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運動的政治宣言

《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 回應與補充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2009年7月3日

宣言的使命
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的書中指出，他的理論希望達成的，是把我們已有的局部的、不完整的道德直覺，嘗試用一套理論去整合，把不同的直覺連結成一個完整的足以指引公共生活的哲學，為我們的直覺疏理清晰、分好優次。

這自然是合理不過的。就像我們平日行事總有衝動的時刻，這種衝動可以是對的，可以是錯的，可以是不完整的；但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會反思，到底自己做的事，是對是錯？到底為什麼對，為什麼錯？而我們就會慢慢進步，慢慢對自己有更好的理解，慢慢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套哲學。羅爾斯想做的，不過如此，不過他反思的對象是我們在公共生活一方面的行為而已。

我們這篇宣言想做的，也不過如此。一個人透過系統的反思，他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一生方向。一個社會也是這樣：香港，到底正向何處去，又應向何處去？我們不難發現，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是我們社會上的一塊空白。社會上都沒有人想過、討論過，香港的未來，應該怎樣。我們抨擊政府的無能；我們爭取民主；我們不忍社會的貧富懸殊加劇；我們不滿大商家大財閥大地產商把持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我們討厭大地產商侵佔我們的公共空間；我們反對領匯把小商戶趕絕，把商場弄得千面一人，令我們沒有選擇；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感到不公、感到不平，但我們希望如何改變，我們想社會往何處去？

我們想做的，就是希望整理人們對社會一直以來的一些控訴，嘗試用一套完整和系統的反思和批判去說出來。為的，就是想籍此叩問：香港一直到底向何處走？這又是一個合理的方向嗎？

這篇宣言想做的，便是把這些東西好好整理，嘗試為香港整理出一個方向。羅爾斯的理論窮了他大半生精力，是一部厚厚的《正義論》，便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之作。我們自然不敢以為用我們幾個人的識見、個多月的精力，可以整理出一個完整嚴謹的綱領和訴求。這篇宣言的目的有二：一是嘗試總結過去最令我們不安的一起又一起事件，到底是甚麼的意識型態在主宰？是誰在主宰？這套想法又有甚麼荒謬之處？其二，是希望提出一個不同於這想法的，可以總合我們對理想社會的想像的一套理論和建議。

這套想法自然是不完整的，但我們卻相信它捕捉的東西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更多人的討論，更多人的參與，更多人的修正，為的是希望令香港真正會得到反思：到底我們該往何處去？因此，這個宣言不僅僅是一個宣言，而是一個運動，我們嘗試推動社會反思的一個運動。我們的訴求，指向的也不是政府，而是社會，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動員起來，一起反思，一起推動，令我們對社會的感覺由模糊變得清晰，由情緒化作綱領，由空談化做行動。改變從來都不是天掉下來，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宣言指向社會，因為我們想推動的，是社會的思考的範式轉移，只有當社會的動力都發動出來、有明確的方向，才能有充足的力量，逼使掌權者作出改變。

那麼，香港要改變甚麼？要如何改變？

民主與左右
香港的局面是奇怪的。被視為左派的竟是保守的親政府的黨派，而這個政府卻是個商人政府，由技術官僚和大商家共同成為香港的管治者，由政治到經濟都管制著我們的生活。爭民主的人和擁護封閉政制的人都同時嚷著「小政府、大市場」，嚷著保護商界利益，認為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很多人認為這就代表了民主和民生是兩個割裂的議題，政治和經濟方向是割裂的。而所謂的香港的核心價值，所謂「肯搏肯捱」就有出頭天的香港故事，卻是不動如山地為大部分支持和反對民主的政治人物所認同。民主運動是純政治的、非民生的。

我們宣言希望做到的，正正就是打破這種迷思！我們不妨重新提問：民主的價值到底是甚麼？當家作主為什麼是一樣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明顯，我們都是為了活得更好，為了在社會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只有當社會的大眾可以參與政治決策，參與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決策，我們的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才是真正為了社會服務的東西，這是民主的價值。

推進一步來說，一個如何的經濟制度，才是一個可以充分體現人的尊嚴，可以在社會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制度？宣言已經充分說明了，如果我們不停留於理論而看事實，放眼我們身邊，現時由大商家、大地產商把持的所謂「自由經濟」體系，其實是最非人性的制度！而低標準稅率和高地價政策，這些自由經濟理論的擁抱者最捍衛的政策，正正是做就今日經濟非人化困局的元凶！

吊詭的是，自由經濟的擁抱者一方面說香港之困來源於官商勾結，一方面又提不出實際的方法去限制大地產商對我們的生活和公共空間的蠶食。如果不是因為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政治權力又集中在一小撮人手裡，官商哪能勾結？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就曾為文指出，美國在新政(New Deal)之前，即使有形式上的民主，但因為經濟權力集中，官商勾結仍然嚴重，廣大人民的生活困苦也得不到反映(註1)。只有當社會更平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

由此可見，口頭上的叫罵，有用嗎？我們需要的是切實可行的政策改變！所謂的官商勾結的困局，根本是出在結構性的政經權力的過份集中。追求一個可以活得更幸福的社會，必須同時把現時過份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同時解放。宣言追求的，既不是大市場，亦不是大政府，而是大社會，讓權力歸於人民，讓社會大眾真真正正可以掌握未來發展的方向。

可見，只要回歸人本的思想，由人的價值出發，民主化才真的對人們有實質意義。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根本就是一體兩面，而民主政制就是經濟民主的基石。是故宣言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雙普選。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主宰自己的未來。

而反過來說，一個真正鞏固和優秀的民主制度，前提是要有成熟的公民參與，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是沒有意思的。看看現在的香港就知道了。我們一生都要營營役役的工作，為打工儲錢供樓耗盡心力和時間；讀書為了打工，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我們既沒時間關心他人，亦沒有時間認識社會，於是對深刻的理論我們避之則吉，對深刻的反思我們只覺得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沒有能力實現。在大資本家還在剝削我們的時候，我們又談何認識、參與我們的公共事務？因此，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一個大家都可以對自己的生活有較大自主性的社會，才能為民主打下鞏固的基礎。

香港故事的虛妄
「努力就會得到回報」，「香港人是捱返來的」，「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香港是經濟城市，是大商家為香港創做財富，他們是香港的經濟支柱」。這些就是我們聽回來的香港故事，說故事的人依然以為香港是一個機會平等，努力就會有好日子過的社會。但這不根本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想像，所謂「捱得出頭天」，根本就是等不到的果陀。

很簡單的事實。香港由所謂的中產到基層，由所謂的第三代到所謂第四代人，有誰不是一直辛勤努力的工作？又誰不是為了買一間屋置業而放棄理想，勞碌半生？但他們得到甚麼？得到的，要不就是積蓄被股票騙去，要不就是承受經濟泡沫爆破所引起的裁員、減薪。真正享有自由的，只有大商家、大財閥、金融玩家。他們有甚麼才能呢？不過是投機、炒賣，而金融海嘯就是他們玩出火的明證。他們有真正的才幹嗎？社會上早就已經有不少人揭露這些所謂才俊的虛妄。

到底哪個是比較真實的情況呢？是我們一直迷信的香港故事，還是事實上有著跨代貧窮、結構性不平等的香港？社會上總有些人自詡「我有今日就是當年捱出來的」，但呂大樂教授早就在《唔該，埋單》一書中指出了個人經驗的限制：人有際遇，一兩個人的成功並不代表我們的社會有真正的階級流動(註2)。階級之間的具大不平等，本身就否定了階級流動、也就是所謂機會平等的可信性。

結構性的不平等，元凶是甚麼呢？正正就是高地價政策和不公平的稅制。這在宣言中已有詳述，不贅。只想補充一點大家都知道，但卻忽略了的背景：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不過是源於中國大陸正值改革開放，需求大增；同時，英國的殖民政府即將撤出香港，為了加大談判籌碼，運用房地產的高地價政策和金融活動，製造經濟泡沫，做出繁榮的的虛象。政治上則加快公務員本土化，提拔技術官僚出任香港的政治核心。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權貴，才一躍而成為香港的權力核心。他們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投機、炒賣。技術官僚只知催谷經濟，因此決策向大商家傾斜；幾家地產商透過互相合作，把便宜得來的土地屯積居奇，推高樓價、地價，到了一個不合理的地步；銀行家在一旁推波助瀾，透過毫無限制的借貸、財技，實質上是完全沒有理性可言的炒賣，做成金融活動活躍，推高股市，製造所謂「繁榮」的泡沫。而當技術官僚和大商家穩坐權力核心，「香港的財富是大商家創造的」論述自然出現。要人人都安心打工，可以怎說？不就是「我們都是捱過來的」，「努力總有出頭天」的忽視實況的說法。

有人會問：高地價政策不錯是現時的死結，但放棄高地價政策不是令人們大受損失嗎？誠然，放棄高地價政策多少會令一般人的資產總值受損。但我們都知道資產總值只是一個數字，人們實質得到甚麼才是重要的:若人們的物業是自住的，樓價下調只是令他們的字面上資產減少了，並無實質影響。

那如果是用來投資甚至炒賣呢？設想放棄高地價政策是一紙命令下來就要執行，是不成熟的想像。這應有相應的配套，有一個政策過程。只要政府在放棄高地價政策時保持足夠靈活性，以及循序漸進，那他們自會計算風險作出合理決定，轉移投資的市場。政府可甚至對他們在出經濟援助，這樣負面影響便可減少。對政府收入方面的影響也一樣: 我們要求的不是「零地價」，而是希望地價回落至一個合理的水平，以不妨礙人們謀生為目標。政府依然有一定的賣地收入。而觀乎政府仍有空間取消遺產稅、減少紅酒稅，而事實上現時不少針對大商家的稅其稅率也是過低(可見此文章)，大有上調空間。沒有高地價政策，不見得政府就會沒有足夠收入。

具體的做法難在這詳談，但有具體步驟可以做到的既放棄政策、又減低衝擊的方法是可行的、存在的。沒有改變是不需要陣痛。新自由主義者和政府叫大家「捱住」，未來就會好，不也同樣是一個先苦後甜的許諾嗎？可是他們甚至沒有信實的講法講到未來會怎好。只要操作得宜，有切實效益的放棄商地價政策，不是更值得大家付出嗎？其實，正如宣言中所言，一天不改變現狀，我們整個生活模式固然仍繼續受大地產商的嚴重剝削，人生仍然給樓價困住、限制住；這也影響到下一代的發展：年青人出到社會，不是想買樓，也得為租金及高昂生活指數而奔波，哪有創意，哪有冒險精神，哪有自己的人生？

稅制也是一樣。先不說我們的稅制主要是針對大商家，對中產以至中小商戶影響至微。更重要的是，首先，大商家真的會離開香港嗎？我們見到有更多稅制比香港更嚴厲的國家，依然不見有大規模撒資。如何選擇在哪裡投資，稅收高不高大抵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再者，就算大商家真的走了，香港真的會完蛋嗎？他們不走，把持著香港的經濟，現在真的很好嗎？經濟權力過份集中，不正正就是我們社會的問題嗎？到時經營成本下降了，人們或創業、或受顧於其他現在因受制於大財團和高昂成本而沒法出頭的企業，又是不是真的如想像中如此嚴重？恫嚇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實際地、實證地想問題。

政治宣言與社會運動
好像去到了很技術上的討論。我們想做的事其實很簡單，就是為民主運動賦與社會意義。我們可以見到，在香港因過份低的再分配而引起的巨大不平等之下，空談自由市場理論根本不切實際。尤其在民主派和獨裁者都在強調用商業邏輯看待香港的情況下，我們更應深思：我們沒有民主，是不是一直以來對民主的想像有所欠缺？民主最核心的概念，是不是因為一些香港自港英以來一直奉行的思想仍然主宰著我們的思考模式，因而並沒有人們得到最認真的了解？

因此，我們希望做到的，不單單是籍宣言推動一場思想上的社會運動。我們更希望我們提出的東西，會為政治民主化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作準備。我們長篇大論，中心的論點只有一個：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重新確認對人的價值的尊重，重新確認社會是為一個個的人而存在，而一改過去以為社會賺多點錢為目的。畢竟，所謂財富，有幾多是落入大商家之手，又有幾多是小市民可以分享？但我們人人都應該有機會和能力，去在社會中追求我們的幸福人生。我們想做到的，就是籍引起討論和反思，把大家的思想範式，由「錢」為中心轉移到「人」為中心。我們認為只有這樣，一個真正可以有社會動員的民主運動，才是可能。

這是我們的期昐。

中大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


註1: 見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chapter 2

註2: 見呂大樂, 《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 pp. 14
(註釋只列出書本，文中引用的網上文章，都已在文中以連結顯示)


((加入聯署! 宣言原文: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