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清
BBC 中文網
2009年3月24日
一本名為《中國不高興》的新書最近在中國大陸面市，引起坊間熱議，媒體熱捧。 據此書作者之一宋曉軍稱，他去年10月和一幫朋友在一起閒聊，後來把聊天內容整理出來，形成這本書。所以，也許應該稱該書是一個談話記錄。
此書的全名是《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這本揚揚三十四萬字的新書之所以搶人眼球是因為它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大膽，甚至有些偏激的建言。
書中觀點頗具衝擊力，充斥著諸如"撕破西方的面紗"、"西方人的自以為是，是被我們慣出來的"以及"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等字眼。
該書建議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應該"持劍經商"，中國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不應一味地討好、逢迎、跟西方接軌。
從"說不"到"不高興"
美國《時代》週刊在3月20日的報道中稱，《中國不高興》是繼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發表以來又一部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民族主義暢銷書。
1996年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曾風靡中國大陸，青年知識分子幾乎人手一冊。
"說不"的作者之一張小波回憶說，當時是受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啟發，加之"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興起，促使他和其他幾名年輕學者重新思考美國以及中國應該如何面對美國。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後首次激發了針對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
13年後，當年發表《中國可以說不》的幾名"憤青"重新聚首，對北京奧運前後一些西方國家和政界人士因人權和西藏問題抵制奧運、"圍堵"中國的作法再次抒發義憤之情。
該出手時就出手
和《中國可以說不》的相對內斂明顯不同的是，《中國不高興》開始提倡主動出擊，作者之一王小東在談到中法關係時明確提出"懲罰外交"的概念。認為既然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對中國採取的翻雲覆雨、出爾反爾的態度，就要旗幟鮮明地去懲罰報復。
他認為，中國總理溫家寶繞開法國的歐洲之行是一次到位的抗議，顯示"中國外交終於站直了"。
不過，他不讚稱中國政府經常採用的通過獎勵聽話的西方國家懲罰製造麻煩的西方國家的做法。例如，美國鬧事我就去買空客，歐洲滋事我就去買波音。
在他看來，西方國家對於遏制中國實際上是一致的。只不過是今天甲出面，明天乙出面。他說，在對付西方的問題上，中國不能採取像在幼兒園裡的交友策略，今天我和你好，明天我和他好。
其次，王小東還建議中國的主流媒體停止對西方的美化、神話，讓國人認清西方的"醜陋真相"。
"韜光養晦"與"解氣外交"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外交基本上是遵循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的政策，也就是不當頭、不扛旗但同時有所作為。
根據這一策略，中國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採取擱置爭議、雙贏互利的原則，如在解決東海油氣田和南海海洋資源開發的問題上就採取了這個策略。
但30年過去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大為提升，在與西方打交道的時候是還要延續這種含蓄有餘、強硬不足的外交政策，還是也應該按照國際關係的叢林法則，採取一些"解氣"外交呢？
換言之，抵制家樂福、抗議CNN、對國寶拍而不買等各種形式的民間壯舉是否應被列入中國官方的的對外議程中去？
前中國駐法大使、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3月7號做客搜狐網再次肯定了"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
他說，有網友對他講，中國外交太軟了，中國GDP已經是世界第三了，該凶要凶，該狠要狠，這看起來很解氣，但實際上仔細想想，這個想法是淺薄的、對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
吳建民認為，"軟和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所謂強硬、凶這不是中國的傳統，並不是我們的政策。"
沒頭腦和不高興
《中國不高興》在中國民間也引起不同反響，有人將其稱為狹隘的極左民族主義思潮的抬頭，有的則認為這是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氣節。
大陸博客作家王小峰乾脆將此書與60年代中國有一部名為《沒頭腦和不高興》的動畫片相提並論，認為這本書是「中國左派精英的牢騷文集，觸到了國人的某些G點」。
該動畫片講了一對活寶"沒頭腦"和"不高興"的故事。"沒頭腦"設計了一座沒有電梯的99層高樓，"不高興"到頂層演戲，扮老虎，但因為不滿常年被武松毆打，奮起反抗，百打不死，導演氣得翻白眼……
那麼，究竟是這種"不高興"的思潮沒頭腦呢，還是"韜光養晦"導致了某些人的不高興了呢？
問題是"該凶就凶，該狠就狠"能讓中國擁有真正的大國地位嗎？真的就能起到"萬邦來朝，唯我獨尊"的作用嗎？
也許，《中國不高興》提出的問題多於它給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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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訪《中國不高興》作者宋強
劉科
國際先驅導報
2009年3月23日
■“我們就是扮演了一個跳蚤”為什麼要寫《中國不高興》？主要是2008年奧運前後，當時國際社會抵制中國奧運，雖然沒抵制成，但是我們有種判斷：中西方事實上已經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溫情脈脈的東西，進入了現實主義較量的階段。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覺得需要寫一本書告訴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愛思考國際時政關係的這些人，比如說，有沒有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的選項，如果這種決裂到來，我們要準備什麼？
■中國想成為中間國家是不可能的
■一個國家在戰術上是可以潛伏的，戰略上是沒法潛伏的
2008是特別戲劇化的一年，國家利益，中國和西方的利益博弈從這一年才真正顯露。
與《中國可以說不》相比，《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和話題更有對接的地方，因為幾位作者都適合談這方面的話題，他們的觀點從來沒有在公眾視野裏隱瞞。所以，我覺得《中國不高興》是超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書裏的一些觀點，就是為中國的現在、當下和未來的建言和主張。
“我們不是一幫神經質”
現在質疑的人說我們有政治投機的成份在內，說我們都是“極左派的胡言亂語”。他們的批評和質疑，絕大多數我不認同。
昨天英國《衛報》、《時代》周刊來採訪，我就對他們說，從1996年開始，我們就不指望通過與你們的交流、介紹我們的觀點來改善中西關係。這個東西是框好了的，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一種負面的東西。我們曾用大量時間介紹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好感，當年我和張小波介紹西方議會民主、美國的憲法，那是種仰幕和欣賞，對美國機制的欣賞。但西方報道不會講平衡的，我昨天就對外國媒體說“ 我們不指望改善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英國《衛報》記者問我：“我們可不可以批評中國？”我說，這是一種誤解，我知道你們的擔憂。你們西方人總是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是一幫神經質，像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一樣，有一種自尊的潔癖。事實上，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也在批評中國社會的現狀，對我們認真的批評我們是能接受的。
“中國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可走”
在書裏，我們提出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這並不意味著一種新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中西關係都是一個利益博弈。撕去那些華麗的詞藻，國際關係就是叢林法則這個東西。
我只是從感覺上，從基本判斷上，有條件決裂，前面是有條件。決裂了又怎麼樣呢？一說起這些東西，有人就說外交上的難度，維護國家利益的難度，我們也是愛國者，我們是很痛苦的愛國者，我們是國策派，（我們同意）還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我們北面看到了俄羅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羅斯是照著西方的路走的，但西方對他們更好了嗎？俄羅斯民族卑劣嗎？蘇聯解體的時候，國民素質非常高，所以普京就在恢復過去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中國實在是太幸運了，（沒有走俄羅斯的大陸）我覺得真是天佑中國。
再看南邊印度。咱們國內有一幫人刻意把印度神話，這在道德上是有罪的。《中國不高興》裏有個最基本的判斷，中國想成為中間國家是不可能的。中國無法不顯其大。這不是個“帝國主義”，要麼上去，不然你就滑下來，沒有什麼中間道路。
“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缺少自信”
兩會期間，很多港臺記者都在問：“你這樣不是做實‘中國威脅論’了嗎？”12年前問這個問題，12年後又問這個問題。我覺得王小東回答得非常好，“一個國家在戰術上是可以潛伏的，戰略上是沒法潛伏的。”國家目標是沒法潛伏的，事實上，中國表達的很溫柔敦厚，中國謹慎得不能再謹慎了，但人家還是在指控你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綏靖的思想。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種體現，這是不對的。至少中國還有一幫人，他們能表述出對國家更高的期望，做一個驕傲大國，做一個英雄國家，這不是土裏土氣的思想。有人說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壯烈情懷嗎？這是兩碼事。我們梳理了一個概念：內修人權、外爭主權。這兩個可以並肩。
《中國不高興》主要是刺激知識分子的，老是按美國的要求去改造是不行的。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特別悲劇，整個莫斯科差點冬天都過不來，而且美國的導彈係統照樣架在你脖子上。難道我們看不到這些東西嗎？
“我們想改變美國人看法”
《中國可以說不》的客觀意義大于其他意義。克林頓1996年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情，美國大使館的人見了我們兩次，一般美國人對中國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樣，原來美國人肯定認為，99%的中國青年都是反對政府的，有傷痕在，所以制裁中國，中國老百姓會很高興。結果這個情況不對啊。
《中國不高興》也有很多真知灼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觀點，這些觀點，（可以）啟迪一種思考。描述的形態可能會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啟迪意義。網絡時代嘛，我覺得我們的觀點比網絡上的言論更有水準，如果能影響國策，當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過去那種想法——不會還抱著過去的那種想法，理直氣壯，不求思變。有這麼一種聲音，雖然讓人不舒服，但是這個聲音在，就對了。因為文人只能起這個作用。
我們就是扮演了一個跳蚤，我們就是想讓美國人知道（這種看法），我覺得我們的觀點是可以被認真對待的，即使從學理上、從觀點上、從對中國建言建策上。（金微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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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不高興》：「這書是刺激知識分子的」
石劍峰
東方早報
2009年3月20日
《中國不高興》是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為三個部分：「中國為什麼不高興」「中國的主張」「放下小菩薩，塑偉大之目標」，通過批判中國現實、揭示中西關係來呈現以下主題——中國要做一流國家，依托國家大目標實現眾生幸福平等，告別自我矮化的精神歷史。
作為一本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迅速熱銷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而此書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從另一個維度解讀了這本已經被標籤化的書，在他們看來，《中國不高興》是給中國知識分子看的，以用來「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 」。
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當。否則，不只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自然反彈的標誌之一，震動西方世界；2009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策劃人張小波再次拋出《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中國不高興》：「再次向西方攤牌」、「為憤青而作」、「民族主義再次升溫」……林林總總的標籤式評價再次扣在這本必將引起各方爭議的政論作品上，但《中國不高興》的迅速熱銷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
除去出版社為宣傳需要打出的廣告噱頭和書中情緒性的表達，《中國不高興》可能比《中國可以說不》走得更遠。幾位作者通過這本書希望達到的需求，也許不僅僅只是表達中國未來國際政治走向的民間思考，刺激、驚醒渾渾噩噩的知識精英也許是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
熱播中的《我的團長我的團》第16集中，團長龍文章對師座虞嘯卿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愛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這毛病，連師座都沒逃過愛安逸的毛病——龍文章得到的是一記耳光
《中國不高興》可能會令西方不高興，但真正不高興的也許是「安逸」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做出的反應當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們或拒絕拿起此書，或繞著圈子反駁，然後繼續安安穩穩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對此，《中國不高興》的兩位作者宋強和黃紀蘇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這本書就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要鞭策他們，刺激他們，喚醒他們。因為無論個人和國家都要有大抱負和大擔當。否則，不只是西方人、中國人不高興，整個人類都會不高興。」
「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我的感覺是，《中國不高興》和《中國可以說不》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可以說不》中個人情緒性的宣洩更強些，《中國不高興》則在鞭策中國人和知識分子，要樹立大目標。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你13年前批判的東西有變化嗎？
宋強：我說那麼多年了，大家都沒什麼進步，國事變化不大，思想界變化也不大，而且罵我們的人永遠就是這些人，用的手段還是那一套。那些罵我們的知識分子開口閉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實這些東西根本就沒有必要和國家利益對立起來。
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本書。當時精英界瀰漫著一種消極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國這條船要沉了，大家趕緊要跑。
黃紀蘇：當時的中國人對中國毫無信心，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經濟還是在往上走，中國還有很大一個群體把中國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時候，當時我們有一種情緒，大家開始明白，我們跟西方是有利益衝突的，而在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認為美國是一個好老師、好恩人。當精英們開始對中國失去信心的時候，民間有一種反思：中國那麼差、沒戲，我們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這樣子了嗎？這種質疑開始出現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說不》出現了，把民間的這個聲音說出來了。當大家都在跳船的時候，有人站出來說「不」，我們要有自己的信心。
現在，中國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強大了，但我們想說的是，中國不能到這就好了，不能就這麼湊合了。中國要樹立遠大抱負，對世界要有擔當，而且由不得你。
宋強：我想補充的是，1996年那樣的大氣候下，《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現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事態，我後來也講了，「對抗也是積極的。」
黃紀蘇：《中國可以說不》中那種民族情緒實際上是中國開始轉變的一種信號，它把這種東西喊出來了，要不然西方就以為中國所有年輕一代都跟著他們走了。
但對這兩本書最大的責難可能就是，你們公然宣揚當下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在西方話語裡，民族主義已經是個貶義詞。
宋強：我認為，中國從來就沒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都是應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國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都是這樣嗎？所以我更傾向於用「新愛國主義」這個詞來界定中國民間的這種反抗情緒，是人民立場的愛國主義。
黃紀蘇：什麼「極端民族主義」、「新左派」等等，這些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太簡單化了。如果認真看這本書，你真的很難去定義。
「中國要有大目標，精英要有大承擔，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中國不高興》講的其實只是一些常識而已，普通民眾對中國未來格局的常識性思考，比如「持劍經商」。
黃紀蘇：我們說的就是常識，比如國與國之間就是利益。
宋強：很多常識大家已經不認同了，我們只是把常識恢復一下而已。比如國際關係，就是利益，但許多人把我們弄得一頭霧水，連這個簡單東西都忘記了。我覺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幾天在採訪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的時候，他說，希望中國強大起來，為其他國家主持公道。
黃紀蘇：王小東用的一個詞我覺得特好，就是「天命所歸」，就是毛主席以前說的，中國要對人類社會作出較大貢獻，鄧小平後來也說到，這個目標要等到下個世紀中國成為中等強國的時候，現在我們已經在「下個世紀」了。我們這個國家那麼大，它只要存在必然深刻影響這個世界，也要參與管理世界中去。你這麼個文明體，不承擔這個任務也得承擔，你不可能讓新加坡去承擔吧。中國要確定大目標、大任務，這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由不得你。但我們的精英們呢？他們沒有這個目標，也沒有動力推動中國去幹這個事情，他們還在那兒醉生夢死。我們這麼大一個民族，你對世界歷史和人類要承擔義務，這是一個現實。中國要有大目標，精英要有大承擔，這才是這本書的核心。
宋強：我在書裡也說了，中國這麼大一個文明體，你不是壓垮這個世界，就是再造一個世界，要不然你就別混了，而我們當然選擇後者。
但有人會站出來罵你們，做出頭鳥，讓外國人找到「中國威脅論」把柄。
宋強：你不挑戰現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帶著整個人類出局。我要說，我們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壇，這才是抱負。我們要改造世界體系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
但大家都在迴避這個問題。
黃紀蘇：官方可以迴避，但是作為我們民間的立場，就應該直接面對。可惜，知識分子也在迴避，甚至在找理論如何迴避。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知識精英在相當程度上體制化、官僚化了，他們不敢說中國話。他們出來說人話，我倒覺得奇怪。
「知識分子應該明白，中華民族應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
套用美國政治學家查默斯·約翰遜的「反彈」概念，《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的民間思考和情緒，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彈」，13年前是對西方，今天是對中國內部的懈怠。
宋強：這種反彈非常正常。
黃紀蘇：談到中國和平崛起，我們當然希望一路起來和風細雨，什麼事都沒有。但你要起來，肯定要對世界現有利益格局產生影響、衝擊，你必定要得罪他們的利益。那我們準備好了嗎？難道僅僅是靠談判嗎？多送點熊貓、建些孔子學院就行了嗎？這是我們的美好願望，現實並非如此。
但這樣一種思考，目前只有民間的思考，很難從知識精英那裡聽到。
黃紀蘇：當然，肯定是民間立場。我們的文化精英，一有點東西就趕緊去賣，但都是些小打小鬧的東西。你坐下來跟他們聊天，他們一副副看破紅塵的德性，就是瞎混，混點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這種心態，越做不出有氣魄的東西。因為他們不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想像和理想。這些文化精英說得最多的就是，「你們這些話又在折騰，又是『文革』那套，我們吃的苦頭夠多了。」
宋強：一說到我們的千年偉業，我們這幫知識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國人午休似的，我就覺得這種心理是中國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這種東西，人家用不著，人家倒希望你們各個方面都能夠把你們的真實想法講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你們出這樣一本書，並不在意影響官方立場，更想影響的人其實是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我希望知識分子來看這本書。如果他們對世界大勢、中華民族未來的走勢能看清楚，他們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創造性、更有氣魄的東西出來。我認為許多文藝工作者，他們都有很好的天賦，但卻沒有創造性，在我看來是他們自己把自己埋沒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東西，賺快錢。我覺得特別可惜。
包括知識分子。
黃紀蘇：對，他們的世界觀不對，今天很多人還不知道調整自己，還沒有看清世界和歷史的大勢，所以生活在安逸裡。有些精英吃飽了混天黑，我們就從民間角度，把大勢說給他們聽。知識分子應該明白，中華民族應該往前走一步、走一層，他們要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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