。現在和將來都必須牢記這一條。例如，2000年至2003年，由於農民稅費負擔過重，生產成本過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糧食年產量一度跌到8613億斤。而2004年開始實行「兩減免、三補貼」政策，農民得到直接好處，兩年間糧食增產1000多億斤。
這五個重大原則，既是農村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更是對新時期農村工作改革方向的深刻把握，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必須切實遵循。
「三個最」的描述：突出加速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緊迫性
《決定》用「三個最」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必要性和緊迫性作出精闢概括：「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這警示我們務必保持清醒頭腦，毫不鬆懈地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著力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我國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革，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
尹成傑說，《決定》的最大亮點之一是明確提出建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制度。我國城鄉差距仍在持續拉大，目前已超過3.3：1，統籌城鄉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
《決定》在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上作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亮點很多。一方面，強調推進戶籍改革，首次明確提出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方面，逐步實現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盡快制訂和實施農民工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等。另一方面，強調擴大縣域發展自主權，明確提出推進「省直管縣」的體制改革，依法賦予經濟實力強的小城鎮相應行政管理權限，形成「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
馬曉河說，《決定》按照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立足「放活」，突出城鄉一體化制度建設，力促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融合，其意義十分深遠。可以預見，隨著《決定》中一系列戰略部署落到實處，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矛盾將會逐步得到扭轉，城鄉一體化的美好前景一定可以實現。
——權威人士解讀《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陳芳、宋振遠
2008年10月21日：
作為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行動綱領，《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日發佈。「新華視點」記者近日採訪有關權威人士，他們普遍認為，《決定》在認識上有新高度，政策上有新突破，制度上有新安排，舉措上有新實招，對農民有新實惠。《決定》的貫徹落實必將開啟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嶄新時代，讓億萬農民共享美好生活。
農村改革的歷史方位：「三個進入」和「三個作為」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改革發展如今處於什麼樣的歷史方位？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決定》指出，中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必須把握農村改革這個重點，必須加強農業發展這個基礎，必須抓住農村穩定這個大局，在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增添活力。這一戰略定位來源於「三個沒有」的認識——「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現代化，沒有農村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繁榮穩定，沒有農民全面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全面小康。」
《決定》立足於「三個沒有」的清醒認識，作出了農村改革發展「三個進入」的重要判斷，即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成傑說：「《決定》中『三個沒有』和『三個進入』的概括，體現了中央對農村改革發展所處階段性特徵的準確把握，在認識上有新突破，在理論上有新發展。」
正是基於這一重要判斷，《決定》提出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總體思路。概括起來就是「三個作為」，即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
尹成傑說，《決定》提出的指導思想，完整闡述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以什麼為指導、圍繞什麼任務、沿著什麼方向、按照什麼要求、達到什麼目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其中提出的「三個作為」是今後指導『三農』工作總體思路的一個新概括新論述。對此，在過去的文獻中都曾有過論述。這次把三者有機聯繫在一起，並上升到「戰略任務」「基本方向」「根本要求」的高度，構成一個完整的表述，還是第一次。
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一個長久不變」與「兩個轉變」
《決定》既著眼於激發農村發展活力，又著眼於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既著眼於調整生產關係，又著眼於完善上層建築。具體強調了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和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等「六項改革」。其中首當其衝的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農村改革已走過30年，農村經營體制如何穩定完善？對此，全社會普遍關注，農村干群高度關切。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決定》既強調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又順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與時俱進地提出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在充分強調「毫不動搖」的基礎上，鮮明提出了「一個長久不變」「兩個轉變」。
「毫不動搖」，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十分清醒，決不能有任何含糊。因為糧食是百姓溫飽之源、物價平穩之基、經濟發展之要、社會穩定之本，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糧食生產。
「一個長久不變」，就是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是《決定》的一大亮點。由過去的承包期30年不變，到今天的「永久不變」，政策指向十分明確，即強調承包地對農民的財產權、物權屬性，給農民吃長效「定心丸」。
「兩個轉變」，就是家庭經營要向採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著力提高組織化程度。這是對今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作出的一個方向性概括，也是一個新的重大政策表述。
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兩個市場」，保障「兩個權益」
著眼我國基本國情，從最大限度保護耕地資源和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出發，《決定》對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的制度安排。概括起來，突出的亮點是建立「兩個市場」和保障「兩個權益」，同時提出實行「兩個最嚴格制度」。
「兩個最嚴格制度」，就是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尹成傑說，我國耕地保護形勢異常嚴峻，耕地已由2000年的19.24億畝減至2007年的18.26億畝，7年減少了9800萬畝，目前距18億畝耕地紅線只剩2600萬畝。到2020年這12年間要守住這條紅線，難度相當大。考慮到在耕地保護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退路，《決定》非常明確地提出要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在此基礎上，《決定》首次提出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並在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不得跨省區市進行占補平衡、從嚴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規定。
「兩個市場」，就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和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在農村土地制度上，中央明確提出建立「兩個市場」，發出了重要改革信息。「中國農村發展的確面臨著一些繞不開的問題，小農經營的局限性日益凸現。」現有的經營模式決定了農產品市場風險較大，食品安全監控相對困難，不利於動植物疫病防治，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現代農業發展。若不進行新的改革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
改革的焦點之一就是通過土地流轉等政策手段適度「整合」被承包到戶的土地，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兩個權益」，就是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的佔有、使用、收益等權利和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這一方面表明承包地、宅基地等農民的財產權將得到更好保護；另一方面說明農村土地、宅基地的市場要素屬性也將被激活。
在新一輪農村土地管理改革上，最近有一些網民擔心，新的土地政策如果沒有健全的法規相配合，必會產生新的矛盾。如開發商有可能因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而開展新一輪「圈地運動」，會讓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失去生存之根。
對此，宋洪遠表示，「兩個市場」的建立將嚴格在政策指導下不斷完善。如在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方面，《決定》鮮明提出了「三個不得」，即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這體現中央在農村土地改革上持極為審慎的態度。
新的量化目標：到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決定》提出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費水平大幅提升，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是農村改革發展目標任務中一個新的量化指標。
尹成傑說，實現這一目標，按不變價計算，今後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要達到近6％。從近些年來看，這個平均增速是積極穩妥的，實現這個目標也能鼓舞人心。當然，這是一個預期性、指導性指標，我們力爭在實踐中能夠超過這個指標。
《決定》對改善農村民生作出重大部署，要求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著眼於讓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加快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縮小城鄉差別的一個重要任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揚說，在農村教育上，《決定》首次提出重點加快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並逐步實行免費，健全縣域職業教育培訓網絡，加強農民技能培訓，廣泛培養農村實用人才。這是繼免費義務教育政策之後又一促進教育公平的重大舉措。
圍繞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決定》提出了五個必須遵循的重大原則。其中首條就是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陳錫文說，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不管農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份額如何下降（30年來中國農業的產值份額從27.9％下降到目前的11.8％），但農業基礎地位都不會改變。不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吃飯問題始終是大事，任何時候都馬虎不得。
另一個重大原則是切實保障農民權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農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說，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證明，我們什麼時候在保障農民權益方面做得好，什麼時候農民積極性就高；什麼時候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發揮得好，什麼時候農村發展活力就強。現在和將來都必須牢記這一條。例如，2000年至2003年，由於農民稅費負擔過重，生產成本過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糧食年產量一度跌到8613億斤。而2004年開始實行「兩減免、三補貼」政策，農民得到直接好處，兩年間糧食增產1000多億斤。
這五個重大原則，既是農村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更是對新時期農村工作改革方向的深刻把握，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必須切實遵循。
「三個最」的描述：突出加速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緊迫性
《決定》用「三個最」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必要性和緊迫性作出精闢概括：「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
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這警示我們務必保持清醒頭腦，毫不鬆懈地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著力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我國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革，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也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
尹成傑說，《決定》的最大亮點之一是明確提出建立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制度。我國城鄉差距仍在持續拉大，目前已超過3.3：1，統籌城鄉發展的任務十分艱巨。
《決定》在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上作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亮點很多。一方面，強調推進戶籍改革，首次明確提出農民工勞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等方面，逐步實現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盡快制訂和實施農民工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等。另一方面，強調擴大縣域發展自主權，明確提出推進「省直管縣」的體制改革，依法賦予經濟實力強的小城鎮相應行政管理權限，形成「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
馬曉河說，《決定》按照統籌城鄉發展要求，立足「放活」，突出城鄉一體化制度建設，力促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融合，其意義十分深遠。可以預見，隨著《決定》中一系列戰略部署落到實處，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矛盾將會逐步得到扭轉，城鄉一體化的美好前景一定可以實現。
把握新形勢 積極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馬曉河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
人民日報
2008年10月24日
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集中研究農村改革發展問題，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認真學習三中全會《決定》，全面貫徹落實黨在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戰略部署，對於推動農業和農村發展、開創農村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農村改革發展30年的偉大成就與歷史貢獻
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與發端於農村的改革是分不開的。正是有了農村改革的成功推進，才有了後來的大改革、大開放和大發展。過去30年，我國農村主要推進了六個方面的改革：一是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產權制度，實現了農村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二是改革農產品購銷制度和生產要素流通體制，逐漸形成市場化的商品交易和資源配置方式；三是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和推行村民自治，成功進行農村治理結構轉型；四是改革農村稅費體制和公共服務體制，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實行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五是改革農村金融制度，不斷放寬農村金融准入政策，初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互補的農村金融體系；六是改革農民工管理制度，逐步消除農民工進城的制度約束。
農村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使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糧食生產不斷躍上新台階，農產品供給日益豐富，結束了我國主要農產品長期短缺的歷史；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持續快速減少；農村產業結構迅速調整，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社會公共事業加速發展，農村面貌得到極大改善。
農村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對我國工業化進程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基礎作用，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起到了推動作用，對城市改革提供了示範作用，對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產生了引領作用。正如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的：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創造性探索，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成功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新階段。工業化、城鎮化迅速推進，需要農業、農村加快發展；隨著社會進步，農民要求公平分享社會發展成果，也需要加快農村改革發展。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國長期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給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帶來了挑戰。
農業基礎地位不牢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夠高。在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快速推進過程中，隨著耕地和水資源短缺、農業基礎設施老化、財政支農投入不足、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較慢等問題日益突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速度趕不上社會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需求的增長。特別是近幾年，農業生產成本迅速上升，比較效益明顯下降，已對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增長帶來了威脅。
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近幾年來，儘管國家強農惠農政策不斷加強，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4年在6%以上，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更高，連續4年在7.7%以上。由此，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由2000年的2.7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城鄉公共服務存在明顯差別。長期以來，由於財政支出重城市、輕農村，導致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後，農民行路難、用電難、飲水難；由於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等資源在城鄉配置上存在明顯差距，農民在上學、看病、養老和貧困救濟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城鄉要素市場配置不均等，農民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勞動力流動方面，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制度性障礙，城鄉戶籍制度分割，就業市場不統一，在上學、醫保、低保、養老保險以及住房等方面，農民工與市民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待遇；在土地市場方面，被征地農民很多得不到合理補償，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難以獲得公平待遇。
農村金融制度不健全，農民生產生活貸款難。近年來，在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重視下，農民貸款難有所緩解。但是，農村金融制度改革還處於試點起步階段，覆蓋範圍小、進入限制多，農民貸款難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既表現為制度供給不足，也表現為資金供給不足，而資金供給不足又主要是由制度供給不足造成的。當前，農村金融制度供給不足，主要表現是政策性金融嚴重缺位，商業性金融退出農村領域，合作性金融發育遲緩。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下，如何建立健全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是農村改革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另外，一些地方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管理落後，也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新的形勢和深層次矛盾，使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遇到了新挑戰。過去，農村改革只要通過局部或農村內部利益關係調整就可以取得成功；現在，農村許多領域的改革已由內部利益關係調整轉向工農、城鄉之間的利益關係調整，農村改革越來越關係全局，改革難度明顯加大。過去，農村社會結構單一，農民利益關係簡單，改革一旦取得成果，絕大多數農民很容易得到滿足；現在，農村社會結構趨向多元化，利益關係複雜化，在城鄉交流日益頻繁和信息日趨透明的情況下，農民社會身份平等意識普遍提高。如何順應趨勢，鞏固農村已經取得的改革發展成果，及時解決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難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對此，三中全會作出重要判斷：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我們必須深刻理解「三個進入」的科學判斷，努力探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戰略途徑。
推進新形勢下農村改革發展的幾點思考
當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既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又有很好的政治條件和經濟基礎，面臨著難得機遇。《決定》提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這是對今後「三農」工作總體思路的新概括、新論述。為了加快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決定》提出了農村經濟體制、現代農業建設、增加農民收入、基層組織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六個方面的基本目標任務，作出了戰略部署。完成這些任務和部署，應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保障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在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的前提下，著力抓好這樣幾項工作：一是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二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三是改革征地制度，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界限，逐步縮小征地範圍，探索農民參與土地市場交易辦法；四是從制度上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積極探索對被征地農民公平和合理的補償辦法，保證失地農民就業有出路、生計有保障；五是抓緊研究和積極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按照同地同價原則依法徵收農村集體土地等問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
改革農村金融體制，從制度上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一是認真貫徹落實《決定》精神，放寬農村金融准入政策，拓寬農村融資渠道，引導更多資金投向農村；二是鼓勵各種金融機構下鄉入村為農民開展貸款服務，支持農業農村發展；三是盡快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探索農業再保險和巨災保險辦法，穩步建立農村信貸擔保機制；四是繼續擴大放寬農村地區銀行金融機構准入政策的試點範圍；五是規範和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
建立健全有利於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的體制機制。戶籍制度和城鎮相關社會福利制度是影響農民改變身份、轉變成市民的主要制度障礙。應按照《決定》精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在中小城市探索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時將進城農民工作為市民管理，在就業、子女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住房等方面逐步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從制度上保障農民工進得來、留得住。統籌城鄉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制定實施可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關係和醫療保險關係等區際轉移接續辦法。
建立健全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務。當前，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濟等公共服務方面，受歷史因素、各地財力等影響，城鄉之間不可能立即實現均等化。但應制定階段性目標，分步驟推進。就近中期而言，對於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按照《決定》提出的「三個大幅度」的要求，不斷加大各級政府投入。城鄉義務教育應盡快實現真正的免費教育，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對於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做到全覆蓋的條件下，不斷提高政府補助標準。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試點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加快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為逐步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造條件。農村稅費改革以來，農村縣鄉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已經從徵收農業稅和「三提五統」等轉變為送錢、送物、送政策。但縣鄉行政管理機構及其職能轉變滯後，難以適應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為了更好地為農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應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財政體制改革。中央和省級政府應通過一般財政轉移支付實現縣一級財政公共服務支付能力的均等化。同時，還應鼓勵和支持農村民間中介服務組織的發展，通過發展民間組織加強農村社會公共服務。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
人民日報
2008年10月24日
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之際，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集中研究農村改革發展問題，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認真學習三中全會《決定》，全面貫徹落實黨在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戰略部署，對於推動農業和農村發展、開創農村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農村改革發展30年的偉大成就與歷史貢獻
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與發端於農村的改革是分不開的。正是有了農村改革的成功推進，才有了後來的大改革、大開放和大發展。過去30年，我國農村主要推進了六個方面的改革：一是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產權制度，實現了農村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二是改革農產品購銷制度和生產要素流通體制，逐漸形成市場化的商品交易和資源配置方式；三是改革人民公社體制和推行村民自治，成功進行農村治理結構轉型；四是改革農村稅費體制和公共服務體制，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實行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五是改革農村金融制度，不斷放寬農村金融准入政策，初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等互補的農村金融體系；六是改革農民工管理制度，逐步消除農民工進城的制度約束。
農村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使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糧食生產不斷躍上新台階，農產品供給日益豐富，結束了我國主要農產品長期短缺的歷史；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持續快速減少；農村產業結構迅速調整，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社會公共事業加速發展，農村面貌得到極大改善。
農村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對我國工業化進程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基礎作用，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起到了推動作用，對城市改革提供了示範作用，對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產生了引領作用。正如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的：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創造性探索，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成功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進一步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新階段。工業化、城鎮化迅速推進，需要農業、農村加快發展；隨著社會進步，農民要求公平分享社會發展成果，也需要加快農村改革發展。但由於歷史原因，我國長期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給繼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帶來了挑戰。
農業基礎地位不牢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夠高。在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快速推進過程中，隨著耕地和水資源短缺、農業基礎設施老化、財政支農投入不足、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較慢等問題日益突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速度趕不上社會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需求的增長。特別是近幾年，農業生產成本迅速上升，比較效益明顯下降，已對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增長帶來了威脅。
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近幾年來，儘管國家強農惠農政策不斷加強，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4年在6%以上，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更高，連續4年在7.7%以上。由此，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由2000年的2.7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
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城鄉公共服務存在明顯差別。長期以來，由於財政支出重城市、輕農村，導致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後，農民行路難、用電難、飲水難；由於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等資源在城鄉配置上存在明顯差距，農民在上學、看病、養老和貧困救濟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城鄉要素市場配置不均等，農民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勞動力流動方面，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制度性障礙，城鄉戶籍制度分割，就業市場不統一，在上學、醫保、低保、養老保險以及住房等方面，農民工與市民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待遇；在土地市場方面，被征地農民很多得不到合理補償，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難以獲得公平待遇。
農村金融制度不健全，農民生產生活貸款難。近年來，在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重視下，農民貸款難有所緩解。但是，農村金融制度改革還處於試點起步階段，覆蓋範圍小、進入限制多，農民貸款難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既表現為制度供給不足，也表現為資金供給不足，而資金供給不足又主要是由制度供給不足造成的。當前，農村金融制度供給不足，主要表現是政策性金融嚴重缺位，商業性金融退出農村領域，合作性金融發育遲緩。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下，如何建立健全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是農村改革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另外，一些地方農村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管理落後，也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新的形勢和深層次矛盾，使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遇到了新挑戰。過去，農村改革只要通過局部或農村內部利益關係調整就可以取得成功；現在，農村許多領域的改革已由內部利益關係調整轉向工農、城鄉之間的利益關係調整，農村改革越來越關係全局，改革難度明顯加大。過去，農村社會結構單一，農民利益關係簡單，改革一旦取得成果，絕大多數農民很容易得到滿足；現在，農村社會結構趨向多元化，利益關係複雜化，在城鄉交流日益頻繁和信息日趨透明的情況下，農民社會身份平等意識普遍提高。如何順應趨勢，鞏固農村已經取得的改革發展成果，及時解決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難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對此，三中全會作出重要判斷：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我們必須深刻理解「三個進入」的科學判斷，努力探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戰略途徑。
推進新形勢下農村改革發展的幾點思考
當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既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又有很好的政治條件和經濟基礎，面臨著難得機遇。《決定》提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這是對今後「三農」工作總體思路的新概括、新論述。為了加快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決定》提出了農村經濟體制、現代農業建設、增加農民收入、基層組織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六個方面的基本目標任務，作出了戰略部署。完成這些任務和部署，應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
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保障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要在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實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的前提下，著力抓好這樣幾項工作：一是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二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三是改革征地制度，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界限，逐步縮小征地範圍，探索農民參與土地市場交易辦法；四是從制度上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積極探索對被征地農民公平和合理的補償辦法，保證失地農民就業有出路、生計有保障；五是抓緊研究和積極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按照同地同價原則依法徵收農村集體土地等問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
改革農村金融體制，從制度上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一是認真貫徹落實《決定》精神，放寬農村金融准入政策，拓寬農村融資渠道，引導更多資金投向農村；二是鼓勵各種金融機構下鄉入村為農民開展貸款服務，支持農業農村發展；三是盡快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探索農業再保險和巨災保險辦法，穩步建立農村信貸擔保機制；四是繼續擴大放寬農村地區銀行金融機構准入政策的試點範圍；五是規範和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
建立健全有利於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流動的體制機制。戶籍制度和城鎮相關社會福利制度是影響農民改變身份、轉變成市民的主要制度障礙。應按照《決定》精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在中小城市探索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同時將進城農民工作為市民管理，在就業、子女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住房等方面逐步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從制度上保障農民工進得來、留得住。統籌城鄉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制定實施可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關係和醫療保險關係等區際轉移接續辦法。
建立健全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為農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化公共服務。當前，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濟等公共服務方面，受歷史因素、各地財力等影響，城鄉之間不可能立即實現均等化。但應制定階段性目標，分步驟推進。就近中期而言，對於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按照《決定》提出的「三個大幅度」的要求，不斷加大各級政府投入。城鄉義務教育應盡快實現真正的免費教育，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對於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做到全覆蓋的條件下，不斷提高政府補助標準。有條件的地區可以試點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加快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為逐步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造條件。農村稅費改革以來，農村縣鄉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已經從徵收農業稅和「三提五統」等轉變為送錢、送物、送政策。但縣鄉行政管理機構及其職能轉變滯後，難以適應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為了更好地為農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應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財政體制改革。中央和省級政府應通過一般財政轉移支付實現縣一級財政公共服務支付能力的均等化。同時，還應鼓勵和支持農村民間中介服務組織的發展，通過發展民間組織加強農村社會公共服務。
居民收入分配 北京全球最平等 香港亞洲貧富分化最懸殊
BBC 中文
2008-10-24
北京雖然貧富分化有所惡化，但仍是全球最平等的大城市
聯合國報告稱，雖然亞洲地區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但北京仍是世界主要城市中收入最平等的一個。
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發佈的《2008年度世界城市狀態報告》調查了世界主要城市的居民收入和居住狀況，得出以上結論。
與此同時，香港則被評為亞洲貧富分化最為懸殊的城市。
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近年來迅速城市化，城市人口比例從1987年的25%已經增加到2007年的42%，預計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佔人口總數的60%。
報告指出，中國過去30年間經濟發展迅速，已經實現了10億人的脫貧，其速度和規模是世界其他國家從未達到過的。
不過報告承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地區間貧富差距擴大等中國的消費不平等問題也屬於亞洲最為嚴重的。
國際城市
報告指出，相比較而言，亞洲國家貧富分化問題普遍較輕，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及柬埔寨首都金邊也都被評為貧富較為平等城市。
而丹麥、芬蘭、荷蘭以及斯洛文尼亞等歐洲國家也都被評為世界收入最平等的國家。
聯合國人居署報告指出，非洲和南美地區城市居民的分化最為嚴重，其中南非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人居署負責人提拜朱卡表示當前的金融危機可能造成貧富懸殊的進一步惡化。
她警告說如果貧困人口無法負擔棲身之地，城市內可能會爆發騷亂。
提拜朱卡同時提到，雖然美國城市與非洲以及南美比較貧困問題並不嚴重，但貧富懸殊問題卻相當嚴重。
她還指出，在美國和加拿大，貧富懸殊問題種族化傾向嚴重。
2008-10-24
北京雖然貧富分化有所惡化，但仍是全球最平等的大城市
聯合國報告稱，雖然亞洲地區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但北京仍是世界主要城市中收入最平等的一個。
聯合國人類居住規劃署發佈的《2008年度世界城市狀態報告》調查了世界主要城市的居民收入和居住狀況，得出以上結論。
與此同時，香港則被評為亞洲貧富分化最為懸殊的城市。
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近年來迅速城市化，城市人口比例從1987年的25%已經增加到2007年的42%，預計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佔人口總數的60%。
報告指出，中國過去30年間經濟發展迅速，已經實現了10億人的脫貧，其速度和規模是世界其他國家從未達到過的。
不過報告承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造成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地區間貧富差距擴大等中國的消費不平等問題也屬於亞洲最為嚴重的。
國際城市
報告指出，相比較而言，亞洲國家貧富分化問題普遍較輕，印尼首都雅加達以及柬埔寨首都金邊也都被評為貧富較為平等城市。
而丹麥、芬蘭、荷蘭以及斯洛文尼亞等歐洲國家也都被評為世界收入最平等的國家。
聯合國人居署報告指出，非洲和南美地區城市居民的分化最為嚴重，其中南非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人居署負責人提拜朱卡表示當前的金融危機可能造成貧富懸殊的進一步惡化。
她警告說如果貧困人口無法負擔棲身之地，城市內可能會爆發騷亂。
提拜朱卡同時提到，雖然美國城市與非洲以及南美比較貧困問題並不嚴重，但貧富懸殊問題卻相當嚴重。
她還指出，在美國和加拿大，貧富懸殊問題種族化傾向嚴重。
2008年10月23日 星期四
China Faces Masses Layoffs - ABC video reported
China Faces Masses Layoffs
Thousands of Factories may close as demand dries up
http://abcnews.go.com/Video/playerIndex?id=6083417
abcNEWS
Oct 22-2008
same as in America:
Lay Off: 236,000 Jobs Lost
2,300 companies required mass layoffs last month
http://abcnews.go.com/Video/playerIndex?id=6083417
abcNEWS
Oct 22, 2008
Thousands of Factories may close as demand dries up
http://abcnews.go.com/Video/playerIndex?id=6083417
abcNEWS
Oct 22-2008
same as in America:
Lay Off: 236,000 Jobs Lost
2,300 companies required mass layoffs last month
http://abcnews.go.com/Video/playerIndex?id=6083417
abcNEWS
Oct 22, 2008
改革開放政策與30年農民收入增長結構分析
邋遢道人 - 楊松林
草根網
十七屆三中全會重點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從現在到2020年農村經濟發展目標和措施。會議公報說：會議「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認為改革「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後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先縮小後擴大，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實。在這個過程中，農民收入增長在不同時期究竟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反映出什麼問題，卻是需要分析的。沒有具體分析，籠統認為只要「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就能改善「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就顯得很空泛。最主要的是，假如相信「積極性」能創造奇跡，如同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樣，會在制定農村政策上出偏差。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與1980年（當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積推廣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農村完成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為新體制確立的分界線。從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先後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後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先快後慢，於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100比40，縮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後擴大到2007年的100比30。
一般認為，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戶後，農民種田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使農林牧副漁的產量大幅度提高，使農民收入提高了。
貧道在一篇帖子中已經分析過這個錯誤認識，舉出自1970年來，中國糧食產量是一個持續增長過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長率達到2.8%，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長率是2.6%，此後到現在是0.5%。也就是說，自1970年開始到1995年，中國處於一個持續的糧食產量高增長時期，1982年到1990年前後並沒有一個凸起。因此看不出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作用。
從其他數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大1985年，我國農林牧漁的指數增長率（不變價）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這兩個數字遠低於這兩個階段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農產品實際增長慢的前段收入增長在反而比後段快。
農產品產量增長速度遠沒有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原因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並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範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此後各年中，農產品國家收購價每年都在提高，無非幅度小了點而已。同時，由於集貿市場的開闢，大量農產品，尤其是肉、蛋、禽、魚蝦等以及農副產品是由農民直接經營零售的（當時中間商很少，而且加價不多），總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後，雞蛋、豬肉等產品的價格已經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從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國家收購價加上自由市場價格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大約實際提高150%%以上。由於國家收購價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後期。
以上判斷還可以從農林牧漁指數（不變價）、農林牧漁產值（現價）、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三個增長率關係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數、產值、收入的增長率分別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顯然，價格提升對收入增加的影響要大於實際增長。
那麼，我們如果老老實實總結80年代農村改革的經驗是什麼呢？應該是一段文字：
80年代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是，國家按照市場經濟中農產品價格總是相對於工業品價格在提高的基本特點，提高了農產品價格，同時允許農民自銷農產品，從而縮小了剪刀差。這個再分配政策使農民收入迅速提高，並使城鄉差距減小。次要原因是，由於解放以來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生產技術的應用，產生了一個從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結束的農產品高增長期，而80年代正處於這個高增長期的高峰階段；同時，自1970年開始，中國婦女生育意願下降（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4），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這一升一降，成為農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民積極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計的。
那麼，進入90年代後，農產品價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很多農產品價格甚至持續十幾年不上漲（雞蛋價格90年代初就是2.5-2.8元一斤，到2005年前後還是如此），但是，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還是很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們來對比一下1980年到1990年，以及1990年到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
1983年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落實到一年（此前家庭經營收入占純收入比重，1980年為32.7%，1982年為69.4%，1983年為79.0%，此後都在80%左右，說明1983年家庭經營才成為主體），當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占生產性純收入的88.6%，非農產業只有11.4%。到198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1.1%和18.9%，1990年為77.6%和22.4%；1995年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數字為46%比54%。也就是說，農民在80年代還基本是農民，但到了90年代已經從三分之二性質的農民，轉變到2006年基本「不是農民」了。1980年到1990年農民收入純收入增長中，74%來自農業收入的增長，而1990到2000年，來自農業部分的淨增長只佔42%，也就是說，非農產業的增長已經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農民收入每增長100元中，60元來自非農產業。
農民能夠自己經營非農產業，並且自由出去打工是農民收入在90年代以來的主要原因。農民從非自由勞動狀態變成一個自由勞動者和自由僱傭勞動者，完全是由集體經營改為家庭經營的結果，這才是改革對農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
從道理上講，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恰好是工業化完成階段，也就是從完成從重化工業為主轉移到機械和電子行業為主的過程中。這個過程會自然要大量創造非農產業機會和非農就業機會。這個機會本來就可能給農民帶來新收入增長點，無論採取集體經濟還是家庭經濟都一樣。因為集體經濟，或者是家庭經濟加充分的合作經濟一樣可以實現這樣的產業和就業轉移。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更細的數據。
可以這樣說，到1995年前後，中國依賴農業取得很高增長的可能性已經不大。這不僅表現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糧食增長只有0.6%左右，遠低於解放以來2.5%的增長率，還表現在中國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已經達到世界頂尖級水平，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可增長的空間很小。因此，如果說農民收入增長放慢了，只能是農民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步子，以及非農就業的工資增長太慢了。
1980年到1990年，農民家庭非農產業年均增長22.5%，比重從11%增加到22%。同期全國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6%（均按當年價，因為農民收入都是按當年價計算的）。也就是說，在80年代，農民通過大辦村辦企業和個體企業以及個體經營，非農產業發展很快，速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國二三產業年均增長達到17.8%（當年價），而農民非農產業增長年均只有12.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0%。而且，農民經營的非農產業已經完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村最高收入的20%人組的非農產業總值甚至高於其餘全部80%居民的總值。大部分農民已經從非農產業經營中退了出來。也就是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部分農民從這次工業化中得到的經營機會遠小於城鎮居民。
再看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生產性純收入（扣除財產性和轉移收入）的比重，從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長的收入中，62%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也就是說，農民收入中已經有非常大一塊是來自僱傭勞動收入。但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卻不快。1985-1995為17.3%，1995-2006為13.1%。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在各個行業的同工種的平均工資都是城鎮居民的50%左右，還不享受各種保險補貼，實際收入大約為城鎮居民的40%。結果是，2億多農民到城市做工，收入為別人的40%，把大部分體力勞動的活都做了，同時，留在鄉村的386199部隊再把中國的農業經營了。整個農民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勞動，創造了世界製造業大國，但享受的並不是他們。這種剝奪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厲害多了。
也就是說，雖然由於90年代以來西方產業資本大量湧入中國，世界貿易額高速增長給中國帶來一個高速工業化過程，並成為世界性加工業大國，但農民從中獲益很少。
如果老老實實總結改革開放90年後一段，應該這樣說：
中國因西方經濟虛擬化獲得了一次超級工業化機會，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就業空間大大增加。但是，由於農民和農村經濟在於市民和城鎮經濟在起點上和資源擁有量上有巨大差別，以及身份的差別，造成農民雖然因為家庭經營體系的確立具備了進入這個市場的條件，但是總體來講還處於明顯弱勢，加上政府沒有選擇類似日本、韓國、台灣的農村政策，使城鎮資本佔據了這個機會的大部分，造成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與城鎮相比差距迅速拉開的局面。
這是貧道對30年農村改革的基本評價。
草根網
十七屆三中全會重點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從現在到2020年農村經濟發展目標和措施。會議公報說：會議「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認為改革「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改革開放後，中國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後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先縮小後擴大，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實。在這個過程中，農民收入增長在不同時期究竟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反映出什麼問題，卻是需要分析的。沒有具體分析，籠統認為只要「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就能改善「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就顯得很空泛。最主要的是，假如相信「積極性」能創造奇跡，如同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樣，會在制定農村政策上出偏差。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與1980年（當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積推廣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農村完成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為新體制確立的分界線。從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先後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後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先快後慢，於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100比40，縮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後擴大到2007年的100比30。
一般認為，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戶後，農民種田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使農林牧副漁的產量大幅度提高，使農民收入提高了。
貧道在一篇帖子中已經分析過這個錯誤認識，舉出自1970年來，中國糧食產量是一個持續增長過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長率達到2.8%，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長率是2.6%，此後到現在是0.5%。也就是說，自1970年開始到1995年，中國處於一個持續的糧食產量高增長時期，1982年到1990年前後並沒有一個凸起。因此看不出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作用。
從其他數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大1985年，我國農林牧漁的指數增長率（不變價）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這兩個數字遠低於這兩個階段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農產品實際增長慢的前段收入增長在反而比後段快。
農產品產量增長速度遠沒有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原因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並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範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此後各年中，農產品國家收購價每年都在提高，無非幅度小了點而已。同時，由於集貿市場的開闢，大量農產品，尤其是肉、蛋、禽、魚蝦等以及農副產品是由農民直接經營零售的（當時中間商很少，而且加價不多），總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後，雞蛋、豬肉等產品的價格已經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從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國家收購價加上自由市場價格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大約實際提高150%%以上。由於國家收購價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後期。
以上判斷還可以從農林牧漁指數（不變價）、農林牧漁產值（現價）、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三個增長率關係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數、產值、收入的增長率分別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顯然，價格提升對收入增加的影響要大於實際增長。
那麼，我們如果老老實實總結80年代農村改革的經驗是什麼呢？應該是一段文字：
80年代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是，國家按照市場經濟中農產品價格總是相對於工業品價格在提高的基本特點，提高了農產品價格，同時允許農民自銷農產品，從而縮小了剪刀差。這個再分配政策使農民收入迅速提高，並使城鄉差距減小。次要原因是，由於解放以來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生產技術的應用，產生了一個從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結束的農產品高增長期，而80年代正處於這個高增長期的高峰階段；同時，自1970年開始，中國婦女生育意願下降（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4），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這一升一降，成為農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民積極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計的。
那麼，進入90年代後，農產品價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很多農產品價格甚至持續十幾年不上漲（雞蛋價格90年代初就是2.5-2.8元一斤，到2005年前後還是如此），但是，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還是很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們來對比一下1980年到1990年，以及1990年到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
1983年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落實到一年（此前家庭經營收入占純收入比重，1980年為32.7%，1982年為69.4%，1983年為79.0%，此後都在80%左右，說明1983年家庭經營才成為主體），當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占生產性純收入的88.6%，非農產業只有11.4%。到198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1.1%和18.9%，1990年為77.6%和22.4%；1995年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數字為46%比54%。也就是說，農民在80年代還基本是農民，但到了90年代已經從三分之二性質的農民，轉變到2006年基本「不是農民」了。1980年到1990年農民收入純收入增長中，74%來自農業收入的增長，而1990到2000年，來自農業部分的淨增長只佔42%，也就是說，非農產業的增長已經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農民收入每增長100元中，60元來自非農產業。
農民能夠自己經營非農產業，並且自由出去打工是農民收入在90年代以來的主要原因。農民從非自由勞動狀態變成一個自由勞動者和自由僱傭勞動者，完全是由集體經營改為家庭經營的結果，這才是改革對農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
從道理上講，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恰好是工業化完成階段，也就是從完成從重化工業為主轉移到機械和電子行業為主的過程中。這個過程會自然要大量創造非農產業機會和非農就業機會。這個機會本來就可能給農民帶來新收入增長點，無論採取集體經濟還是家庭經濟都一樣。因為集體經濟，或者是家庭經濟加充分的合作經濟一樣可以實現這樣的產業和就業轉移。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更細的數據。
可以這樣說，到1995年前後，中國依賴農業取得很高增長的可能性已經不大。這不僅表現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糧食增長只有0.6%左右，遠低於解放以來2.5%的增長率，還表現在中國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已經達到世界頂尖級水平，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可增長的空間很小。因此，如果說農民收入增長放慢了，只能是農民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步子，以及非農就業的工資增長太慢了。
1980年到1990年，農民家庭非農產業年均增長22.5%，比重從11%增加到22%。同期全國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6%（均按當年價，因為農民收入都是按當年價計算的）。也就是說，在80年代，農民通過大辦村辦企業和個體企業以及個體經營，非農產業發展很快，速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國二三產業年均增長達到17.8%（當年價），而農民非農產業增長年均只有12.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0%。而且，農民經營的非農產業已經完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村最高收入的20%人組的非農產業總值甚至高於其餘全部80%居民的總值。大部分農民已經從非農產業經營中退了出來。也就是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部分農民從這次工業化中得到的經營機會遠小於城鎮居民。
再看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生產性純收入（扣除財產性和轉移收入）的比重，從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長的收入中，62%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也就是說，農民收入中已經有非常大一塊是來自僱傭勞動收入。但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卻不快。1985-1995為17.3%，1995-2006為13.1%。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在各個行業的同工種的平均工資都是城鎮居民的50%左右，還不享受各種保險補貼，實際收入大約為城鎮居民的40%。結果是，2億多農民到城市做工，收入為別人的40%，把大部分體力勞動的活都做了，同時，留在鄉村的386199部隊再把中國的農業經營了。整個農民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勞動，創造了世界製造業大國，但享受的並不是他們。這種剝奪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厲害多了。
也就是說，雖然由於90年代以來西方產業資本大量湧入中國，世界貿易額高速增長給中國帶來一個高速工業化過程，並成為世界性加工業大國，但農民從中獲益很少。
如果老老實實總結改革開放90年後一段，應該這樣說：
中國因西方經濟虛擬化獲得了一次超級工業化機會，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就業空間大大增加。但是，由於農民和農村經濟在於市民和城鎮經濟在起點上和資源擁有量上有巨大差別，以及身份的差別，造成農民雖然因為家庭經營體系的確立具備了進入這個市場的條件，但是總體來講還處於明顯弱勢，加上政府沒有選擇類似日本、韓國、台灣的農村政策，使城鎮資本佔據了這個機會的大部分，造成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與城鎮相比差距迅速拉開的局面。
這是貧道對30年農村改革的基本評價。
憂心忡忡：「土地流轉」爭論能「到此為止」嗎？
蘇杜
烏有之鄉
2008-10-20
《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佈以後，新浪網立即頂置出了《瀟湘晨報 》周東飛的一篇「叫停爭論」的評論：《對於農村土地流轉勿需過度解讀》。周東飛說，《決定》全文公佈，至此，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種種猜想與激辯終於答案揭曉塵埃落定，對於「土地流轉」的過度解讀，或可到此為止。
關於「土地流轉」的種種爭論真的「可以看作是對高層講話的過度解讀」，真的是「爭論雙方不約而同地對土地流轉的概念作了邊界的放大」， 「土地私有」真的是「土地流轉之外的概念」， 從而由此而起的種種爭論應該「到此為止」了嗎？
我的看法是「土地流轉爭論」不會「到此為止」。理由如次：
執政黨三中全會「公報」發佈以後、《決定》發佈之前，顯然是主流新聞媒介的《中國新聞週刊》於15日發表了一組關於「地權變革」的文章，在《農村改革30年地權再變革 確權農地承包長久不變》總題目之下，一共組織了8篇文章，有述評，也有記事，有政策解讀，也有實踐佐證，文章雖然出自文人，轉述的卻是全會「文件起草者」的意見。《中國新聞週刊》這樣的陣勢，是居高臨下的宣教，不是左右二派的水仗。為詳已說，特對8篇宏文一一摘要介紹，敢請讀者不以為冗。
8篇宏文之第一篇，在《農村改革30年後再出發》的次標題下，說明的核心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對「土地確權、農地承包、村民自治規定」這幾個一個也不能少的「因素」的「理解」，他以林權改革為比對說：「70年的使用權，意味著兩到三代勞動力的繼承權。西方固然土地私有，卻有高額遺產稅制約。在國內遺產稅尚未開徵的情況下，70年的林地使用權，其價值實際上已經與土地私有等同。」
8篇宏文的第2篇題為《50年前的一張土地私有權證》。這篇述評展示給人們的顯然不是「一張發黃的紙」，而是「還權於民」的呼籲。此文首先簡要回顧了自1952年開始的「完全公有化的制度挑戰」，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對農民的收權」，同時，謳歌了1956年就出現的「一條體制內的修正路徑－－包產到戶」，接著，自然是記述改革開放以來「小崗分田」「南海股份」對「二元土地、兩權分離之弊」所進行的曲折鬥爭，並且從房地產的「小產權」裡看出了「還權」的「大機會」，終於，文章的重心在篇末點明：「三中全會意在還農民土地權利」。
8篇宏文之第3篇是《北京黎明村土地確權紀事》。北京的土地確權像煞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分馬》。 三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於建嶸對此的評價是：想流轉，請先確權。黎明村支書劉瑞山長歎：村集體已被「架空」。
8篇宏文的第4篇是《河南沁陽：政府推動農地集中》的述評，其主題很明確：「土地流轉來自政府力推」。
8篇宏文之第5篇是告訴人們《寧波：土地換股權試驗下一步》。寧波的「下一步」究竟如何人們還不得而知，但是，這裡重點要告訴人們的是：「原先的村委已經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寧江股份經濟合作社。」 「原有的村集體資產量化到了個人」。 「2001年到2008年，股改七年間，由於寧波城市化帶來的失地農民問題，都由此種方式得到解決」。
宏文之第6篇是《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關鍵在於明晰產權》，他在為厲以寧設計的林權改革及土地流轉畫龍點睛。「集體所有」不明晰，農戶所在才叫明晰。這與當年「賣廠」時情形一個樣。
8篇宏文之第7篇是厲以寧親自現身，題目便是《厲以寧談林權改革與農地改革差異》，談差異的要點是說宅基地，厲以寧說：「（林權改革允許以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作為抵押，取得貸款）這就拓寬了林業融資渠道，把林地承包方的經濟放活了，同時也可以防範金融風險；反觀農業方面，總值約達20萬億人民幣的宅基地卻不是農民自己的，也沒有房產證，這20萬億的資產就是死的，你得用活它，如果把這20萬億資產用活，像農民抵押以後得到錢辦養雞場、養豬場都可以。」 常識告訴人們，不是你自己說了算的財產，是當不了貸款抵押的。宅基地「流轉」是什麼意思，厲先生說得夠明確的了。
8篇宏文的壓軸之作，不用說，是必需由「資深媒體評論人」來擔當的。這裡出場的便是人們熟知的「秋風」。文人就是文人，在《鄉村復興之道》的題目下，「秋風」 回顧現代中國歷史，述要清末中西壁壘之解除，終於發現了「有趣的現象」是 「到了50年代，這一格局被法定化，集體土地制度、戶籍分割制度和嚴密的國家控制體系維持著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治理結構。這一制度要為過去二十多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因而，鄉村社會走向繁榮、文明的關鍵是制度變革。」 「如果一定要政府層面上決策，就應當讓鄉村人民廣泛參與。只有這樣，鄉村社會才能夠擺脫其在現代化初期被忽視、在50年代以來又被工具化的命運，而真正走上自主復興之路。」
以上，我之所以不怕令讀者厭煩地將《中國新聞週刊》這一「集束炸彈」一一摘要分解，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我的質疑論據：「土地流轉」的「土地私有概念」是由阿誰硬「放大邊界」放大出來的嗎？「土地流轉」之後「集體所有」的「集體」煙消雲散，是由阿誰「過度解讀」解讀出來的嗎？從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到「全會文件起草者」到「資深媒體評論人」，不個個都是官方代表或者乾脆本身就是官方嗎？證「土地流轉」 就是「還權於民」，「長久不變」無異於「三代私有」， 說「集體村委撤銷」終為「合作股東代表大會」取代的，不正是這一夥權威嗎？ 我看，「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點破「長久永包」內涵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一篇篇述評與記事， 並沒有「過度解讀」了「通俗粗略」的「土地流轉」或「科學嚴謹」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相反，周先生自個兒倒是有點對它有點「低度解讀」了。君不見他們「要流轉先確權」 「憶收權要還權」 「撤村委股東代」 「迎資本始流轉」 的系列呼籲與實踐嗎？周先生還解讀出了「三不紅線」，不用說其它兩條「紅線」了，單說「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這條「紅線」，憑著「村委撤股東代」 這一點「村委會架空」，它就已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為了捍衛我的質疑，我還想不憚讀者的更厭煩，再次將10月08日 新華網轉發的《半月談》的一篇述評簡要地提幾句。這篇題為《國際資本給農業帶來機遇 須防農民成利益旁觀者》的述評分析說：「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目前，我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後，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各項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為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 它熱烈歡呼：「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請問周東飛先生，這也是「爭論雙方」那一方的「過度解讀」嗎？《半月談》的述評高屋建瓴，所言正是不含水分的現實，與即將到來的未來。我孤陋寡聞，但我知道，「土地經營權流轉」，將以「資本」為載體。農業資本家的資本，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曾記得，為了「入世」，我們中國農業依律要對美國開放，500萬噸美國小麥順利湧入中國大門，按照中國農民，如小崗村先進農民的生產水平，年產小麥一噸，500萬噸美國小麥湧入中國，就意味著500萬中國農民離開麥田。資本面前，尤其國際資本面前，中國小農無「自願」，只有就範。再當某種資本進入了中國的農業水利時，中國小農將會「望水興歎」。又當某種資本進入專業合作社時，中國小農將面對「產品被拒」的另一局面。無論是美元還是英鎊還是中國財主的改革通寶，都是一塊塊「風月寶鑒」，一面金光燦爛，另一面就是青面獠牙。
但是，以上，還不是我以為「土地流轉爭論」不會「到此為止」的最有「歷史性」力量的紙上論據，我還願意為「鳳凰網」的一則「專題」做一下廣告。就在執政黨授權新華社正式發佈《決定》的同時，「鳳凰網」應時推出了《土地兼併的歷史偽命題》的大型專題。專題很長，但「導語」很短，「結語」也很有力量，對於忙於做腑臥撐或還去打醬油的人們來說，讀一讀「導語」，受一受「結語」也就夠了。專題「導語」 說：「對於土地問題的認識，人們普遍受到了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認為允許土地買賣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大魚吃小魚』的兼併，並有此引起普遍的失業，進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然而，只有我們對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稍稍進行一下微觀分析，就會發現，原本我們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併週期論』，其實不過是一種書齋中的臆想罷了。」 專題「結語」是：「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兼併問題，曾經被推到極高的高度，並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陷入停滯的根本解釋，然而，當我們擺脫了舊有的意識形態桎梏和理想主義的迷夢時，就會發現，土地兼併的巨大影響竟是一個偽命題，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數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紛繁變動，乃至為當前的三農問題求解呢？秦暉先生教授的『過程公平』理論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卻毫無疑問地具有非常重要的鏡鑒意義。」 這就是說，實為「土地流轉」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為「中國農業資本時代」的「中國農村發展新階段」，名不存實亦亡的「村委會」，翻「收權」行「還權」的「先確權後流轉」，一切「社會主義包裝」美好名義下的「土地流轉」，不過是推翻「土地兼併意識形態桎棝與理想主義美夢」、清除「階級鬥爭理論影響」爾後得出的一個「解」。這個「解」，不僅「解」出了「土地流轉」，而且宣佈了執政黨政治上的非法性。在「鳳凰網」得出的這個「解」前，在執政黨九常委英雄紀念碑敬獻花藍後，周東飛先生還極具理性地宣稱「土地流轉爭論或可到此為止」，還說什麼是什麼派什麼派對「土地流轉」的「過度解讀」，不讓人們覺得是有點癡人說夢嗎？
我以為，關於「土地流轉」新政的爭論，「不管你喜歡與否」，恐怕還是要爭論下去的。我以上所言，不過是取了一方的「紙上談兵」，真正有意義的，大約還是實踐的驗證。《中國新聞週刊》給予中國社會的「集束炸彈」，炸開來的不過是「土地流轉」中的幾朵小小土花。用不了多久，又一場暴風驟雨將會席捲整個中國大地。「土地流轉」繼「國企改制」之後，將會無比深刻的改變著中國社會的一切。究竟是誰對之做了「書齋中的臆想」，還是事實才會給出不講情面的判定。將千百年來、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歷史以一言「偽命題」而了之，究竟是在做什麼，是不好形容或比方的。 總而言之，「土地流轉」方興，因之爭論難艾，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在充分估計它的政治經濟意義，這不是哪一個人叫停就能停下來的。
附：
周東飛：對於農村土地流轉勿需過度解讀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0日07:18 紅網-瀟湘晨報
烏有之鄉
2008-10-20
（本文大意： 《中國新聞週刊》解讀「長久承包」是「與西方土地私有等同」的土地私有制度，展示了「集體所有」 外在標誌的「村委會消失」 試點， 《半月談》歡呼「中國農業資本時代的到來」， 「鳳凰網」以一言「土地兼併偽命題」了結了千百年來、一百五十年來的中國史，這些不是「爭論一方」對「土地流轉」的過度解讀，而是主流意見對「土地流轉」的官方宣教。 「土地流轉」方興未艾，「流轉爭論」不會「到此為止」。 ）
《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發佈以後，新浪網立即頂置出了《瀟湘晨報 》周東飛的一篇「叫停爭論」的評論：《對於農村土地流轉勿需過度解讀》。周東飛說，《決定》全文公佈，至此，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種種猜想與激辯終於答案揭曉塵埃落定，對於「土地流轉」的過度解讀，或可到此為止。
關於「土地流轉」的種種爭論真的「可以看作是對高層講話的過度解讀」，真的是「爭論雙方不約而同地對土地流轉的概念作了邊界的放大」， 「土地私有」真的是「土地流轉之外的概念」， 從而由此而起的種種爭論應該「到此為止」了嗎？
我的看法是「土地流轉爭論」不會「到此為止」。理由如次：
執政黨三中全會「公報」發佈以後、《決定》發佈之前，顯然是主流新聞媒介的《中國新聞週刊》於15日發表了一組關於「地權變革」的文章，在《農村改革30年地權再變革 確權農地承包長久不變》總題目之下，一共組織了8篇文章，有述評，也有記事，有政策解讀，也有實踐佐證，文章雖然出自文人，轉述的卻是全會「文件起草者」的意見。《中國新聞週刊》這樣的陣勢，是居高臨下的宣教，不是左右二派的水仗。為詳已說，特對8篇宏文一一摘要介紹，敢請讀者不以為冗。
8篇宏文之第一篇，在《農村改革30年後再出發》的次標題下，說明的核心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對「土地確權、農地承包、村民自治規定」這幾個一個也不能少的「因素」的「理解」，他以林權改革為比對說：「70年的使用權，意味著兩到三代勞動力的繼承權。西方固然土地私有，卻有高額遺產稅制約。在國內遺產稅尚未開徵的情況下，70年的林地使用權，其價值實際上已經與土地私有等同。」
8篇宏文的第2篇題為《50年前的一張土地私有權證》。這篇述評展示給人們的顯然不是「一張發黃的紙」，而是「還權於民」的呼籲。此文首先簡要回顧了自1952年開始的「完全公有化的制度挑戰」，即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對農民的收權」，同時，謳歌了1956年就出現的「一條體制內的修正路徑－－包產到戶」，接著，自然是記述改革開放以來「小崗分田」「南海股份」對「二元土地、兩權分離之弊」所進行的曲折鬥爭，並且從房地產的「小產權」裡看出了「還權」的「大機會」，終於，文章的重心在篇末點明：「三中全會意在還農民土地權利」。
8篇宏文之第3篇是《北京黎明村土地確權紀事》。北京的土地確權像煞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分馬》。 三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於建嶸對此的評價是：想流轉，請先確權。黎明村支書劉瑞山長歎：村集體已被「架空」。
8篇宏文的第4篇是《河南沁陽：政府推動農地集中》的述評，其主題很明確：「土地流轉來自政府力推」。
8篇宏文之第5篇是告訴人們《寧波：土地換股權試驗下一步》。寧波的「下一步」究竟如何人們還不得而知，但是，這裡重點要告訴人們的是：「原先的村委已經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寧江股份經濟合作社。」 「原有的村集體資產量化到了個人」。 「2001年到2008年，股改七年間，由於寧波城市化帶來的失地農民問題，都由此種方式得到解決」。
宏文之第6篇是《國家林業局局長賈治邦：關鍵在於明晰產權》，他在為厲以寧設計的林權改革及土地流轉畫龍點睛。「集體所有」不明晰，農戶所在才叫明晰。這與當年「賣廠」時情形一個樣。
8篇宏文之第7篇是厲以寧親自現身，題目便是《厲以寧談林權改革與農地改革差異》，談差異的要點是說宅基地，厲以寧說：「（林權改革允許以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作為抵押，取得貸款）這就拓寬了林業融資渠道，把林地承包方的經濟放活了，同時也可以防範金融風險；反觀農業方面，總值約達20萬億人民幣的宅基地卻不是農民自己的，也沒有房產證，這20萬億的資產就是死的，你得用活它，如果把這20萬億資產用活，像農民抵押以後得到錢辦養雞場、養豬場都可以。」 常識告訴人們，不是你自己說了算的財產，是當不了貸款抵押的。宅基地「流轉」是什麼意思，厲先生說得夠明確的了。
8篇宏文的壓軸之作，不用說，是必需由「資深媒體評論人」來擔當的。這裡出場的便是人們熟知的「秋風」。文人就是文人，在《鄉村復興之道》的題目下，「秋風」 回顧現代中國歷史，述要清末中西壁壘之解除，終於發現了「有趣的現象」是 「到了50年代，這一格局被法定化，集體土地制度、戶籍分割制度和嚴密的國家控制體系維持著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治理結構。這一制度要為過去二十多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因而，鄉村社會走向繁榮、文明的關鍵是制度變革。」 「如果一定要政府層面上決策，就應當讓鄉村人民廣泛參與。只有這樣，鄉村社會才能夠擺脫其在現代化初期被忽視、在50年代以來又被工具化的命運，而真正走上自主復興之路。」
以上，我之所以不怕令讀者厭煩地將《中國新聞週刊》這一「集束炸彈」一一摘要分解，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我的質疑論據：「土地流轉」的「土地私有概念」是由阿誰硬「放大邊界」放大出來的嗎？「土地流轉」之後「集體所有」的「集體」煙消雲散，是由阿誰「過度解讀」解讀出來的嗎？從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到「全會文件起草者」到「資深媒體評論人」，不個個都是官方代表或者乾脆本身就是官方嗎？證「土地流轉」 就是「還權於民」，「長久不變」無異於「三代私有」， 說「集體村委撤銷」終為「合作股東代表大會」取代的，不正是這一夥權威嗎？ 我看，「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點破「長久永包」內涵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一篇篇述評與記事， 並沒有「過度解讀」了「通俗粗略」的「土地流轉」或「科學嚴謹」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相反，周先生自個兒倒是有點對它有點「低度解讀」了。君不見他們「要流轉先確權」 「憶收權要還權」 「撤村委股東代」 「迎資本始流轉」 的系列呼籲與實踐嗎？周先生還解讀出了「三不紅線」，不用說其它兩條「紅線」了，單說「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這條「紅線」，憑著「村委撤股東代」 這一點「村委會架空」，它就已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為了捍衛我的質疑，我還想不憚讀者的更厭煩，再次將10月08日 新華網轉發的《半月談》的一篇述評簡要地提幾句。這篇題為《國際資本給農業帶來機遇 須防農民成利益旁觀者》的述評分析說：「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目前，我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後，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諾，各項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為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 它熱烈歡呼：「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請問周東飛先生，這也是「爭論雙方」那一方的「過度解讀」嗎？《半月談》的述評高屋建瓴，所言正是不含水分的現實，與即將到來的未來。我孤陋寡聞，但我知道，「土地經營權流轉」，將以「資本」為載體。農業資本家的資本，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曾記得，為了「入世」，我們中國農業依律要對美國開放，500萬噸美國小麥順利湧入中國大門，按照中國農民，如小崗村先進農民的生產水平，年產小麥一噸，500萬噸美國小麥湧入中國，就意味著500萬中國農民離開麥田。資本面前，尤其國際資本面前，中國小農無「自願」，只有就範。再當某種資本進入了中國的農業水利時，中國小農將會「望水興歎」。又當某種資本進入專業合作社時，中國小農將面對「產品被拒」的另一局面。無論是美元還是英鎊還是中國財主的改革通寶，都是一塊塊「風月寶鑒」，一面金光燦爛，另一面就是青面獠牙。
但是，以上，還不是我以為「土地流轉爭論」不會「到此為止」的最有「歷史性」力量的紙上論據，我還願意為「鳳凰網」的一則「專題」做一下廣告。就在執政黨授權新華社正式發佈《決定》的同時，「鳳凰網」應時推出了《土地兼併的歷史偽命題》的大型專題。專題很長，但「導語」很短，「結語」也很有力量，對於忙於做腑臥撐或還去打醬油的人們來說，讀一讀「導語」，受一受「結語」也就夠了。專題「導語」 說：「對於土地問題的認識，人們普遍受到了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認為允許土地買賣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大魚吃小魚』的兼併，並有此引起普遍的失業，進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然而，只有我們對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稍稍進行一下微觀分析，就會發現，原本我們所熟知的大而化之的『土地兼併週期論』，其實不過是一種書齋中的臆想罷了。」 專題「結語」是：「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兼併問題，曾經被推到極高的高度，並成為了中國社會發展陷入停滯的根本解釋，然而，當我們擺脫了舊有的意識形態桎梏和理想主義的迷夢時，就會發現，土地兼併的巨大影響竟是一個偽命題，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數千年來中國農業社會的紛繁變動，乃至為當前的三農問題求解呢？秦暉先生教授的『過程公平』理論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卻毫無疑問地具有非常重要的鏡鑒意義。」 這就是說，實為「土地流轉」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為「中國農業資本時代」的「中國農村發展新階段」，名不存實亦亡的「村委會」，翻「收權」行「還權」的「先確權後流轉」，一切「社會主義包裝」美好名義下的「土地流轉」，不過是推翻「土地兼併意識形態桎棝與理想主義美夢」、清除「階級鬥爭理論影響」爾後得出的一個「解」。這個「解」，不僅「解」出了「土地流轉」，而且宣佈了執政黨政治上的非法性。在「鳳凰網」得出的這個「解」前，在執政黨九常委英雄紀念碑敬獻花藍後，周東飛先生還極具理性地宣稱「土地流轉爭論或可到此為止」，還說什麼是什麼派什麼派對「土地流轉」的「過度解讀」，不讓人們覺得是有點癡人說夢嗎？
我以為，關於「土地流轉」新政的爭論，「不管你喜歡與否」，恐怕還是要爭論下去的。我以上所言，不過是取了一方的「紙上談兵」，真正有意義的，大約還是實踐的驗證。《中國新聞週刊》給予中國社會的「集束炸彈」，炸開來的不過是「土地流轉」中的幾朵小小土花。用不了多久，又一場暴風驟雨將會席捲整個中國大地。「土地流轉」繼「國企改制」之後，將會無比深刻的改變著中國社會的一切。究竟是誰對之做了「書齋中的臆想」，還是事實才會給出不講情面的判定。將千百年來、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歷史以一言「偽命題」而了之，究竟是在做什麼，是不好形容或比方的。 總而言之，「土地流轉」方興，因之爭論難艾，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在充分估計它的政治經濟意義，這不是哪一個人叫停就能停下來的。
附：
周東飛：對於農村土地流轉勿需過度解讀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0日07:18 紅網-瀟湘晨報
話語體系與土地流轉制度
李昌平
我曾經寫文章說，中國主要的話語有四套，一是學術話語，二是官方話語，三是農民話語，四是NGO話語。四套話語體系互相之間是很難交流的。
舉個例子：有大學老師帶學生下鄉調查，在問卷中有一個問題要農民回答：「取消農業稅對農民有什麼影響？」農民都回答說：「沒影響」。有大學生問村幹部：「政府一年給你們村多少資源？」村幹部想了很久後回答：「沒有給」。「影響」和「資源」這兩個詞，在學者和農民的話語體系中，語義是很不同的， 「此影響」非 「彼影響」， 「此資源」非「彼資源」，雖然在對話，其實是各說各話。很多人在農村走了一圈，填寫了數千份問卷，以為理解了實際情況，於是就有了發言權。其實未必。
最近土地制度成為舉國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一個詞成為關鍵詞，這個詞叫「流轉」。官員和學者下農村調查，問農民：土地制度有什麼問題？農民一般回答說土地「流轉」很困難。官員回到城市，報告一般都會這樣寫：農民普遍反映土地經營權「流轉」不暢，要求盡快建立土地流轉機制，建議推廣「公司＋農戶」或「土地入股」等模式，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學者回到城市，會這樣寫報告：農民普遍反映地權「流轉」不暢，主要原因土地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明晰，建議承包權永久化或物權化，促進農村土地流轉……這些文字不深入研究，覺得說的都對，但如果按照官員和學者的建議安排制度，農民的土地「流轉」就更難了。
為什麼？
農民所說的「土地流轉」難，是指一家4－5畝承包地，7－8塊，自己要出去打工，需要將承包地全部轉或租給別的農戶（種幾年），但由於承包地高度分散，往往只能部分轉或租出去，部分轉或租出去沒有意義，還是要在城裡和鄉下兩頭跑，只好自己將就種或撂荒。怎麼解決農民所說的土地轉或租不暢的難題呢？農民在80年代的辦法一般有三種：一是將土地交給集體，由集體代為轉或租給別的村民，年底通過集體得到一定的補償；二是份額土地所有權和份額土地承包權分離，如一個自然村有100人和100畝地，90人不種地，集中給10人種，這10人要交承包費，年底或年初100人平均分配承包費；三是每三年調整一次土地，將分散的7－8塊逐步調整為1塊——種棉花能手種高田，種水稻能手種「雙季稻」田，養魚能手種低湖田。這樣便於專業化經營了，土地產出會大大提高，就相對好轉或租了。這三種辦法都需要村民組織（或集體或經濟聯合社），雖然好，但實施起來還是有難度的，主要是面臨村民組織（或集體或經濟聯合社）怕麻煩或能力不足或承包費難徵收到位或承包費分配不公平等等問題，所以村民需要基層黨委和政府加強對這項土地「流轉」工作的領導。
官員（當然是縣以上的官）沒有完全理解農民的困難和願望，一般都理解為農民需要對外「轉讓經營權」，自然就是「公司＋農戶」或「股份合作制」等等。於是，政府就出台「扶持龍頭企業」帶領農民致富的政策。可是，農民並不是想搞什麼股份制或「公司＋農戶」，而是要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因為「公司＋農戶」或「股份制」是會使農村解決逐步去農化，使農民更加弱勢的。這是南轅北轍了！
學者就更離譜了，將農民「土地流轉」等同於城市房地產交易一類的問題。所想的辦法就是明晰產權——承包權物權化，承包權永久化。承包權物權化和永久化，就是解散集體和徹底否定集體所有制，就是將一家4－5畝地7－8塊的現狀固定化了，導致「土地流轉」更加困難了。再說，農村也沒有像城市一樣完備的產權交易制度體系，物權化或永久化了也不能通過市場實現「自由流轉」啊！
在中國，由於農民沒有話語權，學者和官員都有話語權，農民的心願和話語常常被主流社會曲解。加上農村政策的制定，不是以尊重農民實踐創新為前提的，更不是農民可以參與或主導的，所以，很多為了幫助農民的政策往往成為坑農害農的政策。
中國的大學最近20年的教育，是與西方接軌的教育，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只聽得懂西方話語，對農民的話語越來越不瞭解了。中國的法律規定：「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和「農村堅持雙層經營的基本經濟制度」，可是中國的大學教科書上，沒有介紹集體所有制和雙層經營體制是個什麼制度，如何完善，一般的教師都會告訴學生，「集體所有制是個怪胎」！「雙層經營（集體經營和家庭經營）的經濟制度是個怪胎」。中國的大學教育用四個字——「兩個怪胎」就把中國最基本的經濟制度說「清晰」了。在網絡上，很多人見到「兩個怪胎」就拍磚頭！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不正是在堅持「兩個怪胎」下取得的嗎？
大學，在和西方接軌的同時，更應該和三農接軌；在推廣英語的時候，也應該聽懂農民的話語。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通訊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籃籌名座E-2-802室（100020）
我曾經寫文章說，中國主要的話語有四套，一是學術話語，二是官方話語，三是農民話語，四是NGO話語。四套話語體系互相之間是很難交流的。
舉個例子：有大學老師帶學生下鄉調查，在問卷中有一個問題要農民回答：「取消農業稅對農民有什麼影響？」農民都回答說：「沒影響」。有大學生問村幹部：「政府一年給你們村多少資源？」村幹部想了很久後回答：「沒有給」。「影響」和「資源」這兩個詞，在學者和農民的話語體系中，語義是很不同的， 「此影響」非 「彼影響」， 「此資源」非「彼資源」，雖然在對話，其實是各說各話。很多人在農村走了一圈，填寫了數千份問卷，以為理解了實際情況，於是就有了發言權。其實未必。
最近土地制度成為舉國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一個詞成為關鍵詞，這個詞叫「流轉」。官員和學者下農村調查，問農民：土地制度有什麼問題？農民一般回答說土地「流轉」很困難。官員回到城市，報告一般都會這樣寫：農民普遍反映土地經營權「流轉」不暢，要求盡快建立土地流轉機制，建議推廣「公司＋農戶」或「土地入股」等模式，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學者回到城市，會這樣寫報告：農民普遍反映地權「流轉」不暢，主要原因土地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明晰，建議承包權永久化或物權化，促進農村土地流轉……這些文字不深入研究，覺得說的都對，但如果按照官員和學者的建議安排制度，農民的土地「流轉」就更難了。
為什麼？
農民所說的「土地流轉」難，是指一家4－5畝承包地，7－8塊，自己要出去打工，需要將承包地全部轉或租給別的農戶（種幾年），但由於承包地高度分散，往往只能部分轉或租出去，部分轉或租出去沒有意義，還是要在城裡和鄉下兩頭跑，只好自己將就種或撂荒。怎麼解決農民所說的土地轉或租不暢的難題呢？農民在80年代的辦法一般有三種：一是將土地交給集體，由集體代為轉或租給別的村民，年底通過集體得到一定的補償；二是份額土地所有權和份額土地承包權分離，如一個自然村有100人和100畝地，90人不種地，集中給10人種，這10人要交承包費，年底或年初100人平均分配承包費；三是每三年調整一次土地，將分散的7－8塊逐步調整為1塊——種棉花能手種高田，種水稻能手種「雙季稻」田，養魚能手種低湖田。這樣便於專業化經營了，土地產出會大大提高，就相對好轉或租了。這三種辦法都需要村民組織（或集體或經濟聯合社），雖然好，但實施起來還是有難度的，主要是面臨村民組織（或集體或經濟聯合社）怕麻煩或能力不足或承包費難徵收到位或承包費分配不公平等等問題，所以村民需要基層黨委和政府加強對這項土地「流轉」工作的領導。
官員（當然是縣以上的官）沒有完全理解農民的困難和願望，一般都理解為農民需要對外「轉讓經營權」，自然就是「公司＋農戶」或「股份合作制」等等。於是，政府就出台「扶持龍頭企業」帶領農民致富的政策。可是，農民並不是想搞什麼股份制或「公司＋農戶」，而是要加強自己的組織建設，因為「公司＋農戶」或「股份制」是會使農村解決逐步去農化，使農民更加弱勢的。這是南轅北轍了！
學者就更離譜了，將農民「土地流轉」等同於城市房地產交易一類的問題。所想的辦法就是明晰產權——承包權物權化，承包權永久化。承包權物權化和永久化，就是解散集體和徹底否定集體所有制，就是將一家4－5畝地7－8塊的現狀固定化了，導致「土地流轉」更加困難了。再說，農村也沒有像城市一樣完備的產權交易制度體系，物權化或永久化了也不能通過市場實現「自由流轉」啊！
在中國，由於農民沒有話語權，學者和官員都有話語權，農民的心願和話語常常被主流社會曲解。加上農村政策的制定，不是以尊重農民實踐創新為前提的，更不是農民可以參與或主導的，所以，很多為了幫助農民的政策往往成為坑農害農的政策。
中國的大學最近20年的教育，是與西方接軌的教育，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只聽得懂西方話語，對農民的話語越來越不瞭解了。中國的法律規定：「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和「農村堅持雙層經營的基本經濟制度」，可是中國的大學教科書上，沒有介紹集體所有制和雙層經營體制是個什麼制度，如何完善，一般的教師都會告訴學生，「集體所有制是個怪胎」！「雙層經營（集體經營和家庭經營）的經濟制度是個怪胎」。中國的大學教育用四個字——「兩個怪胎」就把中國最基本的經濟制度說「清晰」了。在網絡上，很多人見到「兩個怪胎」就拍磚頭！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不正是在堅持「兩個怪胎」下取得的嗎？
大學，在和西方接軌的同時，更應該和三農接軌；在推廣英語的時候，也應該聽懂農民的話語。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通訊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籃籌名座E-2-802室（100020）
2008年10月22日 星期三
合俊工廠倒閉：中國企業倒在金融風暴中第一例
每日經濟新聞
10-16-2008
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團旗下兩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有專家分析指出，「 從影響和知名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倒閉的第一案。」昨日的一紙公告，將合俊集團推向了風口浪尖。世界玩具五大品牌中，合俊已是其中三個品牌的製造商，如此大型公司的工廠，為何走上倒閉之路？
合俊在樟木頭有兩家工廠，員工總數約6500人；合俊在廣東清遠也有大型工廠；合俊是港資上市公司，在玩具界舉足輕重，世界玩具五大品牌中，合俊已是其中三個品牌的製造商。這樣大型的公司的工廠，怎麼會突然倒閉？
樟木頭合俊玩具廠倒閉
昨日中午，一家名為「陽光社區」的BBS突然掛出一張拍攝清晰的圖片，這張圖片上的一紙「通告」格外刺眼。「陽光裡出現一團烏雲」，「倒閉潮席捲東莞」，公告的內容引來網友一片惋惜聲。
通告落款為 「樟木頭鎮人民政府」，時間為「二00八年十月十五日」，內容則針對「合俊廠全體員工」：「由於企業經營者，經營不善，導致企業關閉。目前鎮政府已成立專門工作小組，盡全力解決你們的工資問題。」
消息人士透露，倒閉工廠樟木頭合俊玩具廠職員前日為追討8月份工資，全廠罷工。當日下午，已經發放8月份工資，現仍欠9、10月份的工資未發放。上述公開通告則承諾：「三天內進行處理，解決好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昨日從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辦公室人士處獲得證實，樟木頭合俊玩具廠確已倒閉。
玩具行業資深人士分析，全球經濟放緩，受金融危機衝擊，儘管該企業技術和規模在業內都處領先地位，但在這場廣泛波及中國出口製造業的危機面前，合俊集團同樣 「未能規避行業及業務環境造成的問題。」
在玩具行業，合俊集團可謂大名鼎鼎，作為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廠的代表，其主要按OEM(貼牌加工)基準從事製造及銷售玩具，包括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業務，知名代工產品包括美泰、孩之寶等。
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
有專家分析指出，「合俊集團東莞樟木頭工廠的產品主要銷往美國，其倒閉顯然是受金融風暴和次貸衝擊，從影響和知名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關閉的第一案。」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晁鋼令認為，代工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
數據顯示，今年中國玩具出口額前8個月雖然有51億美元，卻只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個百分點，大幅回落了近22%。東莞的情況則更糟糕，今年上半年，東莞玩具出口5.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成為近年來的首度下降。公開資料顯示，玩具業已經形成世界玩具生產中國佔七成、中國玩具廣東佔七成、廣東玩具東莞占近六成的格局。
一份被公開的中國海關報告指出，玩具屬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今年以來，國內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漲、人民幣加速升值、融資困難、出口退稅率下調，加上國外檢測費用增加，都是導致中國玩具企業大規模倒閉的原因。
「撐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熟悉合俊集團的晁鋼令教授稱，這是他目前所知國內受美國金融風暴影響最大的一個企業，上半年虧損2億港元之後，能夠苦撐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
此前，該公司去年公告「業務展望」時曾表示，受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與人工成本繼續飛速攀升以及政府削減出口增值稅退款等眾多因素影響，來年的經營環境將繼續惡劣。在今年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展望」不幸成了現實。
10月15日，合俊集團以「待刊發有關股價敏感資料的公告」為名宣佈停牌。14日，合俊集團以0.08港元收出上市以來最低價。與2007年7月 20日收盤的歷史最高價2.38港元相比，15個月時間，股價縮水幅度高達95％！佔有近40％股權的合俊集團董事局主席、執行董事胡錦斌，也遭遇到資產大縮水的苦果，從最高擁有合俊集團4.267億港元，直接縮水到1434萬港元。
10-16-2008
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團旗下兩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有專家分析指出，「 從影響和知名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倒閉的第一案。」昨日的一紙公告，將合俊集團推向了風口浪尖。世界玩具五大品牌中，合俊已是其中三個品牌的製造商，如此大型公司的工廠，為何走上倒閉之路？
合俊在樟木頭有兩家工廠，員工總數約6500人；合俊在廣東清遠也有大型工廠；合俊是港資上市公司，在玩具界舉足輕重，世界玩具五大品牌中，合俊已是其中三個品牌的製造商。這樣大型的公司的工廠，怎麼會突然倒閉？
樟木頭合俊玩具廠倒閉
昨日中午，一家名為「陽光社區」的BBS突然掛出一張拍攝清晰的圖片，這張圖片上的一紙「通告」格外刺眼。「陽光裡出現一團烏雲」，「倒閉潮席捲東莞」，公告的內容引來網友一片惋惜聲。
通告落款為 「樟木頭鎮人民政府」，時間為「二00八年十月十五日」，內容則針對「合俊廠全體員工」：「由於企業經營者，經營不善，導致企業關閉。目前鎮政府已成立專門工作小組，盡全力解決你們的工資問題。」
消息人士透露，倒閉工廠樟木頭合俊玩具廠職員前日為追討8月份工資，全廠罷工。當日下午，已經發放8月份工資，現仍欠9、10月份的工資未發放。上述公開通告則承諾：「三天內進行處理，解決好問題。」
《每日經濟新聞》昨日從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辦公室人士處獲得證實，樟木頭合俊玩具廠確已倒閉。
玩具行業資深人士分析，全球經濟放緩，受金融危機衝擊，儘管該企業技術和規模在業內都處領先地位，但在這場廣泛波及中國出口製造業的危機面前，合俊集團同樣 「未能規避行業及業務環境造成的問題。」
在玩具行業，合俊集團可謂大名鼎鼎，作為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廠的代表，其主要按OEM(貼牌加工)基準從事製造及銷售玩具，包括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業務，知名代工產品包括美泰、孩之寶等。
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
有專家分析指出，「合俊集團東莞樟木頭工廠的產品主要銷往美國，其倒閉顯然是受金融風暴和次貸衝擊，從影響和知名度來看，這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實體經濟企業關閉的第一案。」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晁鋼令認為，代工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
數據顯示，今年中國玩具出口額前8個月雖然有51億美元，卻只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個百分點，大幅回落了近22%。東莞的情況則更糟糕，今年上半年，東莞玩具出口5.5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成為近年來的首度下降。公開資料顯示，玩具業已經形成世界玩具生產中國佔七成、中國玩具廣東佔七成、廣東玩具東莞占近六成的格局。
一份被公開的中國海關報告指出，玩具屬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今年以來，國內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漲、人民幣加速升值、融資困難、出口退稅率下調，加上國外檢測費用增加，都是導致中國玩具企業大規模倒閉的原因。
「撐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熟悉合俊集團的晁鋼令教授稱，這是他目前所知國內受美國金融風暴影響最大的一個企業，上半年虧損2億港元之後，能夠苦撐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
此前，該公司去年公告「業務展望」時曾表示，受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與人工成本繼續飛速攀升以及政府削減出口增值稅退款等眾多因素影響，來年的經營環境將繼續惡劣。在今年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展望」不幸成了現實。
10月15日，合俊集團以「待刊發有關股價敏感資料的公告」為名宣佈停牌。14日，合俊集團以0.08港元收出上市以來最低價。與2007年7月 20日收盤的歷史最高價2.38港元相比，15個月時間，股價縮水幅度高達95％！佔有近40％股權的合俊集團董事局主席、執行董事胡錦斌，也遭遇到資產大縮水的苦果，從最高擁有合俊集團4.267億港元，直接縮水到1434萬港元。
金融風暴導致中國企業倒閉潮
烏有之鄉
據媒體10月16日報道：香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團的主力工廠 ---- 廣東東莞合俊玩具廠於15日拖欠千萬欠款倒閉停業。老闆欠著6500多名員工2個月的工資與供應商的巨額貨款拍屁股溜了。6500名員工走上街頭，供應商面對緊閉的廠門，徒歎無奈。合俊集團高層則集體「蒸發」，員工全部失業。
10月15日上午，合俊集團股票在香港聯交所已暫停交易。合俊玩具廠是香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團的主力工廠，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也是它的最主要的客戶。
無獨有偶。10月14日下午，在深圳市寶安西鄉的宜進利公司門口，聚集了30多名供貨商，他們各自的手上都拿著厚厚一疊欠款單。9月11日 ，這家總部在香港的亞洲最大高級手錶製造商轟然倒下。該公司設在深圳的多個加工廠也隨即進入清盤階段。
深圳市寶安西鄉的宜進利公司的供應商代表鄭小姐一直守在宜進利公司大門口，一臉茫然。「如果討不回這100多萬的欠款，我們公司也只能跟著倒閉。」 鄭 小姐朝鐵門內揮了揮手中的欠款收據，但鐵門那端只是一個保安員，她不知道怎麼要回這筆款項。
深圳宜進利公司的倒閉如同金融海嘯一樣來得突然，因為就在7月份，這家香港上市公司才剛剛發佈了盈利暴增的大紅財報。但在8月，宜進利股票卻開始崩潰，9月11日，這家公司就走向清盤。
面對這種在美國金融海嘯衝擊下，香港企業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發生的倒閉潮局面，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先生說：在內地的港資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年來，已有3000家港資企業倒閉，對於港企來說，這種內外交困的寒冬還遠未結束，在未來6個月甚至還將繼續惡化。
企業倒閉後，有些員工將尋找未來生活出路的眼光投向了香港。據深圳邊防民警介紹：工廠開工不足，工人找不到活幹，就只有各顯神通尋找工作機會了。大批在珠三角的務工人員將「取財」之道瞄準了香港，一些不法分子還企圖通過非正常的手段前往香港「打黑工」。
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廣東珠三角地區的一些中小型加工貿易型的企業倒閉了不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美國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步顯現出來，還將有一批企業會隨之陸續倒閉。在這種局面下，如何維護社會穩定已經刻不容緩的擺在社會與政府面前。
美國的次貸危機2006年出現，2007年開始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2007年，廣東珠三角地區不少港資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國內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據官方公佈的數據就已經倒閉了上千家。對此，國內各大媒體於2008年一月均有報道。
東莞合俊公司的高層領導，他們與美國市場貼的最近，接軌的最緊。不可能不知道美國次貸危機持續惡化下去的後果。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他們集體「失蹤」，拖欠員工工資與供應商的巨額貨款卷款出境潛逃，留下一大堆爛帳交給政府與社會處理。
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下列幾個問題是需要政府認真處理的：
1.在美國金融風波剛剛爆發的這個非常時期，政府如何監管無自主知識產權，無自主品牌產品且經濟效益差，老闆隨時有開溜跑人的風險企業的財務狀況，以警示社會？
2東莞合俊公司老闆是否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或者在經營困難，經營風險不斷加大的狀況下，惡意卷款潛逃？當地政府心裡有沒有數？.政府如何保證今後境外企業破產時老闆不會惡意卷款潛逃，拍屁股走人？
3.如何解決企業老闆破產惡意走人後留下一大堆後遺症？如何解決破產企業的員工在沒拿到工資之前的生活？員工惡意欠薪；被拖欠的供應商貨款如何解決？對香港台灣等境外老闆惡意卷款走人後如何將其緝拿歸案？
4..如何保障破產企業員工的合法利益？如何解決破產企業員工的生活就業？
在這段非常時期，我上面提出的四個問題，是非常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需要政府馬上破題，否則，第二個合俊玩具廠出現後，如何將其惡意逃債的老闆從境外緝拿歸案？政府支付的起那麼多這種類型的資金嗎？供應商承擔的起這種損失嗎？
這也是改善投資環境！也是人民政府不得不面對不得不破題的廣東的老大難問題。
據媒體10月16日報道：香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團的主力工廠 ---- 廣東東莞合俊玩具廠於15日拖欠千萬欠款倒閉停業。老闆欠著6500多名員工2個月的工資與供應商的巨額貨款拍屁股溜了。6500名員工走上街頭，供應商面對緊閉的廠門，徒歎無奈。合俊集團高層則集體「蒸發」，員工全部失業。
10月15日上午，合俊集團股票在香港聯交所已暫停交易。合俊玩具廠是香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團的主力工廠，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也是它的最主要的客戶。
無獨有偶。10月14日下午，在深圳市寶安西鄉的宜進利公司門口，聚集了30多名供貨商，他們各自的手上都拿著厚厚一疊欠款單。9月11日 ，這家總部在香港的亞洲最大高級手錶製造商轟然倒下。該公司設在深圳的多個加工廠也隨即進入清盤階段。
深圳市寶安西鄉的宜進利公司的供應商代表鄭小姐一直守在宜進利公司大門口，一臉茫然。「如果討不回這100多萬的欠款，我們公司也只能跟著倒閉。」 鄭 小姐朝鐵門內揮了揮手中的欠款收據，但鐵門那端只是一個保安員，她不知道怎麼要回這筆款項。
深圳宜進利公司的倒閉如同金融海嘯一樣來得突然，因為就在7月份，這家香港上市公司才剛剛發佈了盈利暴增的大紅財報。但在8月，宜進利股票卻開始崩潰，9月11日，這家公司就走向清盤。
面對這種在美國金融海嘯衝擊下，香港企業在廣東珠三角地區發生的倒閉潮局面，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先生說：在內地的港資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年來，已有3000家港資企業倒閉，對於港企來說，這種內外交困的寒冬還遠未結束，在未來6個月甚至還將繼續惡化。
企業倒閉後，有些員工將尋找未來生活出路的眼光投向了香港。據深圳邊防民警介紹：工廠開工不足，工人找不到活幹，就只有各顯神通尋找工作機會了。大批在珠三角的務工人員將「取財」之道瞄準了香港，一些不法分子還企圖通過非正常的手段前往香港「打黑工」。
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廣東珠三角地區的一些中小型加工貿易型的企業倒閉了不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美國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步顯現出來，還將有一批企業會隨之陸續倒閉。在這種局面下，如何維護社會穩定已經刻不容緩的擺在社會與政府面前。
美國的次貸危機2006年出現，2007年開始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2007年，廣東珠三角地區不少港資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與國內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據官方公佈的數據就已經倒閉了上千家。對此，國內各大媒體於2008年一月均有報道。
東莞合俊公司的高層領導，他們與美國市場貼的最近，接軌的最緊。不可能不知道美國次貸危機持續惡化下去的後果。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他們集體「失蹤」，拖欠員工工資與供應商的巨額貨款卷款出境潛逃，留下一大堆爛帳交給政府與社會處理。
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下列幾個問題是需要政府認真處理的：
1.在美國金融風波剛剛爆發的這個非常時期，政府如何監管無自主知識產權，無自主品牌產品且經濟效益差，老闆隨時有開溜跑人的風險企業的財務狀況，以警示社會？
2東莞合俊公司老闆是否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或者在經營困難，經營風險不斷加大的狀況下，惡意卷款潛逃？當地政府心裡有沒有數？.政府如何保證今後境外企業破產時老闆不會惡意卷款潛逃，拍屁股走人？
3.如何解決企業老闆破產惡意走人後留下一大堆後遺症？如何解決破產企業的員工在沒拿到工資之前的生活？員工惡意欠薪；被拖欠的供應商貨款如何解決？對香港台灣等境外老闆惡意卷款走人後如何將其緝拿歸案？
4..如何保障破產企業員工的合法利益？如何解決破產企業員工的生活就業？
在這段非常時期，我上面提出的四個問題，是非常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需要政府馬上破題，否則，第二個合俊玩具廠出現後，如何將其惡意逃債的老闆從境外緝拿歸案？政府支付的起那麼多這種類型的資金嗎？供應商承擔的起這種損失嗎？
這也是改善投資環境！也是人民政府不得不面對不得不破題的廣東的老大難問題。
金融風暴衝擊珠三角企業 或再掀倒閉潮
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金石財經》2008年10月17日節目播出，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靜漪：今年以來，內地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一直引起社會的關注，而金融海嘯發生以來擴散到全世界，現在東莞有一家規模相當大的玩具廠商倒了下來。
曾經市值高達10億港元的玩具王國合俊集團在最近突然倒閉，前天的時候宣佈倒閉幾家廠，所以其中的內地工人即時失業。有業內的人士說，預期未來一年只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就會有過萬家香港的公司結業。
(2000年)9月上市的合俊集團市場是以美國為重，客戶包括了孩之寶等大客戶，一年生意額超過了3億元。不過到今年6月份，公司的中期業績顯示，欠下了5億元的債務，有分析說，大型企業的垮下來所產生的骨牌效應比中小企業更嚴重，因為從運輸、物流、原材料供應商、酒店業都要一起陪葬。
金融海嘯之下，銀行為了自保，紛紛惜借，也就是說供應商現在也不願意讓廠商拖欠太久的錢，所以很多中小型上市公司相繼倒閉。《星島日報》的社論說，香港企業現在面對出口嚴冬，因此要幫他們解決的就是資金周轉的燃眉之急。
除了製造業之外，廣東的小旅行社在年底可能也會出現一次倒閉潮，小旅行社通過裁員、減少店面等方式，正在節省開支，艱難地支撐。
在廣東舉行的廣交會據說現在參展的廠商很少，歐美訂單也大幅度的減少，《南方都市報》說，平均每四家參展廠商才有一家登記買家，而酒店預定率也比去年減少。
信貸收緊 合俊東莞廠 珠三角再掀倒閉潮
曾靜漪：不過在浙江，義烏小商品的出口，據說前9個月是逆勢淨增的，其中9月單日出櫃有3348標箱，創下了義烏市場商品出口的單日記錄。但這個記錄其實真正的挑戰是(歐美)，因為歐美地區聖誕訂單正在大幅度減少，因為歐美可能過一個沒有錢買聖誕品的聖誕節。
一般來說，像是聖誕襪、花環、綵燈串等等，往年這些都已經裝船運到海外了，但這些聖誕商品現在還是安靜的躺在中國的廠房。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歐美聖誕老人已經沒有錢購買聖誕禮物，下個星期開幕的中國最大小商品基地，浙江義烏博覽會也遭到了寒流，聖誕訂單銳減兩成，聖誕樹的訂單大跌三成，原因是什麼？來看看歐美消費信心就知道。
經濟衰退歐美 聖誕零售或30年最差
解說：自從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救市措施頻出，從最新的經濟數據來看，金融危機殃及實體經濟已經在所難免，占美國經濟總量約三分之二的個人消費開支出現下滑。美國商務部15號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數據顯示，美國商品緩比下降1.2%，創三年來最大跌幅。
美聯儲副主席柯恩表示，失業率高起，房價、股價暴跌、信貸增多導致消費者信心不足，可能已使第三季度美國實際消費開支出現1991年以來的首次下滑。08年以來，美國非農業崗位已經累計減少76萬個，失業率從年初的4.7%上升到9月份的6.1%，失業人數新增75萬多人，裁員的人數更是5年來最多的。
然而，金融海嘯吹襲下，全球經濟都難逃漫長的冬季，彭博資訊對全球六大城市調查發現，受訪者對全球經濟的信心一落千丈，彭博專業全球信心指數驟降為 4，遠低於9月份的11.3，其中日本消費者和德國投資者的信心都逼近歷史低點。有經濟學家指出，如果經濟疲軟期拉長，也會衝擊內需。(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曾靜漪：這次的金融危機導致中國的外銷市場大幅度的萎縮，在深圳舉辦的高交會，參展的很多科技企業都說，他們會提高競爭力，面對這一波金融海嘯，當然也會拓展內銷市場。
鳳凰衛視《金石財經》2008年10月17日節目播出，以下為文字實錄：
曾靜漪：今年以來，內地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一直引起社會的關注，而金融海嘯發生以來擴散到全世界，現在東莞有一家規模相當大的玩具廠商倒了下來。
曾經市值高達10億港元的玩具王國合俊集團在最近突然倒閉，前天的時候宣佈倒閉幾家廠，所以其中的內地工人即時失業。有業內的人士說，預期未來一年只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就會有過萬家香港的公司結業。
(2000年)9月上市的合俊集團市場是以美國為重，客戶包括了孩之寶等大客戶，一年生意額超過了3億元。不過到今年6月份，公司的中期業績顯示，欠下了5億元的債務，有分析說，大型企業的垮下來所產生的骨牌效應比中小企業更嚴重，因為從運輸、物流、原材料供應商、酒店業都要一起陪葬。
金融海嘯之下，銀行為了自保，紛紛惜借，也就是說供應商現在也不願意讓廠商拖欠太久的錢，所以很多中小型上市公司相繼倒閉。《星島日報》的社論說，香港企業現在面對出口嚴冬，因此要幫他們解決的就是資金周轉的燃眉之急。
除了製造業之外，廣東的小旅行社在年底可能也會出現一次倒閉潮，小旅行社通過裁員、減少店面等方式，正在節省開支，艱難地支撐。
在廣東舉行的廣交會據說現在參展的廠商很少，歐美訂單也大幅度的減少，《南方都市報》說，平均每四家參展廠商才有一家登記買家，而酒店預定率也比去年減少。
信貸收緊 合俊東莞廠 珠三角再掀倒閉潮
曾靜漪：不過在浙江，義烏小商品的出口，據說前9個月是逆勢淨增的，其中9月單日出櫃有3348標箱，創下了義烏市場商品出口的單日記錄。但這個記錄其實真正的挑戰是(歐美)，因為歐美地區聖誕訂單正在大幅度減少，因為歐美可能過一個沒有錢買聖誕品的聖誕節。
一般來說，像是聖誕襪、花環、綵燈串等等，往年這些都已經裝船運到海外了，但這些聖誕商品現在還是安靜的躺在中國的廠房。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歐美聖誕老人已經沒有錢購買聖誕禮物，下個星期開幕的中國最大小商品基地，浙江義烏博覽會也遭到了寒流，聖誕訂單銳減兩成，聖誕樹的訂單大跌三成，原因是什麼？來看看歐美消費信心就知道。
經濟衰退歐美 聖誕零售或30年最差
解說：自從金融海嘯爆發以來，美國政府救市措施頻出，從最新的經濟數據來看，金融危機殃及實體經濟已經在所難免，占美國經濟總量約三分之二的個人消費開支出現下滑。美國商務部15號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數據顯示，美國商品緩比下降1.2%，創三年來最大跌幅。
美聯儲副主席柯恩表示，失業率高起，房價、股價暴跌、信貸增多導致消費者信心不足，可能已使第三季度美國實際消費開支出現1991年以來的首次下滑。08年以來，美國非農業崗位已經累計減少76萬個，失業率從年初的4.7%上升到9月份的6.1%，失業人數新增75萬多人，裁員的人數更是5年來最多的。
然而，金融海嘯吹襲下，全球經濟都難逃漫長的冬季，彭博資訊對全球六大城市調查發現，受訪者對全球經濟的信心一落千丈，彭博專業全球信心指數驟降為 4，遠低於9月份的11.3，其中日本消費者和德國投資者的信心都逼近歷史低點。有經濟學家指出，如果經濟疲軟期拉長，也會衝擊內需。(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曾靜漪：這次的金融危機導致中國的外銷市場大幅度的萎縮，在深圳舉辦的高交會，參展的很多科技企業都說，他們會提高競爭力，面對這一波金融海嘯，當然也會拓展內銷市場。
中國土改突轉向：從「私有」回歸「合作」
太陽報
2008-10-17
三中全會對未來農村改革作出了重大決定，但這個決定遲遲不見公開，引起各種猜測。種種僵象顯示，當中沒有會前某些自由派學者所說的「第三次土改」，更加沒有「私有化」，反而突然說「土地流轉」，是向「合作」方向發展。
官方網站邀請到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徐祥臨與網友交流。主持人問徐對於三中全會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安徽鳳陽小崗村考察期間，透露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何看法。徐回答說，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並不意味鮮朝土地私有化的方向走。胡錦濤這次講的促進土地流轉問題，目的是要實現規模化經營，這一點不要搞偏了。土地承包是向集體承包，一定要把握這個基本點。明晰產權，尊重農民財產權，從這個角度來講，還是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如果就這個問題做更多演繹，恐怕不符合這次三中全會的精神，也不符合胡錦濤談話的基本精神。
私有方向反對強大
他還說，胡錦濤到農村考察時，鼓勵農民合作起來發展。過去是「分」，「分」是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但是僅僅「分」也不行，我們還要把農村往「合作」方面引導。
官方發出這一資訊，顯然要扭轉有關土地改革的輿論導向。事實上，官方媒體之前也認為土地流轉的方向是向個人流轉，一個方向，是向種田大戶流轉；另一個方向，是向大財團流轉，賣出土地蓋商品房或者廠房。賣出土地的農民洗腳進城，改變農民的身份。農民只有賣掉土地，才不是農民。兩相比較，顯然中南海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轉變。
筆者判斷，土地私有化是重大的「離經叛道」，中央就算想，也沒有實力背負這個「十字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完全的企業國有到允許各式各樣的股份制，也是重大的「離經叛道」，這只有三起三落，而且富於政治經驗的鄧小平撐得住；其他人，被人一口吐沫就可以淹死。現在，中央如果讓土地向私人「流轉」，元老一定不幹，因為他們過去的流血革命等於白干，歷史又回到原點；軍隊也不幹，因為軍隊百分之九十是農民，把他們家的土地流轉掉了，他們也不會買帳。於是，胡錦濤突然扭轉「私有」方向，應該說是務實的。
現實問題務實處理
其次，金融海嘯的影響也很重要。三中全會公報可見，應對金融海嘯衝擊已成頭等大事，「三農」改革降為次一級的位置。同時，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也提升，衝擊社會穩定的改革不能不降溫。非常現實的問題是，農戶「流轉」土地後就要入城找工作，目前城市就業已經很困難，不能再承受四、五億農民入城。另一方面，已到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在金融海嘯下失業返鄉，還有土地餬口，若「流轉」了，誰養他們？再就是，三中全會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糧食安全問題，中央劃了不能少於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但是一旦允許「流轉」，這「紅線」變廢線，中國就有糧食危機了。事實上，這條「紅線」正不斷受到蠶食。
中央在三中全會強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強調這些非常務實。
2008-10-17
三中全會對未來農村改革作出了重大決定，但這個決定遲遲不見公開，引起各種猜測。種種僵象顯示，當中沒有會前某些自由派學者所說的「第三次土改」，更加沒有「私有化」，反而突然說「土地流轉」，是向「合作」方向發展。
官方網站邀請到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徐祥臨與網友交流。主持人問徐對於三中全會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安徽鳳陽小崗村考察期間，透露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有何看法。徐回答說，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並不意味鮮朝土地私有化的方向走。胡錦濤這次講的促進土地流轉問題，目的是要實現規模化經營，這一點不要搞偏了。土地承包是向集體承包，一定要把握這個基本點。明晰產權，尊重農民財產權，從這個角度來講，還是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如果就這個問題做更多演繹，恐怕不符合這次三中全會的精神，也不符合胡錦濤談話的基本精神。
私有方向反對強大
他還說，胡錦濤到農村考察時，鼓勵農民合作起來發展。過去是「分」，「分」是為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但是僅僅「分」也不行，我們還要把農村往「合作」方面引導。
官方發出這一資訊，顯然要扭轉有關土地改革的輿論導向。事實上，官方媒體之前也認為土地流轉的方向是向個人流轉，一個方向，是向種田大戶流轉；另一個方向，是向大財團流轉，賣出土地蓋商品房或者廠房。賣出土地的農民洗腳進城，改變農民的身份。農民只有賣掉土地，才不是農民。兩相比較，顯然中南海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轉變。
筆者判斷，土地私有化是重大的「離經叛道」，中央就算想，也沒有實力背負這個「十字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完全的企業國有到允許各式各樣的股份制，也是重大的「離經叛道」，這只有三起三落，而且富於政治經驗的鄧小平撐得住；其他人，被人一口吐沫就可以淹死。現在，中央如果讓土地向私人「流轉」，元老一定不幹，因為他們過去的流血革命等於白干，歷史又回到原點；軍隊也不幹，因為軍隊百分之九十是農民，把他們家的土地流轉掉了，他們也不會買帳。於是，胡錦濤突然扭轉「私有」方向，應該說是務實的。
現實問題務實處理
其次，金融海嘯的影響也很重要。三中全會公報可見，應對金融海嘯衝擊已成頭等大事，「三農」改革降為次一級的位置。同時，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也提升，衝擊社會穩定的改革不能不降溫。非常現實的問題是，農戶「流轉」土地後就要入城找工作，目前城市就業已經很困難，不能再承受四、五億農民入城。另一方面，已到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在金融海嘯下失業返鄉，還有土地餬口，若「流轉」了，誰養他們？再就是，三中全會關注的一個重點就是糧食安全問題，中央劃了不能少於十八億畝耕地的「紅線」，但是一旦允許「流轉」，這「紅線」變廢線，中國就有糧食危機了。事實上，這條「紅線」正不斷受到蠶食。
中央在三中全會強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強調這些非常務實。
2008年10月14日 星期二
醫改新方案空洞如八股
毛歡喜 江旋
《每日經濟新聞》
2008年-10-15
重點不突出 前後矛盾
著名醫改專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指出，醫改的根本目的是要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徵求意見稿》提出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等，這扭轉了過去改革中出現的政策不配套局面，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不過，也有多個曾參與不同版本醫改方案起草的專家對徵求意見稿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
「這是一篇態度不明確、重點不突出、前後矛盾的八股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北大醫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就徵求意見稿向本報記者表示，《徵求意見稿》為了平衡各方的不同意見，把不同機構的醫改版本中某些截然相反的意見全都涵蓋在內，「既要政府主導也要市場化、既要『補供方』也要『補需方』，而很多方面其實是不可能並存的。」
劉國恩以醫療服務為例，「醫療服務之前出了很多問題，《徵求意見稿》也提到了，但就是不敢說，因為這是人為定價造成了醫療制度和醫療行為的扭曲。」劉國恩說，作為一個改革的指導意見，應該態度明確地突出幾個核心原則，而他在《徵求意見稿》中看到的大都是類似「建立中國特色的醫藥衛生體制」、「正確處理政府、衛生機構、醫藥企業、醫務人員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等說了多少年的套話，而沒有體現出如何解決當務之急的 「看病難」「看病貴」等突出矛盾。
公益與市場誰主導很模糊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醫學社會學研究中心景軍昨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發改委公佈的醫改革徵求意見稿只不過是提出的一個原則性方向性的意見，裡面有許多細節都必須在一個一個領域中不斷加以深化，如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資源醫療配置不合理如何解決，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如何解決，藥品流通市場不規範等等，這些目前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細節。
景軍認為，從《徵求意見稿》中可以看出，我國的醫療衛生制度將重點放在公益性上，即突出公益性的原則，但同時也指出要堅持公平與效益的統一，主張由政府主導，並發揮市場機制的參與，這是文件最大的亮點。
「但說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在世界上連發達國家都還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景軍認為，我國目前的現實問題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是顧及公平還是顧及效率。他表示，這種主張公益性的宏圖，在中國目前的衛生服務情況下是否可以接受仍是一個問題，因為目前有許多醫療衛生機構在經營衛生服務時都更看重市場效益，一旦把公益作為主要目標，勢必就要降低收費標準，而這一現狀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景軍認為，發改委應該舉行聽證會，而不是簡簡單單地採用徵求意見的方式，否則一旦推出後遭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阻力，就會變成一紙空文。
看病貴、看病難無解決細則
對於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景軍說，發改委的徵求意見中確實還沒有看到解決的具體細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認為，對於看病貴，新醫改的措施大體上有三大思路：第一，採取一些行政整頓措施，強行控制醫藥價格的上漲；第二，改革醫療機構，恢復公立醫療機構的主導性，強化其社會公益性，迫使它們不追求收入最大化；第三，健全醫療保障體系，完善醫療衛生服務的第三方購買機制，從而在控制醫療服務上漲的同時，引導醫療機構走向社會公益性。
顧昕認為，第一條思路是治標不治本，有時連標都治不了。第二條思路是重要的，但若單純加強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行政控制，可能削弱市場競爭，那麼原本就沒有真正市場化的醫療服務業就會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為此，顧昕認為，只有設法讓民眾的大部分醫療費用由第三方，也就是醫保機構來支付，才是破解「看病貴 」的唯一良方。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杭州華東醫藥集團公司董事長李邦良告訴本報記者，意見稿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要解決醫院投入的問題，即誰來養活醫院。以前我們是靠藥品差價來養活醫院，草案提到落實公立醫院政府補助政策，逐步加大政府投入，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和設備購置等，這些問題既需要制定細則來規範，更需要制定詳細的實施時間表。
作為醫藥行業的代表，李邦良認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操作起來其實難度很大，和我國的藥品生產現狀並不相符，因為我國的醫藥企業集中度不高，生產相對分散，所以要落實定點生產和定點採購操作起來很難。
(成都商報記者殷玉生對本文也有貢獻)
《每日經濟新聞》
2008年-10-15
昨日，發改委和衛生部聯合發佈《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再次向社會公開徵集意見。一些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發改委公佈的醫改徵求意見稿只是提出了一個原則性方向性的方案，許多細節都還有待在一個一個領域中不斷加以深化，為此建議發改委應該舉行聽證會，徵求各方對醫改的意見。還有專家則對《徵求意見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重點不突出 前後矛盾
著名醫改專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指出，醫改的根本目的是要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徵求意見稿》提出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等，這扭轉了過去改革中出現的政策不配套局面，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不過，也有多個曾參與不同版本醫改方案起草的專家對徵求意見稿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
「這是一篇態度不明確、重點不突出、前後矛盾的八股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主任、北大醫藥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就徵求意見稿向本報記者表示，《徵求意見稿》為了平衡各方的不同意見，把不同機構的醫改版本中某些截然相反的意見全都涵蓋在內，「既要政府主導也要市場化、既要『補供方』也要『補需方』，而很多方面其實是不可能並存的。」
劉國恩以醫療服務為例，「醫療服務之前出了很多問題，《徵求意見稿》也提到了，但就是不敢說，因為這是人為定價造成了醫療制度和醫療行為的扭曲。」劉國恩說，作為一個改革的指導意見，應該態度明確地突出幾個核心原則，而他在《徵求意見稿》中看到的大都是類似「建立中國特色的醫藥衛生體制」、「正確處理政府、衛生機構、醫藥企業、醫務人員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等說了多少年的套話，而沒有體現出如何解決當務之急的 「看病難」「看病貴」等突出矛盾。
公益與市場誰主導很模糊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醫學社會學研究中心景軍昨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發改委公佈的醫改革徵求意見稿只不過是提出的一個原則性方向性的意見，裡面有許多細節都必須在一個一個領域中不斷加以深化，如城鄉和區域醫療衛生資源醫療配置不合理如何解決，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如何解決，藥品流通市場不規範等等，這些目前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細節。
景軍認為，從《徵求意見稿》中可以看出，我國的醫療衛生制度將重點放在公益性上，即突出公益性的原則，但同時也指出要堅持公平與效益的統一，主張由政府主導，並發揮市場機制的參與，這是文件最大的亮點。
「但說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在世界上連發達國家都還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景軍認為，我國目前的現實問題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是顧及公平還是顧及效率。他表示，這種主張公益性的宏圖，在中國目前的衛生服務情況下是否可以接受仍是一個問題，因為目前有許多醫療衛生機構在經營衛生服務時都更看重市場效益，一旦把公益作為主要目標，勢必就要降低收費標準，而這一現狀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景軍認為，發改委應該舉行聽證會，而不是簡簡單單地採用徵求意見的方式，否則一旦推出後遭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阻力，就會變成一紙空文。
看病貴、看病難無解決細則
對於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景軍說，發改委的徵求意見中確實還沒有看到解決的具體細則。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認為，對於看病貴，新醫改的措施大體上有三大思路：第一，採取一些行政整頓措施，強行控制醫藥價格的上漲；第二，改革醫療機構，恢復公立醫療機構的主導性，強化其社會公益性，迫使它們不追求收入最大化；第三，健全醫療保障體系，完善醫療衛生服務的第三方購買機制，從而在控制醫療服務上漲的同時，引導醫療機構走向社會公益性。
顧昕認為，第一條思路是治標不治本，有時連標都治不了。第二條思路是重要的，但若單純加強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行政控制，可能削弱市場競爭，那麼原本就沒有真正市場化的醫療服務業就會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為此，顧昕認為，只有設法讓民眾的大部分醫療費用由第三方，也就是醫保機構來支付，才是破解「看病貴 」的唯一良方。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杭州華東醫藥集團公司董事長李邦良告訴本報記者，意見稿的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要解決醫院投入的問題，即誰來養活醫院。以前我們是靠藥品差價來養活醫院，草案提到落實公立醫院政府補助政策，逐步加大政府投入，主要用於基本建設和設備購置等，這些問題既需要制定細則來規範，更需要制定詳細的實施時間表。
作為醫藥行業的代表，李邦良認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操作起來其實難度很大，和我國的藥品生產現狀並不相符，因為我國的醫藥企業集中度不高，生產相對分散，所以要落實定點生產和定點採購操作起來很難。
(成都商報記者殷玉生對本文也有貢獻)
新醫改方案亮點 體現五關鍵詞 醫療服務價將適當調整
魏銘言 李靜睿
新京報
2008-10-15
醞釀多時之後，新一輪中國醫改方案（下稱方案）昨日（10月14日）全文公佈徵求意見。方案的核心，是維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的公益性質。方案提出，公眾基本用藥將由國家統一定價。
方案亮點體現五關鍵詞
醫改方案的亮點可用五個關鍵詞體現，分別是：政府主導、傾向基層、全民覆蓋、均等化、公益性。
方案表明，醫改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這一制度將在10年內基本建成。為此，要進行「公共衛生服務、醫療服務、醫療保障、藥品供應」四大體系的建設。
除了宏觀目標和架構外，方案也提出了近期的任務。包括明顯減輕城鄉居民個人醫藥費用負擔。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等5大重點。
方案說，要堅持政府主導，強化政府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中的責任，加強政府在制度、規劃、籌資、服務、監管等方面的職責，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促進公平公正。
醫療服務價格將適當調整
醫改，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服務收費和藥品價格。對此，方案確定，此二者的定價機制將同步改革，根除「以藥養醫」的痼疾。
一方面，政府適當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另一方面，將建立由中央政府確定基本藥品名錄，退出藥品集中招標體系，基本藥品定點生產、直接配送、統一定價，並提高報銷比例。
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關鍵之一。方案首次明確提出，國家將制定公立醫院改制的指導性意見，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以多種方式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重組，鼓勵社會資金依 法興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適度降低公立醫療機構比重；鼓勵有條件的大醫院按照區域衛生規劃要求，通過托管、重組等方式，促進醫療資源合理流動。
在人事方面，方案指出，將在公立醫院完善分配激勵機制，推行聘用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
方案同時要求，採取改善服務能力、降低收費標準、提高報銷比例等綜合措施，引導一般診療下沉到基層，逐步實現社區首診、分級醫療和雙向轉診。
政府衛生投入明確增幅
方案稱，我國將建立政府主導的多元衛生投入機制。要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使居民個人基本醫療衛生費用負擔明顯減輕；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要高於經常性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使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在改革的節奏上，方案依然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方式。近期要力爭在「公立醫院管辦分開、改革以藥補醫、規範運行機制和衛生投入機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具體試點地區和單位，由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協調選擇。
醫改方案提要 總體目標
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到2020年，這一制度基本建立。
完善四體系
1.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2.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
3.加快建設醫療保障體系4.建立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
近期五重點
建設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合）率達到90%以上。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明顯減輕城鄉居民個人醫藥費用負擔。
初建國家基本藥物制：規範基本藥物的生產和配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直接配送覆蓋面力爭達到80%。合理確定基本藥物的價格，完善基本藥物的醫保報銷政策，提高合理用藥水平，減輕群眾基本用藥費用負擔。
健全基層醫衛服務體系：實現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的全面覆蓋，農村居民小病不出鄉，城市居民享有便捷有效的社區衛生服務。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費用負擔減輕，利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量明顯增加。
促基本衛生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保障機制，加強績效考核，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採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藥補醫機制，加大政府投入，規範收支管理，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
新京報
2008-10-15
醞釀多時之後，新一輪中國醫改方案（下稱方案）昨日（10月14日）全文公佈徵求意見。方案的核心，是維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的公益性質。方案提出，公眾基本用藥將由國家統一定價。
方案亮點體現五關鍵詞
醫改方案的亮點可用五個關鍵詞體現，分別是：政府主導、傾向基層、全民覆蓋、均等化、公益性。
方案表明，醫改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這一制度將在10年內基本建成。為此，要進行「公共衛生服務、醫療服務、醫療保障、藥品供應」四大體系的建設。
除了宏觀目標和架構外，方案也提出了近期的任務。包括明顯減輕城鄉居民個人醫藥費用負擔。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等5大重點。
方案說，要堅持政府主導，強化政府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中的責任，加強政府在制度、規劃、籌資、服務、監管等方面的職責，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促進公平公正。
醫療服務價格將適當調整
醫改，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服務收費和藥品價格。對此，方案確定，此二者的定價機制將同步改革，根除「以藥養醫」的痼疾。
一方面，政府適當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另一方面，將建立由中央政府確定基本藥品名錄，退出藥品集中招標體系，基本藥品定點生產、直接配送、統一定價，並提高報銷比例。
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關鍵之一。方案首次明確提出，國家將制定公立醫院改制的指導性意見，積極引導社會資金以多種方式參與公立醫院改制重組，鼓勵社會資金依 法興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適度降低公立醫療機構比重；鼓勵有條件的大醫院按照區域衛生規劃要求，通過托管、重組等方式，促進醫療資源合理流動。
在人事方面，方案指出，將在公立醫院完善分配激勵機制，推行聘用制度和崗位管理制度。
方案同時要求，採取改善服務能力、降低收費標準、提高報銷比例等綜合措施，引導一般診療下沉到基層，逐步實現社區首診、分級醫療和雙向轉診。
政府衛生投入明確增幅
方案稱，我國將建立政府主導的多元衛生投入機制。要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使居民個人基本醫療衛生費用負擔明顯減輕；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要高於經常性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使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在改革的節奏上，方案依然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方式。近期要力爭在「公立醫院管辦分開、改革以藥補醫、規範運行機制和衛生投入機制等方面」取得突破。具體試點地區和單位，由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協調選擇。
醫改方案提要 總體目標
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到2020年，這一制度基本建立。
完善四體系
1.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2.進一步完善醫療服務體系
3.加快建設醫療保障體系4.建立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
近期五重點
建設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合）率達到90%以上。進一步健全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明顯減輕城鄉居民個人醫藥費用負擔。
初建國家基本藥物制：規範基本藥物的生產和配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藥物直接配送覆蓋面力爭達到80%。合理確定基本藥物的價格，完善基本藥物的醫保報銷政策，提高合理用藥水平，減輕群眾基本用藥費用負擔。
健全基層醫衛服務體系：實現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的全面覆蓋，農村居民小病不出鄉，城市居民享有便捷有效的社區衛生服務。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費用負擔減輕，利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量明顯增加。
促基本衛生服務均等化：完善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保障機制，加強績效考核，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採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藥補醫機制，加大政府投入，規範收支管理，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
公眾不想盼來個「高來高去」的醫改方案
江蘇 毛建國
《揚子晚報》
2008-10-15
發改委網站14日發佈《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
發改委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態度，值得稱讚。不過說句實在話，對草案我是抱著希望而去，結果卻是失望而歸。且不說全文1萬3千多字的公文體篇幅有「懶婆娘的裹腳布」之嫌；而當深入其中後，卻發現基本是「飛機上說大話——高來高去」，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只見理念不見舉措。這無疑讓想從中找到一點「實在啟發」的公眾失望不已。
其實，我們能夠理解，作為一份指導性文件，談思想、說原則、道目標，這是迴避不了的。而且作為一份面向全國、統領全局的方案，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俱全。但公眾不能理解，在關鍵問題上給一個明確的答案又有何不可？
公眾最關心什麼？以我的理解，不外乎一是以藥養醫的局面能否打破，如打破，到底以什麼養醫。二是公眾就診費用能否下降。其三，醫療保障體系將往何處去。雖然文件中提到，「到2020年，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基本建立」，但標準到底是多少？能否做到公務員、普通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相對一致，或者能否拉近差距。其四，醫療能否實現全國流動，是否能夠結束劃省(市)而治。其五，財政對醫療尤其是社區醫療到底有什麼實質性投入。其六，醫風醫德能否有顯著改善，當前的醫療紅包、灰色收入問題能否得到根治，如何解決……
當然，公眾關心的問題還很多，但我以為，醫改方案對這六點應該直接回答或者明確有所表示。如果脫離實質問題，只是就理念談理念，那向公眾徵求意見，求的只是文字修改——那只是校對做的事。
醫改方案宜「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也就是說，可以站得很高看得很遠，但不能脫離具體問題，不能拋開公眾的關注點。所謂要言不繁，那些虛話套話當去則去，那些要緊話關鍵話當留則留。而現在的醫改方案，卻是高來高去，讓人找不到興奮點。這時向公眾徵求意見，其實公眾並無多少意見可提，即使想提，也找不到切入點。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希冀，而且醫改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出於關心自己的考慮，還是希望醫改方案能夠更通俗一些。
《揚子晚報》
2008-10-15
發改委網站14日發佈《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
發改委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態度，值得稱讚。不過說句實在話，對草案我是抱著希望而去，結果卻是失望而歸。且不說全文1萬3千多字的公文體篇幅有「懶婆娘的裹腳布」之嫌；而當深入其中後，卻發現基本是「飛機上說大話——高來高去」，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只見理念不見舉措。這無疑讓想從中找到一點「實在啟發」的公眾失望不已。
其實，我們能夠理解，作為一份指導性文件，談思想、說原則、道目標，這是迴避不了的。而且作為一份面向全國、統領全局的方案，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俱全。但公眾不能理解，在關鍵問題上給一個明確的答案又有何不可？
公眾最關心什麼？以我的理解，不外乎一是以藥養醫的局面能否打破，如打破，到底以什麼養醫。二是公眾就診費用能否下降。其三，醫療保障體系將往何處去。雖然文件中提到，「到2020年，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基本建立」，但標準到底是多少？能否做到公務員、普通職工、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相對一致，或者能否拉近差距。其四，醫療能否實現全國流動，是否能夠結束劃省(市)而治。其五，財政對醫療尤其是社區醫療到底有什麼實質性投入。其六，醫風醫德能否有顯著改善，當前的醫療紅包、灰色收入問題能否得到根治，如何解決……
當然，公眾關心的問題還很多，但我以為，醫改方案對這六點應該直接回答或者明確有所表示。如果脫離實質問題，只是就理念談理念，那向公眾徵求意見，求的只是文字修改——那只是校對做的事。
醫改方案宜「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也就是說，可以站得很高看得很遠，但不能脫離具體問題，不能拋開公眾的關注點。所謂要言不繁，那些虛話套話當去則去，那些要緊話關鍵話當留則留。而現在的醫改方案，卻是高來高去，讓人找不到興奮點。這時向公眾徵求意見，其實公眾並無多少意見可提，即使想提，也找不到切入點。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希冀，而且醫改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出於關心自己的考慮，還是希望醫改方案能夠更通俗一些。
有必要對"官員別墅群"的主人張榜公佈
李記
《檢察日報》
2008-10-15
在陝西省商洛市商南縣城關鎮任家溝村，一排排宏偉氣派的別墅顯得異常扎眼，而這些別墅的主人竟是省、縣各級單位領導。在工地幹活的村民幫記者算了一筆賬，這些別墅價值近千萬元。據瞭解，商南縣屬於國家級貧困縣，近千萬元的別墅群到底為誰而建?他們的主人到底是誰?(10月13日《陽光報》)
從今年7月河南信陽曝出「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區處級官員別墅群」，以及緊接著曝出的比「最牛處級官員別墅群」更牛的副廳級官員別墅群，到江西省景德鎮市民政局自籌資金建的30套豪華別墅，審計署駐長沙特派員辦事處違規修建百餘套別墅……這不，「陝西貧困縣新建別墅銷售給省縣各級領導」的新聞又躍入了我們的視野:無怪乎有論者驚呼:「官員別墅群」，沒有最牛，只有更牛。
此起彼伏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考驗著我們脆弱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但問題的弔詭之處在於，在這些屢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中，拿這些別墅的奢華、昂貴，與延伸出的對涉案官員的窮究相比，公眾期待的對官員別墅群「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問責風暴，到頭來，卻多以「雨過地皮濕」的形式，不了了之。
簡單列舉一下就能證明:河南信陽的「最牛官員別墅群」的處理結果，是無關痛癢的「行政警告」、「深刻檢查」、「補齊應交房款」等;審計署駐長沙特派員辦事處別墅群的調查結果，除了兩個沒有任何意義的數據外，滿篇都是空話、套話……最起碼的一點，連這些「官員別墅群」的主人是誰、他們最終的處理結果如何，都不知道。在這方面，商南縣銷售給省縣各級領導的別墅群，其處理結果如何，我們尚需等待。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官員別墅群」的主人張榜公佈，是徹查和深究「官員別墅群」問題的應有之義，也是至關重要的奠基步驟。原因很簡單，張榜公佈這些官員的名單，首先是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同時，也正因為公佈了這些官員的名單，後繼的責任追究和行政問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案可稽。
由已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我們最大的疑問，恐怕就是還有多少「官員別墅群」沒被曝出，逃逸在監督的視野之外。針對這個問題，不妨制定出一項鼓勵性的退還獎懲機制，先進行前期登記規範:主動退還非正當獲取的豪華別墅的官員，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從輕問責;對於那些沒做前期登記的官員，大可動用嚴厲、苛刻的行政問責，進行毫不手軟的深究。
而不管是哪種方式整理出的「官員別墅群」主人名單，大可採用公文發放結合媒體通報的方式，一併將處理結果公之於眾。一方面，如此做法，是對不同情況下「官員別墅群」問題深究、徹查的應有姿態;另一方面，此舉更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懾效用———既是對那些住在豪華別墅裡優哉樂哉官員們的警告，又是對那些還在做著豪華別墅夢的官員的警醒。具體起來就是，對「官員別墅群」的主人張榜公佈，不妨從商南縣這處別墅群開始。
《檢察日報》
2008-10-15
在陝西省商洛市商南縣城關鎮任家溝村，一排排宏偉氣派的別墅顯得異常扎眼，而這些別墅的主人竟是省、縣各級單位領導。在工地幹活的村民幫記者算了一筆賬，這些別墅價值近千萬元。據瞭解，商南縣屬於國家級貧困縣，近千萬元的別墅群到底為誰而建?他們的主人到底是誰?(10月13日《陽光報》)
從今年7月河南信陽曝出「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區處級官員別墅群」，以及緊接著曝出的比「最牛處級官員別墅群」更牛的副廳級官員別墅群，到江西省景德鎮市民政局自籌資金建的30套豪華別墅，審計署駐長沙特派員辦事處違規修建百餘套別墅……這不，「陝西貧困縣新建別墅銷售給省縣各級領導」的新聞又躍入了我們的視野:無怪乎有論者驚呼:「官員別墅群」，沒有最牛，只有更牛。
此起彼伏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考驗著我們脆弱的想像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但問題的弔詭之處在於，在這些屢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中，拿這些別墅的奢華、昂貴，與延伸出的對涉案官員的窮究相比，公眾期待的對官員別墅群「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問責風暴，到頭來，卻多以「雨過地皮濕」的形式，不了了之。
簡單列舉一下就能證明:河南信陽的「最牛官員別墅群」的處理結果，是無關痛癢的「行政警告」、「深刻檢查」、「補齊應交房款」等;審計署駐長沙特派員辦事處別墅群的調查結果，除了兩個沒有任何意義的數據外，滿篇都是空話、套話……最起碼的一點，連這些「官員別墅群」的主人是誰、他們最終的處理結果如何，都不知道。在這方面，商南縣銷售給省縣各級領導的別墅群，其處理結果如何，我們尚需等待。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官員別墅群」的主人張榜公佈，是徹查和深究「官員別墅群」問題的應有之義，也是至關重要的奠基步驟。原因很簡單，張榜公佈這些官員的名單，首先是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同時，也正因為公佈了這些官員的名單，後繼的責任追究和行政問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案可稽。
由已被曝出的「官員別墅群」，我們最大的疑問，恐怕就是還有多少「官員別墅群」沒被曝出，逃逸在監督的視野之外。針對這個問題，不妨制定出一項鼓勵性的退還獎懲機制，先進行前期登記規範:主動退還非正當獲取的豪華別墅的官員，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從輕問責;對於那些沒做前期登記的官員，大可動用嚴厲、苛刻的行政問責，進行毫不手軟的深究。
而不管是哪種方式整理出的「官員別墅群」主人名單，大可採用公文發放結合媒體通報的方式，一併將處理結果公之於眾。一方面，如此做法，是對不同情況下「官員別墅群」問題深究、徹查的應有姿態;另一方面，此舉更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懾效用———既是對那些住在豪華別墅裡優哉樂哉官員們的警告，又是對那些還在做著豪華別墅夢的官員的警醒。具體起來就是，對「官員別墅群」的主人張榜公佈，不妨從商南縣這處別墅群開始。
必須堅持農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
--- 專訪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
常紅曉
《財經》雜誌
2008-10-13
10月12日下午，眾所矚目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會議公報指出，要"抓緊在農村體制改革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制度保障"。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被廣泛認為是2020年前中國農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分析人士指出，這意味著執政黨在農村改革30年後，再一次把制度建設和創新作為農村改革的首要目標。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陳錫文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同時也是農村問題決策參與者之一。在採訪中，他就中國現階段的土地管理體制、穩定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征地制度改革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
如何理解"長久不變"
《財經》：9月3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安徽小崗村考察時提出，"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是全新的表達。對此，應如何理解？
陳錫文：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長久不變"，我理解就是要穩定現有土地承包關係，確保農地承包經營權的長期穩定。這意味著，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不僅不會變，而且承包期滿後也不變。
如果真正做到"長久不變"，就意味著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必須堅持農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只能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割斷農村人口的變動和農地變動的聯繫。凡是農民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獲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今後不應再調整。
對農地家庭承包經營，30年來，中央的政策一直是朝著更加穩定的方向走。1978年後，"大包干"逐漸推向全國。198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15年不變"，是為"第一輪承包"。1993年後，第一輪農地承包陸續到期，中央又專門出台文件，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實行30年不變，是為"第二輪延包"。1998年，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安徽鳳陽小崗村時，就明確講過，土地承包關係"30年不變，30年後更沒有必要變"。
2003年3月1日，《農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賦予了農民長期穩定的承包經營權。2004年和2005年，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的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總理都曾強調：農村土地承包關係"30年不變，也就是永遠不變"。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農地家庭承包經營"長久不變"，從農村改革30年的歷史經驗看，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對確保農民土地權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極為重要。
《財經》：落實"長久不變"，困難在哪裡？需要做哪些工作？
陳錫文：要做到"長久不變"，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農地承包法》和《物權法》都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30年。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30年承包期滿後，原承包農戶還可以依法繼續承包。相應地，相關的法律也要作出一定調整。
征地制度也應該進一步改革。現行《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農村土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就必須通過征地，將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國家所有制。城市的擴張，就會改變農地產權的邊界，引發農地承包關係的不穩定。由於我國正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要確保農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還需要征地制度的改革。
對此，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原則思路，核心的內容之一就是縮小征地的範圍，把征地限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經國家批准的經營性建設項目，則可以保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不變，允許其使用權進入市場，價格由農民集體與用地者談判。當然，前提是這些土地必須符合規劃。
農地衝突根源
《財經》：近年來，因農地衝突而引發的衝突和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請問有哪些具體表現？
陳錫文：近年來，涉及土地的矛盾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涉及土地徵用的糾紛。這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開發商違法違規，隨意侵佔農民土地；二是經國家批准的征地，由於征地補償不到位，沒有落實對農民的安置，引發矛盾甚至群體性事件。
還有一類是農村內部的農地承包糾紛，近年來也在增多。誘發因素有三：一是鄉鎮政府、村組織幹部違法強制農民流轉承包的土地；二是鄉村組織隨意把農民承包的耕地改變用途，非法"農轉非"；三是村組織違背現有農地政策，多留所謂的"機動地"，由村幹部掌握，謀取非法利益。
《財經》：這些土地矛盾和衝突問題多發，深層的體制根源是什麼？
陳錫文：出現上述問題，有地方執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問題，也有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就現有土地法律制度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問題。
首先，是兩種土地所有權的邊界問題。在中國現階段，城市不斷擴張，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斷擴大，而且佔用的土地多是農村土地。《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事實上造成城市擴張到哪裡，農民的土地就減少到哪裡。由於城市土地的邊界總在變，農地的邊界也穩定不了，這也是農地糾紛的一大隱患。
其次，是改變土地所有權的程序和依據問題。《憲法》規定，國家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動用征地權，把集體所有的土地變為國家所有。但對非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是否可以動用征地權，缺乏明確界定。但後來的《土地管理法》又規定：除了農民集體建設用地，"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意味著，無論是公益性用地還是經營性用地，只要用於非農建設，就必須征為國有。國家征地的範圍也就相應擴大了。實踐中，一些城市政府就利用上述法律規定，強行徵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理由是既然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而農民的這些土地在城市規劃區內，那麼政府當然就可行使征地權。至於該建設項目到底是用於公共利益還是商業目的，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第三，是農村內部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問題。通俗地說，到底誰有資格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以承包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如何取得及變更，並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
比如，是否戶口在本村就一定享有成員權資格？是否孩子出生或戶口遷入本村就自然獲得該資格？目前的法律規定並不明確。成員權講不清楚，一些農民就有調整土地的訴求，而有權者就會利用行政權力頻繁調整土地，土地承包關係就不可能穩定。
目前的現實是，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的穩定，但從全國看，真正能做到30年不變的卻並不多，不少地方三五年就變一次。這個成員權問題非常重要，可否確定在一個時間點，比如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把這個土地承包權確定下來，不再調整。至於這個具體的時間點，可認真細緻研究。總之，應由此把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制度說清楚。
《財經》：中國目前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但每年全國各地建設實際佔用的耕地，還大大超過規劃的年度耕地轉用指標。其中，地方政府一直是土地違法的主體。其中的問題出在哪裡？
陳錫文：截至2007年底，中國的耕地總量為18.26億畝，與1996的19.51億畝相比，11年間減少了1.25億畝。而全國目前耕地面積超過1億畝的省份只有五個，1.25亿亩相当于少了一个大省。耕地流失的速度相当快，会危及中国的农产品供应。
中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矛盾突出。要保障糧食和農產品供給，沒有足夠的土地不行。我們算過賬，近年來中國進口的各種農產品，包括大豆、植物油、棉花等，差不多等於在國外用了5億畝農作物播種面積。而僅靠國內目前人均1.38畝的耕地水平，不可能滿足所有的農產品需求。
目前，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報國務院批准的建設用地審查辦法》的規定，涉及徵用基本農田，或徵用基本農田以外的一般耕地超過35公頃，或徵用一般耕地和非耕地總面積超過70公頃的，必須報國務院批准。
同時，在中國現有18.26億畝耕地中，有80％以上已劃為"基本農田"。按照現有法規，建設佔用基本農田，哪怕是1畝地也要經國務院批准。因此，從法律的意義上說，中國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但是，目前農地轉用上，各種違法違規現象卻非常多。每年中央確定的建設佔用耕地的規模，實際上總是被突破。名義上，每年建設佔用耕地只有二三百萬畝，實際上佔用的耕地遠不止這個數。
2006年前，對省級政府而言，農地轉用的違法行為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拆"，一個是"挪"。所謂"拆"，就是把征地項目拆分報批。省級政府對耕地轉用，最高只可批515畝，如果一個建設項目佔地2000畝，就把征地項目分拆報批，每次報批都不超過515畝，這樣就規避了中央政府的審批。這是對非基本農田；如果涉及的耕地是基本農田，按道理應上報國務院；但為了規避審批，地方政府就通過修改基本農田保護規劃，把建設項目佔用的基本農田變為非基本農田，然後再報省級政府批准。我稱之為"挪"，就是說基本農田的位置被"挪"了。
如果省級政府嚴格執行農地轉用的政策，它對下級政府也這樣管，省以下的土地就好管得多。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建設用地審查，在省一級就出問題了，到了市、縣、鄉鎮一級就更亂。
《財經》：近年來，中央政府相繼出台的政策，一方面要求嚴格土地管理，強化土地調控；一方面要求提高耕地佔用的成本，集約節約用地。近年來的土地違法問題，與過去相比，有何新的變化？
陳錫文：為了切實保護耕地，強化土地調控，2006年9月初，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06〕31號），要求嚴格土地管理，實行耕地保護"省長負責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行政區域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執行情況負總責。同時，嚴格實行問責制。對省以下的批次建設用地，中央不再逐項審批，但省級政府必須對中央下達的該省當年的耕地轉用總量負責，一旦突破，省長就要承擔責任，同時扣減下一年的農地轉用指標。這等於給省級政府上了"緊箍咒"。
此後，拆分報批和挪用基本農田依然存在，但至少在省一級不能明目張膽去做了。因此，2006年秋至今，土地的違法違規主體進一步下沉，下沉到市、縣、鄉（鎮）、村。因為市、縣、鄉（鎮）政府不具有農地的審批權，因此名義上就是用農村集體土地搞項目。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採取"以租代征"，讓鄉村與企業簽訂租地合同，規避農地轉用審批，實際上是佔用耕地搞建設，由此佔用的耕地數量比有關部門公開查處的要多得多。
2007年後，中央要求清理整頓"以租代征"，一些地方為增加建設用地就從所謂"集體建設用地"上找"出路"，即頂著農村集體建設項目的名義佔用農地。
辨析農地制度"創新"
《財經》：2005年以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一些省級政府也先後出台了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地方規章。對此，應如何認識和評判？
陳錫文：近年來，一些地方出台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管理辦法，學術界對此討論較多，大多認為是農地制度改革的一種突破。但實際上，所謂"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不過是中國現有不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中的一個特例。因為如果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規劃管理制度，只要屬規劃許可的建設用地，按照程序去用即可，而不必分國有和集體。從我國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和政策看，目前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市場。
中國的整個土地，從用途上來說，可分三大類，一類農業用地，最主要的就是耕地、草原、林地等；第二類就是建設用地，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三是未利用地，如荒地，荒山、荒漠等。
作為建設用地的一部分，集體建設用地共分三類：農村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鄉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用地。一般來說，宅基地和鄉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難以流轉，而目前議論較多的集體建設用地就是"鄉鎮企業用地"。
過去，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以興辦鄉鎮企業為名，引入外資或城市資金辦企業，大量佔用集體土地搞非農建設，很多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鄉鎮企業。由於集體土地沒有經過徵用，土地轉用後的級差收益都留在本村了。珠三角地區一些農村富起來，與這個密不可分。
原因在於，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不同，可不交土地出讓金，因此一些地方和單位就有積極性，打"擦邊球"，因為這樣可增加建設用地，便於"招商引資"。當然，農民也有積極性，因為相對於農地農用而言，自己可從這些土地的用途轉變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但這樣做的結果，是農田大量減少，建設缺乏規劃，投資總規模難以控制。
現在有學者提議說，原有的鄉鎮企業倒閉或破產了，企業所用集體土地能否作為用地指標，通過市場交易，挪到其他的地方去用？我看，這樣做實際是為了增加城市建設用地總量。至於村裡原集體建設用地是否真的減少了，也很難搞清楚。
依我看，目前學術界熱議、地方政府積極試點的"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更多地是出於增加建設用地的考慮，至少主要不是為了保護耕地資源、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國放大，土地用途管制就沒有了，整個土地管理制度就會被顛覆。
《財經》：近年來，一些地方，包括一些省級政府，嘗試通過農民集中居住，節省一定數量的農村宅基地，並以此置換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所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你如何看待這些做法？
陳錫文：現在很多地方試點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是得到了主管部門的批准，但要看到，地方的試點積極性之所以高漲，出發點主要是增加建設用地指標。這種額外增加建設用地的做法，不符合宏觀調控的要求。實際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非常清楚，地方政府可組織農村集體搞土地整理。由此新增的耕地面積，其中60％可折抵為耕地占補平衡的指標。但這不是說你減少多少村莊建設用地，就可以相應增加多少城市建設用地。
也就是說，中央批給地方的耕地佔用指標，一年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突破。你建設佔用了多少耕地，就要補充同等數量的耕地，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如果地方政府靠土地整理增加了耕地，就可把其中的60％折抵為指標計入補充耕地指標，以實現耕地總量的總體平衡。但並不是說，你減少了多少農村建設用地，就可新增多少耕地佔用的指標。
現在一些地方試點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還有一些地方力推的"農民集中居住"，意圖多在於擴大城市建設用地的規模，在國家批准的耕地佔用指標外，額外增加建設用地的指標。
現在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農戶的平均佔地面積要比城裡人大得多，因此可通過減少宅基地置換建設用地。但從全世界看，農民的住宅，加上場地和倉房，佔地面積必然比城市人多，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因為每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個經營戶，與城市人不同，要發展生產，必須有一定的生產性用房和庭院。如果現在搞宅基地置換，你即使給農民200平方米的住房，他能從事農業生產嗎？家畜家禽養在哪裡？勞動工具放在哪裡？顯然，目前大規模地搞農民集中居住，並不現實。
從目前的試驗看，有的地方，以城鄉統籌為名，搞農民集中居住，農民搬進了多層甚至高層樓房，看上去很美，但農民失去了宅基地使用權，地方政府卻由此獲得更多的建設用地。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現有法律規定，城市建設用地是國有土地，而農村建設用地是集體所有，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土地產權關係，政府怎麼可以去擅自減少農民所有的土地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再說，農民集中居住，徹底改變了農民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得失成敗尚待研究，不可冒進。
《財經》：目前，一些地方出台政策，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可成立有限責任公司，實行"農地入股"。但此做法後被叫停。如何認識現階段"農地入股辦公司"可能的風險和問題？
陳錫文：中央關於農村土地的政策文件，總是說兩句話：一是堅持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二是農地承包權可在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下流轉。《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願、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權利"。中共十七大報告還提出，要"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一些基層幹部認為，中央強調長期穩定就是限制農地流轉。這完全是誤解。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始，中央文件就一直支持農地流轉。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延長到15年時，就提出"鼓勵耕地流轉"。
對於農地流轉，目前《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主要有四種形式，即轉包、出租、置換、轉讓。該法第四十二條也規定，"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可以自願聯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從事農業合作生產。"這樣，農地流轉實際上就有五種形式。
在這五種形式中，農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和置換、入股等只能限於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而對農地的出租、轉包，法律沒有明確是否可流轉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這就存在著模糊地帶。現實中，一些工商業資本、城市人到農村租地經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事實上，工商資本到農村租地經營，往往有鄉村組織參與其中，農民可能被迫流轉土地，不利於農地承包關係的穩定，也會侵犯農民的土地權益。從國際經驗看，很多國家都不允許工商資本直接介入農地經營，但可從事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服務。
目前，有的地方工商部門發文稱，農民可以把農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成立有限責任公司。這等於把農民的承包經營權作價作為公司的資本金進入資產負債表，這與現有法律法規並不一致，與上述"承包方之間"的農地入股"從事農業合作生產"也不是一回事。
上述 "從事農業合作生產"的入股，是限於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承包方之間的"股份合作制"，這樣入股的土地只是作為參與股份合作的農戶的分紅依據，並不進入資產負債表，也不作為聯合經營體的財產依據。而如果把農地承包權作為資產，註冊成立公司，既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的規定。
按照《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自然人股東不能超過50人。但有些地方批准設立的這種允許"農地入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入股的農戶往往成百上千。這樣，絕大多數以地入股的農民就不能列入股東名冊，成為"隱名股東"，其股東權益需他人去代表、行使，會留下諸多隱患。同時，《公司法》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從批准設立起，股東入股的資產必須劃轉到公司名下，但依據現有的土地法律，農戶承包地顯然不可能劃到公司名下。因此，這樣的公司雖已批准設立，但實際仍是空殼，將來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會產生很多矛盾。
從根本上說，農地流轉的規模必須與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規模相適應。目前令人擔心的問題是，外出流動就業農民並沒有穩定地融入城鎮，但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卻被強行或半強制性地流轉。一些農民把土地出租給外來的公司後，雖然他仍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但從心理上他已變成雇工了。這種現象引起的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也需要引起關注。
農地制度改革下一步
《財經》：在你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當前的土地衝突和矛盾，需要進一步完善哪些法律和制度？
陳錫文：首先，必須解決現有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就是前面談到的三大問題，一是兩種土地所有制的邊界；二是改變農地所有權的依據和程序；三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界定。
這三大問題，必須有一個總體的、系統的改革，不能零打碎敲。只有解決上述三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消弭現有土地矛盾和衝突。依我看，現在完善法律和法規的相關條件已經具備，時機也逐步成熟。
其次，在上述三大問題暫時沒有解決的當前，最為重要的還是要穩定農地承包關係，確保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也就是說，儘管現有法律存在缺陷和漏洞，但在沒有修改完善之前，地方各級政府和單位、個人依然要有所遵循，不能因為法律有缺陷就為所欲為。
具體說，就是要在科學制定規劃的前提下，堅持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切實保護耕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也就是說，對土地的管理，要從過去按所有制的管理變為按規劃用途實施管理。
《財經》：實行土地的用途管制，需要完成哪些基礎性工作？
陳錫文：實行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管理法》規定非常清楚。但現在執行不到位，隨意修改規劃、違法侵佔耕地的事情依然很多；其根源在於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的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自己首先違反土地規劃，為土地違法提供了空間。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看，一個地區的土地利用規劃一旦經過批准，就應該嚴格執行。也就是說，如果規劃確定某一塊土地為農用地，至少在規劃修改前，就一定不能變為建設用地，而非農建設只能在規劃確定的可建設的土地上進行。
目前我們更多是區別所有制來管土地，土地管理的法規和政策還是"城鄉分治"的。有了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我看今後也不必再分城市建設用地或農村建設用地。不管它屬於城市土地還是農村土地，只要規劃為建設用地，就由用地者與土地所有者談判，按照公平的市場價格交易即可，政府的職責就是執行，執行立法機構審議通過的土地規劃。
當然，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是科學制定規劃，規劃制定和修改必須嚴格按照民主決策的程序，做到公開和透明。目前，地方土地利用規劃的制定中，也存在不公開、不透明、流於形式的問題，這要通過強化人大對土地規劃制定和修改的實質性審查。
《財經》：近期，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應該如何推進？
陳錫文：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落實執政黨對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承諾，要盡快落實到法律和制度上，從而切實保護耕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近期可考慮的事情是，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適時啟動《農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的修改。
同時，在征地制度改革上，也要按照《決定》提出的基本目標和原則思路，一方面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一方面研究制定征地範圍縮小後，經營性建設用地取得和出讓的具體辦法，真正落實《憲法》"為了公共利益"行使征地權的要求，更有效地保障九億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
(本刊實習記者張艷玲、李鵬對此文亦有貢獻)
常紅曉
《財經》雜誌
2008-10-13
"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落實執政黨對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承諾，要盡快落實到法律和制度上，從而切實保護耕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
10月12日下午，眾所矚目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會議公報指出，要"抓緊在農村體制改革關鍵環節上取得突破，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村經濟，優化農村發展外部環境，強化農村發展制度保障"。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被廣泛認為是2020年前中國農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分析人士指出，這意味著執政黨在農村改革30年後，再一次把制度建設和創新作為農村改革的首要目標。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陳錫文是中國最重要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同時也是農村問題決策參與者之一。在採訪中，他就中國現階段的土地管理體制、穩定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征地制度改革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路。
如何理解"長久不變"
《財經》：9月30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安徽小崗村考察時提出，"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這是全新的表達。對此，應如何理解？
陳錫文：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長久不變"，我理解就是要穩定現有土地承包關係，確保農地承包經營權的長期穩定。這意味著，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不僅不會變，而且承包期滿後也不變。
如果真正做到"長久不變"，就意味著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必須堅持農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只能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割斷農村人口的變動和農地變動的聯繫。凡是農民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獲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今後不應再調整。
對農地家庭承包經營，30年來，中央的政策一直是朝著更加穩定的方向走。1978年後，"大包干"逐漸推向全國。198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15年不變"，是為"第一輪承包"。1993年後，第一輪農地承包陸續到期，中央又專門出台文件，提出延長土地承包期，實行30年不變，是為"第二輪延包"。1998年，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安徽鳳陽小崗村時，就明確講過，土地承包關係"30年不變，30年後更沒有必要變"。
2003年3月1日，《農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賦予了農民長期穩定的承包經營權。2004年和2005年，在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的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總理都曾強調：農村土地承包關係"30年不變，也就是永遠不變"。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農地家庭承包經營"長久不變"，從農村改革30年的歷史經驗看，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對確保農民土地權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極為重要。
《財經》：落實"長久不變"，困難在哪裡？需要做哪些工作？
陳錫文：要做到"長久不變"，需要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農地承包法》和《物權法》都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30年。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30年承包期滿後，原承包農戶還可以依法繼續承包。相應地，相關的法律也要作出一定調整。
征地制度也應該進一步改革。現行《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農村土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就必須通過征地，將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國家所有制。城市的擴張，就會改變農地產權的邊界，引發農地承包關係的不穩定。由於我國正處於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要確保農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還需要征地制度的改革。
對此，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原則思路，核心的內容之一就是縮小征地的範圍，把征地限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經國家批准的經營性建設項目，則可以保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不變，允許其使用權進入市場，價格由農民集體與用地者談判。當然，前提是這些土地必須符合規劃。
農地衝突根源
《財經》：近年來，因農地衝突而引發的衝突和群體性事件呈多發態勢。請問有哪些具體表現？
陳錫文：近年來，涉及土地的矛盾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涉及土地徵用的糾紛。這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開發商違法違規，隨意侵佔農民土地；二是經國家批准的征地，由於征地補償不到位，沒有落實對農民的安置，引發矛盾甚至群體性事件。
還有一類是農村內部的農地承包糾紛，近年來也在增多。誘發因素有三：一是鄉鎮政府、村組織幹部違法強制農民流轉承包的土地；二是鄉村組織隨意把農民承包的耕地改變用途，非法"農轉非"；三是村組織違背現有農地政策，多留所謂的"機動地"，由村幹部掌握，謀取非法利益。
《財經》：這些土地矛盾和衝突問題多發，深層的體制根源是什麼？
陳錫文：出現上述問題，有地方執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問題，也有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就現有土地法律制度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問題。
首先，是兩種土地所有權的邊界問題。在中國現階段，城市不斷擴張，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斷擴大，而且佔用的土地多是農村土地。《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事實上造成城市擴張到哪裡，農民的土地就減少到哪裡。由於城市土地的邊界總在變，農地的邊界也穩定不了，這也是農地糾紛的一大隱患。
其次，是改變土地所有權的程序和依據問題。《憲法》規定，國家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可動用征地權，把集體所有的土地變為國家所有。但對非公共利益的建設項目，是否可以動用征地權，缺乏明確界定。但後來的《土地管理法》又規定：除了農民集體建設用地，"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這意味著，無論是公益性用地還是經營性用地，只要用於非農建設，就必須征為國有。國家征地的範圍也就相應擴大了。實踐中，一些城市政府就利用上述法律規定，強行徵用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理由是既然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而農民的這些土地在城市規劃區內，那麼政府當然就可行使征地權。至於該建設項目到底是用於公共利益還是商業目的，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第三，是農村內部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問題。通俗地說，到底誰有資格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現行《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以承包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如何取得及變更，並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
比如，是否戶口在本村就一定享有成員權資格？是否孩子出生或戶口遷入本村就自然獲得該資格？目前的法律規定並不明確。成員權講不清楚，一些農民就有調整土地的訴求，而有權者就會利用行政權力頻繁調整土地，土地承包關係就不可能穩定。
目前的現實是，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保持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的穩定，但從全國看，真正能做到30年不變的卻並不多，不少地方三五年就變一次。這個成員權問題非常重要，可否確定在一個時間點，比如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把這個土地承包權確定下來，不再調整。至於這個具體的時間點，可認真細緻研究。總之，應由此把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制度說清楚。
《財經》：中國目前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但每年全國各地建設實際佔用的耕地，還大大超過規劃的年度耕地轉用指標。其中，地方政府一直是土地違法的主體。其中的問題出在哪裡？
陳錫文：截至2007年底，中國的耕地總量為18.26億畝，與1996的19.51億畝相比，11年間減少了1.25億畝。而全國目前耕地面積超過1億畝的省份只有五個，1.25亿亩相当于少了一个大省。耕地流失的速度相当快，会危及中国的农产品供应。
中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矛盾突出。要保障糧食和農產品供給，沒有足夠的土地不行。我們算過賬，近年來中國進口的各種農產品，包括大豆、植物油、棉花等，差不多等於在國外用了5億畝農作物播種面積。而僅靠國內目前人均1.38畝的耕地水平，不可能滿足所有的農產品需求。
目前，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報國務院批准的建設用地審查辦法》的規定，涉及徵用基本農田，或徵用基本農田以外的一般耕地超過35公頃，或徵用一般耕地和非耕地總面積超過70公頃的，必須報國務院批准。
同時，在中國現有18.26億畝耕地中，有80％以上已劃為"基本農田"。按照現有法規，建設佔用基本農田，哪怕是1畝地也要經國務院批准。因此，從法律的意義上說，中國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但是，目前農地轉用上，各種違法違規現象卻非常多。每年中央確定的建設佔用耕地的規模，實際上總是被突破。名義上，每年建設佔用耕地只有二三百萬畝，實際上佔用的耕地遠不止這個數。
2006年前，對省級政府而言，農地轉用的違法行為主要是兩個：一個是"拆"，一個是"挪"。所謂"拆"，就是把征地項目拆分報批。省級政府對耕地轉用，最高只可批515畝，如果一個建設項目佔地2000畝，就把征地項目分拆報批，每次報批都不超過515畝，這樣就規避了中央政府的審批。這是對非基本農田；如果涉及的耕地是基本農田，按道理應上報國務院；但為了規避審批，地方政府就通過修改基本農田保護規劃，把建設項目佔用的基本農田變為非基本農田，然後再報省級政府批准。我稱之為"挪"，就是說基本農田的位置被"挪"了。
如果省級政府嚴格執行農地轉用的政策，它對下級政府也這樣管，省以下的土地就好管得多。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建設用地審查，在省一級就出問題了，到了市、縣、鄉鎮一級就更亂。
《財經》：近年來，中央政府相繼出台的政策，一方面要求嚴格土地管理，強化土地調控；一方面要求提高耕地佔用的成本，集約節約用地。近年來的土地違法問題，與過去相比，有何新的變化？
陳錫文：為了切實保護耕地，強化土地調控，2006年9月初，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06〕31號），要求嚴格土地管理，實行耕地保護"省長負責制"。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應對本行政區域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執行情況負總責。同時，嚴格實行問責制。對省以下的批次建設用地，中央不再逐項審批，但省級政府必須對中央下達的該省當年的耕地轉用總量負責，一旦突破，省長就要承擔責任，同時扣減下一年的農地轉用指標。這等於給省級政府上了"緊箍咒"。
此後，拆分報批和挪用基本農田依然存在，但至少在省一級不能明目張膽去做了。因此，2006年秋至今，土地的違法違規主體進一步下沉，下沉到市、縣、鄉（鎮）、村。因為市、縣、鄉（鎮）政府不具有農地的審批權，因此名義上就是用農村集體土地搞項目。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採取"以租代征"，讓鄉村與企業簽訂租地合同，規避農地轉用審批，實際上是佔用耕地搞建設，由此佔用的耕地數量比有關部門公開查處的要多得多。
2007年後，中央要求清理整頓"以租代征"，一些地方為增加建設用地就從所謂"集體建設用地"上找"出路"，即頂著農村集體建設項目的名義佔用農地。
辨析農地制度"創新"
《財經》：2005年以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一些省級政府也先後出台了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地方規章。對此，應如何認識和評判？
陳錫文：近年來，一些地方出台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管理辦法，學術界對此討論較多，大多認為是農地制度改革的一種突破。但實際上，所謂"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不過是中國現有不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中的一個特例。因為如果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規劃管理制度，只要屬規劃許可的建設用地，按照程序去用即可，而不必分國有和集體。從我國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和政策看，目前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市場。
中國的整個土地，從用途上來說，可分三大類，一類農業用地，最主要的就是耕地、草原、林地等；第二類就是建設用地，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三是未利用地，如荒地，荒山、荒漠等。
作為建設用地的一部分，集體建設用地共分三類：農村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鄉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用地。一般來說，宅基地和鄉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難以流轉，而目前議論較多的集體建設用地就是"鄉鎮企業用地"。
過去，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以興辦鄉鎮企業為名，引入外資或城市資金辦企業，大量佔用集體土地搞非農建設，很多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鄉鎮企業。由於集體土地沒有經過徵用，土地轉用後的級差收益都留在本村了。珠三角地區一些農村富起來，與這個密不可分。
原因在於，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不同，可不交土地出讓金，因此一些地方和單位就有積極性，打"擦邊球"，因為這樣可增加建設用地，便於"招商引資"。當然，農民也有積極性，因為相對於農地農用而言，自己可從這些土地的用途轉變中獲得更大的收益。但這樣做的結果，是農田大量減少，建設缺乏規劃，投資總規模難以控制。
現在有學者提議說，原有的鄉鎮企業倒閉或破產了，企業所用集體土地能否作為用地指標，通過市場交易，挪到其他的地方去用？我看，這樣做實際是為了增加城市建設用地總量。至於村裡原集體建設用地是否真的減少了，也很難搞清楚。
依我看，目前學術界熱議、地方政府積極試點的"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更多地是出於增加建設用地的考慮，至少主要不是為了保護耕地資源、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國放大，土地用途管制就沒有了，整個土地管理制度就會被顛覆。
《財經》：近年來，一些地方，包括一些省級政府，嘗試通過農民集中居住，節省一定數量的農村宅基地，並以此置換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所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你如何看待這些做法？
陳錫文：現在很多地方試點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是得到了主管部門的批准，但要看到，地方的試點積極性之所以高漲，出發點主要是增加建設用地指標。這種額外增加建設用地的做法，不符合宏觀調控的要求。實際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非常清楚，地方政府可組織農村集體搞土地整理。由此新增的耕地面積，其中60％可折抵為耕地占補平衡的指標。但這不是說你減少多少村莊建設用地，就可以相應增加多少城市建設用地。
也就是說，中央批給地方的耕地佔用指標，一年給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突破。你建設佔用了多少耕地，就要補充同等數量的耕地，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如果地方政府靠土地整理增加了耕地，就可把其中的60％折抵為指標計入補充耕地指標，以實現耕地總量的總體平衡。但並不是說，你減少了多少農村建設用地，就可新增多少耕地佔用的指標。
現在一些地方試點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試點"、還有一些地方力推的"農民集中居住"，意圖多在於擴大城市建設用地的規模，在國家批准的耕地佔用指標外，額外增加建設用地的指標。
現在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農戶的平均佔地面積要比城裡人大得多，因此可通過減少宅基地置換建設用地。但從全世界看，農民的住宅，加上場地和倉房，佔地面積必然比城市人多，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因為每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個經營戶，與城市人不同，要發展生產，必須有一定的生產性用房和庭院。如果現在搞宅基地置換，你即使給農民200平方米的住房，他能從事農業生產嗎？家畜家禽養在哪裡？勞動工具放在哪裡？顯然，目前大規模地搞農民集中居住，並不現實。
從目前的試驗看，有的地方，以城鄉統籌為名，搞農民集中居住，農民搬進了多層甚至高層樓房，看上去很美，但農民失去了宅基地使用權，地方政府卻由此獲得更多的建設用地。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現有法律規定，城市建設用地是國有土地，而農村建設用地是集體所有，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土地產權關係，政府怎麼可以去擅自減少農民所有的土地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再說，農民集中居住，徹底改變了農民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其得失成敗尚待研究，不可冒進。
《財經》：目前，一些地方出台政策，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可成立有限責任公司，實行"農地入股"。但此做法後被叫停。如何認識現階段"農地入股辦公司"可能的風險和問題？
陳錫文：中央關於農村土地的政策文件，總是說兩句話：一是堅持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二是農地承包權可在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下流轉。《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願、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權利"。中共十七大報告還提出，要"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一些基層幹部認為，中央強調長期穩定就是限制農地流轉。這完全是誤解。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始，中央文件就一直支持農地流轉。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延長到15年時，就提出"鼓勵耕地流轉"。
對於農地流轉，目前《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主要有四種形式，即轉包、出租、置換、轉讓。該法第四十二條也規定，"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可以自願聯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從事農業合作生產。"這樣，農地流轉實際上就有五種形式。
在這五種形式中，農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和置換、入股等只能限於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而對農地的出租、轉包，法律沒有明確是否可流轉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這就存在著模糊地帶。現實中，一些工商業資本、城市人到農村租地經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事實上，工商資本到農村租地經營，往往有鄉村組織參與其中，農民可能被迫流轉土地，不利於農地承包關係的穩定，也會侵犯農民的土地權益。從國際經驗看，很多國家都不允許工商資本直接介入農地經營，但可從事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服務。
目前，有的地方工商部門發文稱，農民可以把農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成立有限責任公司。這等於把農民的承包經營權作價作為公司的資本金進入資產負債表，這與現有法律法規並不一致，與上述"承包方之間"的農地入股"從事農業合作生產"也不是一回事。
上述 "從事農業合作生產"的入股，是限於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承包方之間的"股份合作制"，這樣入股的土地只是作為參與股份合作的農戶的分紅依據，並不進入資產負債表，也不作為聯合經營體的財產依據。而如果把農地承包權作為資產，註冊成立公司，既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的規定。
按照《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自然人股東不能超過50人。但有些地方批准設立的這種允許"農地入股"的有限責任公司，入股的農戶往往成百上千。這樣，絕大多數以地入股的農民就不能列入股東名冊，成為"隱名股東"，其股東權益需他人去代表、行使，會留下諸多隱患。同時，《公司法》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從批准設立起，股東入股的資產必須劃轉到公司名下，但依據現有的土地法律，農戶承包地顯然不可能劃到公司名下。因此，這樣的公司雖已批准設立，但實際仍是空殼，將來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會產生很多矛盾。
從根本上說，農地流轉的規模必須與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規模相適應。目前令人擔心的問題是，外出流動就業農民並沒有穩定地融入城鎮，但他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卻被強行或半強制性地流轉。一些農民把土地出租給外來的公司後，雖然他仍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但從心理上他已變成雇工了。這種現象引起的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也需要引起關注。
農地制度改革下一步
《財經》：在你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當前的土地衝突和矛盾，需要進一步完善哪些法律和制度？
陳錫文：首先，必須解決現有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就是前面談到的三大問題，一是兩種土地所有制的邊界；二是改變農地所有權的依據和程序；三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界定。
這三大問題，必須有一個總體的、系統的改革，不能零打碎敲。只有解決上述三個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消弭現有土地矛盾和衝突。依我看，現在完善法律和法規的相關條件已經具備，時機也逐步成熟。
其次，在上述三大問題暫時沒有解決的當前，最為重要的還是要穩定農地承包關係，確保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也就是說，儘管現有法律存在缺陷和漏洞，但在沒有修改完善之前，地方各級政府和單位、個人依然要有所遵循，不能因為法律有缺陷就為所欲為。
具體說，就是要在科學制定規劃的前提下，堅持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切實保護耕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也就是說，對土地的管理，要從過去按所有制的管理變為按規劃用途實施管理。
《財經》：實行土地的用途管制，需要完成哪些基礎性工作？
陳錫文：實行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管理法》規定非常清楚。但現在執行不到位，隨意修改規劃、違法侵佔耕地的事情依然很多；其根源在於在當前體制下，地方政府的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自己首先違反土地規劃，為土地違法提供了空間。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看，一個地區的土地利用規劃一旦經過批准，就應該嚴格執行。也就是說，如果規劃確定某一塊土地為農用地，至少在規劃修改前，就一定不能變為建設用地，而非農建設只能在規劃確定的可建設的土地上進行。
目前我們更多是區別所有制來管土地，土地管理的法規和政策還是"城鄉分治"的。有了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我看今後也不必再分城市建設用地或農村建設用地。不管它屬於城市土地還是農村土地，只要規劃為建設用地，就由用地者與土地所有者談判，按照公平的市場價格交易即可，政府的職責就是執行，執行立法機構審議通過的土地規劃。
當然，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是科學制定規劃，規劃制定和修改必須嚴格按照民主決策的程序，做到公開和透明。目前，地方土地利用規劃的制定中，也存在不公開、不透明、流於形式的問題，這要通過強化人大對土地規劃制定和修改的實質性審查。
《財經》：近期，中國土地制度的改革應該如何推進？
陳錫文：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落實執政黨對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的承諾，要盡快落實到法律和制度上，從而切實保護耕地，保護農民的土地權益。近期可考慮的事情是，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適時啟動《農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律的修改。
同時，在征地制度改革上，也要按照《決定》提出的基本目標和原則思路，一方面修改相關的法律法規，一方面研究制定征地範圍縮小後，經營性建設用地取得和出讓的具體辦法，真正落實《憲法》"為了公共利益"行使征地權的要求，更有效地保障九億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
(本刊實習記者張艷玲、李鵬對此文亦有貢獻)
2008年10月13日 星期一
中國有多少奢侈品被貪官消費
張培元
檢察日報
2008年10月14日
10月12日是被稱為「奢侈品展」的第三屆富世峰會公開展覽的第二天，記者在上海展覽中心看到，相比去年出現的私人飛機、加長悍馬等，本屆展覽顯得並不十分奢華，但價格仍然不菲:一塊手錶標價從幾萬至幾十萬元，最豪華的保時捷轎車235萬元，一瓶尊尼獲加「藍牌」摩納哥珍藏版威 士忌賣價150萬元，據說是迄今全世界最為昂貴的威士忌(據10月13日《南方日報》)。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透露，2007年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總額已達80億美元，年增長率在20%左右，中國已成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另據商務部預計，到2014年中國將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量佔全球總量的23%。
如果公眾對上述數據缺乏感性認識的話，我們不妨再次回味一條仍在保鮮期的新聞:剛剛過去的「黃金周」，在不少地方的大商場，價格不菲的金條很快售罄，然而金條的流向更令人大吃一驚:近半數被用於向官員送禮!原來，奢侈品風行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一些有權的人在「消費」。權貴競逐豪奢，民生焉得不苦?
貪官引領奢侈品消費潮流，已不是什麼機密。其一，貪官進人「千萬級時代」態勢明顯。在近年揪出的腐敗分子中，貪賄紀錄接連刷新:山西省和順縣原縣長崔保紅1000萬元、北京市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1600萬元、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2226萬元、湖南市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3199萬元、四川省犍為縣委原書記田玉飛3361萬元……其二，在各地舉辦的反腐展覽和貪官贓物拍賣中，從珠寶古玩、名人字畫、極品洋酒、世界名車到裹金鑲銀的生活用具應有盡有。琳琅滿目的貪官贓物展，其品類之豐、價值之高，絕對不亞於一場頂級奢侈品展覽。
先富起來，並且先奢侈起來，貪官們揮金如土的快感和瀟灑，是建立在公平正義被扭曲、公眾利益遭盜賣、百姓身心受踐踏的基礎之上的。站立在奢侈品消費浪潮潮頭無恥炫秀的貪官，褻瀆了物華天寶，羞辱了整個社會。動輒收受數萬元禮品，早已突破了刑法規定的犯罪邊界。絕大多數腐敗分子的有恃無恐、無法無天，正是利用了監督機制的漏洞、反腐措施的粗疏。一邊是腐敗分子爭富斗奢，一邊是反腐監督精細化、靈敏度不夠，對很多奢侈信號反應遲鈍、捕獲不到。如果不建立起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制度、對權力進行玻璃缸式透明監督，奢侈品市場開發的對象還會繼續瞄向腐敗分子，奢侈的「極品貪官」依舊難絕。
中國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奢侈品消費，到底多少被貪官「消費」，不應該是一道糊塗題。否則，我們這個經濟還相對落後的頭號發展中國家，平白無故被戴上當今全球第三、未來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費國的高帽，可真是雷人。「奢侈」得使人莫名其妙，「奢侈」得叫人無比鬱悶。
檢察日報
2008年10月14日
10月12日是被稱為「奢侈品展」的第三屆富世峰會公開展覽的第二天，記者在上海展覽中心看到，相比去年出現的私人飛機、加長悍馬等，本屆展覽顯得並不十分奢華，但價格仍然不菲:一塊手錶標價從幾萬至幾十萬元，最豪華的保時捷轎車235萬元，一瓶尊尼獲加「藍牌」摩納哥珍藏版威 士忌賣價150萬元，據說是迄今全世界最為昂貴的威士忌(據10月13日《南方日報》)。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透露，2007年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總額已達80億美元，年增長率在20%左右，中國已成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另據商務部預計，到2014年中國將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消費總量佔全球總量的23%。
如果公眾對上述數據缺乏感性認識的話，我們不妨再次回味一條仍在保鮮期的新聞:剛剛過去的「黃金周」，在不少地方的大商場，價格不菲的金條很快售罄，然而金條的流向更令人大吃一驚:近半數被用於向官員送禮!原來，奢侈品風行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一些有權的人在「消費」。權貴競逐豪奢，民生焉得不苦?
貪官引領奢侈品消費潮流，已不是什麼機密。其一，貪官進人「千萬級時代」態勢明顯。在近年揪出的腐敗分子中，貪賄紀錄接連刷新:山西省和順縣原縣長崔保紅1000萬元、北京市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1600萬元、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2226萬元、湖南市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3199萬元、四川省犍為縣委原書記田玉飛3361萬元……其二，在各地舉辦的反腐展覽和貪官贓物拍賣中，從珠寶古玩、名人字畫、極品洋酒、世界名車到裹金鑲銀的生活用具應有盡有。琳琅滿目的貪官贓物展，其品類之豐、價值之高，絕對不亞於一場頂級奢侈品展覽。
先富起來，並且先奢侈起來，貪官們揮金如土的快感和瀟灑，是建立在公平正義被扭曲、公眾利益遭盜賣、百姓身心受踐踏的基礎之上的。站立在奢侈品消費浪潮潮頭無恥炫秀的貪官，褻瀆了物華天寶，羞辱了整個社會。動輒收受數萬元禮品，早已突破了刑法規定的犯罪邊界。絕大多數腐敗分子的有恃無恐、無法無天，正是利用了監督機制的漏洞、反腐措施的粗疏。一邊是腐敗分子爭富斗奢，一邊是反腐監督精細化、靈敏度不夠，對很多奢侈信號反應遲鈍、捕獲不到。如果不建立起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制度、對權力進行玻璃缸式透明監督，奢侈品市場開發的對象還會繼續瞄向腐敗分子，奢侈的「極品貪官」依舊難絕。
中國每年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奢侈品消費，到底多少被貪官「消費」，不應該是一道糊塗題。否則，我們這個經濟還相對落後的頭號發展中國家，平白無故被戴上當今全球第三、未來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費國的高帽，可真是雷人。「奢侈」得使人莫名其妙，「奢侈」得叫人無比鬱悶。
三農聲中說「三最」
陳錫文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8年10月13日：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中共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始終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召開了多次中央全會專題研究農業農村工作。今年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30週年。撫今追昔，有許多寶貴經驗應當認真總結，有許多重大課題迫切需要破解，農村改革發展亟待加快推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
這次會議從農村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農業生產綜合能力顯著提高、農村經濟全面繁榮、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面加強、農村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等方面全面總結了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成就，肯定了農村改革發展對建立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實現總體小康和推進現代化建設、戰勝各種困難風險和保持社會大局穩定、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方面作出的貢獻。從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基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堅持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五個方面總結了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這次會議客觀分析了我國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提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會議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加速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針對目前的新形勢，會議要求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從體制機制創新、現代農業建設、農民收入增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公共服務、保護生態環境等六個方面提出了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
會議全面部署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一是從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農業支持保護、農村金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農村民主管理等方面著手，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和加強農村制度建設。二是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三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範圍，從農村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環境、扶貧、防災減災能力、社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加快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新要求。會議明確提出，推進農村改革，關鍵在黨，並對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8年10月13日：
《系列．中國》編按：中共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剛開完，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份文件至今未見公佈，看來今後多份也不會公佈。而在會議前以「土地流轉」為名的農村土地進一步走向私有化構思，會後也未見特別宣揚，反而急劇降了溫。
對於涉及九億農民命運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們竟無緣一讀，這是中國的悲哀。然而，這事實又令我們猜想，土地進一步走向私有化的構思，並未在三中全會內取得共識，反很有可能出現了不同方向的爭議。
我們看到，中國官方剛出爐的政策宣傳，經已轉向至被名為「三最」的三個方面，並把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提高至「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將「三最」綜結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從字面看這「三最」，的確並沒有「土地流轉」或「土地進一步私有化」的氣味。至於它們如向實行，實行後果如何，就祇好拭目以待。
下面轉載的短文，或多或少應能增加我們對中共的「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能有多一些瞭解罷！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中共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都始終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召開了多次中央全會專題研究農業農村工作。今年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30週年。撫今追昔，有許多寶貴經驗應當認真總結，有許多重大課題迫切需要破解，農村改革發展亟待加快推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
這次會議從農村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農業生產綜合能力顯著提高、農村經濟全面繁榮、農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面加強、農村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等方面全面總結了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成就，肯定了農村改革發展對建立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實現總體小康和推進現代化建設、戰勝各種困難風險和保持社會大局穩定、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方面作出的貢獻。從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農業基礎地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堅持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五個方面總結了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這次會議客觀分析了我國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提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會議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加速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針對目前的新形勢，會議要求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從體制機制創新、現代農業建設、農民收入增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公共服務、保護生態環境等六個方面提出了到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任務。
會議全面部署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任務。一是從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農業支持保護、農村金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農村民主管理等方面著手，大力推進改革創新和加強農村制度建設。二是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積極發展現代農業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三是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範圍，從農村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環境、扶貧、防災減災能力、社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加快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新要求。會議明確提出，推進農村改革，關鍵在黨，並對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
2008年10月8日 星期三
土地私有化是知識分子有意編故事 --- 訪問李昌平
記者 金微
大江城市生活週刊
不要神話林權改革
城市生活：我們從江西談起。05年江西作為林權改革試點省份之一，其經驗正在全國推廣，你對林權改革有什麼看法？
李昌平：我覺得不要神話林權改革，但近兩年，中國有意在神話林權改革。以中央電視台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幾個典型，編創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話。至於哪些農民典型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體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林權改革「明晰產權，調動了林農積極性」。
我們要知道過去森林的積累從哪來？是集體林積累出來的。現在一分就富是因為有集體林的積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體林，這是有問題的。集體林有優有劣，不要認為分給個人就好了。
我是主張林權改革的，但你千萬不要神話它。這容易誤導很多事情，你要實事求是：這個地方一分到戶，老百姓發財了，但你後面要說，錢是哪來的呢？錢是前幾十年，集體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質基礎。我們現在根據市場狀況、經濟狀況，我們分林到戶管理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
另外，今後勞動力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樹木。樹木的經濟價值比較低，當勞動力成本過高的時候，栽樹是沒有效率的，砍樹也是沒有效率的。今後到了一定階段，不是要把集體林、國家林變成個人的，而是要把個人林變成國有林、集體林。
城市生活：未來還是要走國有林、集體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灣地區都是逐步減少個人林，擴大集體林、國有林。為什麼？因為維護林業成本的很高，林業本身的經濟價值很低，所以個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場。
城市生活：現在林改是不是有些開歷史倒車？
李昌平：這要看各地情況。你說西北，你說要搞綠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綠」這是神話。北京四周幾百萬畝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錢維護，分到個人都不要，根本就沒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國各地的情況，江西的經驗不可能複製到全國去，特別不能由中央媒體轟炸。
至於其他地區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這還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區，你要他們去栽樹，老百姓會一分就高興，一分就富嗎？肯定連積極性都沒。假如江西沒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嗎？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對林改有實地考查過嗎？有媒體報道，這次雲南林改對當地生態破壞很大。
李昌平：雲南的情況是這樣的：80年代把集體林分了，但被村民砍光了，造成水土流失，國家又提倡退耕還林，但沒人去種樹，於是又把把森林收歸集體所有，國家出錢造林。江西福建也有這種情況，一分就砍光了。現在又林改，80年代分林失敗的歷史就沒有人說了。現在媒體都不知80、90年代林改怎麼回事，一說要分給私人，大家都高興。
2006年，我所在的機構樂施會請安徽大學「三農」問題專家張德元教授去雲南、貴州農村指導扶貧項目，張教授回到安徽後沒有就樂施會扶貧項目寫文章，倒是寫了一篇關於林業的感想，題目是《雲南農村考察有感》，大意是：雲南80年代後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7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了當地農民大規模砍樹，樹砍光了之後，50—70年不變的政策也沒能激勵農民積極栽樹。文章的結論是：「分山到戶」導致了毀壞森林、破壞生態，張教授感概「鄧小平時期砍的樹比毛澤東時期多得多」。張教授文章被某右翼網站轉載後，引來一片罵聲，張教授僅僅只是將當地現實狀況和農民話轉述而已，他反映的是真實的情況，雲南有我們的扶貧點，我也去過。老百姓為什麼要砍樹，他們上學、看病怎麼辦？為什麼守著那些樹守窮呢？當然要砍樹了。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收益是不同的，所以講制度的外部性吧。制度的外部性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在推廣某項制度的時候，要事實求是地看問題，不要意識形態出發，不要認為一分就好了，一分就富了。這完全是在神話，編故事，搞一刀切。
城市生活：你擔心的也是這些？
李昌平：我意思就是不要神話林改，不要搞意識形態化了。但我們現在秉承著私有化的意識形態，認為只有私有化就是好的，所以林權改革就是好的，只要一私有化，全國的山就綠化起來，全國林區老百姓就富起來。這不荒謬嗎？
土地私有化是知識分子有意編故事
城市生活：除了林改，現在爭論較多的還是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你是反對土地私有化的？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比林權改革更複雜，這是個不同的問題。林業只是副業，土地問題是關係到生命的問題。即使是私有化的林改搞成功了，也不等於土地就可以私有化。土地私有和土地私有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要區別開來。我們一家一戶一個宅基地，這是私有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私有化，把所有的土地都搞成私有的呢，我們可以允許私有，但不一定要推行私有化。
城市生活：私有和私有化最大的區別在哪？有人說私有化能維護農民權利。
李昌平：香港沒有土地私有制，他們怎麼會有公民權利呢？但像我們這些地方有林權私有了，那他就有公民權利嗎？以色列沒有私有制，但人民的政治權利比我們大。難道一定私有制就有我們的公民權利嗎？沒有土地私有制就一定沒有權利？這都是知識分子在編故事，製造神話。
城市生活：那些提出土地私有化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有道理，難道是編的？
李昌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傾向性，他們會朝著自己的傾向去編故事。我們不說外國，說香港土地是香港政府所有，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不是表明香港人民沒有權利。根本不需要國外的例子。日本80—90%的林地都是國有，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搞私有化呢？
城市生活：你和他們的分歧主要在哪？
李昌平：實事求是。要把權利還給農民，他們自己根據自己的情況去決定，同時你要搞村民自治，既然你要搞村民自治，你就要把權利真正交給農民。你不能因為沒把權利交給農民，不讓人家去監督，不讓人家享有政治權利，最後得出腐敗就說是公有制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這是兩個牛馬不相及的問題，你不要因為另一方面出了問題，你硬說是這個方面出了問題。這就不叫實事求是了，這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故意編故事。
城市生活：有人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能破解收地拆遷、幹部權力無監督的怪圈，因為集體所有導致了腐敗。
李昌平：現在很多學者面對腐敗也很著急，他們不去其他方面找問題的根源，最後只是說，因為你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所以經濟有問題。有些問題是政治問題，怎麼能扯到經濟上面來呢。有些是經濟路線出了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扯到私有化上來呢？有些真的是產權不明晰的問題，但你不能什麼都扯到這上面來。現在說村幹部壞，難道說私有化了村幹部就不壞了。假如基層民主做的好，政治體制改革超前或同步進行，村幹部有這麼壞嗎，有這麼大的權力嗎？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怎麼說是集體所有制的問題。集體林的存在不等於必然產生腐敗。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制，一有集體所有制就有腐敗，一有國有制就有腐敗，只有私有制就沒有腐敗，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要說這個東西好，就把這個東西說的沒問題，一說那個東西有問題就把它說的一無事處，這都是極端化。
為什麼要給資本特權
城市生活：《從被殖民到自我殖民---中國農民自主性與中國自主性》，這篇文章在網上引起很大反響，其中談到外資對中國的殖民，為什麼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按一般說法對外開放在引進資本時也引進了技術。
李昌平：中國缺資本嗎？我們現在還缺資本嗎？為什麼要給資本特權呢？80年代，我們江西湖北沒引進外資，但發展速度也不比現在慢。（記者：是考慮工業發展吧？）但那時工業發展也不慢啊？我們沒有靠外資啊。我們今天的全球化，是因為全球資本過剩，石油價格暴漲、資源價格暴漲，是因為貨幣太多、資本過剩了。既然資本過剩，為什麼一定要賤賣我們的土地、賤賣我們的勞動力？現在全球勞動力短缺、全球資本過剩了。中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欺負勞動者，一定要給資本特權？即使是按市場經濟理論，資本過剩，資本就不應該享受特權。勞動力短缺，那勞動力就應該享受特權。全世界的勞動力短缺的國家都享受這種特權。
城市生活：但這和全球化流通也有一定關係吧？
李昌平：我那篇文章已經說，國家的自主性在哪？你還要不要國家的自主性、人民的自主性。是要大力發展國家的自主經濟，還是把國民變成賤民，把國家的自主經濟變成別國經濟的附庸，這是一個大的路線問題。
城市生活：當時可能也有國際政治利益在其中吧？
李昌平：沒辦法揣測。引進資本是對的，但長期給資本特權是有問題的，你剝奪勞動力三五年是對的，但長期剝奪勞動力是不對的。 你說你犧牲農民十年八年是對的，但你長期犧牲農民是不對。小平說，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少部分人富起來了，也不搞共同富裕了？我們可以接受少數人富起來，搞幾年，但不接受少數人富起來，而且永遠這樣搞下去。一個國家犧牲人民，使人民沒有自主性，國家發展很難走下去。犧牲一個國家的自主性，搞工業化也挺難走下去。講人民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這是基於人，因為你有主體性你才可能生存，你如果只是別人的工具，就不能享受各種權利。國家也一樣，如果你失去了國家的主體性，你就成為別人的依附。我們當初引進資本可以當作是資本短缺的策略問題，但是作為戰略問題是不可以的。
城市生活：有辦法扭轉？
李昌平：這就要看文章能不能接受這個觀點。能不能被政府接受，能不能被主流精英接受。我們出了問題，要糾正，要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我們現在去糾偏還來得及。
解決三農關鍵還是放權於民
城市生活：你一直說到放權於民，包括你在文章裡提到農民在80年代蒸蒸日上，90年代每況愈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我們說要使農民富裕起來，要做哪些方面的調整呢？僅僅是放權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李昌平：放權於民，這是一定要的。權利可以劃分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公共產品方面的權利，這都要一一算帳。擁有經濟、公共服務、政治方面的權利，才有可能富裕起來。你不能把農民當工具，耕牛使，但實際上現在中國農民說句實話就是一頭耕牛，和一頭牛是一樣的。現在要如何改革，這就要看既得利益者願不願意幹？現在利益集團和利益格局形成，要看如何打破它。改革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關鍵是看現在既得利益階層願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利益。
城市生活：你對這個情況比較擔憂？
李昌平：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我對中國改革開放是悲觀的。五年前你問我，我是樂觀的，今天問我，我挺悲觀。胡溫政權的路線方針政策沒有多大的改變。有概念提出，但具體的政策沒有改變。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越來越鞏固。
城市生活：這幾年中國也出台很多的三農政策，比如新農村建設。
李昌平：路線是綱。如果路線錯了，走的再快也沒用。
城市生活：那你覺得新農村建設路線錯了嗎？
李昌平：那要看是誰的新農村建設，為誰而建設？如果是為腐敗分子的建設那也叫新農村建設。如果是為農民建設，為農民自主的建設那也就建設。比如說發展農村經濟，如果都是搞公司加農戶，那是資本家的新農村，資本家的經濟。過去加工業、流通業都是農民的，現在加工業、流通業、市場、金融都是資本家的。農民靠養殖業、種植業根本養活不了自己，雖然農村GDP增長很快，但和農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經濟是有主體性的，要看是誰的經濟，誰分享經濟的好處，是誰的政治，誰主導這個政策。所以誰主導的問題很重要。
城市生活：如果實現真正的新農村建設，最關鍵的是解決什麼問題？
李昌平：最關鍵的還是權利下放。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享受公共產品的權利、享受國民待遇等，這些都要給農民。我們80年代的農村，沒有中央的財政政策，沒有外資，就靠農民自己，它發展的挺好的。解決三農問題，只有一條，給農民分權，相信農民、相信基層，相信基層幹部，農村就可以搞得好，沒有更好的辦法。從建國以來，我們多次都檢驗過，相信基層幹部相信群眾，就可以解決問題。中央搞大躍進出了問題，餓死了人怎麼辦，然後給地方分權，很快就挺過來了。70年代，人民公社搞不起來了，老百姓自己幹吧，最後就自己幹起來了。北京那些人怎麼能管到全國各個地方呢，他怎麼瞭解各地的情況呢，諸葛亮也不會有那麼聰明，你一個腦袋怎麼能抵過十億人民的腦袋呢？
誰也不能告訴農民種什麼
城市生活：你對農民很信任，市場經濟條件下，你會不會擔心農民自身的素質和文化水平？
李昌平：農民是一個主體，你只要考慮給他自主性，他就一定能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他有的是勞動力、土地、各種自然資源，也有市場，他怎麼可能不創造財富呢？你只要不侵犯他的權利，幫助他完成自主性，農村一定可以發展的很好，沒有其他辦法。沒有哪個專家學者能夠給農村開出一個方子，你私有化就好了，不會有的。農村那塊林要不要分，是集體經營好？還是平均分配好還是分給幾戶人經營好，這是微觀的問題，由他們自主選擇，不可以由中央一刀切。計劃經濟可以這樣安排，但今天是市場經濟了，再按照計劃經濟的思路來安排全國的某項政策，這依然是在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完善老百姓的市場主體性，就是給他們權利，讓他們自主決策。很多事情你要讓某個人去開個方子，這是不可能的。你說江西有竹林的地方可以搞林權改革，70年不變，不是北京就能夠搞，不能這樣安排政策。
城市生活：談到政策，現在有人說上面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變壞了，比如說基層幹部腐敗。
李昌平：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村幹部很壞。村幹部怎麼會壞？鄉幹部不壞，村幹部怎麼會壞？縣幹部不壞，鄉幹部怎麼會壞？所以說上樑不正下樑歪。毛澤東都說過：沒有落後的群眾，只有落後的幹部。上梁歪了，下梁就歪。說村幹部壞，是上面得病，下面吃藥。今天中國人看問題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說村幹部壞一定是推卸責任。
中央是一級政府，地方也是一級政府，政府都是一樣大的，縣政府不是鄉政府的老子，縣政府管縣政府的事，鄉政府管鄉政府的事。都是政府，政府只有法律規定的：政府的權利是什麼。不可以說，縣政府想管鄉政府就能管鄉政府，鄉政府該怎麼辦還是怎麼辦。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鄉政府不是你縣政府的兒子政府。所以說權力是要界定的，在我國現有情況下，鄉政府已經變成了你的兒子政府了，你還說他壞，這怎麼說的過去。它執行的是你的命令，你要他幹啥就幹啥，一定是你壞，他才可以變壞。
城市生活：前幾天有篇文章說，誰來告訴農民今年種什麼？你覺得這沒辦法預知的。
李昌平：誰來告訴農民種什麼？這是微觀問題。農民作為市場主體，不要指望某個人某個號召能夠解決農民問題。你只要完善農民的主體性，幫助他們成為市場的一個主體就行。讓他享受市場主體的一切權利，他自己就會解決這些問題，即使不能解決也是極少數解決不了。如果不然，那就是大多數人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全局性的問題。市場經濟能解決絕大部分問題，但也有失靈的時候。失靈是個小問題，如果市場失靈了，政府去調節，去糾正。
如果不完善農民的主體性，造成一個整體問題，政府就解決不了。市場的問題市場去解決，最後市場失靈了，政府通過一隻手去調節。去糾正市場的錯誤。你不給農民的主體性，你讓農民都在市場情況下出問題了，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說，沒有哪個政府的官員告訴農民你們該種什麼，這個問題是天方夜譚。
菲律賓是個教訓
城市生活：你現在對國際農業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你覺得未來我們該走何種農業發展道路？
李昌平：我認為我們應該吸取菲律賓的教訓，同時要多借助日本、台灣地區的經驗。
從國際視角來看，日本的經驗對我們最重要，菲律賓的教訓對我們最重要。我們和他們有些相信性，人口比較密度大。從發展過程來看，有些相同性。
菲律賓走的歪路是值得我們教訓的，菲律賓過去是一個發達國家，現在為什麼成這樣子。我們可以回顧菲律賓的歷史，菲律賓原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後來成了美國的殖民地。美國資本大量進入農村，搞資本下鄉，用資本來改造我們的小農，和我們現在很像。資本下鄉後就大量兼併農民的土地，但當時菲律賓因為政治上學美國，日本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菲律賓居其後。菲律賓被稱為歐美的典範，很多國家都號召學習菲律賓的經驗。後來美國很多農業企業進入當地後，農民變成農工，種植養殖成了打工式的原料基地。前陣子糧食危機，農民排隊去買糧，軍隊站崗。一個氣候條件好、土地資源不錯的國家，為什麼會缺糧？那是因為他們的農業沒有自主性了，大米完全依賴種進口。農民沒有地種了，4、50年代農民就破產了，他們實行公司加農戶的模式，農民都變成農工了，於是農民大量逼入城市就業。日本不同，他們是慢慢進城就業的，是一個自我的選擇。中國農村是逼進城裡的，台灣日本的農民工進城，他們農民的工資水平較高，至少是我們現在農民的幾倍。現在我們中國農民和菲律賓農民一樣，進城進廠的工資非常低。朝鮮戰爭結束後，菲律賓的工業很快垮下去了，很多農民進入貧民區。於是政治不穩定，出現了軍事政變。過去是台灣農民到菲律賓打工，現在是菲律賓到台灣到日本打工。
60年代，菲律賓重新搞土改，把地買回來，重新分給農民。但直到今天也沒買回來，因為搞農業的是美國資本家，他們的力量很強大，所以菲律賓今天搞土改也沒搞完，從65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政治上，美國可以隨便主導阿羅約。我們要避免菲律賓走的歪路，他們給資本特權，用資本去改造小農，最後把小農逼進城。最後工業一進入蕭條時期，就會出現社會問題了。我們現在經濟是走上坡路，經濟每年增長，即使這樣，這種低工資既沒有解決農民吃飯問題，也沒解決農民住房問題，醫保問題。今後城市經濟一蕭條，就會和菲律賓一樣。另外，台灣和日本不同，農民進城是有選擇性的，而且他們土地不允許兼併，雖然他們有些土地是私有的，但他們有很多限制阻止兼併。
註：本篇為對李昌平一個多月前的採訪整理，因平媒對敏感部分全部刪除，只留了部分問題，現把完整採訪轉發。
大江城市生活週刊
不要神話林權改革
城市生活：我們從江西談起。05年江西作為林權改革試點省份之一，其經驗正在全國推廣，你對林權改革有什麼看法？
李昌平：我覺得不要神話林權改革，但近兩年，中國有意在神話林權改革。以中央電視台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幾個典型，編創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話。至於哪些農民典型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體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林權改革「明晰產權，調動了林農積極性」。
我們要知道過去森林的積累從哪來？是集體林積累出來的。現在一分就富是因為有集體林的積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體林，這是有問題的。集體林有優有劣，不要認為分給個人就好了。
我是主張林權改革的，但你千萬不要神話它。這容易誤導很多事情，你要實事求是：這個地方一分到戶，老百姓發財了，但你後面要說，錢是哪來的呢？錢是前幾十年，集體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質基礎。我們現在根據市場狀況、經濟狀況，我們分林到戶管理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
另外，今後勞動力的成本越來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樹木。樹木的經濟價值比較低，當勞動力成本過高的時候，栽樹是沒有效率的，砍樹也是沒有效率的。今後到了一定階段，不是要把集體林、國家林變成個人的，而是要把個人林變成國有林、集體林。
城市生活：未來還是要走國有林、集體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灣地區都是逐步減少個人林，擴大集體林、國有林。為什麼？因為維護林業成本的很高，林業本身的經濟價值很低，所以個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場。
城市生活：現在林改是不是有些開歷史倒車？
李昌平：這要看各地情況。你說西北，你說要搞綠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綠」這是神話。北京四周幾百萬畝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錢維護，分到個人都不要，根本就沒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國各地的情況，江西的經驗不可能複製到全國去，特別不能由中央媒體轟炸。
至於其他地區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這還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區，你要他們去栽樹，老百姓會一分就高興，一分就富嗎？肯定連積極性都沒。假如江西沒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嗎？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對林改有實地考查過嗎？有媒體報道，這次雲南林改對當地生態破壞很大。
李昌平：雲南的情況是這樣的：80年代把集體林分了，但被村民砍光了，造成水土流失，國家又提倡退耕還林，但沒人去種樹，於是又把把森林收歸集體所有，國家出錢造林。江西福建也有這種情況，一分就砍光了。現在又林改，80年代分林失敗的歷史就沒有人說了。現在媒體都不知80、90年代林改怎麼回事，一說要分給私人，大家都高興。
2006年，我所在的機構樂施會請安徽大學「三農」問題專家張德元教授去雲南、貴州農村指導扶貧項目，張教授回到安徽後沒有就樂施會扶貧項目寫文章，倒是寫了一篇關於林業的感想，題目是《雲南農村考察有感》，大意是：雲南80年代後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7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了當地農民大規模砍樹，樹砍光了之後，50—70年不變的政策也沒能激勵農民積極栽樹。文章的結論是：「分山到戶」導致了毀壞森林、破壞生態，張教授感概「鄧小平時期砍的樹比毛澤東時期多得多」。張教授文章被某右翼網站轉載後，引來一片罵聲，張教授僅僅只是將當地現實狀況和農民話轉述而已，他反映的是真實的情況，雲南有我們的扶貧點，我也去過。老百姓為什麼要砍樹，他們上學、看病怎麼辦？為什麼守著那些樹守窮呢？當然要砍樹了。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收益是不同的，所以講制度的外部性吧。制度的外部性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在推廣某項制度的時候，要事實求是地看問題，不要意識形態出發，不要認為一分就好了，一分就富了。這完全是在神話，編故事，搞一刀切。
城市生活：你擔心的也是這些？
李昌平：我意思就是不要神話林改，不要搞意識形態化了。但我們現在秉承著私有化的意識形態，認為只有私有化就是好的，所以林權改革就是好的，只要一私有化，全國的山就綠化起來，全國林區老百姓就富起來。這不荒謬嗎？
土地私有化是知識分子有意編故事
城市生活：除了林改，現在爭論較多的還是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你是反對土地私有化的？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比林權改革更複雜，這是個不同的問題。林業只是副業，土地問題是關係到生命的問題。即使是私有化的林改搞成功了，也不等於土地就可以私有化。土地私有和土地私有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要區別開來。我們一家一戶一個宅基地，這是私有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私有化，把所有的土地都搞成私有的呢，我們可以允許私有，但不一定要推行私有化。
城市生活：私有和私有化最大的區別在哪？有人說私有化能維護農民權利。
李昌平：香港沒有土地私有制，他們怎麼會有公民權利呢？但像我們這些地方有林權私有了，那他就有公民權利嗎？以色列沒有私有制，但人民的政治權利比我們大。難道一定私有制就有我們的公民權利嗎？沒有土地私有制就一定沒有權利？這都是知識分子在編故事，製造神話。
城市生活：那些提出土地私有化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有道理，難道是編的？
李昌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傾向性，他們會朝著自己的傾向去編故事。我們不說外國，說香港土地是香港政府所有，他們沒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不是表明香港人民沒有權利。根本不需要國外的例子。日本80—90%的林地都是國有，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搞私有化呢？
城市生活：你和他們的分歧主要在哪？
李昌平：實事求是。要把權利還給農民，他們自己根據自己的情況去決定，同時你要搞村民自治，既然你要搞村民自治，你就要把權利真正交給農民。你不能因為沒把權利交給農民，不讓人家去監督，不讓人家享有政治權利，最後得出腐敗就說是公有制的問題，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這是兩個牛馬不相及的問題，你不要因為另一方面出了問題，你硬說是這個方面出了問題。這就不叫實事求是了，這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故意編故事。
城市生活：有人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能破解收地拆遷、幹部權力無監督的怪圈，因為集體所有導致了腐敗。
李昌平：現在很多學者面對腐敗也很著急，他們不去其他方面找問題的根源，最後只是說，因為你沒有徹底的私有化，所以經濟有問題。有些問題是政治問題，怎麼能扯到經濟上面來呢。有些是經濟路線出了問題，為什麼一定要扯到私有化上來呢？有些真的是產權不明晰的問題，但你不能什麼都扯到這上面來。現在說村幹部壞，難道說私有化了村幹部就不壞了。假如基層民主做的好，政治體制改革超前或同步進行，村幹部有這麼壞嗎，有這麼大的權力嗎？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怎麼說是集體所有制的問題。集體林的存在不等於必然產生腐敗。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制，一有集體所有制就有腐敗，一有國有制就有腐敗，只有私有制就沒有腐敗，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不要說這個東西好，就把這個東西說的沒問題，一說那個東西有問題就把它說的一無事處，這都是極端化。
為什麼要給資本特權
城市生活：《從被殖民到自我殖民---中國農民自主性與中國自主性》，這篇文章在網上引起很大反響，其中談到外資對中國的殖民，為什麼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按一般說法對外開放在引進資本時也引進了技術。
李昌平：中國缺資本嗎？我們現在還缺資本嗎？為什麼要給資本特權呢？80年代，我們江西湖北沒引進外資，但發展速度也不比現在慢。（記者：是考慮工業發展吧？）但那時工業發展也不慢啊？我們沒有靠外資啊。我們今天的全球化，是因為全球資本過剩，石油價格暴漲、資源價格暴漲，是因為貨幣太多、資本過剩了。既然資本過剩，為什麼一定要賤賣我們的土地、賤賣我們的勞動力？現在全球勞動力短缺、全球資本過剩了。中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欺負勞動者，一定要給資本特權？即使是按市場經濟理論，資本過剩，資本就不應該享受特權。勞動力短缺，那勞動力就應該享受特權。全世界的勞動力短缺的國家都享受這種特權。
城市生活：但這和全球化流通也有一定關係吧？
李昌平：我那篇文章已經說，國家的自主性在哪？你還要不要國家的自主性、人民的自主性。是要大力發展國家的自主經濟，還是把國民變成賤民，把國家的自主經濟變成別國經濟的附庸，這是一個大的路線問題。
城市生活：當時可能也有國際政治利益在其中吧？
李昌平：沒辦法揣測。引進資本是對的，但長期給資本特權是有問題的，你剝奪勞動力三五年是對的，但長期剝奪勞動力是不對的。 你說你犧牲農民十年八年是對的，但你長期犧牲農民是不對。小平說，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少部分人富起來了，也不搞共同富裕了？我們可以接受少數人富起來，搞幾年，但不接受少數人富起來，而且永遠這樣搞下去。一個國家犧牲人民，使人民沒有自主性，國家發展很難走下去。犧牲一個國家的自主性，搞工業化也挺難走下去。講人民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這是基於人，因為你有主體性你才可能生存，你如果只是別人的工具，就不能享受各種權利。國家也一樣，如果你失去了國家的主體性，你就成為別人的依附。我們當初引進資本可以當作是資本短缺的策略問題，但是作為戰略問題是不可以的。
城市生活：有辦法扭轉？
李昌平：這就要看文章能不能接受這個觀點。能不能被政府接受，能不能被主流精英接受。我們出了問題，要糾正，要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我們現在去糾偏還來得及。
解決三農關鍵還是放權於民
城市生活：你一直說到放權於民，包括你在文章裡提到農民在80年代蒸蒸日上，90年代每況愈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今天我們說要使農民富裕起來，要做哪些方面的調整呢？僅僅是放權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李昌平：放權於民，這是一定要的。權利可以劃分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公共產品方面的權利，這都要一一算帳。擁有經濟、公共服務、政治方面的權利，才有可能富裕起來。你不能把農民當工具，耕牛使，但實際上現在中國農民說句實話就是一頭耕牛，和一頭牛是一樣的。現在要如何改革，這就要看既得利益者願不願意幹？現在利益集團和利益格局形成，要看如何打破它。改革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關鍵是看現在既得利益階層願不願放棄自己手中的利益。
城市生活：你對這個情況比較擔憂？
李昌平：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我對中國改革開放是悲觀的。五年前你問我，我是樂觀的，今天問我，我挺悲觀。胡溫政權的路線方針政策沒有多大的改變。有概念提出，但具體的政策沒有改變。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越來越鞏固。
城市生活：這幾年中國也出台很多的三農政策，比如新農村建設。
李昌平：路線是綱。如果路線錯了，走的再快也沒用。
城市生活：那你覺得新農村建設路線錯了嗎？
李昌平：那要看是誰的新農村建設，為誰而建設？如果是為腐敗分子的建設那也叫新農村建設。如果是為農民建設，為農民自主的建設那也就建設。比如說發展農村經濟，如果都是搞公司加農戶，那是資本家的新農村，資本家的經濟。過去加工業、流通業都是農民的，現在加工業、流通業、市場、金融都是資本家的。農民靠養殖業、種植業根本養活不了自己，雖然農村GDP增長很快，但和農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經濟是有主體性的，要看是誰的經濟，誰分享經濟的好處，是誰的政治，誰主導這個政策。所以誰主導的問題很重要。
城市生活：如果實現真正的新農村建設，最關鍵的是解決什麼問題？
李昌平：最關鍵的還是權利下放。經濟權利、政治權利、享受公共產品的權利、享受國民待遇等，這些都要給農民。我們80年代的農村，沒有中央的財政政策，沒有外資，就靠農民自己，它發展的挺好的。解決三農問題，只有一條，給農民分權，相信農民、相信基層，相信基層幹部，農村就可以搞得好，沒有更好的辦法。從建國以來，我們多次都檢驗過，相信基層幹部相信群眾，就可以解決問題。中央搞大躍進出了問題，餓死了人怎麼辦，然後給地方分權，很快就挺過來了。70年代，人民公社搞不起來了，老百姓自己幹吧，最後就自己幹起來了。北京那些人怎麼能管到全國各個地方呢，他怎麼瞭解各地的情況呢，諸葛亮也不會有那麼聰明，你一個腦袋怎麼能抵過十億人民的腦袋呢？
誰也不能告訴農民種什麼
城市生活：你對農民很信任，市場經濟條件下，你會不會擔心農民自身的素質和文化水平？
李昌平：農民是一個主體，你只要考慮給他自主性，他就一定能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他有的是勞動力、土地、各種自然資源，也有市場，他怎麼可能不創造財富呢？你只要不侵犯他的權利，幫助他完成自主性，農村一定可以發展的很好，沒有其他辦法。沒有哪個專家學者能夠給農村開出一個方子，你私有化就好了，不會有的。農村那塊林要不要分，是集體經營好？還是平均分配好還是分給幾戶人經營好，這是微觀的問題，由他們自主選擇，不可以由中央一刀切。計劃經濟可以這樣安排，但今天是市場經濟了，再按照計劃經濟的思路來安排全國的某項政策，這依然是在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完善老百姓的市場主體性，就是給他們權利，讓他們自主決策。很多事情你要讓某個人去開個方子，這是不可能的。你說江西有竹林的地方可以搞林權改革，70年不變，不是北京就能夠搞，不能這樣安排政策。
城市生活：談到政策，現在有人說上面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變壞了，比如說基層幹部腐敗。
李昌平：現在很多人都覺得村幹部很壞。村幹部怎麼會壞？鄉幹部不壞，村幹部怎麼會壞？縣幹部不壞，鄉幹部怎麼會壞？所以說上樑不正下樑歪。毛澤東都說過：沒有落後的群眾，只有落後的幹部。上梁歪了，下梁就歪。說村幹部壞，是上面得病，下面吃藥。今天中國人看問題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說村幹部壞一定是推卸責任。
中央是一級政府，地方也是一級政府，政府都是一樣大的，縣政府不是鄉政府的老子，縣政府管縣政府的事，鄉政府管鄉政府的事。都是政府，政府只有法律規定的：政府的權利是什麼。不可以說，縣政府想管鄉政府就能管鄉政府，鄉政府該怎麼辦還是怎麼辦。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鄉政府不是你縣政府的兒子政府。所以說權力是要界定的，在我國現有情況下，鄉政府已經變成了你的兒子政府了，你還說他壞，這怎麼說的過去。它執行的是你的命令，你要他幹啥就幹啥，一定是你壞，他才可以變壞。
城市生活：前幾天有篇文章說，誰來告訴農民今年種什麼？你覺得這沒辦法預知的。
李昌平：誰來告訴農民種什麼？這是微觀問題。農民作為市場主體，不要指望某個人某個號召能夠解決農民問題。你只要完善農民的主體性，幫助他們成為市場的一個主體就行。讓他享受市場主體的一切權利，他自己就會解決這些問題，即使不能解決也是極少數解決不了。如果不然，那就是大多數人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這就是全局性的問題。市場經濟能解決絕大部分問題，但也有失靈的時候。失靈是個小問題，如果市場失靈了，政府去調節，去糾正。
如果不完善農民的主體性，造成一個整體問題，政府就解決不了。市場的問題市場去解決，最後市場失靈了，政府通過一隻手去調節。去糾正市場的錯誤。你不給農民的主體性，你讓農民都在市場情況下出問題了，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說，沒有哪個政府的官員告訴農民你們該種什麼，這個問題是天方夜譚。
菲律賓是個教訓
城市生活：你現在對國際農業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你覺得未來我們該走何種農業發展道路？
李昌平：我認為我們應該吸取菲律賓的教訓，同時要多借助日本、台灣地區的經驗。
從國際視角來看，日本的經驗對我們最重要，菲律賓的教訓對我們最重要。我們和他們有些相信性，人口比較密度大。從發展過程來看，有些相同性。
菲律賓走的歪路是值得我們教訓的，菲律賓過去是一個發達國家，現在為什麼成這樣子。我們可以回顧菲律賓的歷史，菲律賓原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後來成了美國的殖民地。美國資本大量進入農村，搞資本下鄉，用資本來改造我們的小農，和我們現在很像。資本下鄉後就大量兼併農民的土地，但當時菲律賓因為政治上學美國，日本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菲律賓居其後。菲律賓被稱為歐美的典範，很多國家都號召學習菲律賓的經驗。後來美國很多農業企業進入當地後，農民變成農工，種植養殖成了打工式的原料基地。前陣子糧食危機，農民排隊去買糧，軍隊站崗。一個氣候條件好、土地資源不錯的國家，為什麼會缺糧？那是因為他們的農業沒有自主性了，大米完全依賴種進口。農民沒有地種了，4、50年代農民就破產了，他們實行公司加農戶的模式，農民都變成農工了，於是農民大量逼入城市就業。日本不同，他們是慢慢進城就業的，是一個自我的選擇。中國農村是逼進城裡的，台灣日本的農民工進城，他們農民的工資水平較高，至少是我們現在農民的幾倍。現在我們中國農民和菲律賓農民一樣，進城進廠的工資非常低。朝鮮戰爭結束後，菲律賓的工業很快垮下去了，很多農民進入貧民區。於是政治不穩定，出現了軍事政變。過去是台灣農民到菲律賓打工，現在是菲律賓到台灣到日本打工。
60年代，菲律賓重新搞土改，把地買回來，重新分給農民。但直到今天也沒買回來，因為搞農業的是美國資本家，他們的力量很強大，所以菲律賓今天搞土改也沒搞完，從65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政治上，美國可以隨便主導阿羅約。我們要避免菲律賓走的歪路，他們給資本特權，用資本去改造小農，最後把小農逼進城。最後工業一進入蕭條時期，就會出現社會問題了。我們現在經濟是走上坡路，經濟每年增長，即使這樣，這種低工資既沒有解決農民吃飯問題，也沒解決農民住房問題，醫保問題。今後城市經濟一蕭條，就會和菲律賓一樣。另外，台灣和日本不同，農民進城是有選擇性的，而且他們土地不允許兼併，雖然他們有些土地是私有的，但他們有很多限制阻止兼併。
註：本篇為對李昌平一個多月前的採訪整理，因平媒對敏感部分全部刪除，只留了部分問題，現把完整採訪轉發。
資本、國家與打工 —— 讀《中國女工》
阮思余
(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候選人)
《開放時代》
2008年第5期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政治和社會衝突的論述，我們並不陌生。無論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那裡，還是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政治似乎就是在不同的人們之間、群體之間和政黨之間持續存在的爭鬥和衝突。」「對馬克思而言，在相互競爭的政治集團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實際上是建立在基於階級差異和/或在財產關係中的地位差異。」「在馬克思看來，如果國家機器不是明確地為了資產階級而實施統治，這只不過表明在這裡所存在的，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階級，而是一些因財產和財富關係的差異，因而權力關係也有所差異的階級在相互競爭。」[1]正是基於這些財產、財富和階級的差異，導致了資本與資本的控制者打工妹之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對抗和階級衝突。如果國家在此充當一種打手幫兇或者助紂為虐的角色，那麼，這種衝突勢必更為劇烈。
晚近以來社會學的發展，其理論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功能主義、衝突理論和符號互動主義。衝突理論在解釋權力、不平等、利益、鬥爭等方面具有其獨特的視角。「衝突理論突出社會中分化的重要性，拒絕接受功能主義對共識的強調。為此，他們集中探討權力、不平等和鬥爭的問題。他們傾向於把社會看作是在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群體組成的。不同的利益存在意味著矛盾是永遠潛在的。某些群體將比其他群體獲得更多的利益。衝突理論家考察社會強勢和弱勢群體之間的緊張狀態，並試圖理解統治關係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維持的。」[2]用衝突理論來理解勞動關係中的各種行動主體，特別是考察其對抗的一面，確實有利於我們把握生產過程中的政治關係和利益博弈。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簡稱《女工》）一書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從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廠生產一線，在對流星廠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終成此作。八個月來，潘毅博士以「難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斷找尋打工妹身上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去傾聽她們不同程度的控訴，去揣摸她們的「怪異」行為，去分享她們的日常歡欣，去捍衛打工妹本不敢捍衛、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問世，標誌著新勞工史學時代的到來。新勞工史學的研究特點包括這樣幾個方面：（1）強調歷時的過程性與連續性；（2）階級衝突和階級意識仍然是勞工史研究內容的重點，與此同時，它進一步拓寬了對勞工們日常生活的研究，即從工人日常生活的習慣、經歷透視階級衝突與階級意識；（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對宏大敘事的追求，關注日常生活及相關資料，傾聽底層工人自己的聲音等；（4）開始關注特殊勞動群體，比如女工，因為不同群體有自己的不同的經驗世界和生活世界。[3]
《女工》一書被C. Wright Mills評審委員會評為2005年最佳書籍。該書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為自從1946年該獎項設立以來，首位獲得如此殊榮的亞洲學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評價的學術之作，我們慎思其所要嘗試解答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作者還是對於讀者來說，或許都是至為關鍵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中國追求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混合到底對個體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將會出現怎樣的新主體、新身份認同，以及新的權力－抗爭關係？[4]要回答這些問題，從研究的理論起點來說，潘毅博士採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勞工史學的理論取向。
雖然作者在《女工》一書的末尾特別強調，「這種嶄新的反叛政治學絕不能被簡而化之為單純的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非政治衝突或政治衝突，以及地方性鬥爭或全球性頭爭等」[5]，然而，通觀全書，我們發現作者筆下充滿著各種各樣或明或暗、或隱或現的「衝突」與「抗爭」。易言之，對上述問題的作答，其實也完全可以在這些「衝突」與「抗爭」中找到解釋。也就是說，打工妹的主體建構過程正是在這一不斷衝突、不斷努力化解這些衝突的過程中完成的。
二、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表徵
在《女工》一書中，我們時刻可以看到這種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我們將其概括為以下10個方面：全球資本與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5）發達城市與貧困農村；（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9）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10）打工妹與現代都市。
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
中國的打工妹階級，「它從一誕生開始便遭到了結構性的壓制。霸權集團對於這個打工階級是毫不心慈手軟的，它試圖用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來遏制這個階級的發展。具體來說，這些權力技術主要包括：城市化、國家機制，以及瓦解新興打工階級的國家－資本聯盟」[6]。就這樣，資本與國家簽訂了頗為完美的婚約，並開始了他們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國家、資本與打工妹這三種力量的較量中，很顯然，打工妹是最為弱勢的一方。國家與資本聯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俘獲了國家、也操縱了國家。國家的所為無非就是，以市場的名義、用資本的形式將其迅速合法化。在這一點上，作者對具體「田野」深圳的選擇非常有象徵意義。「我選擇深圳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是因為這裡是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初次相遇，共同聯手創造和瓦解（儘管它們的合作並非總是和諧一致）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地方。」[7]
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
資本的直接表現形態就是冷冰冰的工廠機器。因此，國家、資本與市場的衝突直接就可以轉化為工廠機器與身體的衝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的身體可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身體，它更加「迷戀」和依賴的是女性身體。「生產機器的微觀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更加忍耐，並且更加適合於工廠機器。」[8]研究資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其出口加工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最廉價、最馴服的女性勞動者」。[9]這就意味著，深圳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推進，是建立在工廠機器對女性身體的直接操控的基礎之上。
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
如果說上述兩個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這一外圍因素使然的話，那麼，打工妹還不得不面對其所其身處的國內環境，即中國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男權社會。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夠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積極行動」的因素起著主導作用。即主動爭取家庭（具有男權象徵的父親或者丈夫）的同意、獲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這一點既是打工妹所要極力抗爭的，也是《女工》一書作者所極力控訴的「父權制社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宏觀歷史現象：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在實際上可以如此穩定和諧地並存，無論是在想像中還是在現實中。」[10]然而，女工們如此積極行動，多少也是對傳統男權社會中男性的絕對地位和絕對控制的挑戰、顛覆、撼動與鬆綁。
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這樣一個背景性衝突的存在，其必然導致的下一個衝突就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的衝突。對於每一個打工妹來說，外出務工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選擇外出務工，還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齡結婚生子？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外出務工，到了一定年齡，首先面臨的就是是否回農村老家結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後，仍然面對著是否再出來務工的問題。「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掙扎，與既束縛同時又支持著她們的父權制家庭真實地聯繫在一起。緊張關係幾乎不可能消除。」[11]正是這種以結婚、生子作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線，導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與無助。而這一切圍繞的正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問題。
5、發達城市與貧困農村
打工妹外出務工的原因還要涉及的一個背景性因素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日益擴大化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現實。打工妹之所以面臨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之間衝突，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中國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當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時候，這一衝突也跟著加劇。「打工妹主體反抗的不僅僅是特殊意義上的父權制關係，同時也是一般意義上的巨大城鄉差別，以及日趨嚴重的農村貧困。」[12]這裡值得玩味的契合在於，「當打工妹試圖挑戰和改變中國家庭與農村社會的慾望，正好與全球資本企圖將中國改造成世界工廠和國際市場的慾望相遇。」[13]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打工妹一廂情願的簡單想望早已淹沒在滾滾肆虐的無限貪婪的資本慾望之中。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慾望的悲劇性色彩，從而也就注定了在城鄉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過打工妹外出務工來破解農村發展困境的悲劇性命運。
如果說上述的衝突主要是一種背景性的衝突的話，那麼，在打工妹的身上，還存在著一些實實在在的、有切膚之痛的、有些甚至是超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痛，以下幾個方面非常典型。
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
打工妹的身體始終面臨著被資本鉗制而成為馴服身體與出於自我保護而成為抗爭身體這兩者的衝突之中。欲求擺脫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夢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減輕其控制的程度；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抗爭對象，這一點似乎更不可能。畢竟，前者決定了後者的命運。打工妹的抗爭只能是有限的、適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飯碗之外，恐怕別無選擇。「無論女性的勞動身體是『馴服的身體』抑或是『機靈的身體』，她們總是處於一種利用情境性機會，甚至利用霸權論述來保護其自身的『抗爭結構』之中。」[14]「馴服」的另一種「正面」的表達就是「合作」。「反抗與合作，這兩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時每刻都在車間的各個角落裡不斷地進行著。」[15]
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
「 打工妹」這三個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蘊所在。「打工」者，地位低下也；「妹」者，不僅年齡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鄉差異的原因所致。戶籍來源與血緣網絡也不斷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廣東的三大民系：廣府人（老廣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廣東人與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為「北妹」。不同區域的人在工廠中的地位不同，也導致甚至惡化了這種差異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廠的大部分中層管理職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佔據，而幾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產線工作」。[16]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語言政治或者說方言政治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差異、不同版本的廣東話（香港廣州話、廣州廣州話、客家廣州話與廣西廣州話等）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對語言選擇的優先性。在流星廠，我們看到的是廣東話與香港廣州話的優越性與排他性的地位。此外，工資和待遇制度的差異，也自然地將打工妹與管理層、打工妹與其他打工妹、打工妹與打工仔、女性與男性分割開來。「在流星廠，男性的工資通常比較穩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30％。」[17]
打工妹必須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個性作風、語言習慣與身份認同，才得以適應工業化時代特定時空裡的生活。畢竟，她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就是，差異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工廠體制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金字塔的權力結構系統，而且也是由性別身份認同、血緣－族群紐帶，以及城鄉差異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創造出來的一個權力與層級的萬花筒。
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
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已經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科學化」和「人性化」的地步：將身體性化，以及充分體現性別差異。誠然，流星廠是次等性別的女性世界。然而，有權力、有地位、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的卻是比她們更有性別優越感的男性。對於女性而言，男性認為必須強化她們的性別規導：「一定要象女孩子的樣」。對於男性而言，女性認為她們冷酷、深奧乃至遙不可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女工經常會針對男性權力自發地展開短暫的反抗。雖然如此，卻難以——其實幾乎不可能——組織女工對工廠男性權力的根本挑戰。
性化身體還通過「顏色管理」體現出來。流星廠的「顏色管理」非常清晰。管理層：藍色襯衫（男）或者藍色套裝（女）。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白色襯衫。基層管理者（管工和組長）：黃色工衣。質檢員：白色工衣。一線生產人員（操作工）：藍色工衣。「顏色管理」將顏色與權力、技術、性別、地位、工位等有機地鏈接了起來。「顏色管理」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會發生「顏色衝突」或者「顏色革命」？《女工》所提供的流星廠的素材告訴我們「顏色衝突」總是此起彼伏，唯其差別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已；「顏色革命」的發生，則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9、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
打工妹除了面對前述形色各異的衝突之外，還必須面對的一種特殊衝突就是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的衝突。亦即月經政治的問題。在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之中，打工妹自身的身體也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在農村很少痛經到城市工廠打工馬上出現痛經，而且是折磨人的痛經。流星廠關於女工痛經暈倒的故事屢見不鮮。問題在於，工業時間的嚴密計劃性與毫不含糊的緊張感並沒有給予月經時間以人為本、善待這一女性特殊時期的疼痛。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女工們不能以痛經為由請假。流星廠的做法是，如果工作過程之中，女工出現痛經甚至影響正常工作，一種「神秘的藥物」馬上就會派上用場。
「昏暈不僅是一種病徵，而且也是由於女性身體按其自身規律而存在所導致的功能紊亂，它揭示出工業時間的暴力機器試圖將女性身體改造成為勞動機器的失敗。」[18]與其說是工業時間與月經時間的衝突，是工業時間的暴力蠻橫，不如說是資本對身體的獨斷專權、殘酷壓制與了無人性。我們永遠無法更改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對身體動作的測量如何精確，無論對工作節奏精細至分秒的計算如何科學，女工的身體卻總有其自身的時間節奏與痛苦。」[19]
10、打工妹與現代都市
上述如此之多的衝突，其存在和發生的必然邏輯就是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衝突。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衝突在作者與五個打工妹一起「外出購物」的經歷中充分體現出來。一是打工妹本能地表現出自身與現代城市的格格不入：深圳是現代的繁華都市，比鄰而起的高樓大廈、喧囂不止的遊樂場所、琳琅滿目的品牌店、精品店，高檔豪華的酒店，別緻有樣的咖啡廳……這一切既不屬於她們，更與她們沒有任何瓜葛……她們渴望口紅、美白面霜、時尚手錶、牛仔褲、T恤……夢醒之後，仍然在與自我的身份認同、與難以擺脫的差異政治的網羅中掙扎……
二是現代都市對打工妹的排斥與鄙夷。喝咖啡的經歷就是最好的明證。當侍者將端錯了的飲品從幾個打工妹那兒端到另一個台的男人那兒的時候，「經典性」的對話頗富有戲劇性。男人大聲的廣東話：「她們的手碰了這杯飲料，給我換一杯！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手有多髒？那些外省妹！」《女工》一書作者激動的廣東話回應：「外省人怎麼了？狗眼看人低！」[20]當男人匆匆離去，當這些女人為自己的「勝利」而紛紛歡欣的時候，實際上，這一切意味著的是，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緊張關係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徹底的暴露出它的本來面相。
總之，國家機器、市場機制，男權社會，這三重壓迫決定了《女工》中打工妹主體的命運之所繫。「阿英的尖叫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尖叫，是對三重壓迫的社會暴力與荒謬所發出的譴責之聲。」這些壓迫和衝突具體表現在：「城鄉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別差異、家庭與親屬網絡、生產關係以及消費主義等共同促進了支配關係模式的形成，而這種模式幾乎無法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的對立邏輯。」也正是這重重壓製造就了一個分裂的女工群體。「女工經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間，自傲婚姻的壓力和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右為難。」[21]
三、反思強制性權力
不管怎麼說，《女工》一書都給我們生動地描繪了一幅打工妹身處的「衝突」全景圖。透過這整副圖片，我們看到了女工政治的複雜性、多樣性與艱難性。單就衝突的來源而言，既有來自國際的因素，也有來自國內的因素；既有來自家庭的因素，也有來自其自身的因素；既有生產過程之外的因素，也有生產過程之中的因素；既有來自性別本身的因素，也有來自性別之外，諸如年齡、語言、地域、血緣等的因素……簡言之，衝突論為我們理解女工，理解本文開頭《女工》一書的主要問題都提供了極好的解釋邏輯與分析思路。
如果從經驗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女工》一書已然將這些這種衝突的全圖景做了一個相對清晰的刻畫與描述。但是，如果從政治社會學、現代政治學來考察的話，顯然這種純粹的現象描述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反思。易言之，《女工》完成了現代經驗社會學的關於中國女工生存狀態的描述；關於其現代政治學或者政治社會學的反思則需要具備相關知識背景、並且關懷勞工政治的讀者來完成。
進而言之，《女工》提醒我們必須時刻關注生產過程中這種強制性權力的作用，並且要警惕其危害。法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莫裡斯·迪韋爾熱對權力的深刻闡述值得我們關注，特別是當我們反思上述女工的各種衝突的時候，更是讓我們有重溫迪韋爾熱關於權力的權威分析。迪韋爾熱指出，「權力是一種規範概念，指的是一個人處於這樣的地位：他有權要求其他人在一種社會關係中服從他的指示，因為集體——這種關係在其中發展——的標準和價值體系確認了這種權利，並把它賦予應該享有這種權利的人。一般來說，這種發號施令的權力來源於能夠有效行使這種權力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說，權力總是伴隨著力量。」[22]
為什麼可以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為什麼中國女工必須服從這一生產體制？根據迪韋爾熱的觀點，這是因為這裡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根本不同於建立在威望之上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會以很多形式表現出來。生產過程中的政治強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女工》提醒我們反思的恰是要警惕這種強制性權力對我們可能無孔不入的侵蝕。這種侵蝕既可能是肉體的傷害與刺激，又可能是精神的摧殘與控制。
針對這一點，迪韋爾熱有非常精彩的闡釋。「當一個人持槍威脅、毆打或動用刑具來強迫另一個人畫押締約時，這顯然是一種最粗暴的強制形式。當一個老闆逼迫一個僱員完成某項任務否則就解雇他時，表明看來這並不太粗暴，但強制性卻絲毫不差。當一個官僚主義機構磨掉了公民的銳氣，本來公民有權拒絕，但由於耐性喪失殆盡，最終不得不向它作出讓步時，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種暗含粗暴，但又是實實在在的強制。當一個宣傳機構巧妙地在人們的思想和心靈中灌輸抵抗強者的宣傳時，即使這種宣傳有法律依據，甚至是合法的，但也會帶來比屈服更壞的惡果。正如在麻醉劑作用下感不到疼痛那也，儘管通常所說的那種暴力似乎完全消逝了，但強制依然存在。」[23]
由此，我們關於這種強制性權力的反思已然超出了這種生產過程中的強制，推及到到政治機構、宣傳機器等對公民、社會的直接或者間接、現實的或者潛在的、有形或者無形的強制力、操控力。強制性權力就是這樣存在與發生作用的。其後果就是，這種強制性權力型塑了一種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關係。正是由於這種不正義的政治關係的存在，生產過程中的政治功能才能得到極大的發揮。生產制度保證了這些成員融為一體，保持協調和團結一致；這些制度保持隨時動員其成員（女工、生產管理人員）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塑造一種熱愛本制度的規範和價值觀；劃分、分配、確認各種角色；使女工社會化的生產手段與生產機器；對女工越軌行為的有效控制。[24]至此，我們就由前文所描述的一副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的多維畫面，抽像為強制性權力對女工實施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制、操控、監管的直線圖式。毫無疑問，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強制性權力這根時而有形、時而無形的刺刀時刻都在揮舞著，時刻都在準備扎進女工的心臟。
參考文獻
[1][美]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第4版），張華青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6－17、
[2][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第4版），趙旭東等譯，2003年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5－17頁。
[3]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頁。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二月初版，第10，10，49，59，23－24，62，95，118，118，118，121，144，194，236，283，283，253－260，309、312－313、293特。
[22][23] 24][法]莫裡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楊祖功、王大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4，114，189頁。
(中山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候選人)
《開放時代》
2008年第5期
摘要：全球資本的發展已經深深地嵌入到生產過程的政治之中。《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一書已經對之做了非常充分的詮釋。全球資本與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資本、國家與打工妹，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男權社會與打工妹，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發達城市與貧困農村，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打工妹與現代都市。將一副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的多維畫面，抽像為強制性權力對女工實施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制、操控、監管的直線圖。強制性權力這根時而有形、時而無形的刺刀時刻都在準備扎進女工的心臟。需要反思、並且警惕的是，這種強制性權力對我們無孔不入的侵蝕。***** ***** *****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簡稱《女工》）一書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從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廠生產一線，在對流星廠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終成此作。八個月來，潘毅博士以「難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斷找尋打工妹身上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去傾聽她們不同程度的控訴，去揣摸她們的「怪異」行為，去分享她們的日常歡欣，去捍衛打工妹本不敢捍衛、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政治和社會衝突的論述，我們並不陌生。無論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那裡，還是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政治似乎就是在不同的人們之間、群體之間和政黨之間持續存在的爭鬥和衝突。」「對馬克思而言，在相互競爭的政治集團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實際上是建立在基於階級差異和/或在財產關係中的地位差異。」「在馬克思看來，如果國家機器不是明確地為了資產階級而實施統治，這只不過表明在這裡所存在的，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階級，而是一些因財產和財富關係的差異，因而權力關係也有所差異的階級在相互競爭。」[1]正是基於這些財產、財富和階級的差異，導致了資本與資本的控制者打工妹之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對抗和階級衝突。如果國家在此充當一種打手幫兇或者助紂為虐的角色，那麼，這種衝突勢必更為劇烈。
晚近以來社會學的發展，其理論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功能主義、衝突理論和符號互動主義。衝突理論在解釋權力、不平等、利益、鬥爭等方面具有其獨特的視角。「衝突理論突出社會中分化的重要性，拒絕接受功能主義對共識的強調。為此，他們集中探討權力、不平等和鬥爭的問題。他們傾向於把社會看作是在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群體組成的。不同的利益存在意味著矛盾是永遠潛在的。某些群體將比其他群體獲得更多的利益。衝突理論家考察社會強勢和弱勢群體之間的緊張狀態，並試圖理解統治關係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維持的。」[2]用衝突理論來理解勞動關係中的各種行動主體，特別是考察其對抗的一面，確實有利於我們把握生產過程中的政治關係和利益博弈。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簡稱《女工》）一書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從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廠生產一線，在對流星廠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終成此作。八個月來，潘毅博士以「難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斷找尋打工妹身上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去傾聽她們不同程度的控訴，去揣摸她們的「怪異」行為，去分享她們的日常歡欣，去捍衛打工妹本不敢捍衛、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問世，標誌著新勞工史學時代的到來。新勞工史學的研究特點包括這樣幾個方面：（1）強調歷時的過程性與連續性；（2）階級衝突和階級意識仍然是勞工史研究內容的重點，與此同時，它進一步拓寬了對勞工們日常生活的研究，即從工人日常生活的習慣、經歷透視階級衝突與階級意識；（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對宏大敘事的追求，關注日常生活及相關資料，傾聽底層工人自己的聲音等；（4）開始關注特殊勞動群體，比如女工，因為不同群體有自己的不同的經驗世界和生活世界。[3]
《女工》一書被C. Wright Mills評審委員會評為2005年最佳書籍。該書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為自從1946年該獎項設立以來，首位獲得如此殊榮的亞洲學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評價的學術之作，我們慎思其所要嘗試解答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作者還是對於讀者來說，或許都是至為關鍵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中國追求現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混合到底對個體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將會出現怎樣的新主體、新身份認同，以及新的權力－抗爭關係？[4]要回答這些問題，從研究的理論起點來說，潘毅博士採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勞工史學的理論取向。
雖然作者在《女工》一書的末尾特別強調，「這種嶄新的反叛政治學絕不能被簡而化之為單純的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非政治衝突或政治衝突，以及地方性鬥爭或全球性頭爭等」[5]，然而，通觀全書，我們發現作者筆下充滿著各種各樣或明或暗、或隱或現的「衝突」與「抗爭」。易言之，對上述問題的作答，其實也完全可以在這些「衝突」與「抗爭」中找到解釋。也就是說，打工妹的主體建構過程正是在這一不斷衝突、不斷努力化解這些衝突的過程中完成的。
二、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表徵
在《女工》一書中，我們時刻可以看到這種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我們將其概括為以下10個方面：全球資本與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5）發達城市與貧困農村；（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9）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10）打工妹與現代都市。
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
中國的打工妹階級，「它從一誕生開始便遭到了結構性的壓制。霸權集團對於這個打工階級是毫不心慈手軟的，它試圖用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來遏制這個階級的發展。具體來說，這些權力技術主要包括：城市化、國家機制，以及瓦解新興打工階級的國家－資本聯盟」[6]。就這樣，資本與國家簽訂了頗為完美的婚約，並開始了他們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國家、資本與打工妹這三種力量的較量中，很顯然，打工妹是最為弱勢的一方。國家與資本聯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俘獲了國家、也操縱了國家。國家的所為無非就是，以市場的名義、用資本的形式將其迅速合法化。在這一點上，作者對具體「田野」深圳的選擇非常有象徵意義。「我選擇深圳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是因為這裡是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初次相遇，共同聯手創造和瓦解（儘管它們的合作並非總是和諧一致）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地方。」[7]
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
資本的直接表現形態就是冷冰冰的工廠機器。因此，國家、資本與市場的衝突直接就可以轉化為工廠機器與身體的衝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的身體可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身體，它更加「迷戀」和依賴的是女性身體。「生產機器的微觀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更加忍耐，並且更加適合於工廠機器。」[8]研究資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其出口加工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最廉價、最馴服的女性勞動者」。[9]這就意味著，深圳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推進，是建立在工廠機器對女性身體的直接操控的基礎之上。
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
如果說上述兩個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這一外圍因素使然的話，那麼，打工妹還不得不面對其所其身處的國內環境，即中國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男權社會。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夠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積極行動」的因素起著主導作用。即主動爭取家庭（具有男權象徵的父親或者丈夫）的同意、獲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這一點既是打工妹所要極力抗爭的，也是《女工》一書作者所極力控訴的「父權制社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宏觀歷史現象：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在實際上可以如此穩定和諧地並存，無論是在想像中還是在現實中。」[10]然而，女工們如此積極行動，多少也是對傳統男權社會中男性的絕對地位和絕對控制的挑戰、顛覆、撼動與鬆綁。
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這樣一個背景性衝突的存在，其必然導致的下一個衝突就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的衝突。對於每一個打工妹來說，外出務工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選擇外出務工，還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齡結婚生子？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外出務工，到了一定年齡，首先面臨的就是是否回農村老家結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後，仍然面對著是否再出來務工的問題。「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掙扎，與既束縛同時又支持著她們的父權制家庭真實地聯繫在一起。緊張關係幾乎不可能消除。」[11]正是這種以結婚、生子作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線，導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與無助。而這一切圍繞的正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問題。
5、發達城市與貧困農村
打工妹外出務工的原因還要涉及的一個背景性因素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日益擴大化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現實。打工妹之所以面臨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之間衝突，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中國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當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時候，這一衝突也跟著加劇。「打工妹主體反抗的不僅僅是特殊意義上的父權制關係，同時也是一般意義上的巨大城鄉差別，以及日趨嚴重的農村貧困。」[12]這裡值得玩味的契合在於，「當打工妹試圖挑戰和改變中國家庭與農村社會的慾望，正好與全球資本企圖將中國改造成世界工廠和國際市場的慾望相遇。」[13]其深層次的意義在於，打工妹一廂情願的簡單想望早已淹沒在滾滾肆虐的無限貪婪的資本慾望之中。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慾望的悲劇性色彩，從而也就注定了在城鄉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過打工妹外出務工來破解農村發展困境的悲劇性命運。
如果說上述的衝突主要是一種背景性的衝突的話，那麼，在打工妹的身上，還存在著一些實實在在的、有切膚之痛的、有些甚至是超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痛，以下幾個方面非常典型。
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
打工妹的身體始終面臨著被資本鉗制而成為馴服身體與出於自我保護而成為抗爭身體這兩者的衝突之中。欲求擺脫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夢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減輕其控制的程度；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抗爭對象，這一點似乎更不可能。畢竟，前者決定了後者的命運。打工妹的抗爭只能是有限的、適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飯碗之外，恐怕別無選擇。「無論女性的勞動身體是『馴服的身體』抑或是『機靈的身體』，她們總是處於一種利用情境性機會，甚至利用霸權論述來保護其自身的『抗爭結構』之中。」[14]「馴服」的另一種「正面」的表達就是「合作」。「反抗與合作，這兩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時每刻都在車間的各個角落裡不斷地進行著。」[15]
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
「 打工妹」這三個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蘊所在。「打工」者，地位低下也；「妹」者，不僅年齡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鄉差異的原因所致。戶籍來源與血緣網絡也不斷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廣東的三大民系：廣府人（老廣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廣東人與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為「北妹」。不同區域的人在工廠中的地位不同，也導致甚至惡化了這種差異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廠的大部分中層管理職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佔據，而幾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產線工作」。[16]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語言政治或者說方言政治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差異、不同版本的廣東話（香港廣州話、廣州廣州話、客家廣州話與廣西廣州話等）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對語言選擇的優先性。在流星廠，我們看到的是廣東話與香港廣州話的優越性與排他性的地位。此外，工資和待遇制度的差異，也自然地將打工妹與管理層、打工妹與其他打工妹、打工妹與打工仔、女性與男性分割開來。「在流星廠，男性的工資通常比較穩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30％。」[17]
打工妹必須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個性作風、語言習慣與身份認同，才得以適應工業化時代特定時空裡的生活。畢竟，她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就是，差異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工廠體制本身並不僅僅是一個金字塔的權力結構系統，而且也是由性別身份認同、血緣－族群紐帶，以及城鄉差異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創造出來的一個權力與層級的萬花筒。
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
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已經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科學化」和「人性化」的地步：將身體性化，以及充分體現性別差異。誠然，流星廠是次等性別的女性世界。然而，有權力、有地位、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的卻是比她們更有性別優越感的男性。對於女性而言，男性認為必須強化她們的性別規導：「一定要象女孩子的樣」。對於男性而言，女性認為她們冷酷、深奧乃至遙不可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女工經常會針對男性權力自發地展開短暫的反抗。雖然如此，卻難以——其實幾乎不可能——組織女工對工廠男性權力的根本挑戰。
性化身體還通過「顏色管理」體現出來。流星廠的「顏色管理」非常清晰。管理層：藍色襯衫（男）或者藍色套裝（女）。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白色襯衫。基層管理者（管工和組長）：黃色工衣。質檢員：白色工衣。一線生產人員（操作工）：藍色工衣。「顏色管理」將顏色與權力、技術、性別、地位、工位等有機地鏈接了起來。「顏色管理」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會發生「顏色衝突」或者「顏色革命」？《女工》所提供的流星廠的素材告訴我們「顏色衝突」總是此起彼伏，唯其差別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已；「顏色革命」的發生，則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9、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
打工妹除了面對前述形色各異的衝突之外，還必須面對的一種特殊衝突就是月經時間與工業時間的衝突。亦即月經政治的問題。在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之中，打工妹自身的身體也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在農村很少痛經到城市工廠打工馬上出現痛經，而且是折磨人的痛經。流星廠關於女工痛經暈倒的故事屢見不鮮。問題在於，工業時間的嚴密計劃性與毫不含糊的緊張感並沒有給予月經時間以人為本、善待這一女性特殊時期的疼痛。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女工們不能以痛經為由請假。流星廠的做法是，如果工作過程之中，女工出現痛經甚至影響正常工作，一種「神秘的藥物」馬上就會派上用場。
「昏暈不僅是一種病徵，而且也是由於女性身體按其自身規律而存在所導致的功能紊亂，它揭示出工業時間的暴力機器試圖將女性身體改造成為勞動機器的失敗。」[18]與其說是工業時間與月經時間的衝突，是工業時間的暴力蠻橫，不如說是資本對身體的獨斷專權、殘酷壓制與了無人性。我們永遠無法更改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對身體動作的測量如何精確，無論對工作節奏精細至分秒的計算如何科學，女工的身體卻總有其自身的時間節奏與痛苦。」[19]
10、打工妹與現代都市
上述如此之多的衝突，其存在和發生的必然邏輯就是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衝突。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衝突在作者與五個打工妹一起「外出購物」的經歷中充分體現出來。一是打工妹本能地表現出自身與現代城市的格格不入：深圳是現代的繁華都市，比鄰而起的高樓大廈、喧囂不止的遊樂場所、琳琅滿目的品牌店、精品店，高檔豪華的酒店，別緻有樣的咖啡廳……這一切既不屬於她們，更與她們沒有任何瓜葛……她們渴望口紅、美白面霜、時尚手錶、牛仔褲、T恤……夢醒之後，仍然在與自我的身份認同、與難以擺脫的差異政治的網羅中掙扎……
二是現代都市對打工妹的排斥與鄙夷。喝咖啡的經歷就是最好的明證。當侍者將端錯了的飲品從幾個打工妹那兒端到另一個台的男人那兒的時候，「經典性」的對話頗富有戲劇性。男人大聲的廣東話：「她們的手碰了這杯飲料，給我換一杯！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手有多髒？那些外省妹！」《女工》一書作者激動的廣東話回應：「外省人怎麼了？狗眼看人低！」[20]當男人匆匆離去，當這些女人為自己的「勝利」而紛紛歡欣的時候，實際上，這一切意味著的是，打工妹與現代都市的緊張關係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徹底的暴露出它的本來面相。
總之，國家機器、市場機制，男權社會，這三重壓迫決定了《女工》中打工妹主體的命運之所繫。「阿英的尖叫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尖叫，是對三重壓迫的社會暴力與荒謬所發出的譴責之聲。」這些壓迫和衝突具體表現在：「城鄉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別差異、家庭與親屬網絡、生產關係以及消費主義等共同促進了支配關係模式的形成，而這種模式幾乎無法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的對立邏輯。」也正是這重重壓製造就了一個分裂的女工群體。「女工經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間，自傲婚姻的壓力和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右為難。」[21]
三、反思強制性權力
不管怎麼說，《女工》一書都給我們生動地描繪了一幅打工妹身處的「衝突」全景圖。透過這整副圖片，我們看到了女工政治的複雜性、多樣性與艱難性。單就衝突的來源而言，既有來自國際的因素，也有來自國內的因素；既有來自家庭的因素，也有來自其自身的因素；既有生產過程之外的因素，也有生產過程之中的因素；既有來自性別本身的因素，也有來自性別之外，諸如年齡、語言、地域、血緣等的因素……簡言之，衝突論為我們理解女工，理解本文開頭《女工》一書的主要問題都提供了極好的解釋邏輯與分析思路。
如果從經驗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女工》一書已然將這些這種衝突的全圖景做了一個相對清晰的刻畫與描述。但是，如果從政治社會學、現代政治學來考察的話，顯然這種純粹的現象描述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反思。易言之，《女工》完成了現代經驗社會學的關於中國女工生存狀態的描述；關於其現代政治學或者政治社會學的反思則需要具備相關知識背景、並且關懷勞工政治的讀者來完成。
進而言之，《女工》提醒我們必須時刻關注生產過程中這種強制性權力的作用，並且要警惕其危害。法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莫裡斯·迪韋爾熱對權力的深刻闡述值得我們關注，特別是當我們反思上述女工的各種衝突的時候，更是讓我們有重溫迪韋爾熱關於權力的權威分析。迪韋爾熱指出，「權力是一種規範概念，指的是一個人處於這樣的地位：他有權要求其他人在一種社會關係中服從他的指示，因為集體——這種關係在其中發展——的標準和價值體系確認了這種權利，並把它賦予應該享有這種權利的人。一般來說，這種發號施令的權力來源於能夠有效行使這種權力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說，權力總是伴隨著力量。」[22]
為什麼可以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為什麼中國女工必須服從這一生產體制？根據迪韋爾熱的觀點，這是因為這裡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根本不同於建立在威望之上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會以很多形式表現出來。生產過程中的政治強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女工》提醒我們反思的恰是要警惕這種強制性權力對我們可能無孔不入的侵蝕。這種侵蝕既可能是肉體的傷害與刺激，又可能是精神的摧殘與控制。
針對這一點，迪韋爾熱有非常精彩的闡釋。「當一個人持槍威脅、毆打或動用刑具來強迫另一個人畫押締約時，這顯然是一種最粗暴的強制形式。當一個老闆逼迫一個僱員完成某項任務否則就解雇他時，表明看來這並不太粗暴，但強制性卻絲毫不差。當一個官僚主義機構磨掉了公民的銳氣，本來公民有權拒絕，但由於耐性喪失殆盡，最終不得不向它作出讓步時，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種暗含粗暴，但又是實實在在的強制。當一個宣傳機構巧妙地在人們的思想和心靈中灌輸抵抗強者的宣傳時，即使這種宣傳有法律依據，甚至是合法的，但也會帶來比屈服更壞的惡果。正如在麻醉劑作用下感不到疼痛那也，儘管通常所說的那種暴力似乎完全消逝了，但強制依然存在。」[23]
由此，我們關於這種強制性權力的反思已然超出了這種生產過程中的強制，推及到到政治機構、宣傳機器等對公民、社會的直接或者間接、現實的或者潛在的、有形或者無形的強制力、操控力。強制性權力就是這樣存在與發生作用的。其後果就是，這種強制性權力型塑了一種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關係。正是由於這種不正義的政治關係的存在，生產過程中的政治功能才能得到極大的發揮。生產制度保證了這些成員融為一體，保持協調和團結一致；這些制度保持隨時動員其成員（女工、生產管理人員）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塑造一種熱愛本制度的規範和價值觀；劃分、分配、確認各種角色；使女工社會化的生產手段與生產機器；對女工越軌行為的有效控制。[24]至此，我們就由前文所描述的一副生產過程中的政治衝突的多維畫面，抽像為強制性權力對女工實施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制、操控、監管的直線圖式。毫無疑問，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強制性權力這根時而有形、時而無形的刺刀時刻都在揮舞著，時刻都在準備扎進女工的心臟。
參考文獻
[1][美]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第4版），張華青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6－17、
[2][英]安東尼·吉登斯：《社會學》（第4版），趙旭東等譯，2003年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5－17頁。
[3]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3頁。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二月初版，第10，10，49，59，23－24，62，95，118，118，118，121，144，194，236，283，283，253－260，309、312－313、293特。
[22][23] 24][法]莫裡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楊祖功、王大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4，114，189頁。
胡錦濤總書記的小崗之行折射農村改革方向
南方日報
2008-10-09
從小崗村再到小崗村 中國農村改革30年透視
30年前從小崗村發軔的中國農村改革,讓中國農民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溫飽甚至是小康,但也在步履蹣跚中歷經了無數艱難困苦,在改革30年的歷史上抹上濃重的色彩。
30年後的今天,農村改革從小崗村再出發,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造訪,不僅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高層領導人對農村問題的關注,更使人們察覺到中國農村改革的新信息已再次從小崗村噴射而出。從小崗再到小崗表徵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宏大願景。
專家認為,改革開放30年了,包產到戶等原有制度優勢已經發揮殆盡,農村現在面臨的是人、財、物的淨流出狀態,城鄉差距持續擴大。30年前雖然解放了農民,但是沒有解放土地,改革的瓶頸亟須突破,更深層次改革迫在眉睫。
今天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將專題討論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新一輪農村改革之路即將開啟。
重提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
9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出了明確信號,要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始終把改革創新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歷史總是時代氣象最好的觀測器。30年前,正是農民的自發行為、首創精神直接點燃了中國改革。
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小崗村18位村民秘密簽下了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生死契約」,拉開了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兩年多後,一度被壓抑甚至是消滅的家庭經濟細胞,終於被恢復。1981年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等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全國農村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起來。
今天看來,這個在兩三年內被迅速推廣的農村改革,其實經歷了艱難的曲折。30年後的今天,重溫當年的歷史,一代人所經歷的改革磨難仍然如同我們每一個人手心的體溫一樣真真切切。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就屢屢被安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而飽受打擊。據新華社披露,當安徽省包產到戶的做法得到其他省份農民的倣傚時,一篇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檄文就從四面八方飛來。在省委書記這一級幹部當中都有不少反對者,表示不滿:「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有些省份甚至在與安徽交界的地方用大喇叭廣播,豎起大標語:堅決反對分田單干風。
……
而「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則要一直等到1980年5月底小平親自表態支持,和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才得到真正解決。
在回憶1980年代農村經濟政策對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的肯定時,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說:「當時的文件語言是一種讓步性的語言,80年代的5個『一號文件』有三十多個『允許』、『允許』又『允許』,『可以』、『可以』也『可以』,那是對農民的創造作出承認,那個時候的文件,不是像後來文件的『一定』要怎樣、『必須』要怎樣的語言,不是那種強制性的語言,而是讓步性的語言,其實,讓步性的語言也就是承認民間的創造。」
重提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正意味著未來中國農村政策必須以「多予、少取、放活」尤其是「放活」為主基調。
30年來,中國分別在1980年代和2004年之後一共頒布了10個中央一號文件。從某種角度而言,中央一號文件缺失的十五年就是農民被遺忘、農民首創精神被忽視的十五年。這一次提高到三中全會意義的農村改革應該是一次及時的「補課」,其意義或許與30年前如出一轍,即通過讓步性政策話語體系的重建,再次激發民間創造活力,防範、校正中國農村改革向錯誤的方向、目標運行的危險。
再調研折射改革方向
30年來,安徽這個中國東部襟江近海、經濟欠發達的內陸省份,以率先啟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稅費改革,兩次對中國農村改革,甚至是中國改革的全局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據公開的資料,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不止一次地說:「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作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溫家寶總理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裡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
胡錦濤總書記的這次小崗之行,折射出了哪些方向性信息?新華社的報道稱,總書記在考察時主動詢問當地村民韓家凱糧食生產還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幫助,韓家凱當即表示希望政府在化肥、貸款方面給予更多幫助。而當他獲悉村民可獲得的小額信貸一般在2000—3000元時,總書記明確表示,「這個數額顯然少了一點」。
對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總書記直接表態,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據此,專家分析,新一輪農村改革可能會進一步完善土地徵用制度,進一步延長土地經營權的年限,將農村土地的承包期從現在的30年延長到70年等。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
分析認為,這一條規定或許就是新農改的突破口。目前,《土地管理法》也由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在緊張修訂中。
頗有意味的是,據記者瞭解,原有全國幾個比較有名氣的改革土地流轉模式的試點多已被叫停。背後的原因就是打著改革的幌子把土地轉為工業用地。
著名「三農」學者黨國英對此認為,農村非農建設用地「流轉」形式變革就是此次農改的題中之義,重點是農民集體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權。
他認為,通過改革,國家可以發出一個更強烈的保護農民權益的信號,如在土地確權的基礎上,宣佈農民土地承包權永遠不變,承包權可以轉讓、抵押、繼承等。但土地的使用要符合國家的規劃,例如農民不能隨便把土地賣給房地產商來蓋房子。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尤其是在中國當代的改革話語體系當中,農民、農村、農業不僅不能享受到足夠的補貼,反而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差之下被「剪」得虛弱不堪。
正如一些專家所言,在改革中,國家最先退出的就是不賺錢的農業。例如,金融機構改革的推行,使農業融資最近十年來一直資金供給嚴重稀缺。
此外,農民在一些重要市場領域也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利。如,在城市居民擁有的附著於房屋的土地使用權,其實已經進入流通領域,而在鄉村存在已久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其合法性一直十分模糊。
在此情境之下,總書記的上述主動性表態當然具有某種強烈的深意,這或許就是對未來中國農村改革發出的方向性信息。
30年後的再出發
十分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在新華社10月1日刊發胡錦濤總書記安徽考察紀行的次日,一篇題為《安徽省小崗村:從「分田到戶」到新型合作化》的新華社報道再次登上眾多媒體顯著位置。
根據報道,在小崗村的共約2000畝耕地中有60%已經以出租流轉給公司等形式被集中起來,用於發展蘑菇、花卉、葡萄規模種植及家禽養殖等。
合作社,這個曾經依靠公權強力推行的體制,一直被視為是中國社會主義試驗的負面案例。然而,就在當年自發「單干」打破高度集權的集體模式的小崗村,人們卻又自願重新組織起來,開始新型的合作。
只是,這種新型的合作關係不再以自上而下的強推為動力,而以農民之間自願的合作、風險的共擔、利益的共享為其基礎。
在中國改革的進程之中,隨著人民公社體制在中國鄉村的瓦解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批鄉鎮企業和農村專業戶發展起來了,雖然他們一度被指為與國有企業搶資源、搶市場,並進而遭到保守政策的抑制,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構成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
在此背景之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相繼出台。
早在今年9月中旬在河南農村考察時,胡錦濤即表示通過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規模經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子,並希望繼續探索,更好地把農民組織起來,給農民帶來更多實惠。
小崗村的新型合作化是否真的預示著將來中國相當部分農村改革的一個方向?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近日給出了答案,他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明確表示,將盡快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培育現代農業發展的經濟組織。發展現代農業,「家庭承包制+專業合作社」是符合國情的模式,必須大力培育合作經濟組織。
他同時還表示,現階段,把農民專業合作社簡單視為企業是不對的,應在財政補貼、金融支持、減免稅費等方面給予支持,否則現代農業很難發展起來。
對此,知名「三農」學者李昌平感同身受,如果不把農民組織起來,高度組織化的資本將構成對農民的新控制,成為農村地區的「領主」。「公司加農戶」的合作模式就可能變成「公司坑農戶」,新農村建設也將遭遇重大挫折。
李昌平指出,日韓和我國台灣限制大資本下鄉,大約經歷了數十年甚至百年的時間,有限制地准許大資本下鄉,是在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基本實現之後的事情。
道理很簡單,限制大資本下鄉的同時,把小農組織扶持起來,建立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綜合農協,變傳統小農為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包括金融保險在內的農村經濟都由農民協會主導發展,農民不僅將可分享種植業、養殖業的收益,還可分享在金融、加工、流通、儲藏等諸多方面的絕大部分收益。
一百多年來,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都在設想以何種有效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幫助農民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農民也是一個有著特殊利益訴求的群體,在缺乏有效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和途徑的情況下,他們和其他的利益集團在博弈中將永遠處於弱勢。
現在的關鍵是不僅要通過農村產業的組織化,即專業合作社等組織來保護和發展農民的經濟利益,還要通過農民的組織化來保護和發展農民的社會利益。而這應該成為未來中國農村綜合改革不可迴避的方向。
陳錫文認為,總體來看,今後推進農村改革,「放活」是關鍵。無論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發育新型經濟組織,還是促進生產要素回流農村,都需要「放活」。這些問題解決好了,農村改革或許就深化了。
農村改革的廣東故事
陳志雄承包魚塘引發的社資之爭
廣東人陳志雄改革開放初承包魚塘引發雇工之爭,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的標誌性事件,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春天的故事」中的一朵耀眼鮮花。
陳志雄是肇慶市高要縣沙浦公社(現鼎湖區沙浦鎮)沙一大隊第六生產隊農民。1979年,他與妻子開始承包集體魚塘養魚。
陳的兒子陳煥坤還記得1978年冬天的一個上午,兄妹5人被父親召集起來開家庭會議,商議承包一事。父親說,「我要幹一件大事,只有這樣,我們以後的日子才能過得更好。」當年,陳志雄一家的收入來源是每日在生產隊工作得到的幾元錢,生活比較困難。
承包效果立現,不僅惠及個人,也惠及集體。1980年,他的純收入增加到7250元,與此同時,生產隊的收入也顯著增加。鄰近另外一個生產隊有33畝魚塘,過去年年虧本。1980年下半年,陳志雄承包了這個魚塘,僅半年就產魚1萬餘斤,生產隊淨收入承包金4500元。
但雇工的事實在不斷壯大的承包中出現了。1979年,陳志雄承包了8畝魚塘。第二年,陳擴大再生產,承包141畝魚塘,夫妻倆幹不過來,只好僱人,僱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第三年,陳繼續擴大經營,承包面積達497畝,僱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南方日報曾對此作過報道。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的調查報告,並以「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為總標題,開闢了一個專欄,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討論。尤其是圍繞雇工問題的討論最為激烈,因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准雇工。」
專題討論中,有人認為,按照馬克思《資本論》中明確地劃分的「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七上八下」成了當時一條頗為有趣的界線。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雇工經營有利於發揮「能人」作用,即使有一點剝削,也不應大驚小怪。
就在人民日報的討論開始後不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華南師範學院有兩個工作人員專程到陳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調查,寫了篇調查報告,觀點是「陳式承包以僱傭勞動力為基礎,脫離集體統一經營,已不屬集體經濟內部責任制性質,而成為資本主義經營,弊多利少,應予限制」。
適逢國家農委召開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討論會,報告文章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當時,一位高層領導給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寫了封信,信中說:「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軒然大波頓起。任仲夷立即通知省農委杜瑞芝組建調查組,再赴陳志雄所在地進行調查。同年4月22日,廣東省委將《關於陳志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認為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有了這個報告,事件才平息
1984年10月22日,小平則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
「看」了幾年之後,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終於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
如今,陳志雄這位大膽的廣東農民已在幾年前離開人世。家人對當年的大膽舉措與巨大影響也已記憶不多。這或許也是農村改革需要再出發的理由吧!（記者周志坤 胡亞柱 統籌胡鍵）（南方農村報對本專題亦有貢獻）
2008-10-09
從小崗村再到小崗村 中國農村改革30年透視
30年前從小崗村發軔的中國農村改革,讓中國農民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溫飽甚至是小康,但也在步履蹣跚中歷經了無數艱難困苦,在改革30年的歷史上抹上濃重的色彩。
30年後的今天,農村改革從小崗村再出發,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造訪,不僅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高層領導人對農村問題的關注,更使人們察覺到中國農村改革的新信息已再次從小崗村噴射而出。從小崗再到小崗表徵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宏大願景。
專家認為,改革開放30年了,包產到戶等原有制度優勢已經發揮殆盡,農村現在面臨的是人、財、物的淨流出狀態,城鄉差距持續擴大。30年前雖然解放了農民,但是沒有解放土地,改革的瓶頸亟須突破,更深層次改革迫在眉睫。
今天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將專題討論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新一輪農村改革之路即將開啟。
重提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
9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出了明確信號,要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始終把改革創新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歷史總是時代氣象最好的觀測器。30年前,正是農民的自發行為、首創精神直接點燃了中國改革。
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小崗村18位村民秘密簽下了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生死契約」,拉開了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兩年多後,一度被壓抑甚至是消滅的家庭經濟細胞,終於被恢復。1981年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等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全國農村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起來。
今天看來,這個在兩三年內被迅速推廣的農村改革,其實經歷了艱難的曲折。30年後的今天,重溫當年的歷史,一代人所經歷的改革磨難仍然如同我們每一個人手心的體溫一樣真真切切。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包產到戶」就屢屢被安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而飽受打擊。據新華社披露,當安徽省包產到戶的做法得到其他省份農民的倣傚時,一篇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檄文就從四面八方飛來。在省委書記這一級幹部當中都有不少反對者,表示不滿:「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有些省份甚至在與安徽交界的地方用大喇叭廣播,豎起大標語:堅決反對分田單干風。
……
而「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則要一直等到1980年5月底小平親自表態支持,和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才得到真正解決。
在回憶1980年代農村經濟政策對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的肯定時,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說:「當時的文件語言是一種讓步性的語言,80年代的5個『一號文件』有三十多個『允許』、『允許』又『允許』,『可以』、『可以』也『可以』,那是對農民的創造作出承認,那個時候的文件,不是像後來文件的『一定』要怎樣、『必須』要怎樣的語言,不是那種強制性的語言,而是讓步性的語言,其實,讓步性的語言也就是承認民間的創造。」
重提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正意味著未來中國農村政策必須以「多予、少取、放活」尤其是「放活」為主基調。
30年來,中國分別在1980年代和2004年之後一共頒布了10個中央一號文件。從某種角度而言,中央一號文件缺失的十五年就是農民被遺忘、農民首創精神被忽視的十五年。這一次提高到三中全會意義的農村改革應該是一次及時的「補課」,其意義或許與30年前如出一轍,即通過讓步性政策話語體系的重建,再次激發民間創造活力,防範、校正中國農村改革向錯誤的方向、目標運行的危險。
再調研折射改革方向
30年來,安徽這個中國東部襟江近海、經濟欠發達的內陸省份,以率先啟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村稅費改革,兩次對中國農村改革,甚至是中國改革的全局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據公開的資料,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不止一次地說:「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作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溫家寶總理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裡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
胡錦濤總書記的這次小崗之行,折射出了哪些方向性信息?新華社的報道稱,總書記在考察時主動詢問當地村民韓家凱糧食生產還需要政府提供哪些幫助,韓家凱當即表示希望政府在化肥、貸款方面給予更多幫助。而當他獲悉村民可獲得的小額信貸一般在2000—3000元時,總書記明確表示,「這個數額顯然少了一點」。
對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總書記直接表態,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據此,專家分析,新一輪農村改革可能會進一步完善土地徵用制度,進一步延長土地經營權的年限,將農村土地的承包期從現在的30年延長到70年等。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
分析認為,這一條規定或許就是新農改的突破口。目前,《土地管理法》也由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在緊張修訂中。
頗有意味的是,據記者瞭解,原有全國幾個比較有名氣的改革土地流轉模式的試點多已被叫停。背後的原因就是打著改革的幌子把土地轉為工業用地。
著名「三農」學者黨國英對此認為,農村非農建設用地「流轉」形式變革就是此次農改的題中之義,重點是農民集體所有制土地的使用權。
他認為,通過改革,國家可以發出一個更強烈的保護農民權益的信號,如在土地確權的基礎上,宣佈農民土地承包權永遠不變,承包權可以轉讓、抵押、繼承等。但土地的使用要符合國家的規劃,例如農民不能隨便把土地賣給房地產商來蓋房子。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尤其是在中國當代的改革話語體系當中,農民、農村、農業不僅不能享受到足夠的補貼,反而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差之下被「剪」得虛弱不堪。
正如一些專家所言,在改革中,國家最先退出的就是不賺錢的農業。例如,金融機構改革的推行,使農業融資最近十年來一直資金供給嚴重稀缺。
此外,農民在一些重要市場領域也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利。如,在城市居民擁有的附著於房屋的土地使用權,其實已經進入流通領域,而在鄉村存在已久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其合法性一直十分模糊。
在此情境之下,總書記的上述主動性表態當然具有某種強烈的深意,這或許就是對未來中國農村改革發出的方向性信息。
30年後的再出發
十分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在新華社10月1日刊發胡錦濤總書記安徽考察紀行的次日,一篇題為《安徽省小崗村:從「分田到戶」到新型合作化》的新華社報道再次登上眾多媒體顯著位置。
根據報道,在小崗村的共約2000畝耕地中有60%已經以出租流轉給公司等形式被集中起來,用於發展蘑菇、花卉、葡萄規模種植及家禽養殖等。
合作社,這個曾經依靠公權強力推行的體制,一直被視為是中國社會主義試驗的負面案例。然而,就在當年自發「單干」打破高度集權的集體模式的小崗村,人們卻又自願重新組織起來,開始新型的合作。
只是,這種新型的合作關係不再以自上而下的強推為動力,而以農民之間自願的合作、風險的共擔、利益的共享為其基礎。
在中國改革的進程之中,隨著人民公社體制在中國鄉村的瓦解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批鄉鎮企業和農村專業戶發展起來了,雖然他們一度被指為與國有企業搶資源、搶市場,並進而遭到保守政策的抑制,但是直至今日仍然構成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
在此背景之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相繼出台。
早在今年9月中旬在河南農村考察時,胡錦濤即表示通過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規模經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子,並希望繼續探索,更好地把農民組織起來,給農民帶來更多實惠。
小崗村的新型合作化是否真的預示著將來中國相當部分農村改革的一個方向?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近日給出了答案,他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明確表示,將盡快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培育現代農業發展的經濟組織。發展現代農業,「家庭承包制+專業合作社」是符合國情的模式,必須大力培育合作經濟組織。
他同時還表示,現階段,把農民專業合作社簡單視為企業是不對的,應在財政補貼、金融支持、減免稅費等方面給予支持,否則現代農業很難發展起來。
對此,知名「三農」學者李昌平感同身受,如果不把農民組織起來,高度組織化的資本將構成對農民的新控制,成為農村地區的「領主」。「公司加農戶」的合作模式就可能變成「公司坑農戶」,新農村建設也將遭遇重大挫折。
李昌平指出,日韓和我國台灣限制大資本下鄉,大約經歷了數十年甚至百年的時間,有限制地准許大資本下鄉,是在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基本實現之後的事情。
道理很簡單,限制大資本下鄉的同時,把小農組織扶持起來,建立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綜合農協,變傳統小農為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包括金融保險在內的農村經濟都由農民協會主導發展,農民不僅將可分享種植業、養殖業的收益,還可分享在金融、加工、流通、儲藏等諸多方面的絕大部分收益。
一百多年來,許許多多有識之士都在設想以何種有效的方式把農民組織起來,幫助農民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農民也是一個有著特殊利益訴求的群體,在缺乏有效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和途徑的情況下,他們和其他的利益集團在博弈中將永遠處於弱勢。
現在的關鍵是不僅要通過農村產業的組織化,即專業合作社等組織來保護和發展農民的經濟利益,還要通過農民的組織化來保護和發展農民的社會利益。而這應該成為未來中國農村綜合改革不可迴避的方向。
陳錫文認為,總體來看,今後推進農村改革,「放活」是關鍵。無論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發育新型經濟組織,還是促進生產要素回流農村,都需要「放活」。這些問題解決好了,農村改革或許就深化了。
農村改革的廣東故事
陳志雄承包魚塘引發的社資之爭
廣東人陳志雄改革開放初承包魚塘引發雇工之爭,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的標誌性事件,有人形象地稱之為「春天的故事」中的一朵耀眼鮮花。
陳志雄是肇慶市高要縣沙浦公社(現鼎湖區沙浦鎮)沙一大隊第六生產隊農民。1979年,他與妻子開始承包集體魚塘養魚。
陳的兒子陳煥坤還記得1978年冬天的一個上午,兄妹5人被父親召集起來開家庭會議,商議承包一事。父親說,「我要幹一件大事,只有這樣,我們以後的日子才能過得更好。」當年,陳志雄一家的收入來源是每日在生產隊工作得到的幾元錢,生活比較困難。
承包效果立現,不僅惠及個人,也惠及集體。1980年,他的純收入增加到7250元,與此同時,生產隊的收入也顯著增加。鄰近另外一個生產隊有33畝魚塘,過去年年虧本。1980年下半年,陳志雄承包了這個魚塘,僅半年就產魚1萬餘斤,生產隊淨收入承包金4500元。
但雇工的事實在不斷壯大的承包中出現了。1979年,陳志雄承包了8畝魚塘。第二年,陳擴大再生產,承包141畝魚塘,夫妻倆幹不過來,只好僱人,僱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第三年,陳繼續擴大經營,承包面積達497畝,僱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南方日報曾對此作過報道。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二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關於承包魚塘的爭論」的調查報告,並以「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為總標題,開闢了一個專欄,進行了為時三個月的討論。尤其是圍繞雇工問題的討論最為激烈,因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准雇工。」
專題討論中,有人認為,按照馬克思《資本論》中明確地劃分的「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七上八下」成了當時一條頗為有趣的界線。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雇工經營有利於發揮「能人」作用,即使有一點剝削,也不應大驚小怪。
就在人民日報的討論開始後不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華南師範學院有兩個工作人員專程到陳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調查,寫了篇調查報告,觀點是「陳式承包以僱傭勞動力為基礎,脫離集體統一經營,已不屬集體經濟內部責任制性質,而成為資本主義經營,弊多利少,應予限制」。
適逢國家農委召開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討論會,報告文章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當時,一位高層領導給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寫了封信,信中說:「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軒然大波頓起。任仲夷立即通知省農委杜瑞芝組建調查組,再赴陳志雄所在地進行調查。同年4月22日,廣東省委將《關於陳志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認為這種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有了這個報告,事件才平息
1984年10月22日,小平則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
「看」了幾年之後,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終於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
如今,陳志雄這位大膽的廣東農民已在幾年前離開人世。家人對當年的大膽舉措與巨大影響也已記憶不多。這或許也是農村改革需要再出發的理由吧!（記者周志坤 胡亞柱 統籌胡鍵）（南方農村報對本專題亦有貢獻）
我勸中國的貪官們讀一讀《切·格瓦拉傳記》
—— 寫在切·格瓦拉英勇犧牲41週年
窮人之友博客圈
http://blog.sina.com.cn/qiongrenzhiyou
切·格瓦拉本來是阿根廷的一名醫學博士
但是，他放棄了這個
足以使自己過上平安、富裕生活的學銜
走上了一條動盪不安的道路
衝進了為解放窮人而鬥爭的槍林彈雨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過一次「摩托之旅」
來到智利，借宿在一位貧窮的礦工家裡
他看到，礦工夫婦的被子很單、很薄
便把自己的被子給他們蓋上
寧讓徹夜的寒風吹透自己哮喘病的身軀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解放古巴的戰役裡
司務長髮給他兩塊果糖和三個罐頭
這不過是指揮員的一般待遇
但是，他命令司務長把果糖和罐頭搗成爛泥
然後，一勺一勺地崴到每一個戰士的碗裡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勝利初期
在物資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下
收到一張由政府發給每位領導人的特供卡
但是，他馬上退了回去
他拒絕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的特殊權力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曾經是古巴的第二把手
有一次，他的父親從阿根廷來看他
想借用一次公家的汽車參觀革命聖地
兒子摘下了貝雷帽，恭敬地說：可以
但是，你得交足汽油錢我才能同意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住到哈瓦那之後
給自己的家人們定了一條規矩
要求他們，無論商品多麼緊張
也不能拉關係，走後門，必須
同普通百姓一樣到商店裡排隊買東西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的孩子有一次生了急病
他的司機想把孩子送往醫院去
但是，他告訴司機：
不能用公家的車辦個人的私事
然後，抱起孩子向醫院跑去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一次應邀到某大學講演
大學的負責人準備給他一份酬金
他拒絕了校方的好意，並且氣憤地說：
為黨和政府活動家的公務活動提供比索
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一次駕駛汽車
在公路上撞壞了一位老人的摩托車
他立即下車賠禮道歉，並且
買了一輛新的摩托車賠給老人
令老人激動萬分、感謝不已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古巴工作期間
沒有看過一場電影
沒有去過一趟夜總會
沒有住過一次他有權住的希爾頓酒店
卻堅持住在一間沒有傭人的簡陋房間裡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被任命為銀行行長
在第一次董事大會上，他叼著雪茄煙
提出了一個令同事們頗為尷尬的議題：
鑒於當前國家的經濟困難
應當削減工資收入，首先由我做起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當了六年的銀行行長
但是，他沒有玷污一張
簽有「切」字的古巴新幣
也沒有在境外給自己設立一個賬戶
更沒有為老婆、孩子謀取一丁丁點兒的私利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戰場上犧牲後
人們清點他的遺物時，驚訝地發現
他竟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
身上除了聶魯達的詩集和自己的日記之外
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的遺產或積蓄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中國的貪官們啊——
我勸你們，讀一讀切·格瓦拉的傳記吧
無論你們對切·格瓦拉懷有多大的偏見
無論你們對切·格瓦拉懷有多大的敵意
他的廉潔、他的無私、他的情操、他的美德
永遠都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話題！
窮人之友博客圈
http://blog.sina.com.cn/qiongrenzhiyou
切·格瓦拉本來是阿根廷的一名醫學博士
但是，他放棄了這個
足以使自己過上平安、富裕生活的學銜
走上了一條動盪不安的道路
衝進了為解放窮人而鬥爭的槍林彈雨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過一次「摩托之旅」
來到智利，借宿在一位貧窮的礦工家裡
他看到，礦工夫婦的被子很單、很薄
便把自己的被子給他們蓋上
寧讓徹夜的寒風吹透自己哮喘病的身軀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解放古巴的戰役裡
司務長髮給他兩塊果糖和三個罐頭
這不過是指揮員的一般待遇
但是，他命令司務長把果糖和罐頭搗成爛泥
然後，一勺一勺地崴到每一個戰士的碗裡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勝利初期
在物資供應十分困難的情況下
收到一張由政府發給每位領導人的特供卡
但是，他馬上退了回去
他拒絕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的特殊權力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曾經是古巴的第二把手
有一次，他的父親從阿根廷來看他
想借用一次公家的汽車參觀革命聖地
兒子摘下了貝雷帽，恭敬地說：可以
但是，你得交足汽油錢我才能同意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住到哈瓦那之後
給自己的家人們定了一條規矩
要求他們，無論商品多麼緊張
也不能拉關係，走後門，必須
同普通百姓一樣到商店裡排隊買東西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的孩子有一次生了急病
他的司機想把孩子送往醫院去
但是，他告訴司機：
不能用公家的車辦個人的私事
然後，抱起孩子向醫院跑去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一次應邀到某大學講演
大學的負責人準備給他一份酬金
他拒絕了校方的好意，並且氣憤地說：
為黨和政府活動家的公務活動提供比索
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有一次駕駛汽車
在公路上撞壞了一位老人的摩托車
他立即下車賠禮道歉，並且
買了一輛新的摩托車賠給老人
令老人激動萬分、感謝不已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古巴工作期間
沒有看過一場電影
沒有去過一趟夜總會
沒有住過一次他有權住的希爾頓酒店
卻堅持住在一間沒有傭人的簡陋房間裡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被任命為銀行行長
在第一次董事大會上，他叼著雪茄煙
提出了一個令同事們頗為尷尬的議題：
鑒於當前國家的經濟困難
應當削減工資收入，首先由我做起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當了六年的銀行行長
但是，他沒有玷污一張
簽有「切」字的古巴新幣
也沒有在境外給自己設立一個賬戶
更沒有為老婆、孩子謀取一丁丁點兒的私利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戰場上犧牲後
人們清點他的遺物時，驚訝地發現
他竟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
身上除了聶魯達的詩集和自己的日記之外
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的遺產或積蓄
——中國的貪官們啊，你們做得到嗎？
中國的貪官們啊——
我勸你們，讀一讀切·格瓦拉的傳記吧
無論你們對切·格瓦拉懷有多大的偏見
無論你們對切·格瓦拉懷有多大的敵意
他的廉潔、他的無私、他的情操、他的美德
永遠都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話題！
領導幹部該如何踐行科學發展觀
孫愛東
半月談
2008-10-08
前不久，中央決定從2008年9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這是認真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部署。
9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對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進行了全面部署。
這次學習實踐活動的重點是縣級以上領導班子和黨員領導幹部。可以說，黨員領導幹部能否很好地學習好、實踐好科學發展觀，關係到這次活動的成效如何。
受訪的專家表示，搞好這次活動，一定要把握住科學發展觀的實踐特徵，在學習中推動實踐，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深化認識，推動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另外，一定要牢牢記住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要真正理解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現在不少幹部對科學發展觀的概念已經比較熟悉，可謂是耳熟能詳。但是一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去，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不科學發展的老路子上去了。」中央黨校研究室辛鳴教授對記者說，事實上，現在一些基層領導幹部對於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依然模糊不清。
辛鳴說，科學發展觀強調的是又好又快發展，它不但關注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更注重發展質量的提升；不但關注社會財富的創造和湧流，更注重社會利益的分配和調整；不但要關注城市的發展，還要關注鄉村的發展；不但關注經濟實力的增長，更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等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不但關注開發和利用自然為人類造福，更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不但關注群眾基本需求的滿足，更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然而，時至今日，不少地方依舊把發展單純地理解為招商引資、大上項目，而不關心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
因此，只有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準確而不是模糊地、系統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學懂弄通，自覺地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工作。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基層幹部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心態。一種是不願意落實，一種是不會落實。」辛鳴說，前者是不願意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這些年來，一些同志形成了急功近利、飲鴆止渴的發展理念，一味追求GDP增長，給中國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但由於這種發展模式可以帶來數字化的政績，一些同志總是不願意改變這種發展觀念。後者是一個執政能力的問題，一些地方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一旦中央要求轉換固有路徑，一些幹部就不知所措。即使朝著科學發展的方向努力，但走著走著就不自覺地走向不科學發展軌道。而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來加以解決。
搞科學發展要始終牢記「人民」二字
「今年以來，一些地方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紮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我們對這些事件及其後果的嚴重性必須充分估計，對其中的慘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胡錦濤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指出。
近段時間以來發生的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山西襄汾潰壩事故等，以及前一段時期發生在貴州甕安、雲南孟連等地的群體性事件，集中暴露出一些基層領導幹部根本沒有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辛鳴認為，這充分說明我們的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宗旨意識、理想信念出了問題。一些官員根本沒有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認為，當前一些領導幹部根本不會做群眾工作，群眾意識極為淡漠，把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給丟掉了，出現了幹部不知道群眾在想什麼、群眾不知道幹部在幹些什麼的嚴重現象。如此一來，我們的領導幹部不是用政治威信和群眾威望來影響群眾、凝聚群眾、號召群眾，而只是依靠手中的權力來命令群眾。「黨組織的行政化、黨的領導的權力化」，已經嚴重影響了一些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
因此，這次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一定要解決黨員領導幹部的宗旨意識、群眾意識，真正做到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落實發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使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科學發展的成果。
半月談
2008-10-08
《系列‧中國》編按：讀中國或中共的官方文件或宣傳文字，往往摸不上頭腦，結果多會是莫測其中高深；當中因由主要是這些文件文章官話十足，語言概念都是高度概括，含義卻欠奉。例如，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大方向，它指的究竟是什麼，除了是指「社會主義計劃與資本主義市場結合」這一論述以外，實際內容卻從未有（也說許是「未敢」）充份說明，但又言之鑿鑿說已發展出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結果，人們往往衹能在「實踐」的既成事實之前，才能發見倪端。又例如，最近受官方高度宣傳的「科學發展觀」是「新的歷史起點」，但它所指究竟是甚麼，也是語義不詳，人們要花很大氣力去發掘，才能對此「重要指導方針」和「重大戰略思想」理出一點點頭緒。看看中共中央最近大力向全國黨政幹部發動學習這「發展觀」，上月下旬還特別召開了「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聲言要以一年半為期，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一定要深刻認識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重大現實意義和緊迫性」，胡錦濤還親自出度並主持了這次會議，還發表了「重要講話」；但，看完官方發表的講話內容，老實說，人們還是不能對「科學發展觀」會有多少踏實感的。
為此，《系列‧中國》會在未來搜羅一些有關文章，希望能對大家起一些助力作用。
前不久，中央決定從2008年9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在全黨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這是認真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部署。
9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對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進行了全面部署。
這次學習實踐活動的重點是縣級以上領導班子和黨員領導幹部。可以說，黨員領導幹部能否很好地學習好、實踐好科學發展觀，關係到這次活動的成效如何。
受訪的專家表示，搞好這次活動，一定要把握住科學發展觀的實踐特徵，在學習中推動實踐，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深化認識，推動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另外，一定要牢牢記住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要真正理解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現在不少幹部對科學發展觀的概念已經比較熟悉，可謂是耳熟能詳。但是一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去，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不科學發展的老路子上去了。」中央黨校研究室辛鳴教授對記者說，事實上，現在一些基層領導幹部對於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依然模糊不清。
辛鳴說，科學發展觀強調的是又好又快發展，它不但關注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更注重發展質量的提升；不但關注社會財富的創造和湧流，更注重社會利益的分配和調整；不但要關注城市的發展，還要關注鄉村的發展；不但關注經濟實力的增長，更注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等各方面的均衡發展；不但關注開發和利用自然為人類造福，更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不但關注群眾基本需求的滿足，更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然而，時至今日，不少地方依舊把發展單純地理解為招商引資、大上項目，而不關心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
因此，只有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準確而不是模糊地、系統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學懂弄通，自覺地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工作。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基層幹部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過程中，出現了不同的心態。一種是不願意落實，一種是不會落實。」辛鳴說，前者是不願意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這些年來，一些同志形成了急功近利、飲鴆止渴的發展理念，一味追求GDP增長，給中國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但由於這種發展模式可以帶來數字化的政績，一些同志總是不願意改變這種發展觀念。後者是一個執政能力的問題，一些地方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路徑依賴，一旦中央要求轉換固有路徑，一些幹部就不知所措。即使朝著科學發展的方向努力，但走著走著就不自覺地走向不科學發展軌道。而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來加以解決。
搞科學發展要始終牢記「人民」二字
「今年以來，一些地方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紮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我們對這些事件及其後果的嚴重性必須充分估計，對其中的慘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胡錦濤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指出。
近段時間以來發生的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山西襄汾潰壩事故等，以及前一段時期發生在貴州甕安、雲南孟連等地的群體性事件，集中暴露出一些基層領導幹部根本沒有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辛鳴認為，這充分說明我們的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宗旨意識、理想信念出了問題。一些官員根本沒有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認為，當前一些領導幹部根本不會做群眾工作，群眾意識極為淡漠，把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給丟掉了，出現了幹部不知道群眾在想什麼、群眾不知道幹部在幹些什麼的嚴重現象。如此一來，我們的領導幹部不是用政治威信和群眾威望來影響群眾、凝聚群眾、號召群眾，而只是依靠手中的權力來命令群眾。「黨組織的行政化、黨的領導的權力化」，已經嚴重影響了一些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
因此，這次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一定要解決黨員領導幹部的宗旨意識、群眾意識，真正做到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落實發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使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科學發展的成果。
中國農業迎接「資本時代」
中國農業迎接「資本時代」
劉健 董振國
半月談
2008-10-08
在糧食主產區併購糧食加工企業，與農民合股建立柑橘果園基地、興建農場、收購養豬場……近期以來，國際資本在中國農業領域的一系列動作，引起了國內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細察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資本的戰略佈局不可謂不精、生產品種不可謂不廣。因此，儘管目前國際資本投資總額並不很大，但其長遠影響不可忽視。聯繫國內大型工商企業大舉「上山下鄉」，有人驚恐——害怕資本會「蠶食」小農；有人高興，歡迎資本帶來新的市場機遇。
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目前，我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後，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 列承諾，各項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為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
從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歷史看，當農業發展到較高水平後，工商資本、金融資本的進入是大勢所趨。目前，購買農田、化肥和運輸工具，正成為國際投資者長期投資 農業產品的一大趨勢。進入投資者視野的目標已經有位於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國等地的農耕地，中國的糧庫也落入了國外投資機構的視野。
人們異常關心的是，強勢資本會給幾億中國農戶帶來什麼呢？
——帶來現代生產要素。中國農業正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邁進，現代農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資本農業」，以資本為紐帶引入大量現代生產要素。目前，我國強農惠農政策和農業發展框架已經基本確立，但農業發展活力不足，「土地、勞動力、資金」三大要素外流問題依然突出。
資本像一個紐帶，聚集著人才、管理、技術、資金，湧動著勃勃生機，帶給傳統農業效率更高的生產模式。與我國農村種地主要靠「386199（婦女、兒童和老 人）部隊」迥異的是，農業跨國公司裡充斥著大批專業的碩士、博士。世界第三大果商澳門恆河果業在重慶江津區投資，與農民合作建設柑橘基地，從美國、澳大利 亞、南非等國帶來70多個優良品種。這些品種都申請了專利保護，幾乎覆蓋了全球各大區域、不同時段，一下子將我國的柑橘品種水平提高了幾十年。
一些跨國公司的中國項目規劃書上，對中國「三農」問題進行了大致相同的分析：中國農民問題主要是低收入，農業問題主要是低生產率，農村問題主要是疲弱的基礎設施。而解決思路是發展提高組織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資本顯然可以成為一個強大的助推器。
——帶來現代組織方式。「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如何與國內外的大市場、國內外的資本相對接，一直是農業經營體制的探索方向。從「公司+農戶」、「公司+基 地」到合作社，我們找到了一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作社」的農業發展道路，符合我國國情。同時也要看到，儘管在各類專業合作社裡，小農聯合起來，具有 土地、勞力等方面的優勢，但因為缺少強大資本、市場渠道和品牌影響，合作社的產品很難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還沒有形成一家在國際市場上叫響的大型專業合作 社，而以農業為主業躋身世界500強的國際企業不乏其例。
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事實無比雄辯地證明，一個產業若想做大做強，必須引入資本。家電業和汽車業當年走過「以市場換技術」的路子，雖受到很多非議，但從整體上帶來了產業水平的迅速提升。農業的開放也是大勢所趨。
但是資本是把「雙刃劍」，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資本進入中國農業，特別是國外資本進入中國農業的副作用，及時採取措施，趨利而避害：
——防止外來資本傷農。有的地方出現以建設新農村為名，工商資本大量圈占農民土地的行為，結果是「農民被擠走，資本獲暴利」，農民成為「利益的旁觀者」。
——防止國際資本危害國家利益。特別是防止國際資本控制一些關係國計民生的產業，控制重要農產品定價權。近幾年，跨國公司已掌握我國植物油定價權，教訓深 刻；下一步，在糧食流通流域也有類似風險，必須及時制定相關的法律，比如規定其股份份額、進入領域等多種辦法，防患於未然。
30年來，我們在土地經營制度、農業稅費制度、鄉鎮機構制度、財政補貼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穩定的基本農村制度；今後，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的基礎上，研究農業如何開放，向資本開放、向人才開放、向管理開放……向一切有利於中國農業發展的要素開放，則是一篇值得認真探索的大文章！
劉健 董振國
半月談
2008-10-08
在糧食主產區併購糧食加工企業，與農民合股建立柑橘果園基地、興建農場、收購養豬場……近期以來，國際資本在中國農業領域的一系列動作，引起了國內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細察之下，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資本的戰略佈局不可謂不精、生產品種不可謂不廣。因此，儘管目前國際資本投資總額並不很大，但其長遠影響不可忽視。聯繫國內大型工商企業大舉「上山下鄉」，有人驚恐——害怕資本會「蠶食」小農；有人高興，歡迎資本帶來新的市場機遇。
不管歡迎與否，大門已經打開——中國農業的「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國際資本和國內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是國內外共同的市場規律，不可阻擋。目前，我國農業已形成對外開放格局，特別是在加入WTO後，對農業開放做出了一系 列承諾，各項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時，國內農產品市場體系已大大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和各種現貨市場已較為完備。這一切，為資本的進入鋪平了道路。
從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歷史看，當農業發展到較高水平後，工商資本、金融資本的進入是大勢所趨。目前，購買農田、化肥和運輸工具，正成為國際投資者長期投資 農業產品的一大趨勢。進入投資者視野的目標已經有位於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國等地的農耕地，中國的糧庫也落入了國外投資機構的視野。
人們異常關心的是，強勢資本會給幾億中國農戶帶來什麼呢？
——帶來現代生產要素。中國農業正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邁進，現代農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資本農業」，以資本為紐帶引入大量現代生產要素。目前，我國強農惠農政策和農業發展框架已經基本確立，但農業發展活力不足，「土地、勞動力、資金」三大要素外流問題依然突出。
資本像一個紐帶，聚集著人才、管理、技術、資金，湧動著勃勃生機，帶給傳統農業效率更高的生產模式。與我國農村種地主要靠「386199（婦女、兒童和老 人）部隊」迥異的是，農業跨國公司裡充斥著大批專業的碩士、博士。世界第三大果商澳門恆河果業在重慶江津區投資，與農民合作建設柑橘基地，從美國、澳大利 亞、南非等國帶來70多個優良品種。這些品種都申請了專利保護，幾乎覆蓋了全球各大區域、不同時段，一下子將我國的柑橘品種水平提高了幾十年。
一些跨國公司的中國項目規劃書上，對中國「三農」問題進行了大致相同的分析：中國農民問題主要是低收入，農業問題主要是低生產率，農村問題主要是疲弱的基礎設施。而解決思路是發展提高組織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資本顯然可以成為一個強大的助推器。
——帶來現代組織方式。「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如何與國內外的大市場、國內外的資本相對接，一直是農業經營體制的探索方向。從「公司+農戶」、「公司+基 地」到合作社，我們找到了一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合作社」的農業發展道路，符合我國國情。同時也要看到，儘管在各類專業合作社裡，小農聯合起來，具有 土地、勞力等方面的優勢，但因為缺少強大資本、市場渠道和品牌影響，合作社的產品很難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還沒有形成一家在國際市場上叫響的大型專業合作 社，而以農業為主業躋身世界500強的國際企業不乏其例。
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事實無比雄辯地證明，一個產業若想做大做強，必須引入資本。家電業和汽車業當年走過「以市場換技術」的路子，雖受到很多非議，但從整體上帶來了產業水平的迅速提升。農業的開放也是大勢所趨。
但是資本是把「雙刃劍」，我們也要清醒地意識到資本進入中國農業，特別是國外資本進入中國農業的副作用，及時採取措施，趨利而避害：
——防止外來資本傷農。有的地方出現以建設新農村為名，工商資本大量圈占農民土地的行為，結果是「農民被擠走，資本獲暴利」，農民成為「利益的旁觀者」。
——防止國際資本危害國家利益。特別是防止國際資本控制一些關係國計民生的產業，控制重要農產品定價權。近幾年，跨國公司已掌握我國植物油定價權，教訓深 刻；下一步，在糧食流通流域也有類似風險，必須及時制定相關的法律，比如規定其股份份額、進入領域等多種辦法，防患於未然。
30年來，我們在土地經營制度、農業稅費制度、鄉鎮機構制度、財政補貼制度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穩定的基本農村制度；今後，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的基礎上，研究農業如何開放，向資本開放、向人才開放、向管理開放……向一切有利於中國農業發展的要素開放，則是一篇值得認真探索的大文章！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