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王力雄
2009年7月6日


昨天，7月5日，烏魯木齊出事了，因為韶關仇殺。

但很快，當局就有了結論，即「事實表明，這是一起由境外遙控指揮、煽動，境內具體組織實施，有預謀、有組織的暴力犯罪。」

飯否上，有網友諷刺說：「官方這次的效率值得狠狠表揚，僅僅幾個小時就查清了境內外勾結的全部事實，因此有理有據地說『事實表明，這是一起由境外遙控指揮、煽動，境內具體組織實施，有預謀、有組織的暴力犯罪。』強烈呼籲官方立刻公佈全部證據，用鐵的證據擦亮屁民不明真相的眼睛。」「官方報道提到：『世維會』 頭目熱比婭公開講，七月五日烏魯木齊會發生一起大的事件，要求境內關係人關注和搜集事件的相關情況。——咦？如果人家都公開說了你怎麼還不防著？」

其實官方說辭，聽著多麼耳熟，去年西藏事件時也是這麼說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把達賴喇嘛換成了熱比婭，把拉薩換成了烏魯木齊，把3月14日換成了7月5日（其實是3月10日變成了6月26日），都是精心策劃的打砸搶燒騷亂事件，接下來，當局的嚴酷鎮壓就成了理所當然了。


王力雄：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國記者在報道中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兒童每晚把當局規定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做出如此舉動呢？我在寧夏遇到一家人，他們去新疆七八年又遷回寧夏。女主人這樣解釋：連那麼大點的孩子看咱們的眼光都好像有仇，還從背後扔石頭，你說那地方能呆嗎？的確，從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敵愾。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這一點。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來，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雖然表現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樣外在，但在民族內心中卻不斷發展。

哪怕從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對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兩個時區。1980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會頒布新疆實行烏魯木齊時間，比北京時間晚兩小時。但是新疆漢人對此從來沒有執行，一直使用北京時間。以漢人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烏魯木齊時間。而當地民族人士的表幾乎都是烏魯木齊時間。所以在新疆約時間，一定要視對方的民族身份認定是什麼時間。當地民族與漢人約時間，雙方也必須先說清是北京時間還是烏魯木齊時間。這種區別反映出雙方相互的排斥。當地民族以此強調自己與北京的不同，漢人則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當地法令放在眼裡。

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卻興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若是發生在新疆，往往就會被那些企圖從一切事物中發現「不穩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處理層次，導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後會使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間原本沒有那麼大隔閡，就是因為不停地念叨分裂，結果會真地發生分裂。新疆當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軍閥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計程車司機看見我手拿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的敬佩，誇讚「那時的政策才好」。新疆當地民族對屠殺過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漢人卻對王震崇拜有加。這種彼此完全相反的認識眼下似乎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歷史觀點上的對立從來就是衝突與分裂最深處的根源。它表現的是民族之間人心的分離，比其他分離更為本質。

目前中國對新疆統治表面穩定，癥結卻在日益失去當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穩定只能維持一時，是以失去長遠穩定為代價的飲鴆止渴。所謂「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穩定正在為未來埋設炸藥。未來的衝突可能會非常暴烈，繼續沿著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關係敵對，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失掉轉回良性互動的可能，唯有惡性循環，矛盾不斷激化，把雙方越推越遠。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古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家園還被敵人佔領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

而漢族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日他們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談到新疆問題，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不動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