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日
馬建,中國作家，曾任職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1986年移居香港，曾主辦政治文藝月刊《大趨勢》，參與創辦新世紀出版社和《文藝報》月刊，創作長篇《拉麫者》、《思惑》、《紅塵》及散文與評論。1997年任職德國魯爾大學中文系。1999年移居英國。2008年出版英文長篇小說 《Beijing Coma》 (一度命名《肉之土》)，中文版於「六四」二十周年前出版,定名《北京植物人》，是一部講述「六四」事件的小說。
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是二十世紀最關鍵的一刻，坦克輾平了學生的肉體，但卻震醒了世界，共產主義的謊言從此被揭穿，繼而被唾棄。但中國共產黨卻眼睜睜地在全世界的注視下溜掉，繼而抓著資本主義的救命稻草東山再起。六四大屠殺之後，共產黨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把有關六四的證據埋藏，也要把躲在人們頭腦的記憶洗掉，把公民變成植物人。現在年齡大的中國人提到天安門事件便會感到恐懼，如果你和中國青年了解這段歷史，他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說謊。直到今天中國人已接受了「鎮壓換來了財富」的說教，政府還是提心吊膽。
揮之不去，那些死不瞑目的無聲記憶
今年二月，我再次來到北京，想走回二十年前那場民主運動的記憶之中。
一場大雪把天安門廣場蓋在一片耀眼的雪域之中，綠樹映著陽光，令人神往。我拿出相機想拍照，出租司機大聲說：「嘿，公司領導傳達了，路經天安門廣場必須把玻璃窗關死，這兒是政治敏感區。」
我就感到了風還在，陽光也在，那些揮手吶喊，那些沒有聲音的神祕語言如白雪的記憶，在復活，它向你述說的比你看見的還要多。因為提心吊膽的中國政府明明知道天安門是死不瞑目的。
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我寫了十年，但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寫，而是困繞在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像中：一個裸體的男人躺在鐵床上，沒有了時間也沒有死亡，一隻麻雀蹲在他胸前，陽光極端冷漠地照著，僅僅是一點光而己。那十年的寫作就是為了證實這個記憶的能量。當海明威描寫了老人拖著一條巨大的魚刺返回海岸時，那魚骨證實了他是個悲劇英雄。但我的小說主角只能在記憶中搏鬥，如魚刺在肉中鑽扎著，而肉又是他唯一的船……誰又能看得見崇高？「為什麼有了天堂人們就把它變成地獄。」我自言自語地閉上了漆黑的眼。
司機是住在郊區的農民：「這點雪算什麼，我們那山溝裡……」
「不下車了，調回頭，去草場地。」我說。
繼七九八藝術區成了舉著小旗的遊客吃喝玩樂的北京文化旅遊熱點之後，草場地又成了藝術家們的落腳地。在八九年「中國現代藝術展」上對著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放了槍的肖魯，剛把她的作品從「回顧中國現代藝術展二十週年」的展廳拉回畫室：是一具黑棺材。當年她那一槍也把自己打昏了。從公安局放出來的她，不久就遠赴澳大利亞，從藝術界消失了。
「我穿著婚紗從棺材裡面復活，然後和自己舉行婚禮。」她穿著中式繡花上衣笑著又說：「我開槍的回顧資料和作品全部被公安員警撤下，錄影資料乾脆員警在放：一有政治敏感鏡頭就快進。因為趙紫陽的女兒要在開幕式講話，公安局就把農展館的主展廳查封了。他們唯一怕的就是槍聲和六四大屠殺。沒想到二十年之後又是查封。」
天安門鎮壓使共產黨也塵封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悄悄走向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甚至扔掉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要建立「和諧社會」了。藝術家們也是在充滿了政治矛盾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畫家陳光〈極端衝動〉網上展覽，發表了大量描寫天安門清場的油畫作品，就代表著藝術家與記憶的真實矛盾。他在考入藝術院校之前，是一名解放軍戰士，參軍不久即隨部隊進入了北京鎮壓學潮。
「二十年過去了，你記憶最深的是什麼？」我問他。
前幾年，畫家舒陽帶我去他畫室，曾記得他的一幅叫〈感情與性〉，一張集體合影照，幾十位裸體女人圍著他，令人感到他的性意識後面的情感壓抑。也是借助「性」對神聖觀念的反叛。開始畫天安門系列時陳光才公開了他那場惡夢般的經歷，也像重播紀錄片般挑開了六四的恐懼記憶……停在廣場中的坦克、打掃廣場的士兵和摔碎的自由女神像……「就是綠色。那幾天除了一次北京市民送的麵包，幾乎沒吃過東西，一塊速食麵三十幾個人分著吃。發槍要鎮壓時，大家都緊張得發抖，不時地聽到有人走火打死打傷了戰友。」
「你畫的這些場面，正是我的小說裡沒有表現的。巧合的是都是用了綠色的感覺。我是想用綠色表現軍人的統一表情。」
「當時大會堂駐滿了軍人，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也帶著家屬跑了，經常看到留下的貓和狗餓死在家門口。從那天起，我餓了眼前就發綠，緊張和恐懼就來了。」他坐在畫架的前面吸著菸，背後是個姑娘摟著胸下裝著不鏽軀體的陳光本人的油畫。
我想，陳光試圖用性發洩來掩埋記憶，但多年之後，天安門惡夢依然纏在他的肉軀。他的作品能夠使人感到在謊言之下的生活，那種被壓抑的恐懼感。這是一位敢面對「六四」事件來進行創作的畫家，讓我感到有了知音。他的網展在我見他那天被封了，而我的《北京植物人》更不會在北京出現。
政治禁忌甭提，人民只能努力富自己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人也悟出一條生路：要民主自由，不如過富自己的日子，別再管人權政治了。人們的能量也都投入到了發家致富的競賽之中。發財的欲望戰勝了道德，人們更像過上了一種不准表達悲苦的富有生活。社會上的知識精英也紛紛拋棄理想，多數成為了暴政下的附庸，詩人藝術家也很快適應了市場。八九學潮的學生精英張曉剛成了中國最富的流行畫家，天安門學生聯合會主席孔慶東成了中央電視台名嘴。而拒絕被金錢收買的文學藝術家依然在尋找著地下生存空間，死難者、受害者以及逃亡海外的學生和民主人士，就迅速地被邊緣化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天天生活在員警的監控之下。極權專制可以擁有一切物質財富，但在精神領域就完全不自信，懼怕人們在表達思想，所以，思想專制愈走愈極端，可以說只要在網上寫過「天安門事件」的作家或詩人，大都逃不過牢獄之災。
我走進離中南海僅一個街口的西單圖書城，想買一本澤爾巴特的小說《奧斯特裏茨》，他描寫了忘記過去的奧斯特裏茨在尋找自己的過程。我也是一直在被自己需要多少記憶而困繞著，不，是多少紅色記憶。因為寫完《北京植物人》以後，我不但沒有拋掉天安門記憶，反而陷得更深。這座人山人海的五層大樓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書店了，每天銷售的圖書達十萬本。年輕人在這裡可的買到現代科技和國際政治經濟的書，歐巴瑪微笑的廣告肖像也擠在大門口。人們可以知道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和人物，但在所有的近代文史書籍中，給今天社會帶來巨大變化的天安門事件就都消失了。人們必須習慣沉默或者習慣謊言，而且還會把這種生存方式再傳給孩子們。
我的手機響了，很快電話裡的聲音和玻璃窗外的中年男人對在一起，不會錯的，因為人群中只有他失去一隻胳膊。我向他招了手。
長安街上風很大，積雪被鏟到了冬青樹裡，夕陽正映著古樸的中南海紅牆。我和劉華來到了他被坦克壓掉胳膊的路邊：「就這兒，還是這白鐵柵欄。」他是北京大學教授的兒子，六月四日凌晨陪著兩位女學生走到了離中南海一百多米的路口。前幾年，為了描寫發生在這兒的慘案，除了來拍照，還專門去美國香港等搜尋各種目擊者證詞。慘案過程和現在劉華描述的相同：一輛坦克邊發射催淚彈邊飛快地沿馬路牙子衝進人群，輾死約十三人。
「當時手抓著柵欄，還把毛巾掏出遞給學生……我看她跪了下去，來不及反應就聽著坦克從頭頂轟隆隆地壓下來。」他低下頭，雙眼渾濁地看著那片柏油路又很快地掃了掃不遠處的警車和武警。正是上下班時間，大小車輛和人群都在快速地走過。
「你當時害怕了嗎？」我雙手抓著白柵欄問。
他吸了口菸說：「真正害怕是看了鄧小平時對戒嚴部隊的講話，他說國外說我們開槍了，我們承認，但說我們用坦克壓人，那是對我們極大的污衊。看完後頭皮都炸了。我就是證人，萬一來個殺人滅口……那兩年晚上根本不敢出家門，更不敢去公布這事。員警倒是三天兩頭來查詢，大家都閉嘴不提坦克。六四一週年時，怕我聯繫外國記者，員警乾脆住進家裡了，在我的床下搭個地舖睡了好幾天。」
留好證據，歷史與真相將重新會合
我倆進了一家飯館坐下，窗外的雜訊和寒風一下子就不見了。遠處的中南海紅牆已變暗，裡面的共產黨頭目們也許正在和家人聊天吃飯，逗著貓狗寵物滿地跑。
「我真恨這共產黨，憑什麼壓了我胳膊，殘廢二十年了。我就不信，這輩子等不到平反，咱到法庭上把事說清楚。」
「你把證據、還有當年的病歷都留好，這一天肯定會來的。」我說完就問他要了支菸抽起來，心想：這個國家到底該相信法律還是道德。
如果沒有了證人，時間愈久我們離真實就愈遠了，也愈淡漠，就像所有的歷史。尤其在中國，人們早忘了那些用生命改變歷史的人，甚至連他們的罪名也被銷毀了。天安門一代輝煌了之後為何如此地落敗。共產黨為了把謊言鋪滿如此多管道的資訊時代，每天動用了成千上萬的青年人和老人在各個宣傳部門拚命地工作著，僅僅為了把人的激情弄麻木。參與了那段歷史的人都還在，但多數人的理想已死，還有人來承擔這沉重的歷史嗎？
那麼，寫作不僅是守住記憶，也是在懷念亡者的幽魂了。也只有活人才能讓死人復活，才能傳遞真理，從而啟動人們的良知，活人在想什麼才是重要的。
很多六四的受難者不是無辜地被槍殺了，而是選擇了槍口。我想在子彈射出來的一剎那，他們唯一的信念：這是最黑暗的時刻了，之後光明將來臨。不自由的軀體倒下是為了讓更多人自由地站著，從而把罪惡踩死。犧牲的唯一意義就是令作惡的人背著有罪的包袱。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的城市已建設得煥然一新，步入了「殺貧濟富」的極端權貴主義時代。但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低於貧困的人口近一億，不到0.5％的城市富人，卻擁有全國個人財富的60％。高樓大廈和私人驕車載滿了現代人富甲天下的夢想。同時，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工人農民積滿了被壓榨的仇恨。
當年學生們為了反貪污而慘死街頭的歷史已被更腐敗的現實壓得無影無蹤了。但我相信，歷史與真相會重合，中國必須從歷史教訓中找回希望。因為只有記憶才不會使我們被變成植物人，而是一個帶著記憶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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