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狀告紀錄片《天安門》製作組 (II)

紀錄片《天安門》的美國長弓紀錄片製作組因為柴玲的控告，他們正遭受可能被耗盡資財而倒閉。以下是此事件三個相關內容：

1、《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和簽名名單
2、王力雄支持《天安門》製作人的感想
3、封從德的信以及柴玲方呼籲簽名的聲明和簽名名單

神化天安門運動是我們的心魔
——我為何在《天安門》製作人的呼籲書上簽名
王力雄
2009年5月29日

最近，拍攝了紀錄片《天安門》的美國長弓紀錄片製作組（下稱「長弓」）發出呼籲（見附件），談及他們正遭受一場可能被耗盡資財而倒閉的訴訟。提起訴訟的是一家有財力的美國公司，公司總裁正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柴玲。長弓呼籲書從維護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簽名支持。

我簽了名。

我之所以簽名，不在於我能斷定訴訟的具體是非，我對美國法律不懂，對被立案的商標侵權更是外行。我簽名是出於這樣一種看法——必須允許對天安門運動的反省。

對《天安門》影片如何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進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對那場運動的主要反省。我們應該支持這種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對面。這裡所說的「我們」，是指站在天安門運動一方譴責當局鎮壓的所有人，因此這個「我們」應該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門》的製作人。

我們對天安門運動的態度，長期局限在兩個方面，一是讚美運動，二是譴責當局。讚美和譴責都是應該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專制權力不會因為譴責而改變，這我們早已看到。而停留於讚譽，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那種與不容批評聯繫在一起的讚譽，只是另一種「偉光正」，同樣讓人厭惡。對我們而言，更有意義的是對自身的反省，通過反省發現我們的錯誤，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種反省即使不能改變歷史，至少還可能改變未來，而且這可以由我們自己把握。

天安門運動有沒有可以反省之處？從六四後的海外民運可以看得很清楚——當那場運動的各路領袖在自由世界雲集，卻把民主搞得一團糟，把民運從全球矚目的巔峰搞到今日眾人繞行的泥潭。二十年過去，當年用「年輕」為理由所原諒的，並未隨年輕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領袖們如此，怎能讓人相信運動本身無需反省？若是運動當年繼續下去，後來民運發生的種種，可想也會在運動中顯現（其實當時就已存在），並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評，不自我反省，正是民運的主要特徵。柴玲狀告長弓只是一例。對天安門運動的神化，讓當事人不容他人批評，反過來也讓他人可以抹黑當事人（只要發現其不符合神化）。說《天安門》影片破壞了柴玲形象，其實只是破壞了一個被神化的形象，並未破壞她作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畫面，稱得上「硝煙中的甜美」。雖然她對記者的哭訴有些做作，但是那麼年輕的女孩突然變成全球焦點，不做作才不正常。誰在年輕時會有寵辱不驚的定力？至於她說了不想死，那又算什麼，哪個20多歲的孩子想死？眾多對柴玲的批評，其實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卻「期待的就是流血」，讓「廣場血流成河」 去擦亮中國人眼睛，柴玲的這種說法固然不夠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數政治人物的內心，他們在同樣時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樣。只不過那些人老練圓滑，不往外說，而 1989年的柴玲比較樸實，不但說了，還對著攝像機。

但是今日有了錢的柴玲，開始著手打擊破壞了她神化形象的長弓，這才顯示出真正問題。她控告長弓損害名譽未被法院受理，說明損害名譽不成立，只是損害了她想維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卻不真實。不過僅限如此，也算一種可以理解的個人意願，無可厚非。但是當損害名譽告不成，還要用商標侵權的訴訟耗盡長弓的有限資財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報復的用意。這不得不讓人懷疑，能用金錢扼殺言論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會不會用權力去做同樣的事？

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可能變得和他們反對的共產黨一樣，意味著什麼？這其中暴露的危險，需要我們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麼？我們的民主代表者為何會這樣？以民主為旗的天安門運動，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國到底應該實現什麼樣的民主，以及怎樣獲得真正的民主保證？這些問題，都不是簡單地用民主兩個字就可以回答的。我們必須正視和發現民主光環背後任何可能的不良，潛在的專制，領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險。正因為我們對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與後代的未來托付給它，也就應該更加尖銳無情、不留情面地對其審視和追究。

但是我們沒有做，或是做得很少。我們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們有太多東方式的糾葛。長弓的外國人做了，雖然做得不一定足夠，也不一定都合適，可以有不同意，卻應該感謝、至少也要尊重他們。他們使我們思考，是在幫助我們。而那些指責影片不該針對柴玲的各種理由，說到底是一種對反省的迴避，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針對的理由，而沒有針對的反省又如何進行？儘管柴玲那時年輕，卻是天安門運動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應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時也得承受鞭笞，這就是公眾人物的命運。而從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沒有目前行為，說影片不該針對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長弓的訴訟，反倒顯出了《天安門》以柴玲為剖析對象的預見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說成弱者而反對《天安門》的，同時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門運動的理由。因為天安門運動是弱勢方，是無權者的反抗，是被鎮壓和流血的。但如果我們不是永遠期待失敗，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麼當初迴避反省會帶來什麼後果？也許所有缺點在弱者身上都不構成威脅，但是弱者有一天變成了強者，缺點的存在就會立刻成為現實的威脅。在我們以往的歷史中，小人物搖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難道還少嗎？

至於具體的反省內容，當然可以討論。譬如我就不覺得領袖品德是主要問題，也不認為可以用非理性來責怪群眾，更不同意所謂民智未開是失敗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讓領袖品德敗壞、讓群眾趨於極端、讓民智呈現未開一面的民主模式。責任不能歸咎於人民，因為不能要求人民適應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適應人民。當民主模式不適應人民而失敗時，卻得出必須等待人民適應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結論，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駐於只能啟蒙的感歎，也是這樣一種思路。

我所說的反省天安門運動，不是對人對事的責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夠制約領袖行為、提煉群眾理性，又可以讓人民智慧生發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價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卻不可能普世，因為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歷史與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適應。若是從這方面反省，主要的責任者便是中國的知識精英。當年那些兩手空空搬弄教條，現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們，無論是鼓吹實行民主的，還是斷言沒有條件的，二十年來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飯。正是因為沒有對天安門運動深入反省，二十年後的我們仍然在原地打轉。即使今天再出現一次那樣的運動，誰敢保證我們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轍？放眼環顧，當年絕食的孩子們今何在？辦了六四綠卡的十數萬俊傑為誰忙？知識分子蠅營狗苟於精英聯盟分羹，中國向何處去的百年提問卻依然迷茫，而各種危機一天天加深。這令人唏噓的二十年軌跡，那麼多沉淪，那麼多背棄，那麼多迷惘與無奈，而除了讚美與譴責，又能不能讓我們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點反省呢？

走出過去，走向未來——我在長弓呼籲書上簽名，也是為了表達這樣一種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