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3日 星期五

還是知識分子,還是困境 ——評《那兒》

張碩果
《當代作家評論
2005年第6期
張碩果,寫書本文時身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考慮到今天的文學格局和社會現實,我們歡呼小說《那兒》的出現,但同時也要保持一份清醒:《那兒》真的如評論者一致認定的那樣(不管是批評或是叫好),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小說」 嗎?

小說的主人公是小舅朱衛國。我們且看作者是如何塑造小舅這一角色的。

首先,小舅是誰?小舅是礦機廠的工會主席,大小是個廠領導。作為工會主席,他曾兩次坑了工人,一次是讓工人集資買崗位,一人三千塊,不掏錢就下崗。結果集資款全叫領導拿去投資,打了水漂。一次是說服工人同意礦機廠由港商整體收購,改成私營公司。結果又上當受騙了。根本沒有什麼資產十幾億的香港公司,有的只是管理層內部收購,空手套白狼。工廠倒閉以後,工人每月才拿128元,而他拿的遠不止這個數。另外,他們家還養了一條狗——羅蒂,這是一條優雅高貴的純種德國黑背,它象徵了主人的身份。羅蒂夜咬「霓虹燈下的哨兵」杜月梅,正凸顯了他和工人群體的鴻溝。

所以,正如小舅的師傅對他所說:「你早就不是工人啦!」 。

那麼,小舅為什麼要上訪告狀,要保護工廠和工人呢?我們可以說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的美好記憶;因為他的道德、良心;因為他欠工人的;因為他的初戀情人杜月梅正在受侮辱受損害等等。然而導火索或者說主要的原因在於杜月梅(工人)對他的排斥。如果他去看望杜月梅的時候,後者接受了他的好意和饋贈,也許他會就此心安理得。但是不然,杜月梅一見他就破口大罵,把錢扔給了他,還說我就是跟狗睡我也不能叫你污辱我!這讓小舅大受刺激,刻骨銘心,從此走上了上訪告狀的不歸路。

可見,小舅之所以要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工人,恰恰在於他不是工人。物質上,他優越於工人,在精神認同上,他雖然有強烈地與工人群體認同的願望,但是工人群體拒斥他,不把他當作自己的一份子。而他又不能像其他領導那樣對此不以為意甚至主動擺脫這一認同。他非常珍視與工人群體的認同,保護工廠、工人成了他自我救贖、企求重歸工人階級母體的方式。

那麼,小舅又是如何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工人的呢?也就是說,他是如何和工人群體聯結,解決和工人群體的認同危機的呢?他採取的方式是上訪告狀。他沒有做工人群眾的工作,沒有和群眾建立聯繫,沒有以群眾為基礎和後盾,相反,他走的是上層路線。這讓小舅這個毛遂自薦的工人領袖成了「第三者」:工人群體不信任、不認可他,統治階層也只把他當作孤立的個人,那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處長對他說:「 你這個同志怎麼這麼不開竅呢?有個人要求你就談個人要求,不要動不動拿三千人說話,你能代表三千人嗎?組織上怕你嚇唬嗎?」這番話戳到了他的痛處,讓他傻了眼。上訪失敗後,他才考慮到讓工人群眾簽名這一方式,但這也是抱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幻想的。在遭到工人群眾冷遇後,他更是產生了甩手不管的牴觸情緒。他一點也沒有反省自己,而是把原因完全歸結為工人群體的冷漠。最終,他悲壯地死了,死於領導階層給他的3%的股權,這3%的股權讓小舅徹底孤立了,崩潰了。他的死與其說是指向統治階層的抗爭,不如說是指向工人階層的表白心跡。凡此種種,都讓人嗅到了精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雖然這麼說有些殘酷。

不是工人,也代表不了工人——小舅的這一身份之痛,正凸現了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站位的困境,而他擺脫這一困境的方式,也恰恰是此種知識分子在現實中慣常採取的方式。自李昌平上書總理,呼喊「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以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一種想像「底層」的方式(底層這個詞正是這種方式的症候)——將工人、農民想像成無助的可憐蟲,等待著我們去拯救,看不到工人、農民的力量,找不到與工人、農民聯結的有效方式。在由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掀起來的轟轟烈烈的「左派」知識分子保衛國有資產的運動中,情況便是如此。雖然這一運動客觀上保護了工人階層的利益,但它是脫離工人階層的,工人在運動中是無聲的。這導致了「左派」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和軟骨症,不是依靠工人階層的力量來爭取權益,而是向權力機構呼號、求乞。在這種狀態下,運動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小舅雖然沒讀過大學,但他卻因為自己的經驗和智慧深諳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幕,在這一點上並不遜於許多所謂的經濟學家。經過上訪,他又一改昔日的口訥,明顯是能說會道了:「一個人對著牆壁也能嘀嘀咕咕說個不停,好像一直在跟誰在苦辯,好像他一輩子該說的話都積攢在心裡,此時閥門大開。」最後,在小說的結尾,他更獲得了報社記者「我」(也即小說的敘事人)的充分認同,他的整個形象亦由此最終完成並昭示。這一形象,似乎有點接近於葛蘭西所定義的「有機知識分子」,但用更適合中國當前語境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同情工人的「左派」知識分子,一幀敘事者「我」——作者——的清晰的鏡像。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那兒》不是一篇關於工人的小說,或者說主要不是一篇關於工人的小說。歡呼出現了一篇「描寫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小說」,也許還早了點,說這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也許更準確。

當然,小說畢竟也寫到了工人,比如杜月梅。應該說,塑造出杜月梅這樣一個角色,是小說的一個亮點。杜月梅是聯繫小舅和工人群體的關節點,她為小舅和工人群體的相通提供了契機。一方面、她是最赤貧,最要強的工人,另一方面,在她身上,又保存了小舅對過去歲月的美好記憶。主要是因為她,小舅才會那樣爆發,走上抗爭的不歸路;也主要是因為她,工人們才最終願意和小舅聯合,一起來保衛礦機廠。可惜的是,作者寫出了她,卻又輕視了她,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彷彿只是要用她來給主人公小舅一點刺激或鼓勵,或者只是用她來映證他人的眼光。在小說的結尾,作者讓杜月梅信仰耶穌基督了。妓女成為聖母,最卑賤的人最神聖,這是否也暴露了知識分子對被壓迫者的一種非常隔膜的想像?

作者很誠懇,他說,「我其實寫了一個『背叛與承擔』的主題」。這句話很準確地定位了作者和這篇小說。誰在背叛與承擔?

背叛什麼,又承擔什麼?這篇小說寫了什麼,怎麼寫的,做到了什麼,沒有做到什麼,都能從這句話中得到理解。有意識地「背叛與承擔」並有意無意地表現了「背叛與承擔」的難度,這是作者和這篇小說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小說終究沒有向我們呈現有效的承擔方式 ——和工人聯結,保護工廠和工人,也沒有真正背叛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觀和世界觀。在小說的結尾,作者、敘事者完全肯定了小舅的抗爭方式,甚至把他抬升到一種類似上帝的高度。這樣一來,我們本來從小舅身上感受到的困境和痛感就被消除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了某種自戀式的陶醉了。這就又回到了精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老路。

誠如郁達夫所言,一切文學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但是也有另一種說法,寫妓女的不必自己真的做過妓女。對於一個致力於「承擔」的小說家,我們有權要求他呈現與他所要「承擔」的對象真正聯結並言說它的方式,進而深切地溝通共命運者的心靈,打破他們之間的隔膜,使他們能夠真正地相互理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種人與他人、人與世界的新的想像和生活關係——這應該正是文學的意義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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