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6日 星期四

李銀河2003-2006向人大政協三次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朋友別哭》網站 (http://www.pybk.com/)
2006年3月1日

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將於[2006年]三月五日在北京開幕。此次大會作為全國人民參政議政的一次盛事,無疑肩負著建設和諧社會,增強社會包容力的重大使命。在超過四千萬同性戀者的中國,作為中國公民的一員,每一個同性戀者在積極回報社會的同時,也時刻關心著自身相關權益的保護,而"同性婚姻",正是相關權益中最具焦點意義的部分。在"兩會"即將開幕的今天,我們獲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將通過相關渠道向本屆政協會議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在中國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哪些重要意義?

一: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中國幾千萬同性愛者的最基本權利。

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一般研究認為,無論社會文化背景,在性成熟時期人口中,同性戀(包括雙性戀)人所佔的比例大約是3%-5%,有專家測算,中國的同性戀人口有3900萬到5200萬。如果按照中國每個家庭平均3.7個人計算,受這一問題影響的人口就是1.4-1.9個億。目前,中國同性愛者已經自覺進入法制規範和律政保障的訴求時代,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單元,同性婚姻家庭的期望日益提高。然而現行的《婚姻法》只接受一男一女的結合,同性伴侶之間的結婚權依舊未進入其視野。

專家認為:人們對婚姻主要有四個方面的需求,它包括:心理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同性愛已被證明非醫學疾病,它作為人類情感的一部分,與異性愛同樣存在上述四個方面的需求,它的存在與規範發展理應同樣受到國家的保護。

二: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全民健康

據專家調查,在中國,高達近百分之九十的成年同性戀者因受到傳統壓力,被迫與不愛的異性結婚,而他們的異性伴侶卻並不知道實情。這種畸形的婚姻組合,產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後果:當同性戀者進入傳統婚姻,對夫妻雙方、子女、兩個家庭都是悲劇。另外這種情況使同性戀者進入地下,使同性戀者之間的結合變得非常脆弱。由於同性戀者的關係沒有婚姻形式加以束縛和保障,容易造成一部分同性戀者交友隨意,增加性病、艾滋病傳播的可能性。而承認同性婚姻則可
以使相當一部分同性戀者建立和保持長期關係,減少短期關係,減少性病、艾滋病傳播的可能性。

另據張北川先生對1100名男同性愛者的調查表明,77%的同性戀者經歷過嚴重痛苦,34%有過強烈自殺念頭,10%有過自殺未遂行動,66%孤獨壓抑,50%嚴重影響工作,38%的人遭到諸如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批判和處分等傷害。如此高比例的同性愛公民長期生活在壓抑和痛苦中,與和諧社會的理想訴求是絕不相稱的。

三: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大勢所趨。

目前在一些國家或地區已經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它們是:荷蘭、丹麥、比利時、加拿大、芬蘭、德國、法國、英國、挪威、冰島、瑞典、格陵蘭、巴西、捷克斯洛伐克、美國的夏威夷州、馬薩諸諸塞州、佛蒙特州、加利福尼亞州、康涅狄格州、內華達州、羅得島、華盛頓州等國家或地區。

我們為什麼要簽名支持《同性婚姻提案》?

通過網絡這種最便捷的方式發出我們的聲音,將我們的的訴求傳達給政府上層,影響決策者關注同性戀群體的正當權益。通過法律規範同性公民之間締結婚姻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有助於引導並促進同性戀者之間彼此建立健康,負責,穩定的關係,從而有利於解決缺乏法律規範而衍生的一系列社會和個人問題。我們還應當做旁觀者嗎?

各位異性戀朋友:愛情與性別無關,幾千萬同性戀者很可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的親人、兄弟姐妹。醫學已經證明同性愛不是病,只是一種屬於少數人的正常的性傾向,跟道德沒有任何關係。但對異性戀天經地義的權利,同性戀卻得不到。作為一個合法的公民,同性戀者理應平等獲得和享有這些權利。在相互扶養權,共同財產權,獲得贍養權,遺傳繼承權一些主要的方面,跟異性戀婚姻的訴求是完全一致的 。這些基本要求是非常合理而可行的。此外,如果以契約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在婚姻成立的其它條件滿足(例如達到法定婚齡,合意,符合一對一配偶關係)的前提條件下,僅僅因為婚約是兩個同性公民之間的婚約,而不保護該婚約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是沒有合理依據的。

各位同性戀朋友:有人說:中國大陸同性戀者多數人有著"苟且偷安"的想法,即使是在事關自身最基本權益的情況下,多數人也選擇保持沉默。中國同性戀者應該積極地參與到自己的事業中來,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和主張。提案的起草者李銀河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認為:"作為普通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很重要,比如給自己認識的人大代表寫信,提出要求。你自己都沒這個要求,人家憑什麼給你提。大多數同性戀者習慣躲在角落裡,別人看不到他,他也不去打擾別人,自生自滅。如果別人不能注意到你的存在和要求的話,權益就無從提起了。這個聲音要逐步增加到一定程度,才能引起社會注意。"李最後說。

附:《同性婚姻提案》全文

建議在修改《婚姻法》時增加關於同性婚姻的條款,或設立獨立的法規,准許同性婚姻。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現行法律,同性戀行為不違反中國法律,同性戀者是具有各項權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同性戀者當中有人有結婚的要求,這一要求與憲法沒有衝突,應該得到承認。

第二,鑒於同性戀者屬於少數族群,許多國家已設立反歧視的保護性法規。目前西方許多國家已陸續承認了同性婚姻,較早的有澳大利亞及北歐國家,美國的部分州,較晚的有法國和德國。如果我國能夠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將是中國在保護少數族群利益、反對歧視立法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時這也表達了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與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某些西方國家,特別是天主教國家,迫於宗教壓力在關於同性戀的立法上進展十分艱難;而中國文化具有寬容同性戀的歷史傳統,這是我們在人權方面可以得分的一個有利背景,應善加利用。

第三,由於同性戀者的關係沒有婚姻形式加以束縛和保障,容易造成一部分同性戀者交友隨意,增加性病傳播的可能性。而承認同性婚姻則可以使相當一部分同性戀者建立和保持長期關係,減少短期關係,從而減少性病傳播的可能性。

第四,從歷史和跨文化的研究看,凡是人口增長壓力較大的國家,對同性戀一般都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而人口稀少的國家對同性戀則比較嚴厲。這是因為人口中有這樣大的一個人群不生育,將對國家的人口狀況產生直接影響。據統計,男女同性戀人口在人群中會佔到3-4%,在中國就是3900萬-5200萬人。由於沒有同性婚姻法,這些同性戀者大多數會同異性結婚生育。如果他們可以與同性結為生活伴侶,將有這樣大的一個人群不生育,有利於我國的人口控制。

第五,我國有保護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利益方面的成功經驗,如在保護少數民族利益、保護婦女兒童利益方面都屬於世界領先地位。對於同性戀這個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族群的保護將使我國的形象更為開明、進步,造成一種各社會群體之間更為寬容、和諧的氣 氛,有利於國家的形象和社會的穩定,免於出現西方社會中同性戀不斷遊行示威、與主流社會文化發生激烈衝突的局面,而和諧、寬容的做法也與中國文化中崇尚和平、和諧的精神合拍。

總之,中國允許同性婚姻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以及同性戀這個少數族群的利益,特提出此提案,希望全國人大能夠予以批准。

附:具體修改方案有兩種:一是設立同性婚姻法案;二是在現行婚姻法中略做改動:將婚姻法中的"夫妻"二字改為"配偶",在第一次出現"配偶"字樣的地方加"(性別不限)"四字。

情人節同性戀情侶北京前門拍婚紗照

1) 吁寬容同性戀情侶前門拍婚紗照
張漢宇
新京報
2009年2月15日

情人節的中午,兩對盛裝的同性戀情侶在前門步行街拍攝婚紗照,並和其他同性戀朋友一起向路人贈送玫瑰。參與的同性戀情侶稱,希望通過公開拍攝同性結婚照的形式,推動社會對同性戀群體的關注和接納。

昨日13時許,前門大街正陽門牌樓下,身著禮服的男同性戀小張在攝影師的安排下抱起了身邊的愛人,深情相吻。一旁的女同性戀小韓與愛人著白色婚紗,正在尋找合適的拍攝地點。過往的遊客被這兩對特殊愛人吸引。

多數遊客對同性戀者表示尊重。遊客陳女士稱,她能夠理解同性戀者,並且尊重同性戀愛人的選擇,她希望民眾都能夠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同性戀。

拍照間隙,兩對戀人和其他同性戀朋友一起向路人派發玫瑰,希望能夠得到支持。拍攝婚紗照的新娘小丹在談及拍攝感受時表示,情人節是情侶約會的日子。但對於中國的同性戀者來說,很多人在這一天不敢公開地和戀人約會。希望通過這次活動讓社會聽到同性戀者的聲音,同性戀愛人也希望擁有陽光下的愛情。

活動參與者表示,本次活動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呼籲社會支持同性婚姻立法,促進社會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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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城「同志」公開拍婚照
王玨
《文匯報》北京新聞中心
2009年2月14日

「人生來平等,愛無關性別,我們也想和心愛的人白頭偕老,一生一世,也希望擁有一紙婚書,世人共鑒。」北京的情人節,兩對身著盛裝的同性戀情侶在繁華的前門大街當街拍攝結婚照,並和其他十幾位「同志」向路人派發玫瑰,呼籲社會包容和支持同性婚姻。

「情人節是情侶約會的日子。但是,中國的同性戀者很多不敢在這一天和戀人公開約會。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行動能讓社會看見我們,並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也希望擁有陽光下的愛情。」24歲的「新娘」丹娜說。

另一對愛侶是男「同志」—25歲的海北和小章。小章對記者說,「和世俗的情侶一樣,我們發自內心地希望能和有情人終成眷屬,能拍真正的結婚照。也許到我們老了,也等不到同性婚姻可以獲法律承認的那一天。但是我們站出來了,告訴社會這個群體不是少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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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寫:同性戀情侶街頭拍攝結婚照,路人反應不一
---有人送上祝福,有人稱應想盡辦法改過來
路可 阿強
夫夫生活
地址:http://blog.sina.com.cn/aqiang
2009年2月15日

「他們很勇敢!」

當我們一行人來到前門時,兩個新娘一下子就招惹了眾人的眼球,被路人圍了個水洩不通!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幹嘛呢?」於是就有了多個版本。

「拍婚紗照呢?怎麼兩個女的?新郎呢?」

「拍廣告的?」

「作行為藝術吧?」

「一個新娘,一個伴娘?新郎呢?」

「拍電視劇呢?」路人各抒己見。

而此時,兩個「新郎」在旁邊,卻像是被人忽視。

眾人慢慢知道這是兩個女同性戀者在拍結婚照後,開始表達各自的觀點。

讓我印像最深是的一個來北京旅遊的中年大姐一邊豎著大姆指一邊勇敢的對著我們的鏡頭說:

「我相信在我們老家也有這樣的人,不過沒有人敢這麼勇敢的站出來,他們都會自己在一個角落裡,怕別人知道他們。

你們這樣做真的很勇敢,我很佩服。。。」

「沒什麼,現在這種事應該沒什麼吧,只要是他們兩個人認為幸福,就可以。如果是我的朋友或親戚有這樣的,只要是他們自己願意,我也會支持的。」一個20歲左右的女生這樣說到。

一位中年男遊客說:「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或人,這樣的活動要多做,以後人們看到的多了。社會關注度也就高了,人們也就見怪不怪了。」

還有幾個外國友人對我們表示了極大的友好,一直跟著我們的隊伍直至活動結束。不少的路人要求跟兩位新娘合影!

還不時有路人問:「他們是真的結婚嗎?」當得到肯定的答覆後,紛紛送上祝福。「嗯。挺好的,兩個新娘子好漂亮!祝她們幸福。」

現場也有反對的聲音。

「噁心!」

「要是我兒子這樣,就不要了。跟他斷絕關係。他們怎麼不為父母想想!」

「我完全不支持,如果我的孩子是同性戀,我一定不能讓他這樣,想盡一切辦法把他改過來」

這些反對者仍然認為同性戀性傾向是可以糾正的,同時他們認為子女的幸福沒有父母的「面子」重要。

因為長時間的圍著一群人,所以拍攝其間有驚無險的多了這樣一個插曲。

一群保安拿著我們發放的玫瑰花中印有「倡導同性婚姻內容」的宣傳頁時,驚問:「什麼啊?傳單?」

「是不是傳單啊?」

「不是吧?這是包在玫瑰花裡的。」。。。 。。。

保安們,過了一會又往人群望了望,最後,還是沒有當做「傳單」來論處,整個活動相當順利,並未受到任何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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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童戈:他們的賦權精神張揚出溫情的鼓舞
採訪/阿強

社會學家童戈接受《夫夫生活》獨家訪問時高度評價這些勇於表達的同志,童戈認為,這是受主流社會勢力壓抑的少數族群自我解放的賦權精神,張揚出了一種溫情的鼓舞,他同時強調,寬鬆不等於解放。我們應珍惜這些,以自己的行動對社會偏見發起挑戰,給同類送來鼓舞的同志朋友付出的努力。

童戈:男女同志的同性婚慶在「情人節」公開舉辦,我除了衷心的祝福他們享受相愛的幸福,更敬佩他們勇於表達自己主體意願的果敢,他們的做法,肯定會招來形形色色的街頭巷議,管他呢!我們要自由的享受屬於自己的生活,只要沒有妨礙他人,生活之路必須是由自己去親自構建。他們的表現,我想對中國同志族群來說,不僅是把同性相愛在社會歧視環境中演繹出一道陽光下的浪漫風景,同時,也是把受主流社會勢力壓抑的少數族群自我解放的賦權精神,張揚出了一種溫情的鼓舞。我也注意到對此出現一些議論,可惜反對譏諷的話還是老一套,散發著呆板的僵氣,看不到思想上絲毫的與時俱進。

其實,我更想看到思想發展的不同看法,這樣,一方面可以積極推進「婚姻」,不僅僅是「同性婚姻」,而是婚姻的價值觀,、制度、「遊戲規則」,隨著社會變革而發展的主體建構,另一方面,也會提醒同志族群體驗----寬鬆不等於解放。我們要珍惜這些,以自己的行動對社會偏見發起挑戰,給同類送來鼓舞的同志朋友付出的努力。

真是「紅杏枝頭春意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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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央視 CCTV 網上調查

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http://blog.roodo.com/youthlabor95/
2009年2月24日

「一整代人的生活機會,比起過去明顯的減少!」是我們最直接的感受。

有人說:這就是「全球化」後各地日益競爭,將造成的必然結果。一小部分的人可能在這變革中獲取鉅額的利益,卻有更大一部份的人,將成為時時競爭賣力、卻可能仍無法溫飽的「新貧階級」。但我們認為,與其說是「全球化」帶來了「新貧」的現象,更具體的描述或許是: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新一期「利潤率下降」的長波,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直接衝擊在即將、初入社會的這群青年身上,要青年忍受工作、教育、生活、福利上日益嚴重的剝削、「貧窮化」,以使資本恢復積累可能。犧牲青年的生活與未來、作為經濟發展的燃料。

(上圖說:我擁有博士學位;完成過三次博士後研究;發表了六篇論文;現在只想要一份工作可以餬口。)

我們歸納出,有四個面項的「青年貧窮化」,的確正在發生,而且環環相扣。這些具體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苦難,亟待我們一同來面對。

一、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
儘管我們多數人已經不用再像上一代一般,投入艱辛困苦的農業或製造業,而可以從事似乎較為光鮮亮麗的服務業,但在這些看似「較現代」的工作選擇中,薪資多半卻是比我們爸媽那一代來得更低,穩定就業、持續升遷也變得更不可能!

不論我們是到全國最大的咖啡連鎖店85度C、全國最大的便利店7-11、還是到最大的餐飲連鎖店麥當勞工作,一週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時,在2007年 7月以前,我們能拿到多少錢?答案是一個月只有1萬2,180元!平均時薪70元!就是調整基本工資後,到了2008年,多數在85度C工作的年輕人們,也是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只有大約時薪85元,得每個月超時工作22個小時,才能拿到1萬7,280元餬口!但老闆呢?以85度C的老闆為例,平均月收入能達20萬到30萬,更有獲利達百萬的店家。他們的暴利,不就是靠我們為其「血汗勞動」而來的嗎?

這種「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狀況,已經延伸到了普遍的服務業之中。每當我們安慰自己,這只是個剛出社會時的「暫時狀況」而已,卻發現根本不是如此。許多貌似「白領」的工作,不論是廣告業、行銷業、媒體業、或是各種型態的助理、服務人員,在不到10年之間,儘管光鮮依舊,薪資卻急速下滑,更出現了名為「責任制」的新剝削藉口,導致工作時間直直拉高,「早上8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竟成了我們多數青年工作者的生活作息。

甚至更多人儘管出了社會,還是得接受「非典型的工作」,或許是一次打好幾份工勉強度日,或許是到台北101、第一銀行、國家圖書館……這些「有頭有臉」的地方工作,老闆卻不是這些地方,而是一個自己從來沒接觸過的「派遣公司」,過著薪資是正職人員一半、不聽話可能就會被解雇的生活。

誰不想要一個能實現自我、讓人有尊嚴的工作?誰不想要能有一份讓自己足以維生、能負擔家計所需的工作?但面對這一切日益惡化的工作處境,老闆/店長告訴我們的卻是:「你來這邊是來學習的,要學會敬業,我們沒跟你多收學費就不錯了!」「不要像『草莓族』一樣,吃一點苦就受不了!」

二、教育費用擴張與文憑貶值
薪資下滑、工時增長之外,更大的問題是:我們要花比過去更長的教育時間,才能夠「出社會」找到工作,而這段時間所花去的成本,絕大部分要由我們自己負擔,卻未必賺得回來。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發佈的資料,台灣學齡人口平均的就學年數,已經達到了15年之多;在當前的學齡人口中,已經超過半數將取得大學水準。教育擴張,更多人可以唸書,對於人民素質、知識水準的提昇,或許是件好事。但對於資本主腋下必須相互競爭以取得工作機會的人民來說,本來意在啟蒙長智的教育程度,反而成為一種用以換取工作可能的「文化貨幣」,而在教育膨脹之下,造成「文憑貶值」──得要念更久的書,才能取得跟過去待遇一般的工作。「念大學」已經不是一種「自由選擇」,而成為了工作競爭下勞動者的「義務」。還有更多的人,鎮日憂心於如何取得更高文憑,朝「碩士」、「博士」邁進,儘管對學術工作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問題並不是在這群普遍患了「文憑病」的台灣學生,而是資本主義下無止盡的競爭體制,需要日益精進、馴服的勞動力來提高利潤,使得教育異化成了「人民自願培育自己成為商品化勞動力的競爭過程」,為了在勞力市場上競爭,人們日益不敢學習「自己真正想學得知識」,而只能學「能找得到工作的知識」,來鞏固資本積累的延續,為資本家捧上越來越優質便宜的勞力。

不只如此,不願負責的資本主義國家更要求人民負擔此過程的成本。我們看到,台灣高教的「私有化」、「高學費」政策拉高了人民得負擔的教育成本,以20年來人民平均增加了至少3年的教育程度來計算,接受1年的教育必須負擔平均21.6萬元的生活費(根據官方公佈資料)與平均9萬元的學費(7成私校生、3成公校生加總的平均數),總共30萬元,而比上一代多出的3年教育時間,使得我們這代青年,還未出社會,就比上一代得多負擔「100萬教育成本」,才能找到起薪相同的工作。付不出這成本,就得面臨失業或屈就更艱困的非典型工作環境。於是,我們看到繳不出學費的「學貸族」不斷增加,平均教育年數卻還是弔詭地持續提高,這是我們這一代面臨的「教育貧窮化」!

三、生活費用高漲與消費社會
而在勞動條件惡化、實質收入減低、教育費用擴張的今日,生活費用卻也是「不合時宜」的高漲。

由6、7年級生組成的「青年勞動95聯盟」於2005年「七夕情人節」走上街頭,發表「青年貧男窮女怕婚宣言」,指出近年來薪資縮水、物價高漲、工作難找,結婚已成為這群新世代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立報資料室)

如果說,3年前發生的「卡債風暴」,有一部份的「青年卡債族」是所謂「過度消費」、「沒有金錢觀念」所致,那麼,這個無時無刻透過廣告、宣傳、媒體來鼓勵消費、打造中產階級生活風格的「消費社會」,就是造成這群卡債族的元凶。消費社會並不是社會自然演化而成的,而是資本主義下商人為了持續獲利所打造出來的。透過刺激超越自身實際所需的消費慾望,才能吸收大量生產出來的產品,滿足資本積累的可能。在生產資本與金融資本一同介入打造消費社會的努力下,使得我們不論是在食、衣、住、行、結婚、養子、娛樂……需要的費用都越來越高,非得如此,才能作一個「被認為正常」的人。

在需求被刺激、導致生活費用增加之外,我們也看到,各種的生活所需,也的確越來越貴,讓一個受薪階級難以承擔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青年勞動者甚至難以養活自己。這個原因除了物價本身自己的波動規律所造成外,包括油、水、電、電信、交通、娛樂、教育、金融……等公共服務的日益「私有化」,要求「使用者付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商品化、市場化的邏輯下,日益高漲的基本需求物價,我們也只能非接受不可,無言忍受不斷抬高的生活壓力。

這樣的社會後果是,有越來越大部分的人,是背負著債務在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或是背債來滿足自身未必需要的消費慾望。於是,不但在短視的資本獲取短期利潤後,社會長期的消費能力被迫下降,更大的問題是,人們連繁衍自己後代的能力都出現了問題,這才是所謂「少子化」的真實背景:不是我們不想生小孩,是我們根本養不起小孩!要養一個小孩,要花的錢實在是越來越多了!我們被迫要在維持自己生活所需與養育子女之間,做出決斷。

四、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與世代不正義
當整個勞動市場與消費市場這些結構性的壓迫,逐漸將台灣的青年壓得片刻不得喘息的同時,回頭檢視原本足以調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國家機器,卻反而進一步讓稅制不公所導致的財政危機,以及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所衍生的世代不正義,成為壓垮整個青年世代未來最沉重的一擊!

根據官方為自身「高學費政策」辯護時所提供的數據,台灣實質所得稅率只有13%,遠遠低於歐美等先進國家,甚至也比周圍的亞洲四小龍更低。但官方沒講的是,台灣不只是稅率低,更大的問題是實際上稅制不公,在課稅的標的上排除了資本利得、加上各種有利財團的「減稅條例」,使得台灣財稅根本無法帶來如同「累進稅制」聲稱一般的「重分配」效果。另一方面,官方也沒說的是,在台灣不足的稅收下,政府的公共支出卻還是逐年增加,造成的結果自然是「國債高築」,無法承受的財政危機正在眼前。

財政危機帶來的惡果,並不是公平分配的。我們每個世代都需要承擔前人留下的危機,也可能將更大的「未爆彈」留給下一代。問題就在於,財政危機可能在一種不合乎「世代正義」的管制方式下,被延誤、遮掩,而使利益與風險被不公平地分配。

舉例來說,今年甫通過的「勞保年金」政策,勞保局評估,勞保年金只能夠維持19年,在19年後將無以為繼。然而,眾所矚目的只是勞保年金能有多少,是否會提高多少比率的保費,但19年後怎麼辦?卻是一個全然不被認真考慮的問題。各種喊價式的補助、津貼、年金,在政治炒作下日益增高,看起來有著「福利國家」到來的趨勢、值得期待,事實的真相卻是,從來沒人關心下一代恐將承受的「破產國家」。更別提在未來少子化、老齡化趨勢中,每名青年工作者要扶養的老人比率將是節節升高,本來就將捉襟見肘。這裡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存在嗎?還是他們把我們的未來也出賣了?

面對青年貧窮化,找尋我們的出路
我們相信,上述的分析的確是當前的社會事實,經得起科學實證的考驗;我們每日生活的困頓與不安無時無刻都在告訴我們,這一切一定有出了問題!

如果用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分析,總結來說,我們發現當前台灣資本主義對人民產生的剝削,不但在「生產」領域越來越嚴重,使我們更加超時工作產生「絕對剩餘價值」與奮力投入產生「相對剩餘價值」,維持了資本的積累;更進一步地,剝削也延伸到了「再生產」領域!一方面是作為「培訓勞動力」的再生產領域── 學校教育──為了提高人力資本、卻又不願投入公共資源,日益發生了「教育費用攀高導致貧窮化」與「未來收入不足償還教育費用」的危機;另一方面是「恢復勞動力」的再生產領域──消費生活──為了滿足資本擴張,而被過度刺激消費需求,加上公共服務、基本需求的商品化,結果反而導致「債務貧窮、消費能力下降」與「勞動力繁衍困難」的危機。除此之外,稅制不公所造成的財政危機與世代不正義,則是短視的資本需求能透過國家調控實現,而不顧新世代未來貧窮處境的另一明證。

資本主義為了恢復利潤可能,在生產、再生產、調控等各個領域榨乾了勞動者,特別是青年勞動者與其他邊緣的勞動者,甚至不顧其可能發生的極端貧窮化危機,仍然加劇青年的貧窮化,青年的超時工作剝削,以及青年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債務。而實際上,這種為了維繫資本主義所造成剝削的擴大,不只發生在台灣,它是全球性的!全球「青年」作為這樣社會的受害者代表,與其他老人、弱勢勞動者、失業者面臨著共同的處境,而承擔了推動激進變革的義務。

我們認為,「貧窮化」並不是我們必然的結局。儘管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在短期間,不會被我們完全改變。但這其中仍然有相當的空間,能透過我們的集體行動做出相當的改善。不論是透過集體團結與施壓,更加促進「生產領域」中的勞動保障(包括基本工資、勞動法的改善)和工作民主化(工會的普及、日常工作的人性化),以及推動「再生產領域」的改革,透過縮短教育時數與費用、增加公共服務、保障基本需求的滿足,讓「再生產的危機」不至於發生。而這一切當然也賴於國家職能的民主化與社會化,以及透過具有實質重分配效果的稅制改革,讓國家仍有能力為人民服務,而不投機選擇寅吃卯糧、債留子孫。

而我們知道當這樣的改革準備到了極致,可能根本牴觸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使得資本積累發生了無法恢復的困難時,徹底變革──更激進地挑戰資本主義──的契機也將展露出來。

所有的這一切「可能性」,都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有可能抵擋這青年貧窮化的趨勢嗎?

我們有可能採取行動,主動打造符合我們生存需求的社會嗎?

我們能否捲動更多人,來投入這樣極富戰鬥性的公共生活,對抗資本積累需求下的政經規律?

我們期許更多有志青年的來到,讓我們一起以行動證明這一切的可能!

註:本宣言內容經九五聯盟執委會自2008年8月起討論,草稿曾在「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社團法人成立大會」上宣讀,並經該年12月之「九五聯盟志工培訓」參與者討論補充,於2009年2月修訂而成。

(原載:台灣立報,http://www.lihpao.com/news/in_p1.php?art_id=28476。)

2009年2月24日 星期二

金融動盪:中國左派的政治機會?

--- 採訪韓德強
BBC中文網
2009年2月24日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主張計劃經濟、反對自由貿易的左派與主張市場經濟、強調資本運作的右派之間的論戰一直沒有停止過。

今天,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加劇,不少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提出質疑,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開始關注中國的左派思潮。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近期發表文章,報道了北京一家專門出售左派思潮作品的書店"烏有之鄉"。

文章認為,金融危機成為"中國左派抓住的一個政治機會"。

"烏有之鄉"網站創辦人、中國左派經濟學者韓德強接受了本台記者高毅的採訪。


記者:目前的金融危機是不是給中國左翼思潮提供了一個機會。

韓德強: 中國關於改革開放一直有爭議,現在這場金融危機顯然使"市場萬能"的論調受到了打擊。這個時候左派的思潮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這是毫無疑問的。

記者:更廣泛的傳播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韓德強: 就我個人觀察,各個層面都在反思,包括主流的也在左轉。證監會前主席周正慶就在反思美國模式是不是一定就是我們要效仿的,還是需要自己有自己的路子。中左的和左派的各個思潮在這個時候都會比較活躍。

記者:除了反思美國模式對中國是不是行之有效之外,還有什麼新的內容的反思呢?

韓德強: 崔之元就有一些反思。他認為部分工業、部分行業要國有化,主張國有企業要進入這些行業,賺得的利潤全民分紅。他主張的這種模式,屬於中左。還有更左的,對社會主義的呼聲又重新能夠聽得到。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有一些文章,直接說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要重新認識計劃經濟的作用,等等。再往左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左派。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紀念活動比以往規模更大,分佈更廣,層次也更高。這也是一個很引人注目的現象。

記者:中共上層有沒有這樣的反思呢,還是說目前這種反思僅僅局限在學術圈子裡?

韓德強: 應該說上層也有反思。在去年四月份的時候,總書記就有一個講話。大概的意思就是說,要更加側重產業結構調整,要注意產業升級。這就隱含著對出口導向和加工模式的一種反思。最近溫家寶總理到倫敦訪問的時候也提到道德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這都是高層有所反思的表現。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一個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面得到了好處,另一方面又在反思,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在這個關口,您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不是陷入了一個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走的很無助的狀態呢?

韓德強: 應該說,是有這種現象。其實,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都是難度很大的事情。已經轉到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當中,已經融入了國際經濟大循環,這個循環突然中斷了,這對領導人的打擊是比較大的,沒想到這樣一個順利的國際經濟循環會因為一場經濟大蕭條而中斷。

記者:也就是說,目前是一個比較迷茫的狀況,是嗎?

韓德強: 目前,全國上下都有一個比較迷茫的狀態。救市的政策也在一個個地出台,但是大家還在觀望當中。畢竟是看著世界範圍內的危機還在加深,而且還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可能性,所以對救市的效果很多人都在觀望。

記者: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雖然全球都在經濟蕭條,但很多人覺得中國還是蕭條中的一個亮點,這更加深了中國民眾繼續改革推進市場經濟的信念,您覺得是這樣嗎?

韓德強: 中國民眾已經分化成不同的層次,或者是不同的階級。改革開放的受益者顯然是有這樣的信念,說中國一枝獨秀。但是,改革畢竟有大批的受害者。隨著現在民工返鄉潮出現,有兩千多萬民工失業,有將近一千萬大學畢業生需要找工作,民眾對改革的反思力度也比以前要更大。

記者:目前中國提出振興鋼鐵、汽車、船舶製造業,進行工業的重組,刺激內需,您認為中共中央推出的這些救市方針,是更多地傾向於你們這些左派呢,還是更多的傾向於右派?

韓德強: 我當然也樂於看到這些,但是我認為這個思路還是在原有路子上繼續想維護原有路線的合理性,而不是進行更大層面的結構層面的調整。

記者:如果要進行更大層面的調整,那是什麼樣的調整呢?

韓德強: 我認為在多個層面都要反思。對改革開放這條總路線就要反思,開放的程度一定要檢討。現在開放程度實在太大了,改革也是把國有企業都改到私人手裡去。權錢勾結這些問題需要反思。

記者:以前我們也討論過擔心國有資產的流失和變賣這些問題。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的鋁業公司花195億買了世界上第二大礦業集團力拓集團的股份和資產,這是不是顯示中國開放的手段是可以買國外的資產,注入國外的大公司,讓自己有更多的發言權。這難道不是另外一條出路嗎?

韓德強: 要害是,開放是有不同涵義的。我們的開放有兩個方向。一個就是向跨國公司開放國內市場,我認為這個開放程度一定要縮小。第二個就是我們到國外採購礦產原材料,這個開放程度可以進一步加大。

記者:如果按照這樣的模式走下去,這似乎和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經濟會議有些矛盾。溫家寶最近來英國訪問也一再強調,要反對這種保護主義。

韓德強: 政治家的這種表態實際上是繼續向市場迷信市場神話表示臣服。但是他們不知道,任何時候只要經濟陷入蕭條,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是不可阻擋的。

2009年2月22日 星期日

社保改革十字路口:農民工能否享受同等國民待遇

陳善哲
北京報道
2009年2月21日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擬定的《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和《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於2月20日結束了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一位接近人保部的人士透露,兩個文件的草案向全社會公開後,得到了異乎尋常的熱烈反饋。「很多人主張的觀點是,應該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確保農民工享受一視同仁的國民待遇。」

這兩份文件的出爐,被視作向建立覆蓋全國的社保制度邁出了堅實一步。

然而,就在制度變革的前夜,有關「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爭議更為激烈。浙江大學社會保障專家何文炯教授認為,兩個《辦法》是現行制度框架內解決當前突出問題的一種積極措施,但不能徹底解決困擾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問題,「只能起到修修補補的作用」。

他主張,更徹底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對現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及其籌資模式作重大調整,建立起一個能夠覆蓋全民並適應於人口老齡化、城市化、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和就業形式多樣化的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麼走向統一的社保制度,要麼,就走向碎片化的社保制度。」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長鄭秉文表示。

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不再「碎片化」
在專家看來,《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草案稿體現出國家決策層在短短兩年之內,調整了社保制度的改革思路。

「很顯然,決策層已經放棄了為農民工單獨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思路。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意味著我們建設邁向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的思路逐漸清晰。」何文炯認為。

根據《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在城鎮就業並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的農民工,應當參加基本養老保險。

人保部養老保險司負責人解釋說,這是在統一的基本制度框架內制定的適應農民工特點的政策,目標是使廣大農民工都能實際進入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範圍,使履行了同等義務的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在養老保險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還要使跨地區就業以及返鄉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能夠通過接續和累計得到切實保障。

何文炯認為,根據《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草案稿的表述,農民工的社會養老保險仍然是在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框架之下,主要是在繳費標準、享受待遇等方面進行了相應修改,以符合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特徵。

僅僅是在兩年之前,國家決策層還持有完全不同的思路。為農民工建立單獨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成為主導著當時有關部門的政策選擇。

之前,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制度,各地紛紛探索不同的針對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在長三角一些地區,一些工廠內部員工分別加入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兩種不同的體系,在一些地方,甚至進一步將外來務工人員劃分為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這就意味著同樣一家工廠的工人,可能屬於三個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鄭秉文介紹說。

據本報記者瞭解,近年來,各地摸索出了不同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大致可分四種,一是「城保模式」,即將農民工直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保障模式、繳費標準以及待遇計發等方面執行統一標準;二是「雙低模式」,即通過同時降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與待遇水平,降低農民工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的門檻;三是「綜合保險模式」,即建立有別於城鎮職工的、單獨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四是「農保模式」,即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最終採取的方法是,將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但是降低農民工及其所在企業的繳費標準,即單位繳納比率為12%,個人繳費比率可在4%-8%之間自主選擇。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通常的繳費標準是單位繳納20%,個人繳納8%。

是否徹底改造社保體制
何文炯坦承,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之下,《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和《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有利於農民工參保,有利於擴大覆蓋面和社會保險關係異地轉移。「但是,由於現行制度本身存在很大缺陷,這兩個文件只能起到修修補補的作用,不能徹底解決社會養老保險的根本問題。」

何擔心的一個問題是,由於在同一個制度框架下,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的繳費比率不同,一來會導致實踐操作的複雜化,二來會影響城鎮就業,因為城鎮職工的僱傭成本較高。「一些企業顯然更傾向於僱傭農民工,而不是城鎮工。」

目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和個人共計28%的費率廣受批評。何文炯建議降低費率,通過多渠道籌資,改善籌資結構。同時,他認為,農民工的繳費標準可以自己選擇,但單位繳費部分,不應該區分農民工和城鎮職工,應該按照同樣標準徵收。

《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儘管建立了基本養老保險關係異地轉移的基本制度,但是在實踐中能否發揮作用仍舊受到質疑。

過去,養老保險關係之所以不能異地轉移,關鍵在於缺乏地區間的利益協調機制,各地區設置藩籬,阻礙關係轉移。長期從事精算分析的何文炯認為,《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雖比過去制度有進步,但仍不能徹底解決地區間的利益平衡問題。

「由於制度設計的缺陷,根據這個辦法所轉移的資金難以完全滿足未來基金支付的需要,這就意味著退休地政府將承擔無限責任。這將導致未來施行過程中,轉入地政府仍然會採取各種辦法阻撓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入。」何文炯斷言。

而要徹底解決中國社保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鄭秉文認為,出路在於徹底改造現行制度,重新建立覆蓋所有人群的統一的社保體制。

事實上,目前國內各界對於中國最終應該走向統一的社保體制已經逐漸達成共識。人保部社會保險研究所所長何平勾勒出的中國社保制度遠期圖景是,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其中,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應覆蓋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和無僱主的靈活就業人員。而農村基本養老保險應覆蓋全體農村居民。

但是,分歧在於實現這一遠期圖景的實施路徑。與一次性建立覆蓋所有群體的統一制度的顛覆性思路相對應,一些人的主張是現階段先逐步建立針對農民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城鎮職工、農村居民的各自的養老保險體系,實現社保全覆蓋,然後再進行逐步的融合。

「中國的社保制度並非憑空建立,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現有的制度的基礎上逐步改造。」人保部一位官員表示。

2009年2月20日 星期五

經濟企穩了嗎?

霍侃
《財經》雜誌 總第230期
2009年02月02日

1月22日,新年第一股強冷空氣席捲全國。國家統計局當天發佈的2008年四季度和全年主要經濟數據備受關注,這些數據的表現,關係著中國經濟2009年將繼續經受「寒冬」,還是會逐漸「回暖」?

1月中旬發佈的部分2008年12月數據,似乎透露出絲絲暖意:進出口下滑並沒有人們預期的那麼糟糕,貨幣和信貸增速還出現了超乎預期的大幅增長。對於下一步中國的宏觀經濟走向,「牛」年的良好預期開始蔓延,樂觀者認為,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中國將率先復甦。

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月19日在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作出的判斷是,「今年是我國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發展最困難的一年」,要做好一季度經濟工作,盡快扭轉經濟增速下滑趨勢。

最強力的政策將有助於度過最困難的一年,中國經濟在政策的刺激下或將出現反彈或回暖。但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何時見底和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效果如何依然存在不確定性,中國本輪GDP增長走勢圖將呈「V」形、「U」形還是「W」形,尚存變數。

數據回暖
數據層面回暖的跡象,最早出現在1月13日。

當天上午,中國海關發佈的數據顯示,2008年12月出口較上年同期下降2.8%,下降幅度比上月的2.2%增加了0.6個百分點,進口較上年同期下降21.3%,在上月下滑17.9%的基礎上繼續收縮;12月實現貿易順差389.8億美元,略低於11月的400.9億美元。

雖然2008年12月進出口連續第二個月出現「雙降」,但其下滑幅度沒有之前預測的那麼大。2008年8月以來連續四次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政策效應初顯。

1月13日傍晚,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貨幣供應和信貸增長數據,讓很多研究機構驚呼「猛增」:2008年12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 17.82%,比上月末提高3.02個百分點,在連續六個月下行之後止跌反彈;12月人民幣貸款增加7718億元,同比多增7233億元,為2005年4 月以來第二高點,僅低於2008年1月的8036億元。

1月22日,2008年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悉數公佈,固定資產投資全年保持了較快增長。2008年12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1.9%,雖較11月回落1.8個百分點,但仍高於多家機構低於20%的預測。固定資產投資略超預期的增長,應該主要來自去年四季度中央1000億元財政投資項目的推動。

這些數據或許表明,在經濟增長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下滑之後,12月增長放緩的勢頭可能有所緩解。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1月22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這些積極的變化,「很有可能就是寒冬中的絲絲暖意」。

此外,一些具有先行意義的行業數據和指標,也傳達出積極的信號。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發電量同比下降7.9%,較11月的下降9.6%略有收窄,發電量停止加速下滑趨勢。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1月5日發佈的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顯示,2008年12月PMI為41.2%,雖然連續三個月低於50%,但略顯回升,較上月上升了2.4個百分點。12個指數中,積壓訂單指數、產成品庫存指數、從業人員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下降,其餘八個指數均有所回升,其中,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和購進價格指數升勢較為明顯,升幅分別為3.9個、5.0個和6.1個百分點。

PMI的小幅回升,意味著對生產和市場判斷好轉的採購經理增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特約經濟師張立群認為,12月的PMI指數表明,中國經濟繼續處於回落狀態,但出現底部徘徊跡象,預計未來經濟增長回落態勢將趨穩。

尚待觀察
去年12月部分數據的回暖,是否意味著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呢?《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認為,2008年各季GDP增長呈逐季加速放慢的趨勢,12月經濟企穩跡象不明顯。

2008年四個季度GDP增速依次為10.6%、10.1%、9.0%和6.8%;四季度與一季度相比,增長放慢幅度接近4個百分點,創2001年以來季度增幅新低。

很明確的是,2009年對於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難以期待。沈明高認為,中國進一步鼓勵出口的政策空間已經非常有限,除非允許人民幣出現大幅度貶值,否則,2009年出口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可能性很大。

除了前幾個月已經跌得很慘的出口指標,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更應該關注的是之前保持高位的投資和消費兩項指標,「2009年可能有非常明顯的收縮」。

2008年10月以來,在多項經濟指標下滑的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保持穩中有升的勢頭。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將主要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所推動。

但馬駿認為,政府主導的投資遠遠不能抵消民間和企業部門投資的下行風險——據估算,政府主導投資的所有行業,包括保障性住房、農業、基礎設施、鐵路、道路、電網等加起來,占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重為15%;還有85%的投資不在財政刺激的範圍內,尤其是占比超過60%的製造業、房地產業和礦業投資減速非常快。

即使充分考慮中央財政投資的拉動作用,其對經濟復甦的支持也難以持續。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分析,2009年的中央財政投資為2萬億元,比2008年的1.5萬億元增加5000億元,預計增量投資能拉動GDP增長 1.6%。但2010年中央財政投資與2009年相比並沒有增量,那麼,除非私人部門的投資增長足以拉動GDP增長1.6個百分點,否則2010年GDP 增長會再次下降,低於2009年。

「所以,2009年下半年經濟增長的回升是政策作用下的反彈,而非趨勢性的復甦。」哈繼銘說。

消費能否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亦尚存疑慮。2008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為19%,較上月回落1.8個百分點,這固然有物價水平下行的原因。但巴克萊資本中國研究主管彭文生認為,未來失業率提高和收入增長放緩預期,會抑制消費的進一步增長。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1月2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高於2007年底的4.0%。

2009年政府預期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目標是4.6%,但由於這一數據不能準確反映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預計實際失業率將高於此。

在企業利潤面臨較大下滑壓力的情況下,政府「減薪不裁員」的導向,料將導致居民收入增速乃至收入絕對額的下降。

銀行信貸增速能否對經濟增長提供持續支持,也值得關注。2008年12月,新增貸款數為7718億元。從銀行的動機看,一方面,可能是為了響應中央「保增長」的號召;另一方面,去年四季度中央財政的1000億元投資基本在12月啟動,銀行配套貸款也基本在12月發放。

瑞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一季度信貸增速仍可能保持強勁,因為隨著政府開足馬力下發落實積極財政刺激方案的有關資金,銀行可能會增加對擁有政府擔保(隱含的或公開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配套貸款,但在今年稍後的時間裡,能否繼續找到有價值的項目來保持貸款增速,尚需觀察。

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歷史數據看,貨幣供應和信貸增長的反彈並不必然帶來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反彈,M1(狹義貨幣)和M2在1998年6月觸底反彈後,11月再次下滑,信貸增長也是先反彈後回落。




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月12日發佈的旨在提前六個月預測經濟走勢綜合領先指標顯示,2009年上半年中國的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中國2008年11月的OECD綜合領先指標為88.5點,較10月下降3.1點,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12.9點,指標低於100點,意味著面臨「深度衰退」。

趨穩動力何在?
在多年倚重的出口仍將加速下滑、財政投資不足以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真正應該啟動的是私營部門的投資和居民消費,讓企業願意投資、個人願意花錢。

沈明高認為,2009年中國經濟會不會走出前低後高的行情,甚至2009年以後能否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決策者的新思維和新政。

對於如何刺激私營部門的投資,正在制定中的十大行業振興計劃或許值得期待。1月14日,鋼鐵、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已經獲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另外八大行業振興計劃有望在全國「兩會」前陸續出台。

居民消費理論上有很大拓展空間。中國目前的消費率為50%,低於其他國家目前水平和中國的歷史平均水平。

哈繼銘認為,為推動私營部門投資和居民消費,還應該出台配套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稅和營業稅率,中國的實際稅率(稅收/GDP)和周邊國家比是最高的,增值稅轉型為消費型後,是抑制消費的,17%的稅率偏高;還可以考慮按揭貸款的利息抵扣個人所得稅,實現與國際接軌。當然,這需要修改稅法,短期內較難實現。

哈繼銘說,長遠來看,政府還應當著眼於解決中國居民高儲蓄率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中國的社會保障問題、醫療保障稀缺問題等,這才是拉動消費的長遠之計。■

(本刊記者王晶對此文亦有貢獻)

2009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民與農村

蕭三郎
《鳳凰博報》 :- 《蕭三郎的部落格》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blog.ifeng.com/1321228.html)
2009年2月11日

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十餘年,無論是學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做出怎樣的學術分析(關於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從社會學到傳播學,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驚人高論(如農村土地私有化等),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但似乎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諾大的榮國府也有幾個破落的遠房,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

盛世之奧運會與農民何干?金融危機、股市樓市低迷貌似鬧得城市裏是人心惶惶,而在農村,一切似乎並沒發生過。該賭博的還賭博,該打女人的還繼續打女人……

前些年,《中國農村調查報告》一紙風行的時候,我也看了,並且是在其還沒有出單行本,還沒有紅火的時候,在《當代》雜誌上看的。看完之後,也並不為然,因為,作為一個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的人,我認為這本書,距離真實的農村仍然很遠。當然,若說兩位作者是用農村這個題材而行沽名釣譽之事,有亂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說,這本書中的諸多內容,只是一種常識。在農村,大家都知道,只不過,這種常識,許多人不知道罷了,於是也就成為了一種「有力量、有勇氣的文字」。

當然,在這裡,我要聲明的是,我說的農村,是我的家鄉,安徽東北部的一個地方。至於你若拿華西村來作為中國農村的證明,我也不與你爭辯。

好吧,接下來,就將陸續寫上這次過年回家的一些見聞,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個真實的農村。對於一個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學習並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場尋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壯的返鄉,更是從後現代進入了前現代,從21世紀進入了中世紀,箇中滋味,有憤慨,有悲涼,有心酸,有無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從早婚這個事情說起,這也是最讓我震驚又感到悲哀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農民的愚昧,是農村的落後。但無論用怎樣的字眼,這些事情的確是在農村發生了。

根據我國的婚姻法規定,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週歲,女20週歲。

可是在我們村,1991年出生的一個男孩,準備在正月裏結婚了(這個男孩,是在網上認識的我們縣另一個女孩,女孩的年齡我不知道,回家後過一次,那天很冷,其圍著圍巾包裹著臉,沒看出具體年齡,但我想,應該不大,因為在我們那,結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相當地震驚,當然更震驚的還有,這個女的,還在冬天裏打過一次胎(由此也反映,農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識的匱乏)

回去之後,打聽了一下,在我們村以及周邊的幾個村,結婚的一般都在20歲之下。很少有超過20歲還沒有結婚的,除了在外讀書的之外。不然,過了這個年齡若不結婚,也就意味著可選擇性很小,或很難找對象了。

有一天,我遇見了前面所說的那個男孩(在我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小P孩,並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問其,結婚領證了沒?他說沒有,我說,沒領證你就結婚啊。他說:不礙事。我問:那以後生孩子怎麼辦?他說:到時候再說唄。

所謂的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請客送禮花錢修改年齡,補辦結婚證,不然怎麼給孩子辦準生證和戶口?

又有一天,和我們村的大隊書記一個桌子喝酒,我問他農村的早婚事情,他說很普遍,不僅我們村,在我們縣,甚至隔壁的幾個縣都是這樣。對於這種事情,他也沒辦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這些孩子結婚之後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這個書記如是說。

早婚,在我們那裏,現在可謂是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或曰是產生了群體仿傚反應,一個看一個。你20結婚,我就19結婚,你19結婚,我就18結婚。基本上是沒有領結婚證的,在父母看來,早點給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點完成了任務,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學壞了。

我們村的一個女孩,年齡就在19歲的樣子,年底的時候,回家辦了婚事。而孩子已經幾個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認識的。

結婚證無法證明婚姻,只有在村裏辦了酒席之後,才是結婚。

因為早婚的現象,回去之後,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結婚。按照他們的話說,因為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在村子上,他們就被別人瞧不起,抬不起頭來,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早婚的現象了。

至於上面有人說要交代背景,我們村,安徽東北部的一個縣的一個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許多村莊一樣。千餘人左右,全是一個姓氏,有四個房係,有點像宗法制的鄉村,人均4畝地左右,除了田裏的收入之外,村裏的青壯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說,村民的生活並不是很窮,在我們村,這幾年就豎起了幾座兩層小樓(造價一般在15萬左右),有人還買了一部夏利車(6萬左右),當然,村子裏窮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現象。在農村,一般結婚後一年內就會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內沒生孩子的,就會被嘲笑,被歧視。(我們村的一對夫妻,結婚四年多了,沒有孩子,男的就經常毆打女的,不過,據說,女的已經去醫院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而男的死活不願意去檢查)

農村的這些女人,可以說是沒有青春的,在結婚、生育之後,很快就變得蒼老。剛20歲出頭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歲一樣。

聽說,村上一個女子,年齡剛20,08年春天結的婚,冬天裏,小產了一次。

在農村,一向都是結婚之後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貌似頭胎是男孩的,不允許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幾年,這些頭胎是男孩的,並且已經結紮過的婦女,紛紛去重新做手術,然後再生一個。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經40,兒子94年生的,今年已經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個男孩,這次回家看見了,才1歲大。

90年代計劃生育抓緊的時候,農村的婦女都要強迫去結紮,我一直認為,結紮是一種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其他辦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沒法指望農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藥。

可現在呢,這些結紮過的婦女,而且都接近40歲的年齡,又紛紛去再做手術,再生孩子。

父親說「這幾年,一個看一個,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邊的路上走來一個步履蹣跚,挺著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認識,問母親是誰,母親對我說是某某。本來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兒,三年前因病死掉了,(當時回家的時候,我曾經路過她的墳,死的時候才十五六歲的樣子),家裏只剩下一個男孩了,於是又去做手術,現在又懷上了。

可她的年齡呢?我沒問,不過根據我的推測,應該在45歲之上了。

這就是農村,真實的農村,45歲的女人和18歲的女人,共同懷孕待產。這也就是新農村,有了網戀,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齡產婦,可以說是與城市接軌了。

在村口的那個房子的一面牆上,赫然粉刷著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體的標語內容忘記了)。

三、死亡

每次過年回去,我都會問父親,這一年,村裏死了誰。整個村莊都在老去,村子裏的那些我熟識的人,長久地停留在我記憶深處的人,都會在某個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當然,我也會和他們一樣死去。墓地,我都選擇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將會埋葬在那塊如今滿是青綠麥子的田裏。

而我從來不關心,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裏降臨,因為他們都與我無關。起碼與我的記憶無關,

08年,我們村子裏死去了三個人,一個女人,兩個男人。除了那個女人,是因為偶然事故,從我們村一戶人家新蓋的兩層小樓上掉下來,摔死的之外(摔傷了頭部,不治身死),我想說得是那兩個死去的男人。

兩個男人,死去的時候都才60左右,一個59,一個60齣頭。都是因為突然被檢查出來得了癌症晚期。然後,在熬了不到半年後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們都是村子裏做農活的很厲害的人,當然,沒有醫保的他們,不會去想著檢查身體,就像是自然界的動物,安靜地存活,安靜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襲來。

在農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一種幸福定義「有吃有喝,沒病沒災」。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著死亡,因為,每每總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後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這兩個男人,那個60齣頭的,我不是很熟悉,暫且不提。而這個59歲的男人,則是需要說一下。按照輩份,是我爺爺的父親輩。

他有兄弟兩人,他是老大,家裏有個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遠近十幾裏都很聞名(手工製作的那種,炒了芝麻,用石磨磨製出來的、然後三斤芝麻換一斤麻油)。

年輕的時候因為窮沒娶上媳婦,後來在80年代,買了一個雲南的女子,後來,在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之後,跑了。之後,他就一直撫養著自己的女兒,單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婦,有兩個孩子,不過,在我讀初中時候的某一個夏天的午後,在自家的梁頭上吊自殺了,據說,死的時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親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後,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婦組成一個家庭,但因為年齡相差較大,弟媳婦沒同意,後來,弟媳婦又招了一個男人進門。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於胃癌。夏天被檢查出來,元旦的時候死的。

暫且不去敘述村上的這些往事,畢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輕浮的。(初二那年,我們村一年之內,有三個年輕女子,喝農藥自殺了。恰巧的是,她們的墳,分別在在村子的三個方向上,一時間人心惶惶,說剩下的那個方向上,還會再有一個)

年前的一個午後,我去田裏溜躂,遠遠地看見一座新墳,上面還有幾個花圈。回家之後,趕緊問父親,那是誰的墳。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間又會多出幾座墳來。

說到死亡問題,順便再提一下火葬問題。之前政府強制實行火化,這也使得,在我們縣的廠紛紛倒閉之後,火葬廠竟然存活了下來,據說效益還不錯。初三的暑假,曾經作為娘家人,去過一次。

但是由於農村的習俗,雖然火化了之後,仍然要用棺材,講骨灰盒放進裏面,然後辦喪事,下地。

後來呢,這裡面就產生了貓膩,只要出錢(據說是好幾千,當然數額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廠收了錢之後,也會出具證明。(查也查不到,除非開棺,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造成警民衝突)

當然,若是有權勢的,不交錢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屍體,直接下葬。

之前幾年,還鬧得要在村裏設置統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後來也不了了之。現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裏。成為鄉村田間的一種點綴。區別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墳頭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為了節省耕田,現在看來,起碼在我們縣,成為了一種形式,甚而成為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竟然連死人的錢都掙

四、教育

據官方消息說,目前大學生中,農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年前,參加一場婚禮,酒席上與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個鄉村小學的老師。年齡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認識,喝酒,開始聊天。

桌上一個人,掏出一款手機,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計價格也就幾百塊錢左右。另一個人問:劉主任,這又是從哪搞來得新手機?那個叫劉主任的說是某某送的,校長一個,他一個,後勤主任也有一個。

那個問話的人,笑著大聲說道:腐敗啊,黨都是讓你們給毀了的,看來我要退了。

然後眾人繼續喝酒,吹牛,我在旁邊安靜地聽著。

一個中年老師,剛做過手術(據推測,估計是痔瘡一類的),說自己前幾天喝酒,只能站著,說「我現在就像孔乙己一樣,站著喝酒」。眾人大笑。

孔乙己,這個詞讓我當時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農村也許常有,而魯迅卻沒有。

這些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老師,我有一些高中同學,後來去讀了師範專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師的,大多出去打工。當然,沒有關係農村的這些學校也很難進。

後來我放開了和他們喝酒,肆無忌憚地說著一些粗俗的話,最後我醉了。

雖然,農村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基本上,這些都是空談。大量的農村孩子輟學,或是熬到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個鄰居下的一個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春天的時候去採茶,後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的,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我問她,晚上什麼時候結束,她說不一定。有時候都到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麥子後她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5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並沒有一句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才15歲,頭髮也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的像個老人一樣。都是傷口和繭子。

15歲的年齡,所謂的花季雨季的歲月,所謂的青春,可是對於他們來說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機號碼給了她,讓她遇到什麼事情可以給我打電話。

在農村,經常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很汗顏和慚愧地說,我是我們村上這十年來,也可以說是自78年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取重點大學,第一個讀研的人。可就這樣的一個諾大的村莊,近十年內,算我在內,考上大學的(本科)也才三個人而已。(說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涼,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鐵屋子裏,沒有醒來的人一樣)

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於他們,成為了一種文化想像,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後,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沒有這麼多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麼用,XX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於這些,我能爭辯什麼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底,很難想像,估計是安徽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是80多萬,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還包括大量的復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餘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復讀生佔了大多數,(我是2000年高中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一直複習到2004年,才考取一個省內本科,)

小學教育差,導致初中教育差,然後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競爭中,完全沒有實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學的,也都基本上是縣城的孩子)

我一個高中同學,現在縣裏一個高中當老師,今年帶高三畢業班,年後,去和他喝酒,他說,班上70人(文科班),學校給他的基本指標是一個本科,三個本科是超額指標(只要分數夠三本就行),我問他估計能考上幾個,他說最多也就五六個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復讀,或是外出打工。然後回家結婚生子

因為是高三,初四就開學了,初四上午,我同學非得讓我去給他班上的學生們說上一些什麼。讓我給那些孩子勉勵一下。

站在講臺上,面對一群孩子,我無法給他們說啟蒙,說自我救贖,只能給他們描述大學的美好生活,勉勵他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說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學習。

目前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裏,鄉鎮了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後,就將他們輸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

當然,這裡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我對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說,我不期望你們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我也不希望你們淪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們能夠在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時候也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佈的觀點。

五 農村低保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就如低保來說,剛才百度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官方消息:

通過個人申請、評審評議、審核、報批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保證制度在實施中的公開、公平、公正。縣級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由鄉鎮、村委會具體受理。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瞭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準,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於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資訊,並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反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准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我的爺爺奶奶,今年都八十多歲了,卻沒有低保。(當然,以我們家的狀況,贍養爺爺奶奶不成問題,但這件事,讓人委實很生氣。)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所謂的申請、調查,公正都成為了紙面的笑談。

低保成為了權力這個大棒之後的那根胡蘿蔔,大隊書記想給誰就給誰,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為了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我家沒有,雖然,我爺爺今年85、奶奶80了。

我寫這些並非是品頭論足,而只是想寫一下我所見的農村情況。對於我本人而言,也沒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農村痕跡的意思。無論面對誰,我都坦言,我是農村出來的。

此外,我也並非說是要讓農民全湧入城市(某些學者所謂的在城市形成貧民窟的觀點,實在是笑談),但你也不可以坐視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然後被咀嚼一番、搾幹了青春之後,成為渣滓。

沒有人有權力,有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說,農民就應該為這場國家現代化運動做出犧牲。

他們生而為農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農村的政治問題

「我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留著保衛我自己,另一顆留著參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們村一個70歲的老人站在我們家門口,所說的話。

他什麼職務都沒有,連黨員都不是,經常熱衷於參與村上的事情,諸如核查村委會的帳,去縣裏上*訪等等。

我父親說這個人現在還經常在家裏寫東西,我問都寫的是寫什麼?

——還能是什麼,都是那些大道理唄。

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馬列的書,但他經常會把馬克思掛在嘴邊,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農村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問題,這個社會已經變了80%」,我拿出手機,將他的這些精闢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縣城裏坐車回家的時候,在路邊的一個村口,赫然掛著一個大紅條幅,在冬日的村口,顯得特別醒目。條幅上寫著:村民直選,是建設鄉村基層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這樣的條幅,我啞然而笑。民主,直選,多麼誘人的字眼。

回家之後,問父親,在選舉的時候,拉選票的現象特別嚴重。「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大隊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佔據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裏指使別人去做。

此外,還有農村的發展黨員問題,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大隊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於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了培養個人親信的渠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也就意味著其無法進入政權,再這麼折騰,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搗。而當權者隨便安排一個罪名,就可以將其搞定。

當年我們村有個光棍漢,特別地仗義執言,經常一個人去縣裏和市裏上* 訪,反映問題。他在路邊的溝渠裏挖了一個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時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裏取水打農藥。別人都給用,就是不給大隊的幾個幹部家人用,為此還打過一架。後來,他領養了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一個光棍漢領養一個女嬰這樣的事情,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村裏硬說其違背了計劃生育政策,還讓鎮子上的派出所將其帶走了。不知道其在裏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來後,變得老實多了。

「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這是父親經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說一些稍微憤慨的話時。

七、土地問題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每畝660個平方),95年的時候,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後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裏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95年動過土地的時候,說是30年內不再動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來,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劑良方,這次回家,和村裏的一些人談到此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土地兼併。(我和他們說,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他們說,那很快就有人賣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幹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實,農民對於土地的眷戀的熱情正在逐漸下降,村裏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裏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裏,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們家曾經就種過近10畝的棉花、也種過近十畝的薄荷,和三五畝的西瓜),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僱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後將秸稈在地裏燒掉,再種下一輪。

雖然沒有土地買賣,但在農村可以租土地來耕種(300元/畝/年),有的人家不願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

再說一下,去年的賣地問題。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貌似是從許昌到宿遷的),修路要佔用農田,這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佔地,另一種是取土佔地(要取土墊路基)。

前一種的價格是18000元/畝,後一種的價格是12500元/畝(價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後的水塘還可以用來養魚獲利等,但我懷疑這個差價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佔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我們家的土地被劃了4.5畝)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至於說土地拋荒的現象,我們那裏沒有,因為自己不種,可以承包給別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戲吧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關於這次修路賣地的問題。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

攤到的就很慶倖,沒攤到的就很沮喪。於是就有人提議說要把這些賣地的款拿出來村上平分,然後再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平均主義思想呢?還是集體主義時期思想的殘留呢?

這樣的提議當然不了了之,但的確很弔詭,值得反思。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了農民的束縛,成為了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後保障,是返鄉之後的最後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艾青說:「為什麼我眼中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而如今,這塊土地也許正在淪為雞肋。

八、文化問題

我一直認為在農村/農民那裏,不僅有政治、經濟問題,而且還有文化問題。暫且不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我認為,這個文化問題,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形式,影響著消費行為的選擇,也影響著他們的人生選擇。

我也一直很困惑,農村的文化是什麼?有沒有農村文化,是什麼樣的文化在農村發揮著作用?

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裏,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的頭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後,可以繞著村,罵一圈,想罵誰就罵誰,語詞低俗。誰家兄弟多,拳頭硬,誰就可以欺負鄉鄰。

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留著長髮,染了顏色,並且還帶了耳釘。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自己喜歡的人是李宇春,在課本前面寫上「非主流」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不知道WTO,但知道麥當勞,知道網戀,會用qq找女朋友。

農村沒有報紙,基本上每家一戶電視,最近兩年剛通了有線電視網路(許多人家因為收費,而不裝有線)。縣電視臺裏永遠都在播放著性*藥和豐胸廣告,用詞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幾年,我們那裏(基本上隔壁幾個縣都是)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吶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吶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吶班子吹的真正的嗩吶,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只有三兩個嗩吶,配之以電子琴。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些嗩吶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兩三分,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粧艷抹,登臺高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後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遊戲。(我都在台下看過脫胸罩,脫內褲的 ——非全裸,不是從裏面脫,就是從外面脫得剩下三點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吶班子不行,不過癮。我想,魯迅筆下的看殺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說到信仰問題,的確,基督教最近幾年在我們那裏(不僅是我們那裏)很興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禮拜的。

九、關於教育再補充幾句

以身作則的說吧,從小時候,父親就告誡我,農村人,要想跳出農村只有兩條路,一是當兵,二是考大學。那個時候,考上大學就意味著保障,意味著洗乾淨泥腿子,進城做個「體面人」。

可現在呢,很少有人再有這樣的想法了。

那個時候的農村,相比較現在,真的很苦,幾十畝的麥子,都是用鐮刀玩著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場是用牛拉著石滾碾的,十幾畝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鐵鍋熬上好幾天。

我讀初中時候,成績好的同學都去考中專了(97年左右),那個時候,農村人還滿足於中專,因為高中並不代表著大學,而且還要多浪費一些錢(那個時候,我們村有兩個高中生,一個復讀了好幾年也沒考上,回家後先是搞養雞,失敗後外出打工了,一時被村上傳為笑柄,另一個是學體育的,也是復讀了幾年,終於考上了省內的一個師範專科,畢業後,竟然去了中學做數學老師了,真是一件比較神奇的事情)。

由於我們縣的高考升學率較低,就有很多人去讀一些職業或民辦學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這兩個地方,那兩年,這些學校簡直是去高中門口搶人,招生了一個都有提成的),農村人不懂,反正以為都是大學。這些學校畢業之後,無疑還是打工,於是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謂的大學的神話了。與此同時,一個個外出打工的神話也在迅速地膨脹和傳說開來,「某某高中沒畢業,外出打工,一個月八千塊。」,我當然,相信,這其中有的是真實,但我更認為,虛假要大於真實。

說一個笑話,前幾年,後面村上有個男生考取了北華大學的國防生。他們家連放了兩個晚上的四場電影來慶賀,還製作了大紅條幅掛在門口。周邊幾個村的人都在議論紛紛。

「——北華大學是什麼大學?」

「——誰知道,估計是北京清華大學吧?厲害」

「——嘖、嘖、聽說人家這個大學不僅要錢,而且還給錢」

這些都是回家之後,我聽父親轉述的。

以前,我總是堅持啟蒙論調,認為改變農村的根本在於教育。要讓農村的每一個孩子都覺醒,都認識自己,認清這個世界。然後,一切就會好了。可現在呢?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

的確,現在很少的大學畢業生讀書後會願意回去建設家鄉。你可以指責是忘本,是沒有良心,當然也可以指責我。但誰又理解這其中的苦衷?(這次回家聽說,目前正在選派大學生到基層任村官了,我恐怕這政策雖好,但估計又是半途而廢,流於作秀,農村的工作,豈是一兩個書生可以勝任的,農村的水很深!)

我一個同學,大學本科畢業,最近很想回縣城做生意(我們縣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樣、一年開個批發部也有一二十萬的收入,而我們縣城的房價,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認為這丟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說,四年前,當我從家到上海讀研究生的時候,在我的身後,就像一顆騰空而起的蘑菇雲一樣,有一個正在膨脹升起的神話。常說,歷史的洪流在裹挾著個人前進,就是這種感覺。我無法回去,戳破那個神話,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樣的辛苦。我想,起碼給後來者,留一點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無疑問,我在眾人眼裏就是一場悲劇。將會不可避免地成為反面教材,讀書無用論的案例。

這是該叫做偶像的黃昏?還是悲劇者的誕生?《皇帝的新裝》裏的那個說真話的孩子,有的時候,也未必是值得讚揚的,姑且不論其下場如何。

當然,你也可以指責我的軟弱。這次回家,有時候半夜裏驀然醒來,總感覺自己一不小心就會淪為魏連殳、呂緯甫一樣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遠,沒有回去的路了。當我轉過身去,發現身後已經沒有一條可以回去的路——以這句話與大家共勉。

十、農村的生活

有許多人都說到農村的賭博問題,的確,我們那裏也很多,尤其是過年的時候。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的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炸金花。

說到賭博,就不得不提抓賭問題。我們鎮上的派出所,簡直就把抓賭當成了一種創收方式。無論是賭多大的(就連五角、一元、兩元金額的擲骰子也抓,我老媽有一年冬天就因為擲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賭的還是在旁邊圍觀的,統統抓進去,然後通知家裏拿錢贖人,這簡直就是違法,但這麼多年來一直是這樣。當然,若是有點關係的,打聲招呼,就沒事,也不敢抓。

農村的假貨問題。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買了一瓶可口可樂,竟然是假的。據我回去的同學說,村裏的店就連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親說年前我們村一戶人家辦喜事,用的煙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現在都懶了,連饅頭都懶的自己蒸(我們那裏是以麵食為主),村裏的小店裏,啥都有。從饅頭到日常用品,肉類瓜果蔬菜,桶裝的飲用水,還代衝煤氣,代繳電話費。這次回家,聽說隔壁有個村,還開了一個超市(對,自選超市,微型家樂福,現代化的在農村的在地化例證)

兩個人命不值錢的例子。其一,是我們後面村的一個老人,念過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會算命測字打卦,懂一點孔孟之書。經常在趕集的時候,去鎮子上給人算命,雖然八十多歲了,身體還算硬朗。幾年前的時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輛摩托車撞了,然後死了。最後,兩傢俬了,肇事者賠償了1萬塊錢。回家,我問父親,怎麼才這麼少的錢,我爸說「他都八十多歲了,還能活幾年?」——生命的價值,是用年齡來衡量的。

去年,在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村上,一個女的,年齡是60多歲,去村裏的醫務所打針。針頭還沒拔出來,人就死了。這明顯屬於醫療事故。最後,賠償了4萬5千元私了此事。

試想這兩件事,若放到城市,會怎樣處理?

農村的生活,似乎仍然處於一種自然的狀態。在後現代與中世紀之間夾雜,像一條沒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誰都不知道終究要流到哪,當然,作為農民的他們,也從來不會去關心這些。

十一

多謝各位耐心讀者,至於農村的其他諸多一些問題,諸如社會治安,留守兒童等等,我暫且沒有去談,但我想,我已經說的足夠多了。原以為,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是的,無可否認,無論在學界還是在政府那裏,農村問題目前正在得到重視。對此很是欣慰,但這種重視,也是恰恰反映了問題存在的客觀事實,以及緊迫性。

仔細看了諸位的回帖,有人認為這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陣痛」時期,但我想還需要先深思一下,這樣的「陣痛」是否就可以帶來一個大家所期望的未來?此外,為什麼要讓農民來承擔這種「陣痛」?難道就因為他們是農民嗎?因為生而為農民,就必須要到城市裏出賣勞動力?就必須從事卑微的工作,就應該是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嗎?就必須要為現代化作出犧牲?

一代人犧牲了,另一代人接著犧牲?前仆後繼地成為路基,成為金字塔的底層?以承托起所有的偉大藍圖和遠大理想?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經通過各種渠道被確立下來,的確,我也承認,改革開放決策的正確性和歷史必要性,但是否就應該一味地高唱讚歌,而不去反思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農村,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言論,尤其是那些經歷過前三十年時期的人在感慨「這個時代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人心也變了,要是在毛主席時代,都要拉出去槍斃。」

我也一直認為,人不是動物,物質上的富裕不可以成為精神上貧瘠的理由。二者之間沒有直接可換算性。不要以為讓農民吃飽肚子,住上房子,就解決了一切問題了。

有人反駁說,相比較之前吃不上飯的時期,農村現在是很好的了。是的,這無可否認,但我們難道僅從時間層面看問題嗎?若是相比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農村,豈不是更應該載歌載舞地歡慶呢?

所有的解決方案,都說將來會好的,等待產業升級,等待國富民強。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論這是否是一個空頭承許諾。起碼,我爺爺是等不到了,我父親不知道是否能夠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們看不到希望,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希望。

我是農村走出來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會很悲涼,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鄉是不是就是我兒時的家鄉,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掛念著的並有時候魂牽夢繞的家鄉。

我承認,寫出這些文字,是需要勇氣的。因為是在「揭醜」,當然,我也可以用另一個筆法,將我的家鄉描繪的溫柔而甜美,勾勒的詩意而夢幻,有藍天白雲,有原野蒼穹。但這無疑於阿Q不敢正視自己頭上的癩瘡疤一樣。

魯迅先生說,掘心自食,乃知本味,這就是我所見的農村。誠如諸位所言:一聲嘆息。

2009年2月10日 星期二

中國應當廢除農民工制度

鄭永年
草根網
2009年2月11日
鄭永年,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季刊主編,香港《信報》專欄作家。專業領域是中國政治經濟研究及其對外關係。曾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中國農村發展和民主項目的咨詢專家。著有《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政府轉型》。
今年老天大旱,據說是1972年以來最.. 變革總是循序漸進的,不能脫離社會.. 樓主果然是專家。 不要生氣. 從上山下鄉的角度來... 農民工是自發產生而又被官方默認的.. 老哈的制度說更是不靠譜,這種制度.. 博主似乎是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對.. 農民工是制度下的產物, 怎麼成了... 我是下崗職工,(以前公司倒閉)。.. 宏微觀察 您好! 斧正不敢當。 ...

中國應當廢除農民工制度 中國在危機中重新尋找發展模式 奧巴馬與中國變革意識的再現 中國教育部門的GDP主義及其後果 中共要鞏固其改革主體地位 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社會改革的攻堅戰 改革開放:中共應向社會吸引官員 人本主義當成為中國政改的核心概念 中國經濟結構重組和國際戰略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普世價值觀

金融危機馬上顯示農民工的影響力。大量的農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鄉,但發現在家鄉已經無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農民工並非單個的個人,而是家庭。

他們離開家已經多年,小孩在打工當地上學。回家鄉後,不僅他們本身的工作成問題,同時面臨小孩上學等一系列問題。

有人說,農民工失業了,就可以叫他們回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問題實在並非那麼簡單。農民工已經不再是農民,他們很難再回到過去成為從前的農民。

他們離開農村多年,瞭解了外在世界,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外在世界已經具備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認同。

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即社會穩定不確定性的遽然提高。

這裡,一是指農村的穩定。這些人回去以後幹什麼?他們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經流轉出去,沒有了他們可以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要在農村開始新的生活,談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穩定。很多農民工失業以後,並不想再回到農村,年輕人尤其如此。較之農村,他們發現城市生活的引人之處。一旦沒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幹什麼?其中的一些人開始犯罪,從而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

極其廉價的勞動力
實際上,很多年來,如何應付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一直是各級政府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每當春運,每當遇到類似「非典」(沙斯)的疫情,每當遇到經濟不景氣,農民工似乎成為各級政府的包袱。這年來,各級政府疲於應付,從來沒有真正思想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在農民工問題上,除了廢除農民工制度,中國別無他途。在中國,農民工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會制度進步的表現。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農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分割造就了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波工業化,國家以犧牲農民利益的方法為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有效的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後,因為農村改革的成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同時,工業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勞動力。這樣,戶口制度開始鬆動,農民開始進城工作。

這些人一方面脫離了農民的身份,但同時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被稱為農民工。

儘管中國官方對農民工的數量沒有正式估計,但各種研究表明這個群體的數量極其龐大。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度。可以說,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他們為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極其廉價的的勞動力。

正是在這個角度上,一些經濟學家承認農民工是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力優勢的最主要因素。

農民工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也開始在政治方面體現出來。農民工在資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軟弱無力,他們的權利經常受到侵犯,於是國家通過了新的勞動法來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同時,政府也開始提供製度性的管道讓農民工表達他們的聲音和利益。

制度違反人本原則
例如在黨代會和人大代表中開始出現農民工的代表,儘管人數極少,比例極小。農民工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政治「界別」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說,大趨勢是農民工這個社會群體的制度化。

農民工制度化對中國來說絕非好消息,而是長期之痛,甚至是隱患無窮。如果農民工制度化,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在傳統二元的基礎上成為三元社會,即城市與農村,和流於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非工非農的農民工。

這樣的三元社會首先不符合一個政權的道德基礎。政權要以人為本。但農民工制度是違反人本原則的,因為這個制度帶有很強烈的非人道因素。

如上所說,農民工對中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農民工的出現也具有歷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而意圖把農民工制度化,那麼就會違背人本主義精神。

所謂的農民工就是說他們既非農民,但也沒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權。要知道,農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經離開家鄉多年,在一個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長。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組織家庭。

可是,除了承受惡劣的工作場所之外,他們也享受不了當地居民的公民權。就是說,他們要受工廠主、當地政府和當地居民的三重歧視。換句話說,他們連國際移民勞工的權利都不如。

一個外國人如果在另外一個國家合法工作到一定的時間,就會有權利申請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權身份。即使是非法勞工,一些國家也會對他們進行大赦,給與公民權身份。但是,在自己國家流動的中國農民工則永遠轉變不了身份,享受不了公民權。

從農民工不能享受公民權的角度來說,中國遠非一個現代國家。在現代國家內,所有公民有權利享受最為基本的和別人一樣的公民權。

並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農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從歷史上看,人道原則和生產力發展原則是一致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的被廢除就是因為他們不符合人道原則。當奴隸和農奴成為公民的時候,生產力就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在現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在從傳統二元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農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都要求農民轉變為現代公民。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舉世無雙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農民的速度則極慢。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能力這樣做,而僅僅是因為人為的農民工制度之所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沒有考量到農民工,結果就導致了制度上的歧視。可以說,農民工制度不廢除,這個龐大社會群體的生產力就得不到解放。

生產力的提高不能依賴於廉價的勞動力,更不能依賴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被剝奪。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奴隸制和封建制在歷史上消失了。

近年來,政府推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這表明了政府要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但建設新農村絕對不是意味著要把農民工趕回去或者誘導他們回去。

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於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減少農民。把已經從農業和農村中流利出來的農民工送返農村、歸依農業,是和發展生產力相對的。

有規劃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農民工制度的存在對社會政治穩定更構成了嚴峻的制度性的威脅。這一點是很顯然的。上面提到的農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產力發展原則就已經對社會政治穩定構成了威脅。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更會惡化這種威脅。一是農民工的自我意識。因為長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農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權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剝奪權利的,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是往日不關心自己權利的農民。對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們經常會有巨大的動力想改變這種制度。

二是農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動性。中國有「無產者無恆心」的古訓。就是說,無產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產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會空間。農民工無固定的社會空間,被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於各地。就是說,他們既具有革命的動機,也具有革命的條件。

從這些方面來說,為什麼要廢除農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當然,要消化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當然不容易,解決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也並非一時三刻能夠做到。但當政者必須具有這樣的意識。

可以說,如果在農民工早期出現的時候,領導者就有長期的意在吸收消化農民工的思考,也不至於發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識,就會有計劃,有政策,就會有能力。

在金融危機的時刻,由農民工帶來的政治壓力是顯見的。要消化這樣的壓力,就不能以鞏固農民工制度的方式。這樣做,充其量把問題往後推延。具有遠見的唯一選擇就是從現在始要有意識地、有規劃地、一步一步地廢除農民工制度。

香港: 電訊盈科外判工罷工半天

(1)
傳港電訊盈科擬推省錢三招引發員工抗議
中國新聞網
2009年02月11日


二月十日,代表香港電訊盈科外判公司員工的工會發起工業行動,罷工半天。超過三百名員工在香港電訊盈科總部外抗議。中新社發 鄧慶樂 攝

中新網2月11日電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香港電訊盈科「節流」方案引起職工極大反彈,近500名面臨減薪的電訊盈科外判員工展開第一波抗爭,罷工半天後,取得初步成果。

據工會瞭解,電盈資方態度軟化,除將外判商是否接受削減10%工程費的答覆限期押後至13日。電盈也發表聲明澄清指,削減工程費一事仍未有定案,且只會在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工會又接獲消息,指有電盈員工收到公司通知,可在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中,三選其一,但沒有具體時間表。

數百名電盈外判員工10日在則魚湧地鐵站外集合,部分穿起電盈制服,在工聯會三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葉偉明及潘佩璆率領下,遊行到位於太古坊的電訊盈科中心抗議。工會表示,約有500名外判員工參與遊行,其它響應罷工則難以估計,但預料有逾半數外判工即約1500人參與罷工,部分維修服務勢必受到延誤。警方則估計,共有350人參與遊行。

電盈隨後發表聲明表示,指削減工程開支仍處於磋商階段,仍未有定案,就此假設公司會裁員或減薪言之尚早,也看不到有任何罷工必要。電盈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指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並保證公司沒有「一刀切」裁員計劃,但若幹部門仍可能要調整工時或縮減職位。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崔世昌指出,外判商原訂須在11日向電盈回復是否接受減工程費方案,但限期已押後至13日。他認為,行動取得初步成果,電盈態度也有所軟化,但10日收到消息,有信息科技部門主管收到高層通知,實時提交逾10人的裁員名單,故要繼續抗爭,直至電盈「收回成命」。

立法會議員葉偉明也透露,收到有電盈正式員工指出,公司已向員工提出三個方案,包括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要求員工選擇其一。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外判工原屬正式僱員,被迫轉為外判工時已遭減薪,往後更年年減,現時再遭減薪至少10%,是一種典型的剝削。他說:「外判員工今天的處境,正是現時長工的寫照,特區政府有責任介入事件。」

外判工人將矛頭直指電盈,認為減薪始作俑者是電盈。香港電訊業總工會主席夏志雄要求電盈停止所有裁員、減薪行動,否則會採取進一步更激烈行動。他們將抗議信遞交資方代表後,即乘旅遊巴往工聯會總部召開員工大會。

31歲的何先生在電盈工作已有15個年頭,在電話公司時代已加入公司。他指出,月薪曾達1.6萬元,如今卻只有8000元。他說:「很多員工都對公司失去感情,只是為了維持生計。」他目前在外判公司擔任電話及寬帶的安裝及維修技工,曾想過轉行,但因只有中五學歷,找不到工作,只能繼續接受現狀。

***** ***** ******
(2)
香港電訊盈科500外包工人罷工
斯蒂文·陳
中國勞工論壇

香港港島報道, 2月10日(週二)上午香港電訊贏科公司(PCCW)下屬十多家外判公司(編者註:外包服務承包商)的500名工人因抗議電訊盈科的減薪裁員進行了半天罷工,並在電訊盈科公司位於港島糖廠街的總部大樓外示威抗議。此次罷工和示威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工聯會下屬)組織,工人們表示如贏科管理層不接受工人訴求將發起進一步的行業行動。

電訊盈科(PCCW)是香港目前最主要的通訊和網絡服務商,有自雇短期合同工人600多人,另有服務外包公司16家,僱傭員工超過3000人。公司第一大股東為香港公營的盈科拓展,第二大股東為中國政府國有的聯通集團,日前電訊盈科公司剛剛推出私有化計劃,如順利通過將可使盈科拓展與聯通集團獲得高達188億港元的股息分紅,但因為管理層涉嫌非法操縱私有化計劃投票而為本港媒體和各政黨關注。

根據中報顯示,2008年上半年電訊盈科贏利高達6.5億港元。但公司管理層卻以經濟危機為由,一方面削減外包工程費10%,導致外包公司宣佈將對下屬3000多員工減薪10%-30%;同時也指將進一步裁減約600名公司直屬員工和對剩餘員工減薪2成以節約運營成本。

目前,無論是電訊盈棵公司直屬還是下屬外包公司的一線員工每月收入都不過在7000-8000港元左右,每日在外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左右。如果減薪30%,那麼5000多港元的收入在物價和房價昂貴的香港將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而且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被裁員工更難以很快找到合適的工作。

為此工人們都表示極端不滿,電訊盈科的直屬員工工會於 2月9日 發起簽名抗議,僅一天之內已籌集到500多員工簽名;而各外判公司的工人更是在工會號召下於 2月10日上午 組織了500人的半天罷工和示威抗議。罷工工人於10點左右前往位於港島的電訊盈科總部進行抗議。該次罷工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組織,罷工工人高舉「電訊盈科,承擔社會責任」、「抗議電盈無良,反對減薪裁員」的標語牌遊行到電訊盈科總部。工會方面負責人宣讀了罷工聲明並向電訊盈科管理層送交了員工簽名抗議信;表示如一周內盈科管理層沒有反應,將進一步發動行業行動,即更大規模的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在示威現場訪問了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

一名趙姓中年外包工人表示,現在7000多港元的收入養家已經很勉強,如再行減薪生活將變得愈加痛苦。房租那麼貴,什麼都要錢,外出工作中午隨便吃餐飯都要30多港元,還有妻子孩子要養,怎麼能生活?而且既然公司仍然盈利,減薪就毫無理由。

一名青年工人表示,現在既然經濟蕭條,假如一旦集體裁員,被裁員工就很難再找到工作。而且公司一直是賺錢的,為什麼現在就要減薪呢?假如公司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那我們就只能繼續抗爭和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並聲援工人們為維護自己經濟利益和就業機會進行的抗爭;並相信只有所有工人的自我團結與集體行動才能捍衛他們的權益,而且這種集體行動也絕不僅限於罷工和示威,並且在必要時應該延伸到對於工作場所的集體佔領與民主管理。   

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只有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政策,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的舉措,由工人對於公有企業進行民主化的集體全民所有管理與運作,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毋團結,無力量;不鬥爭,無出路!

化學農業威脅中國水資源

綠色和平中國
《中外對話 》 (chinadialogue.net)
2009年1月29日

2007年在中國東部的太湖發生的大規模藍藻爆發使兩百萬人受到了"飲用水危機" 的影響。流入太湖的大量「營養」污染物(氮、磷等)造成了藍藻嚴重爆發,使無錫人的水龍頭中流出帶著腥臭味的綠色的水。這些流入太湖的污染物來自於農業、工業以及生活廢水。其中,大量施用在農田里的化學合成肥料是「主犯」之一。這次水危機讓無錫人深刻體會到了太湖污染的後果。歷年來,政府對太湖污染的治理已經投入了幾百億的資金,2008年,太湖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這一年,太湖藍藻捲土重來,甚至比往年發生的更早。當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看到太湖的藍藻時,我們感到很痛心,但是並不意外。

化學農業(以來大量化學合成肥料和農藥投入的農業生產方式)相關的藻類爆發事件不僅僅影響了太湖,也影響了中國其他地區的重要水系。例如:2008 年6月,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內蒙古烏梁素海——發生了嚴重的黃藻爆發,根本原因是河套平原灌區農田中流失的大量化肥,通過排干渠系統不斷匯入烏梁素海造成的污染;安徽巢湖也是備受化學農業污染困擾多年的一個重要湖泊。

相關政府部門已經設計和實施了多項政策以應對農業污染。比如:鼓勵生態農業,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另外,農業部從2005年開始推行一項全國性的化肥減量政策——測土配方施肥 ,項目實施三年後,全國已累計推廣測土配方施肥面積達9億畝次。

綠色和平在2008年3月至11月期間在太湖周邊進行調查,以檢驗測土配方施肥在這一區域減少化肥用量、控制農業污染方面的進展。調查中,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在直接流入太湖的兩條小河採集了25批次水樣,並訪問了當地農民,記錄他們施用化肥的時間、種類和用量。水樣被送往實驗室,檢驗其中與化學農業相關的總氮、硝態氮、總磷等物質含量。

水樣檢測結果顯示,當地在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工作3年後,水污染依然嚴重。

20批次樣品中的總氮濃度超過國家地表水Ⅴ類標準,其餘5批次水樣超過Ⅳ 類水標準。這就意味著水樣採集地的水不能作為飲用水源地,也不適宜人體直接接觸。超過Ⅴ類水標準的水,甚至不能用於工業生產和農業灌溉。硝態氮主要來自於化肥流失,水樣檢測結果顯示在施用化肥後,由於降雨或者灌溉的沖刷作用,使水中含有高濃度的硝態氮。檢測結果說明,化肥流失造成的農業污染仍是一個主要污染源。農民們也正是,他們的化肥施用量幾乎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太湖的農業污染仍舊是對無錫的一個威脅。農業污染,同樣也是中國其他地方存在的問題。在2005年至2007年,測土配方施肥實施的三年中,每年的全國化肥施用量都要比上一年增加近200萬噸(見下圖)。與此同時,中國的化肥生產量也一直在上升。測土配方施肥項目開始於2005年,但是並沒有給中國的化學合成肥料施用量帶來拐點。大量的化肥仍舊在源源不斷地進入水中造成污染,並最終危害人類自身。

年份

農用化肥生產量(折純)噸

農用化肥施用量(折純)

2002

37,910,000

43,394,000

2003

38,813,100

46,366,000

2004

48,048,200

46,366,000

2005

51,778,600

47,662,000

2006

53,450,500

49,277,000

2007

52,485,800(1月~11月)

51,078,000(全年)

2008

44,740,0001月~9月)




當政府投入大筆資金清理藻類時,真正的解決之道——生態農業——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推廣。

在太湖西岸的宜興,有一個坐落在山腳下的美麗的村子。那裡有200畝由「鴨子軍團」守衛的水稻田。「稻田養鴨」是一種典型的生態農業模式。鴨子在稻田中放養,它們吃掉稻田里的害蟲,雜草也被踩死或者吃掉。鴨子的游動將更多的氧氣帶入水中,讓水稻長得更加強壯。有機肥和鴨糞為水稻提供了足夠的營養。化學合成肥料和農藥不再是必需品。

與「稻田養鴨」類似,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生態農業模式可以讓農民收穫充足、安全的糧食,而且不必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與測土配方施肥相比,生態農業不依賴化學合成肥料,而是充分利用牲畜糞便、秸桿等農業「廢棄物」製造有機肥料和沼氣。儘管已經有一些旨在推動生態農業的政策,但這些政策的內容和執行仍需細化和加強。需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生態農業的推動,讓農民、消費者、環境都從中受益。

中國政府急需對測土配方施肥的效果重新進行評估,因為這項政策只是針對化肥使用者(農民)的,而且仍舊是以依賴化學合成肥料投入為基礎。如果政府想要切實減少化肥的施用量,就需要制定針對化肥生產者的生產減量政策,這其中可以包括減少對化學合成肥料的生產補貼和優惠。另外,還需要制定一系列鼓勵有機肥生產、推廣和高效利用的激勵政策。

沒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浪費了,中國農業急需從根本上轉變農業生產方式。

台灣安泰銀行工會動員反對裁員

孫窮理
苦勞網
2009年2月9日

安泰銀行在農曆年前後,進行了兩批的裁員動作,總共30幾個人失去工作,由於接下來,裁員還將持續,甚至傳出資方預計裁撤15%,約 300多位員工,引起一片人心惶惶,在工會臨時理監事會的決議下,很短的時間動員超過500人,2月7日下午,在台北市二二八公園舉行了一場「團結、同心,顧飯碗!」集會,宣示「反資遣、要工作」的行動。

安泰銀行原本屬於「三重幫」林堉璘的宏泰集團所經營,2007年6月,私募基金隆力集團,透過向兆豐銀等聯貸的方式,集資188億取得經營權。近年來,經營狀況不佳,去年11月,曾經向兆豐銀提出協商紓困,希望以股票質押,修改授信條件;由於公司的經營方向不確定,連帶使得員工的工作狀況業非常不穩定,工會理事長陳翰德說,自己在公司13年,就換了10個職位,而多位遭到裁員的員工也說,公司管理階層不顧員工的意願,就將他們調往理財部門,從事「理財專員」的工作。

對於自身不熟悉的領域,被調動工作的人,在高度業績的壓力下,還是很努力地學習,希望進入狀況,也漸漸進入軌道,甚至獲得不錯的成績,但是這一波的裁員,卻沒有經過「約談、輔導、追蹤」等規定的程序,就以「業績」為由開刀。花了時間、金錢、精力,卻得到這樣的回報,員工批判資方管理階層「自己做了很多錯誤的決策,卻嚴以律人、寬以待己」,最讓大家感到不忿的,是這種無法找到方向的領導方式,總經理丁予康卻坐領一年2千萬的高薪。

全球金融海嘯,造成華爾街的大震憾,其中,最受到社會詬病的,是這些把公司帶往倒閉命運的高階經理人,在公司慘賠的時後,還繼續領高薪,日前,金管會主委陳沖也批判,這種企業內的「肥貓」,在台灣也存在;而這隻員工口中的「肥貓」丁予康,正是在2002年,一手主導賤賣公產、推動台北銀行與富邦合併的北銀總經理,在合併的過程中,丁予康將北銀工會理事長黃玉炎解僱、瓦解工會的力量,2005年1月,台北銀行正式消滅,改名「台北富邦銀行」,時任富邦金控董事的丁予康接任台北富邦銀行總經理,引發「利益衝突」的爭議。而經歷3年的訴訟,2005年2月黃玉炎獲得最高法院的勝訴判決,2007年11月,丁予康再由北銀富邦,以超過年薪2千萬的「天價」跳槽到安泰銀行擔任總經理。

而就在面臨金融海嘯、公司融資維持率不足,面臨斷頭壓力的今年2月份,丁予康還在繼續放話要推動與萬泰、大眾等的合併案,一方面進行高風險的操作,一方面用業績壓力,讓沒有經驗的基金經理人推銷金融商品、造成投資人的虧損,另一方面,則用裁員與打壓工會的手段對付員工。外商銀行失血慘重,光是在台灣,去年就裁了3千人,在眼前,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丁予康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安泰銀行工會成立大概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不過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員工加入了工會,針對7號的動員狀況,陳翰德表示「超過預期」,顯示會員的動力強大,而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等上級工會與所屬的會員工會幹部也都動員出席表達對工會的支持。

2009年2月6日 星期五

農民工不是「過客」

劉守英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01月19日
劉守英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
從打工的大城市乘火車到本省省會或地區城市,從本省省會或地區城市乘客車到鄉鎮,再從鄉鎮乘三輪摩托回到村裡的家,這基本是農民工返鄉之旅的路線圖。

由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正在重創佈局於中國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企業,動搖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並改變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捲入工業化、城市化大軍的2億多農民工的命運。

「出口導向戰略」危與機
1998年以前,中國農民依靠自己的廉價勞動力和集體土地,在鄉土環境中創辦起遍佈於全國各地農村的鄉鎮企業,開始參與工業化進程,矯正了國家工業化將農民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偏差,開創了農村工業佔整個工業半壁江山的局面。

1998年以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使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世界工廠」地位受到重創。中國不僅沒有捲入那場災難,而且通過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使珠三角和長三角幸運地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地帶。

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也改變了整個中國工業的佈局和農民參與工業化的進程。短短幾年時間,鄉村工業化從遍地開花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迅速向珠三角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帶集中。中國農民參與工業化的進程,也變成了沿海地區的農民吃地租、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此起彼伏地流向這兩片經濟帶進入產業大軍的進程。

因此,與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中國無法從這次經濟衰退中脫身和倖免。出口導向企業受挫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絕不是局部的、臨時性的,它將直接影響中國依靠出口導向戰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格局,影響沿海地區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影響內地農民工的跨地域流動和非農就業,進而影響中國尚未完成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保增長,更要保農民工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我們確實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手段,保增長,保企業;但更為關鍵的,是要認真對待十幾年培養起來的這個數以億計的仍被稱為「農民工」、對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做出了最大貢獻的產業大軍。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僅會造成嚴峻的經濟問題,而且會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此,必須首先要正確認識這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有人說,幸好這些農民工在農村還有一畝三分地,可以讓他們扛過這輪經濟危機。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既源於對目前這一群體的不正確認識,也源於將農民工群體仍然作為工業化進程「過客」的態度。

首先,這批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進入產業大軍的農民工,主體是「80後」。他們離開村莊時,就沒有想過再回來幹農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城市化了,儘管城市政府的一系列公共政策還沒有接納他們。

因此,我們判斷,這批農民工的春節前早回流,只是延長他們在家鄉過節滯留的時間,但他們決不會甘願重新成為從事農作的農民。春節過後,這批農民工中的大多數將會回到城市或產業集中帶找工作,由此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安定將真正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

其次,這批農民工返鄉後,是否還能馬上得到他那一畝三分地,也值得打一個大問號。因為1998年前後,這批農民工離開村莊時,正好是土地負擔沉重和許多農區進行土地二輪延包的時候。許多農民或者將土地撂荒,或者將土地自動無償甚至「倒貼」轉包給鄰里鄉親耕種,或者將土地上交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在二輪延包時,集體又將這些還在合同期內的土地延包給新土地耕作者,而非原來的土地承包人。當大批農民返鄉後,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會大大增加,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

因此,我們必須要正確對待農民工群體,切不可把他們只當做一個打造「世界工廠」的臨時「蓄水池」——當需要廉價勞動力時,就接納他們;當企業受挫時,就讓他們回家種地。

應該正視的一個事實是,出口導向企業受挫所引發的農民工失業和生活出路危機,也暴露了長期二元體制下將農民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的公共政策失誤。我們切不可把這支大軍當包袱。當把它作為消極力量對待時,它就真有可能變成一種危及社會穩定的消極力量。

重整工業化城市化佈局
目前,最要緊的是制定切實有效的應對和解決農民工失業的戰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國家層面的農民工培訓戰略。要真正積極對待農民工群體,就必須要保護和提升這支十幾年培養起來的產業大軍。

與上一代的農民工相比,這批產業大軍接受過正規的文化教育,之後又在一線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職業洗禮。中國正處於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的關鍵階段,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現代服務業的提升,都需要將這批具備一定文化和技能的產業工人轉變成知識工人,使這個隊伍成為下一階段產業升級和推進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為此,中央財政應拿出一定資金保證農民工培訓戰略的實施。

其次,在沿海發達地區著手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政策。

由於長期的二元體制,農民工除了在當地就業,掙取微薄的收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城市政府給本地人口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和福利,他們都無法分享,由此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完全分割的兩個群體和完全不同的公民待遇。尤其考慮到目前的「80後」農民工群體,他們的社會公平感更強,這種人為隔離造成的社會問題會更大。應盡快制定辦法,讓農民工享有與當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務,讓這批農民工真正融入當地生活,成為城市化的生力軍和建設者。

第三,化危機為機遇,適時調整工業化佈局,大力推進沿海地區的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

出口導向戰略加速了沿海地區的工業化,也導致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失衡。具體表現為,在沿海地區,由於全球訂單「空降」,形成縣、鎮、村、組四個輪子一起轉來發展工業,很快形成產業集群和工業產業帶,但是也造成沿海發達地區工業化過度而城市化不足的局面。工業占比過高,用地結構偏重於製造業,而城市化用地比重過小,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城市集聚效應過低,城市公共服務水平低,總之,城市化不足。

而在中西部地區,儘管出口導向加速了內地工業化的衰敗,但1998年以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則促成了這些地區城市化的加速。

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投資的進行,使城市化先行,但是工業化程度的不足,形成一個沒有購買力的城市化、一個人口不集中的城市化、一個沒有人氣的城市化。

出口導向戰略的受挫,為改變這種發展失衡的格局提供了機遇。首先是為沿海地區實施產業升級和推進城市化提供了動力;其次,也有助於啟動內地工業化進程。只要政策得當,內地工業化的興起正當其時,並有望成為推動中國下一步經濟高速增長的力量。

為了促進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應當制定沿海地區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促進政策;制定促進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政策;完善農民工培訓政策;制定有利於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土地政策,等等,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繼續高成長的增長點,成為啟動內生工業化和內需、改變過於依賴出口和外資的發展模式,從而促進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完成。■

「世界製造業之都」的陣痛

周瓊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1月19日

歲末年初,廣東東莞陽光明媚、暖意融融,但28歲的農民工吳海鵬無暇顧及。他步履匆匆,進入東莞市社保局長安分局,排隊申請退出個人養老保險賬戶。他希望能在回家前領到這筆約7000元的退保金。

吳海鵬來自四川廣元市農村,原是東莞偉旭鞋業公司的老員工,已在這裡工作了七年。2008年11月1日,偉旭鞋業的老闆突然「人間蒸發」,吳海鵬和他的3000多位同事隨即失業。

他告訴《財經》記者,年後他還打算回東莞找事做,但他對能否如願缺乏信心。「之前熟悉的很多鞋廠都倒閉了。」但他依然認為,跟回家種田相比,這是更好的辦法。「沒聽說種田會有什麼收入。」他說。

在他的身前身後,是長達100多米的退保隊伍。退保者都是因各種原因辭去或失去工作的外來工。

東莞地處廣州與深圳之間,是珠三角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改革開放30年來GDP年平均增幅為18%。由於毗鄰港澳且身處沿海地帶,東莞大量承接了港台和發達國家轉移而來的製造業。依托低廉的勞動力、土地,東莞從一個落後的小漁村躍升為「世界製造業之都」,亦成為中國接納外來工最多的城市之一。

據東莞市政府官方網站統計,該市本地戶籍人口為171萬,外來工高達700多萬人。民間估計,實際上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外來工可能超過1000萬人。

以外貿加工為主的東莞製造業,20多年來主要靠壓縮成本、爭相降價來爭取歐美訂單。早在2007年底,隨著人民幣升值和生產成本上升,各大小工廠開始頻現困局。

2008年下半年後,經濟危機加劇使得這些廠家訂單驟減,大批工廠倒閉、自動結業或壓縮規模,終結了「世界工廠」的蓬勃景象,亦終結了持續近四年的「民工荒」。

據《財經》記者調查,截至2009年1月上旬,東莞已有三到四成農民工提前返鄉。

企業減員「過冬」
由於企業暫時歇業或讓員工提前放假,無須向勞動部門報告,而國家尚未定義哪些情況算「農民工失業」,目前東莞勞動部門尚無法提供外來工返鄉及失業的準確數據。東莞市勞動局副局長黃慧屏告訴《財經》記者:「我們每年都會統計企業的用工需求量,從中看變化,但這個數據要春節後才能出來。」

她表示,當前農民工就業嚴峻,主要原因是外部需求放緩、企業訂單減少。按照勞動部門的測算,企業訂單每減少10%,用工量減少5%。

不過,這並非一個獲得公認的公式。據《財經》記者瞭解,在相當部分企業,訂單減少的比例恰與用工量的減少率相當。

據悉,東莞市共有企業2萬餘家,其中外資企業1.5萬家以上,又以港台企業為主。東莞市台商協會副秘書長樓達人在《東莞台商》雜誌上撰文稱,許多台商在2009年拿到的訂單不及去年的40%。

東莞台商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告訴《財經》記者,在過去一年中,東莞台資企業中已有500多家倒閉或結業,約占台資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目前最現實的辦法就是收縮戰線,減員增效,保存力量」。

來自東莞香港工業總會的消息更令人悲觀。該協會主席陳鎮仁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約7萬家企業,目前有三成完全沒有訂單,其餘企業訂單均不同程度地減少。

據悉,自2007年底以來,先是傢俱、鞋業、玩具業、服裝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困局;至2008年9月前後,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入,電子業、機械業等東莞支柱產業亦開始受到衝擊。

東莞市政府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稱,目前倒閉或歇業的大多為經營不善、負債率較高等「先天不足」的企業。但他表示,隨著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加深,電子和機械業的情況會變得糟糕。

《財經》記者瞭解到,以台達電子公司為代表的東莞電子企業自2008年11月以後已開始減薪,一線工人只能領到東莞最低月薪770元,使得部分員工辭工返鄉。

「這些行業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的,所以今年東莞肯定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就業壓力。」他說。

服務業凋零
「臨近過年了,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寮步鎮牛山村村委會一位60多歲的老人說。

他告訴《財經》記者,該村共有三家規模較大的傢俱廠,另有電子、鞋業等各類廠家若干。其中一家傢俱廠於2008年3月倒閉,千餘工人頓時失業,另兩家則勉強維生。下半年以來,村裡的各類工廠均不景氣,不時有小廠倒閉或歇業的消息傳出。「村裡的房子年初還有八九成的出租率,到年底就只剩下四五成了。」

石碣鎮一位村幹部對《財經》記者說了他的估計:「去年12月初的時候走的人有30%,到今年1月大概有40%。」

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是一家專為深圳、東莞及福建等地20餘家企業提供勞務派遣服務的公司。公司總經理張全收告訴《財經》記者,他所服務的對象均為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涉及玩具、鞋、紙品、電子等幾個行業。

「上個月倒了一家文具廠,剩下的沒有一家日子好過,都在減人手。」張全收介紹說,2008年初他曾為這些企業輸送了1.8萬名河南籍工人,現在只剩下不到4000人。他估計,春節後「能派遣出去5000人就不錯了」。

製造業萎縮已逐漸傳導至當地的服務業。無論是超市、街頭小商舖、酒店、餐廳、勞動中介、出租車、美容美發還是律師行業,業務量及收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2008年12月13日晚6時許,記者在原本繁華的東莞世博廣場一家餐廳吃飯,可容納50餘人的餐廳僅記者一人。其後一小時,僅進來兩撥客人。服務員稱:「今年的生意是有史以來最差的。」

為共渡難關,東莞各鎮村在2008年11月後開始調低廠房租金。台商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告訴《財經》記者,降租幅度不小,「有的還在談,談妥的一般都降20%左右」。

一位不願具名的東莞市政府官員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1月至9月,東莞的村組兩級財政有63%收不抵支,多支出金額達6億元;東莞服務業收入同比下降了20%。

對於農民工,東莞當地人向來懷著複雜的情感。由於社會管理的成本與壓力巨大,東莞市委市政府曾在去年5月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金等經濟手段,「把低素質勞動力從東莞轉移出去」。此言一出,輿論嘩然。

然而,僅僅八個月後,面對農村集體經濟及服務業的蕭條景象,部分當地人不禁懷念起外來工的種種好處。

外來工的未來
若不是經濟轉折,大部分珠三角農民工的生活正在向好。

中山大學教授劉林平課題組2008年7月對2400餘位外來工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珠三角外來工的平均月薪為1600元,平均每週可休息0.8天,五成人有工傷保險。而2006年該課題組對40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三年前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1100元,享受國家規定的養老、醫療及工傷保險人數不足10%。

然而危機來襲,很多農民工的生活與夢想,或許都會就此拐彎。

1月8日上午,來自江西的外來工黃智平坐在東莞市勞動局隔壁的一個法律事務所內,心中五味雜陳。他剛剛讀完東莞東城區法院下發的民事判決書,得知其向原所在企業索賠加班工資的請求,僅獲得「一丁點」支持。

黃智平曾是東莞一家花卉園藝公司的電工。工作三年來,每天工作九個小時,無雙休日,未獲得哪怕一天的帶薪休假,期間還受過工傷。2008年6月,黃讀了幾篇有關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後,決定向公司索賠加班工資以及此期間的工傷賠償,同時辭去了工作。「當時以為找工作很容易,如果贏了官司也有一筆錢,相當於沒辭工」。

然而,大半年下來,找工作越來越難。維權方面,先是勞動仲裁不予支持,黃花2000元請了律師向東城區法院起訴。1月8日上午,他收到判決書,「法院只認可2008年以後的幾個雙休日的賠償,要求企業補我加班工資2300元——這還不夠我花的律師費和工傷鑒定費呢。」

來自湖南婁底的李源新曾是當地的一個包工頭,近兩年來,因屢被開發商拖欠施工費,他在五個月前遣散工友,到東莞謀生。

一開始,他要求的起薪點在3000元至5000元。至2008年12月17日,記者在東莞莞太大道上的一家職介所門前遇到他時,他已將標準降至2000元左右。儘管如此,他仍徘徊在求職路上。

採訪中,記者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個案,有的工資減少了,仍留守在崗位上;有的因不滿意薪水驟降,毅然辭工準備回家;有的失業了,仍在四處找工作……

綜合採訪得來的信息,提前返鄉的外來工存在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因企業倒閉而返鄉。當地人估計這樣的企業在5000家左右。其中有些是老闆看空後市,主動結業;有些則是先天不足,被市場擊垮。此外,也出現一些企業主為逃避債務惡意結業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被企業以裁員、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裁員是最笨的一種方式。」東莞明冠律師事務所律師孫智全告訴《財經》記者,由於對被裁員工補償費用高昂,東莞企業更常採用的辦法是提前放假、不再續簽合同或將工資大幅降低,迫使工人自動辭職。

第三種情況是工人因工資及福利待遇走低,兼因年關將至,自動辭職回家。2008年下半年以來,東莞市半數以上的外來工罕見地享受到了雙休及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代價是只能領取當地每月770元的最低工資。

上述東莞市政府官員告訴《財經》記者,目前東莞擔心的不是農民工的提前返鄉,「而是春節後當這些返鄉者回來時,怎麼辦?」

「2009年對東莞來說會非常難熬。」這位官員說,「就業壓力必然帶來治安壓力。」

東莞市勞動局副局長黃慧屏則更有遠憂。她說,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下,「即使外部需求回暖,企業所能提供的崗位數也再不可能回到從前的水平了」。

可以想見,當珠三角的產業升級真正大規模啟動時,「結構性失業」將成為另一番景象。

未來之路將如何延伸?通過學習進行自我提升,以填補中國產業轉型過程中對技術工及管理者的缺口,或許是辦法之一。但無論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農民工就業難必將成為長期難題,未來的就業競爭將更為激烈;面對經濟轉型,東莞的陣痛亦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農民工失業調查

常紅曉 任波 鄧海 周瓊 李微敖 張艷玲 李鵬/文
陳美群/攝影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1月19日


2009年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返鄉農民工韓雷,在村口打了幾圈麻將後準備起身回家。2000年初,韓雷退伍後前往廣東東莞寶來電器廠打工,在這家有5000人規模的台資電器廠擔任保安。2008年初寶來電器廠開始裁員,2008年5月,他失去了這份干了八年的工作,回到老家。韓雷說:「沒有了持續的工資收入,可是消費卻還要繼續。」2008年7 月,他再次南下廣州和東莞等地尋找打工機會,均無功而返。

前言

雖然還沒有官方數字,但只要在成都、重慶、鄭州、廣州等地的火車站待上幾分鐘,農民工失業潮就實實在在地撲面而來。今冬,農民工大舉提前返鄉。

與往年「候鳥式」往返不同,這次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如果在春節之後回流城市,並沒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過去近30年來農民工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所掀起的巨大潮汐運動,第一次只有潮落而未見下一波潮漲。

中國經濟增長曾幾乎無限地吸納了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現在,隨著經濟增長突然急劇失速,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哪怕是在邊緣地帶,也對許許多多農民工暫時關閉了。

經濟遠未見底。農民工進城的大潮逆向回流也遠未結束。對於中國這個巨大的開放經濟體而言,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失業,意味著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已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這早已超越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範疇,成為關係到中國全局和經濟轉型的大問題,方方面面對此高度關注。

可是,對於愈演愈烈的農民工失業問題,政府部門和學界更多地只是經驗描述,而缺乏準確完整的判斷。全國農民工失業規模到底有多大?農民工失業後,有多少人已經返鄉?有多少人仍然滯留在城市?失業的農民工就業前景如何,困難何在?農民工失業對「三農」問題有何深層影響?對中國經濟轉型和體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挑戰?

針對這些問題,2008年10月後,《財經》派出多路記者,分赴珠三角、長三角等農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慶、四川等農民工流出地調研採訪,以期拼出一幅更接近全面和完整的全球經濟危機下農民工生存狀態「全景圖」。

與此同時,《財經》記者也訪問了中央相關職能部門及研究機構。結合基層的調研,我們初步形成如下判斷:

其一,提前返鄉的農民工逾1000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2009年上半年,若不採取有效措施,數字可能繼續攀升。

其二,農民工大量失業,直接影響農民增收。目前,中國農民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農民工大批失業持續半年以上,將嚴重危及農民收入增長,從而抑制農村消費。

其三,失業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已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而這一部分人,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又較差,應著重對其採取有針對性的扶助措施。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亦佔有相當比例。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廠」,並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離感。他們無論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其四,農民工大量返鄉,會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衝突。由於農村土地流轉多屬於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約和合同,農民工返鄉必將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農民工失業,將考驗中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由於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工「二次就業」成本大增,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

最後,大量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了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協調發展,即使農民工失業,也不會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動;而農民工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也乘勢將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眼下,由於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並未真正將農民工納入考慮,導致承載能力有限,因此戶籍制度遲遲未敢對農民工開放,相應的福利制度形同虛設。農民工一旦失業,多數人只能選擇返鄉。

上述判斷,並非驚人之論,但值得重視和深思。

中國高達2億多的農民工,既是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又是中國工業化的主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形成了嚴重依靠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滯後,中國的服務業嚴重滯後於製造業,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正是這些因素造成農民工就業和發展空間仄狹,此次農民工失業潮,亦是中國經濟轉型不徹底的必然結果。

反過來,這一龐大群體的命運,也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歡,而是牽一髮動全身,關係到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未來,關係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否順利進行。

2009年,是開放的中國「三十而立」後的第一年。與中國其他群體一樣,農民工對新年充滿了美好的期待,也難以遏抑重建幸福的渴望。本期《財經》以「農民工失業調查」為題刊發封面文章,期望能對改善農民工處境,促進中國重整工業化、城市化佈局有所裨益。

當本期《財經》面世時,2009年農曆新春即將來臨。很多失業農民工已經回家,也還有很多人仍在路上,或者不得不滯留他鄉。但無論如何,生活將繼續,我們的祝福一如既往:路還長,希望也在——新年安好。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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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還是留下(上)

河南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農民工流出地,返鄉農民工李彥彥

2008年12月20日,在廣東打工六年的李彥彥,帶著已成年的兒子回到了故鄉——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


李彥彥是因為失業才不得不返鄉的。坐在自家新蓋樓房高大堂屋一角的小椅子上,李彥彥懊悔地告訴《財經》記者:「這個工作是我自己弄丟的。」說話間,37歲的她瞇起眼睛,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皺紋瞬間爬滿了眼角。

太康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是典型的農業大縣、人口大縣,有大量農民外出打工。六年前,因為人均不到1畝地,無法支撐一家四口的開銷,李彥彥和丈夫韓衛東與許多老鄉一樣,先後踏上前往廣東打工的旅程。

經過一番周折,夫婦倆雙雙成為廣東省江門市新會中集集裝箱有限公司的職工。韓衛東當上叉車司機,在廠區運送集裝箱原料,每個月收入4000元左右;李彥彥製作集裝箱底板,月工資也有2000元。兩人加起來月收入近6000元,生活步入小康。

僅用了一年時間,夫婦倆就把一兒一女接到廣東上學。一家人每月花200元,租了一個單元房,有電視、空調,隨時可以洗熱水澡,「每天早餐都有牛奶喝。」房子雖然不大,但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在新會讀書的兒女,學會了粵語和普通話。聽著孩子們用當地話聊天,李彥彥常常恍恍惚惚地覺得自己成了「城裡人」。

但也還有一些事不時提醒著她的身份。由於沒有當地戶口,孩子每學期要交500元借讀費,將來也不能在當地高考;雖然公司給她繳納養老保險費,但她明白,退休後她還是不能像「城裡人」一樣,在當地領取養老金。

隨著年齡的增長,李彥彥和韓衛東滋生了對未來的擔憂。夫婦倆決定,用這幾年的積蓄回村蓋一院新房,給自己留條後路。

2008年8月,李彥彥請假回家,打算蓋好房再回去繼續打工;同時,17歲的兒子再過兩年就要參加高考,她給兒子辦好了回鄉就讀的手續。

然而,李彥彥沒有料到,一個月後,等她蓋好新房再回到新會,一切都變了。集裝箱公司突然間生意蕭條,三分之一工人被辭退,三分之一放假,只有三分之一被保留。公司不再招工,她無奈只能到江門、中山等地另尋工作。新工作月薪只有七八百元,遠達不到她原來的水平,她不甘心;猶豫間,機會稍縱即逝,到後來連七八百元工資的職位也找不到了。眼看春運即將到來,因為擔心車票漲價,李彥彥只得匆忙退了已經交了四年的養老保險,提前返回家鄉。

將來怎麼辦?李彥彥心中茫然。離鄉六年,李彥彥和兒子已經不太適應家鄉的生活。天氣冷,沒有暖氣,在堂屋稍坐一會就凍得手腳發麻;家裡的地已給親友耕種多年,不好意思要回來,現在連一點面、一點菜都要花錢買。「我跟大伯子他們說了,春節後狀況如果不好,還是找不到工作,開春我就要把地要回來自己種。」 她說。

但李彥彥17歲的兒子對這個計劃不以為然。他燙著當下流行的頭髮,衣著時髦,用廣東腔的普通話告訴《財經》記者,自己將來要做商人,「絕不會再種地」。

幾年沒返鄉,春節前,李彥彥本應自豪地給親友鄰居預備禮品和紅包。可是,李彥彥沒有了這樣的心境。自己前途渺茫,丈夫雖然暫未被辭退,收入也不抵此前的三分之一。因為擔心請假回鄉會丟掉工作,丈夫不敢帶女兒回家過春節。一家人將分處兩地,度過一個省吃儉用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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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還是留下(下)

廣東新會大鰲島,農民工流入地,李彥彥家庭的另一半

1月9日下午,《財經》另一路記者,來到了千里之外、李彥彥丈夫仍然留守的廣東省新會市。


此時,夫妻倆曾經供職的廣東省新會中集集裝箱公司(下稱新會中集),正在經歷著經濟寒冬的煎熬。

新會市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側。新會中集在流經新會東南部西江中心的大鰲島。從新會坐車約50分鐘可到大鰲渡口,集裝箱公司就在渡口對岸。這個初創於1992年的集裝箱製造企業,隨著中國以加工製造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得天獨厚的位置令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

1996年,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集集團)看中了最初由大鰲鎮政府投資興辦的大利集裝箱廠,遂注資將其改組為新會中集,該公司成為中集集團這個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製造集團在華南地區主要的產業基地之一。

新會中集由四家企業組成,客戶包括全球最知名的船公司和租箱公司,出口業務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公司總資產超過1.5億美元,僱傭員工6000多人。在新會,中集公司效益頗好,其「高薪」遠近聞名。同時「出名」的還有當地人難以接受的辛苦。

到大鰲渡口上岸後,步行五分鐘,就是新會中集的北門。廠四周高高堆著五顏六色的集裝箱,隱約聽到工廠鐵柵欄內有機器運轉。此時是下午6點左右,通常是員工下班出廠的時間,但現在人影稀疏。

路過的工人介紹說,自去年9月起,公司訂單開始大量減少。起先是減工時、減工資,接下來就是放假和裁員。

在距離新會中集兩公里外一個兩層的老舊居民樓內,《財經》記者見到了李彥彥的丈夫韓衛東和女兒。20平方米左右的客廳裡,陳設著三四樣破舊而簡單的傢俱。

韓衛東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叉車組原有16個師傅,8人一組兩班倒,24小時運轉。2008年10月後,廠裡不再加夜班;接著五位師傅被提前放假,隨後又有六人被辭退;現在只剩下包括他在內的五個人上白班。

因為沒活幹,他的薪水從2008年9月起直線下降。上個月才掙1100元,「跟失業沒什麼兩樣」。儘管如此,房租、生活費及女兒的學費全一分不少花,這點工資根本不夠用。「早上沒牛奶喝了。」他歎息道。

韓衛東顯然不是一個「安分」的農民。他身材乾瘦,神情裡有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說話時喜歡壓低下巴、壓低聲音,抬著眼皮定定地看人,一副見多識廣的架式。年輕時,為了擺脫「只管吃飽飯」的務農生涯,他去過新疆,開過飯館,四處尋找機會。也曾去過東莞的一個木業廠上班,但一個月六七百元的工資「還沒敢花就不見了」。

2003年,經小舅子介紹,他來到廣東新會,後來逐步把全家接來,結束了到處漂泊的生涯。他對讓妻子回家建房的決策很是後悔。「這次蓋房把我們的積蓄全部花光了。」他說,「沒想到房子剛建好,企業就不行了,老婆也找不到工作,我的工資也降得這麼低。」

未來怎麼辦?他謀劃說,如果長期不景氣,工資總這麼低,他最終也會離開。有可能回老家開一個襪廠。「襪子是日用品,肯定有得賺,就是缺本錢。」接受採訪時,他不斷向《財經》記者打聽國家對農民工小額貸款的情況。

即便沒有本錢,繼續務農也不在他的計劃之列。因為「種田只能管吃飽飯」。「吃飽飯是什麼意思呢?」他自問自答,「就是地裡長青菜就吃青菜,冬天沒有青菜就吃鹹菜,沒什麼事就不要想吃肉。」

「我吃鹹菜吃怕了。」他說。

在新會,《財經》記者還遇到了多名被企業辭退、但仍然不願意回鄉的農民工,談起今後的打算,一概茫然。

在2008年邁向2009年的這個冬天,李彥彥一家的遭遇,遠不是單個家庭的困境,中集集團面臨的也遠不是單個企業的難局。曾經有無數看不見的紐帶,聯繫著內地的農村和沿海的工廠;無數的李彥彥在遠離家鄉的城市,找到了一段屬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毫無預兆地,那些曾經令無數農民家庭得以在農田之外改變生活的紐帶,忽然之間就斷裂了。

從「民工荒」到「失業潮」

截至2008年12月底,返鄉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000萬,而失業人數遠高於此

嚴酷的現實,往往會讓理論和邏輯推理相形失色。

無論是對數以萬計的沿海出口企業,還是數以億計離家謀生的農民工,抑或是政府官員或者專家學者,2008年顯然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轉折點。

2008年年初時,自2003年初現端倪的「民工荒」還在延續,沿海企業尚在慨歎「招工難」,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更導致用工成本攀升。意想不到的是,一場肇始於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機,在短短幾個月內,使中國延續幾年的「民工荒」,轉眼之間變為「失業潮」。

美國次貸危機先是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再變成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威脅,襲入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大批出口導向型企業訂單驟減。從《財經》記者的調研結果看,最早大約自2008年8月起,企業的用工需求便開始減少;之後,沿海省份的機械製造、服裝紡織、電子電器等行業陸續出現大規模裁員。部分地區企業主逃逸、欠薪事件屢有發生。

《財經》記者分別於2008年12月中旬及2009年1月上旬,兩次到訪被稱為「世界製造業之都」的東莞。和往日相比,東莞街頭的人流量明顯減少。出租車空載率偏高,街頭鮮見顧客盈門的店面及餐廳。晚上8點之後,非鬧市區人影稀疏。

寮步鎮牛山村村委會一位60多歲的老人告訴記者,村裡各類工廠均不景氣,不時有小廠倒閉或歇業的消息傳出。

在東莞市厚街、石碣、虎門、東坑等鎮的部分村莊,出租屋收入銳減。村鎮中的一些鞋廠、食品廠、紙板廠及電子廠,由於訂單減少,陸續以不同形式遣散了10%至90%不等的員工。一些小廠僅留下部分骨幹,以備「冬眠」中不時之需。

2008年12月31日上午,在江蘇昆山,《財經》記者在人力資源市場看到,往昔人聲鼎沸的場面不復存在,市場門口的六個用工信息欄,只有零星的務工者前來觀看。市場公告稱,自2008年12月1日起,開放時間由每週六天改為每週三天。

隨著企業開工不足蔓延,沿海各地就業市場容量一再收緊。其中,除因企業倒閉或裁員而失業,也有不少工人因工資及福利待遇走低自動辭職。還有不少人被企業以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年關將至,相當數量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很難再找到合適的工作,只得提前返鄉。

2008年12月31日上午11點,在江蘇省昆山市客運總站候車大廳擁擠的人流當中,20歲的農民工李敦與21歲的同鄉袁樂民拖著簡單的行囊,默默等候發往陝西的客車。他們來自陝西漢中市洋縣龍亭鎮農村,由於工資太低,一周前從台資企業昆山聯育資通公司辭職。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活,不得不踏上返鄉之旅。

「企業訂單越來越少,工資降到每月800多元,連自己開銷都不夠,只好回家。」李敦說。

在中國第一勞務輸出大省河南省,記者從省勞動保障廳瞭解到,截至2008年12月20日,河南省回流農民工已達377萬,其中受經濟危機影響回流人數占總數的60%。預計到2009年春節前,河南省將總計有800萬農民工回流,比2007年同期的560萬,增加了200多萬人。

目前尚難判斷,回流的農民工中,有多大的比例屬失業返鄉。可以確認的是,2008年12月底前回流的外出農民工,絕大多數不是「春節回流」。

隨著時間推移,提前返鄉農民工數量不斷刷新。《財經》記者獲得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截至11月底,十省市返鄉農民工總計485萬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務工人員的5.4%。這十個省市是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市)。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透露,這一輪農民工回流的現象明顯比往年要提前兩三個月。往年農民工是春出冬回,2008年則從10月起就開始回流。他說,就農業部門所掌握的情況看,2008年12月底前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大概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10%。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根據2008年發佈的全國農業普查數據推算,至2008年,全國共有外出農民工約1.37億人。據此,10%接近1400萬人。

由於缺乏一份完整的全國性統計,《財經》記者只能逐省採訪、調查。通過對14個省、區、市勞動保障部門提供的數據及媒體的公開報道的匯總整理,《財經》記者得出判斷:截至2008年12月底,返鄉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000萬人。

且根據《財經》記者在各地調研所見,尚有大批農民工失業後並不返鄉。由此,農民工失業人數應遠高於返鄉人數。

事實上,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加之農業生產資金以及技術投入增加,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的存在已是不容忽略的事實。農業部曾經估算,農業生產率每提高1%,就將有近300萬農村勞動力將湧入失業大軍。

只不過,借助國際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外向型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崗位,這一規模龐大的「富餘」勞動力隱形於城鄉之間不斷地遷徙當中。此番經濟突然失速,終於使他們以失業者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眼前。

「活沒了,錢少了」

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速超過6%的勢頭驟然逆轉

多年來,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一直是中國政府「三農」政策的核心。此次農民工失業潮最直接的後果,是農民連年持續增收的勢頭就此逆轉,農村消費和經濟更加疲軟,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這是《財經》記者多方採訪後得出的又一判斷。

2009年1月2日,下午上班時間,《財經》記者在長三角製造業重鎮——江蘇昆山市北部富士康廠區的「富士康路」上,見到很多穿著工裝的年輕工人,三五成群,在無所事事地閒逛。

「今天停工了。沒掙到錢,怎麼回家過年呢?」面對《財經》記者的詢問,江蘇省昆山富士康集團員工董小靜(化名)無奈地說。

19歲的董小靜來自甘肅慶陽縣農村,已在富士康集團成型車間工作了一年半。對於全球金融危機,她最直接的感受是月工資銳減。從2008年10月前的2300多元,降至現在的850元。

董小靜是從中專畢業後直接來昆山工作的。她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個上高三,一個上小學,一直靠她資助。自2008年10月後,董小靜再沒能給家人寄過錢。

中國農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資性收入,以打工為主;二是農業家庭經營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指農民獲得各種政府補貼和土地流轉收益、房租、利息等。

20多年來,中國農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長,主要靠農民外出務工收入。200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預計4700元,其中近40%為工資性收入,主要來自外出務工。

《財經》記者在河南省調研得知,2007年河南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3851.60元,其中33%為工資性收入。2007年該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12.2%,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量貢獻了7.5個百分點。

在河南省農業大縣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當地村民對《財經》記者說:「一年忙到頭,扣除肥料、種子錢,一畝地只能賺幾百塊錢,全靠在外面打工。」從外地返鄉的農民工也告訴記者,全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靠打工。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研究員姜長雲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2004年至200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已連續五年超過6%,非常難得。

然而,突如其來的經濟下行,讓9億多中國農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速超過6%的勢頭驟然逆轉。

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和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2008年12月對分佈於全國31個省(區、市)的22000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同 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農民務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區外出務工人員月平均工資降低28.7%;西部地區則下降13.7%。

農民收入因失業降低,並不只發生在中西部地區。實際上,對東部省份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在江蘇省,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3%。據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和江蘇省勞動保障廳對江蘇省10個省轄市12個縣(市、區)的抽樣調查推算,截至2008年11月底,江蘇全省農村勞動力回流到農業的總數為33萬人,其中打工回流為26萬人,主要集中於蘇北地區。

蘇南地區「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收入也不容樂觀。《財經》記者採訪發現,由於蘇南的紡織、電子、機械等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外訂單大幅減少,很多企業要麼裁員,要麼靠降低員工工資、放長假、縮短工時、組織培訓等來降低成本。這些企業的員工實際上處於「隱性失業」狀態,收入降低很多。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這意味著在未來的12年,扣除物價因素,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要增長5.8%以上。而今,全球經濟衰退下的農民工失業潮,使得這個目標遙不可及。

2008年12月28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要求「高度重視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劇、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問題」。顯然,中央已經認識到農民工大量失業的嚴重性,期望以穩定農民工就業、扶持返鄉創業來增加農民收入。

但問題在於,農民務工收入還可能繼續下降,2009年上半年將更為嚴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隨著東南沿海諸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或裁員,如果農民工失業形勢短期內不能扭轉,未來一兩年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必將降低,原本就不富裕的中國農民將遭受沉重打擊。
何處「重災區」

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相對較低的中年農民工,在失業潮中受挫最為嚴重

收入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有當零距離面對失業農民工時,才能真切感受到城鄉差異對人們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從國家統計局2008年公佈的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可知,至2006年末,當年外出務工的1.3億農村外出勞動力中,絕大多數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為小學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僅佔8.7%;此外還有1.2%是文盲。

農村基礎教育落後的同時,職業教育更為缺乏。因此,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的選擇餘地十分有限,只能進入製造業、建築、運輸、煤炭採掘、環衛、餐飲等對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業。

這一切,恰恰成為此輪「失業潮」中,大量農民工無奈返鄉的一個重要因素。

2009年1月13日,在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財經》記者遇到了去年11月份因被辭退而返鄉的席樹鵬。他今年30歲,只上過初中,原是廣東東莞新能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焊接工。「訂單少了,用不了那麼多人,工廠組織了一次考試,沒通過的就被裁掉。」席樹鵬漠然地說。


像席樹鵬這樣的例子非常典型。記者調查獲知,截至2008年12月17日,太康全縣返鄉農民工達5.3萬人,其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2.4萬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7萬人,高中以上的僅有0.2萬人。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有3.9萬人,接受過培訓的僅1.4萬人。

在勞務輸出主要地區重慶市,《財經》記者從市勞動保障局瞭解到,回流農民工中,95%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受過培訓的僅佔總數的4.8%左右。多數從事電子加工、服裝加工、玩具製造和制鞋等加工行業。

年齡結構是分析農民工群體的另一個角度。《財經》記者發現,在返鄉農民工中,年齡在30歲至45歲者佔絕大多數。河南省太康縣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2008年12月17日,全縣返鄉農民工已達5.3萬人,其中男4.1萬,女1.2萬;30歲以下的1.1萬人,30歲至45歲的3.3萬人,45歲以上 0.9萬人。

重慶市黔江區勞務辦數據也顯示,至2008年11月,返鄉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其中,30歲以下的4.08萬人,占31.6%;31歲至45歲的5.54萬人,占43.7%;45歲以上的3.18萬人,占24.7%。

以上統計意味著,返鄉農民工中很多已年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一旦中斷了外出務工收入來源,相當一部分家庭要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貧困。

綜合所有的調查,可以得出結論: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相對較低的中年農民工,是失業潮的「重災區」。


相較於中年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則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1月11日,《財經》記者來到重慶南紀門勞務市場。很多農民工剛下火車,便背著大包小包直奔此地找工作。勞務市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以前春節前夕是勞務市場的淡季,今年求職場面卻異常火爆。其中,返鄉農民工參加招聘的約超過兩成,求職人數約比去年同期人數超過三成。

記者瞭解到,青壯年農民工對工作的需求最為迫切,相當一部分人失業後並不返鄉。

實際上,隨著農民工群體的「更新換代」,農民工中堅力量中「70後」「80後」佔據了不可忽視的比重。面對突如其來的失業,這一群體鮮有「歸田」,多數選擇繼續留在城市。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表示,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的特點是基本沒有務農經歷,甚至缺乏基本的農業常識,多數已經適應了城市的生活,但並未能完全融入城市。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表示,當政府習慣性地以為農民工失業後必然選擇返鄉時,逐漸成長為農民工中堅力量的新生一代卻沒有得到更多的關注。

他還指出,失業後的農民工在不願意返鄉的情況下,以打零工、投靠老鄉、花積累等方式為生,短時間內問題不會顯現。一旦潦倒困頓,自己定位為城市人,但現實離城市生活越來越遠,不滿情緒隨著觀念的變化而滋生,經濟問題就會轉化為社會問題。

農地爭端暗流

中國2005年後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增加了農地的吸引力。而今農民失業返鄉,勢必加劇人地矛盾

作為9億農民中的精英群體,農民工前所未有地大規模失業,將對整個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產生始料未及的影響。

目前,這一影響的深度、廣度正在顯現。但各級政府應對之策尚不明朗,更加劇了農民工失業作為新的社會問題的複雜性。

在諸多影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失業可能加劇農地衝突。

中國現有9.5億農村戶籍人口,除了中小學生和老人,還有5.31億勞動年齡人口,主要包括農民工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兩大部分。

就農民工而言,目前共有2.1億(廣義農民工),其中包括離土不離鄉的0.8億鄉鎮企業職工,還有1.3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狹義農民工)。真正從事農業產業(包括農林牧漁產業)的勞動力,約為3.2億。

據農業部估計,上述3.2億農業勞動力中,目前仍然還有1億左右的剩餘勞動力,有待於轉入非農產業。在這樣的情勢下,如果已經轉出農業的農民工大量失業,其中一部分返回家鄉,將加劇農村本就緊張的就業壓力和農地衝突。

由於農地集體所有制存在先天缺陷,以及農民普遍的「均田」衝動,中國農村本來就存在著大量農地糾紛。據農業部統計,2006年全國(除了西藏)共發生農地承包糾紛20.4萬件。主要包括兩類,一是承包合同糾紛;二是農地承包權確權糾紛和侵權糾紛。

據農業部統計,中國現有2.27億農戶承包農地,戶均承包經營耕地只有5.36畝。2006年,全國(除了西藏)農地流轉面積為5551萬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4.57%。其中,四分之三的耕地以轉包或出租方式流轉。

上述土地流轉中,除了東部沿海省份,大多數農地流轉的直接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後把耕地交給別人耕種。1998年至2004年,中國農村稅費負擔沉重,農民種地不賺錢甚至賠錢,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農民就把土地撂荒或交回集體,自己外出務工。正是這六七年間,中國農民工總量大幅增加。

1998年至2004年,農民工外出時並未把農地承包權放在心上。但是,2005年後,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增加各項農業補貼,增加了農地的吸引力。在外出務工形勢向好的年份,農民工索要承包地尚不普遍;而今農民失業返鄉,農地糾紛勢必增多。

據重慶市黔江區農業局和勞務辦2008年11月所進行的聯合調查,目前黔江區已回流到鄉的農民工約為3.57萬名,其中有8.23%的人表示,因為自己的承包地已經流轉,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財經》記者在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發現,農民工返鄉後,農地糾紛已經潛伏。在後席村,村民們經常為土地發生衝突,一些返鄉的農民工正在嘗試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村民韓國強一家四口人,目前只有兩畝多地。地不夠種,他們便租用了外出打工者的六畝多耕地,幾年來每年都要給別人1000多斤麥子。如今,儘管地的主人沒有回來,但每當看到別的返鄉人紛紛索要承包地,他就擔心發愁。

那些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返鄉後也會發現,當初自己外出時主動把耕地交給集體,現在再想要回來,困難重重。因為這些耕地早已被集體另租他人,或者重新承包給其他農戶,要拿回自己的承包地,短期內很難。

《財經》記者在重慶開縣採訪時,結識溫泉鎮縣壩村吳成姵一家,共四口人,目前只有丈夫0.7畝地,常年靠承包別人的耕地謀生。現在,一家人正面臨失去所租耕地的危險。

「村裡不少人翻山越嶺到別的村租地種,現在『地主』回來了,沒法再種下去,今後的日子怎麼辦呢?」吳成姵很是迷惘。

在重慶,很多農民工原本就是因為沒有土地才外出打工的。民盟重慶市委調研室和綦江縣政協曾聯合組成調查組,就民工養老保險問題對中東西部的10個省市、20多個區縣的16268位農民工和家屬,進行了為期三年的調研,發現有91.8%的農民工無社會養老保險;在被調查的農村家庭中,有21%的被調查戶家中有兩人以上沒有承包地。

發起調研的綦江縣政協原副主席馮秀乾告訴《財經》記者,儘管該調查已於去年結束,但是揭示出來的問題目前依然存在。「在社會保障普遍缺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土地,農民工在失業後將面臨巨大的生存風險;如果家裡有兩個人沒有承包地,將很難依靠土地來養活全家。」

在開縣採訪的三天裡,《財經》記者還曾遇到兩起群體性堵路事件。開縣移民局官員稱,以前這些移民在外打工,現在回來了,在工種崗位和土地同樣缺乏的情況下,衝突就增多了,間接導致很多原有的移民問題擴大化。

在開縣和謙鎮,鎮裡的幹部忙得不可開交。作為開縣產煤大鎮,農民和煤礦的糾紛一直存在。和謙鎮人口2.8萬,1萬多青壯年外出務工後,爭鬥少了下來。而現在,外出農民工又回來了,鎮裡的領導開始擔心爭鬥升級。為了防範和化解糾紛,鎮上已經開始派駐幹部駐村蹲點。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指出:「農民工大量返鄉後,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轉給他人,而流轉合同尚未到期,並且地上還種著莊稼,就很容易引起糾紛,這對農村社會穩定相當不利。」
「短腿」職業培訓

面對撲面而來的壓力,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

高達2.1億的農民工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近六分之一。這個群體的大規模失業和返鄉,已不再是局部地區、個別群體的問題,已成為整個國家的重大經濟社會事件。

但是,各級政府顯然沒有做好準備。

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的調研報告稱,農民工返鄉後立即面臨三大問題:一是無地可種;二是就業機會少;三是缺乏技術。農民工可能與大中專畢業生、新增城鄉勞動力爭搶崗位,這在流出地更加突出。

說到底,農民工是一個頑強的、自生自滅的群體。對流入地政府而言,他們是廉價勞動力,至於其子女上學、社會保險、各種福利,則不願承擔;對流出地政府而言,農民工可以提高當地農民收入的指標,但對其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則很少考慮。

面對撲面而來的壓力,《財經》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流出地政府正在啟動對農民工的培訓。中央政府2009年也將加大對農民轉移就業培訓的力度,同時在農村加大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期望解決農民工就業技能差的問題。

但是,職業培訓的針對性和質量令人失望。受制於中國的行政體制,目前對農民工的培訓投入,在中央層面分散在人保部、農業部、國務院扶貧辦等部門,培訓的內容大同小異,且由於「官辦官營」,質量和效率很難衡量。

《財經》記者在河南基層農村採訪時發現,很多農民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關農民工培訓的政策,也不知道可以從何處獲得這些培訓,更談不上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

倒是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成都市,探索給農民工與失業大學畢業生發放就業培訓券,不失為積極的嘗試。問題是,在非省會城市、中西部偏僻農村生活的農民工更需要培訓,卻難以獲得。

在河南、重慶等地,更多的返鄉農民工賦閒在家,無所事事。2009年1月8日,《財經》記者在重慶開縣溫泉鎮縣壩村採訪時,遇到的三名「80後」和「90後」農民工,他們都在家睡覺。而在河南省鄧州市農村,很多提前返鄉的農民工也基本上無事可做。

儘管開縣政府也強調為農民工提供職業培訓,但開縣的職業培訓學校,師生比例嚴重不匹配,部分教師負擔過重,很多培訓難以保障質量。在170名專業教師中,擁有工科技能證書的只有64人,占比僅24.7%。更大的問題則是,課程雷同,計算機專業很多,而具有廣闊就業前景的機械、電子類專業少,且因為缺乏設備和實習條件,培養的學生操作能力不強。

開縣勞務產業辦公室主任劉沛明告訴《財經》記者,目前,開縣已經開始調整職業培訓專業和加強師資配備。2009年,開縣的重點培訓專業將是車工、焊工等目前市場急需的工種。

來自開縣政府內部的一份材料稱:「雖然出台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但農民工回流工作到底做得怎麼樣,我們心裡還是沒有底氣的。」

一個基本問題是回流農民工的具體數據。這份材料抱怨說:「目前收集到的數據是明顯不切合實際的。勞務辦掌握的是一個數據,調查隊掌握的是另外一個數據,鄉鎮上報的是一個數據,接受媒體採訪時又是一個數據。我們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數據是準確的……」

相對準確的數據有助於政府做出相對正確的決策,但是目前城鎮登記失業率顯然不能完全反映勞動力市場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此次農民工失業,基本無法從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反映出來。記者在開縣採訪時,當地官員提出,應盡快完善現行的調查失業制度,將農民工納入失業登記。
城市化滯後之痛

造成這次農民工失業和返鄉的本質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外部的影響,一是城鎮化滯後

多年來,農民工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相當可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與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2008年《中國農村經濟分析與預測》一書所載的數據,2003年外來農民工創造的GDP分別相當於當時北京GDP總量的32%,相當於上海的31%,江蘇的11%,浙江的17%。在這些發達省(市),農民工創造的財富佔其社會財富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同時,大量農民工進城,形成巨大的消費群體,繁榮了城市的商業、旅遊業、房地產行業,也增加了發達地區農村居民的房租、物業等財產性收入。

每年春節前後,為數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在城鄉之間往返遷徙,已經成為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景觀。如今,「失業潮」不期而至,一些潛在的矛盾和困惑終於浮出水面。由於整個公共服務體系的缺陷,無論給流入地還是流出地,都會造成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凸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成熟性。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說:「總體而言,造成這次農民工失業和返鄉的本質問題,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外部的影響;二是城鎮化滯後,無法解決戶籍制度後面的教育、衛生、社會福利、救濟等問題。」

這個觀點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印證。按照統計部門公佈的數字,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工業化推進,中國城市化率已經提高至45%。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然而,城市化率的提高所對應的,並非農村人口的減少。



來自公安部的統計數字則顯示,中國的農村戶籍人口仍高達9.5億人。若按照目前城市化的比率推算,這一數字本應只有7.3億人。

矛盾並非存在於數字本身。數字之所以出現缺口,是因為凡是一年中在城市生活超過六個月以上的農民工,在官方統計中已被納入城市人口的範疇。可是,他們又並不曾擁有一紙城市戶口,也難以享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因而在法律意義上的身份仍然是「農村人」。

在識者看來,城市化的標誌絕不是簡單的城市建設和人口規模的擴張。只有當這些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為就業穩定、生活體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事實才真正改變。惟其如此,方可有效緩解城鄉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同時,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才能進一步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尚有太多制度藩籬需要逐一拆除。

2008年12月16日上午11時,《財經》記者來到東莞市社保局石碣鎮分局。在那裡,外來工前來申請「退保」的隊伍延伸成100多米的長龍。

這其實是每年春節農民工返鄉前必然上演的一幕,只不過,由於和失業潮疊加,退保人潮格外洶湧,以致於當地警方需要分批出動以維持秩序。

所謂「退保」,主要是指農民工退辦企業代為辦理的養老保險手續,將其中個人可以帶走的一部分保費取回。這對於個人和企業,都是一筆損失。

在江門辦理退保的河南太康縣農民李彥彥告訴記者,她並非不願意在城市退休養老,而是她知道,沒有戶口,將來並不能在當地辦退休。現在她要離開了,不退保,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換了工作,以前辦的保險也接不上。」她無奈地說。

由於和「城裡人」的身份差異,無論在教育、還是醫療,甚至未來的就業機會而言,李彥彥們都無法在城市找到一份歸屬感。也因此,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城市僅僅是養家餬口的勞動場所而已。

事實上,雖然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嚴格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已逐步放開,但漸進式改革的思維慣性,令決策者在收與放之間始終顧慮重重。從歷年文件的措辭可見,無論是1983年之前對農村勞動力的「控制流動」,還是1984年至1988年「允許流動」,抑或是1989年至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動」,直到1992年至2002年的「規範流動」,行政化的控制色彩一直揮之不去。

從2000年開始,中央政府陸續推出以取消歧視為核心的若干政策,以此進一步鼓勵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但是,和城市化的實際需要相比,實踐層面的進展顯然遠遠不足。

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無論是在城鎮規劃、住房建設、公共服務,還是社區管理上,各地城市建設的思路亦未真正設身處地考慮農民工的迫切需求,相應的財政投入十分有限。

很大程度上,基於對城市設施無法負荷農民工大量湧入擔憂,保持農民工「雙向流動」狀態成為主動的政策選擇,制度層面的徹底改革一再延後。

此外,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制度結構,也使得在參與城市化的過程當中,農民極為有限的利益大打折扣。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認為,國家應該把農民工納入城鎮體系,讓他們享有和城裡人一樣的社會保險和失業保障等福利制度。針對當前特殊的形勢,國家在保障城鎮低收入群體利益之時,也應考慮到留城的農民工。

張紅宇則提出,政策層面要提供新的思路。一方面要繼續適應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要求,實現產業轉移;另一方面要在真正意義上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他建議,沿海發達地區可先行一步,讓農民進城以後可以「留得下來」。大城市如果缺乏條件,可以先在中等城市逐步放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要實現城鎮化,必須要正確認識農民工問題,「要穩定這些長期在城市就業、定居的農民」,要考慮他們未來的就業增長空間,為此需要制定專門的政策,進行專門的投入。

經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更是建議,應開發並發展農民工就業新市場。

實踐證明,那些吸納的外來勞動力較多的城市和地區,經濟競爭力必然較強,發展必然更快。對農民工進入設置過高門檻,最終犧牲的只會是經濟發展的旺盛活力。

「我們不能想像,『4萬億』的財政投入只用來支持鐵路、大的基礎設施和工程,卻不用來支持農民工這個很有創造性的群體,就能夠真正完成刺激消費,穩定就業的任務。」李鐵說。

2009年1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距離2009年春節只有短短十天了。

這天,在江蘇昆山富士康工廠,來自甘肅慶陽縣的女工董小靜還在上班。班組內四成左右的工人辭工返鄉,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時間由每天八個小時增加到12個小時。

加班雖然很辛苦,但這是董小靜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掙一些錢。「只要能多掙錢,我就不回家過節。」她對《財經》記者說。

眼下,她憂愁的是,春節後,如果工廠的訂單不增加,工資會重新降回去,她仍然有失業的危險。「誰知道春節後會怎麼樣?」19歲的董小靜心中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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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日 星期一

中國產業升級需要貿易保護

楊帆
草根網
2009-02-03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
產業升級的口號中國喊了很多年,但是這麼長時間以來,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原因何在?關鍵原因就在於中國缺少必要的貿易保護。很多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貿易保護,產業不可能實現升級。

發達國家靠貿易保護實現了產業升級

一些人主張中國應該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繼續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種觀點過於迷信「自由貿易」,忽略了「比較優勢」只是暫時的,它有可能會誤導中國戰略發展。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國家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升級,就必須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後的迅速復興,是由於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必須由國家發揮作用。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相反,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慾望的,處於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

開發核心技術沒外國公司說得那麼貴

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發展,嚴重依賴國際市場,這是我們受到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影響的結果。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這類企業已受到重創,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一發展遇到了國際資本的技術品牌壟斷。

過去的經驗證明,以市場換技術,根本不可能培養自主開發能力。針對中國鋼鐵工業、轎車等7個產業的研究發現,合資外方給我們的技術,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擴張的基礎,它們控制世界70%的技術轉讓和80%的新工藝技術,不斷開發出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創新性產品,提高競爭能力、爭奪全球市場份額,最終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中國擴大企業規模,發展獨立知識產權,創造企業品牌,這些比較優勢都不是企業自身力量能夠形成的。必須破除對外資的依賴,以國家扶植民族產業的獨立品牌。

有人反對自主開發,理由是投資太大,不如合資。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用了7000萬元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是1000萬元人民幣。長征三號甲火箭開發費用為國外幾十分之一。高科技領域研製新產品的費用沒有外國公司說得那麼高。西方的研發費是多少美元,中國用多少人民幣,是西方的1/7。原因何在?人力資本費用低和後發優勢。

關鍵問題在於地方保護主義割裂全國市場和民族產業,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權威打破地方政權的阻礙,允許先進企業跨地區兼併落後企業,那麼,「全球化,市場化」的兼併就會發生:外國公司和國內一些企業聯合起來,打垮國內的著名品牌。中國不應該反對國家保護,而應該反對地方保護;不應該反對民族產業,而應促進國家和民族有規模效益企業的形成。

中國應該建立超級產業

目前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實際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甚至是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國家聯盟如各種自由貿易區。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的超級大產業。大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主要是通過保護,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級產業」而進行的。

超級產業是主要國家綜合國力和戰略能力的來源與體現,它是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等,不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術,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規模。只有大國才有條件發展超級產業。超級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費用極高,風險和收益都高。超級產業的進入門檻極高,能否發展取決於大國規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長初期需要政府保護。21世紀全世界只有10個左右的國家有能力發展超級產業。美國位居第一,還包括日本、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從外貿對於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的是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中國長期的動態比較優勢來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