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安全」的電影 —— 賈樟柯談《二十四城記》賈樟柯：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1995年起開始電影編導工作，現居北京。998年，處女作《小武》獲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大獎，國際電影界稱他為「亞洲電影閃電般耀眼的希望之光」。2004年，獲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06年，故事片《三峽好人》獲第6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美國《紐約時報》評價他為 「當今世界40歲以下的最佳導演」。2007年，獲達沃斯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稱號。同年，擔任第60屆嘎納國際電影節短片及電影基石單元評委會主席。2008年，獲法國杜維爾電影節傑出藝術成就獎，同年被英國《衛報》評選為全球十大環保人物。
李宏宇 商玲
南方週末
2009-03-04
《二十四城記》是賈樟柯在內地公映的第三部電影，這也是他第三次把關注投向中國式「奇觀」背後的凡人。《世界》裡的奇觀是世界公園，由窮鄉僻壤來的打工者在此勞作，給城裡的遊客提供廉價瀏覽異國風情的服務；《三峽好人》裡的奇觀是空前宏大的水利工程；在《二十四城記》，是成都東二環外一片840畝的土地上，存在了50年，曾有近3萬職工、10萬家屬的一家工廠。過去叫「成發集團」，再過去叫「420廠」。一年之內工廠遷移、拆除，今後這裡將誕生「 二十四城」，一片巨大的商業住宅區，整個區域的地產開發將持續30年。
當年從新聞裡看到這些數字，賈樟柯說自己「打了個冷顫」。
由萬人大廠到商業樓盤的當代變遷，觸動了賈樟柯對記憶的一貫敏感。他的第一反應是拍攝一部口述歷史的電影。但最終的《二十四城記》顯然不是這樣，看過影片的中國觀眾議論最多的，恰恰是普通工人的採訪段落與職業演員扮演的「採訪」段落並列交錯時，那種「不明虛實」的錯愕。
這到底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
突兀形式的背後，賈樟柯有他完整的經歷和思路：「當然還有我一貫以來的心態，因為我不太願意做那種『安全』的電影。」
電影拍完，賈樟柯還做了一本書，從電影採訪工人的素材裡選出十個人、十五六萬字的內容，定名為《中國工人訪談錄》。他自己寫了序，標題叫《其餘的都是沉默》。賈樟柯說：「無論採訪過程還是電影裡，很多時候是沉默的，我把所有更驚心動魄的東西放到了沉默裡面。對這樣一個人群，這樣一種經驗的講述，的確才剛開始。」「賈樟柯現在是成都最有名的導演，張藝謀、陳凱歌不及他的一半。」詩人歐陽江河說。
我沒故事，我一點都不重要
「問」真是個技術。第一天採訪一個東北來的老工人，我跟老工人聊了五分鐘就沒話說了。他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問，人都是活在當下，該打麻將的打麻將，該看電視的看電視，不去碰那個記憶，當你要碰的時候又很疏遠，一下子不知道從何說起。第二天我讓一個記者幫忙，她主問，我在旁邊補充。
採訪了幾天之後又有一個問題。我遇到的大部分人是不講自己只講別人——我給你講一個事，我們是哪個車間的，我們車間有個誰誰，出了個什麼事，講得特別好。
有很多人，一聽到我們問「當年您是幹什麼工作的」，馬上說你不要問我，我沒故事，我一點都不重要。有一個工人說「我的生活像白開水，比水還白」，實際上最後講完，他的生活比酒還濃。
後來我就在想，為什麼是這樣？我發現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就是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基本上這個電影背後的敘事線索，就是這一代工人怎樣從集體轉變到個人。
你拍了個「偽紀錄片」
為了拍工廠拆遷的不同階段，我無數次去又無數次回來。拍的過程裡，白天採訪，晚上就有很多故事的想像。
你的創作就不是很專心了，人家講了什麼，就想可以發展成一個單獨的故事。再好的講述也是片段式的，零散的，有時候講述背後的經歷沒法追問。
那些工人的採訪是不可缺少的，因為那是一個真實的證詞，這些當事人是存在的，他們真實地告訴我們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使用演員，其實也是因為特別想要商業發行，這個願望特別強烈。不是為了錢，是為了被更多的人看到。拍電影的時候我一直想著發行，讓採訪的八九個人都出現在一部電影是不可能的，所以讓演員把幾個人的經歷濃縮、集中到一個人身上，也是一個操作方法。
後來有人說，賈樟柯，你拍了一個偽紀錄片。我說不是偽紀錄片，就是虛構的；我要「偽」就會找一幫非職業演員，他一定能演出來，我不告訴你你還以為是真的，而我卻是實實在在告訴你這是假的。我信任這種方法，但我知道它一定會有一種觀影上的障礙，一種觀影上的突兀感。
越老的工人越維護這個體制
我剛去的時候，我有很強的針對體制的批判意識，我覺得這個體制實在是讓人付出很大代價，泯滅了個人價值、尊嚴、個性，當一切轉變後他們又被犧牲掉了，實際上最後連記憶都犧牲掉了，連廠房都不給他留一間。
我採訪了一位女工，她說導演你知道有句話叫 「以廠為家」嗎。我說我當然知道，她說你不要覺得這只是一個口號，我就生在這個工廠，幼兒園、小學、初中都在這個廠，上完高中就想回到這個廠上班。那就是我們的家。所以她剛入廠的時候，說加班就加班，說星期天要幹活就幹活，「廠榮我榮，廠衰我衰」，給錢當然好不給也得干。可突然有一天跟你說，給你6萬塊錢買斷工齡，這廠跟你沒關係了，我接受不了。不是6萬塊的問題——你要早告訴我最後會是這樣，我就不加班了，我大好的青春去談戀愛去玩多好啊。
但在採訪過程中我不得不去接受和體會的是，幾乎所有人總體上都不評價這個體制，不評價工廠，不抱怨工廠。一是因為電影也是一個媒體，要讓這個東西變成公共的呈現在銀幕上，他們不願意。越老的工人越在維護這個體制，絕不是他對這個體制沒有反省，沒有批判，而是他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
一個六七十歲的工人，如果否定了這些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的一輩子。他實際上清楚得很，知道你們在外面怎麼弄錢，既得利益者是誰，都不傻，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啊，修飛機的。他們真的是在維護自己青春的選擇，在維護自己曾經的信仰。那個信仰在當初是非常真誠的。我接觸到的不是一片抱怨，一片哭訴，而是保持一種感情，他用感情來代替批判，用一種懷舊的感情。
我不願意破壞這個東西，這不像傳統的故事片那樣可以快刀斬亂麻。
也是在採訪的過程裡面，我特別驚訝的是體制本身的封閉感——整個生老病死的過程工廠內部都可以完成，這邊有婚禮錄像，那邊有壽衣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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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客《文壇開卷》
主持人：文壇
受訪：賈樟柯
新浪讀彎《文壇開卷》
2009年03月13日
(視頻： http://video.sina.com.cn/book/v/author/subject/2009-03-13/18141342.shtml)
(以下是聊天實錄)
各位新浪網友，大家好！
全球的新浪網友下午好，歡迎來到文壇開卷，我是文壇。
今天的嘉賓大家都不陌生，他是著名的導演賈樟柯。今天賈樟柯要跟大家一起來聊聊他的新書，他的電影，以及在電影裡幾個讓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工人們的故事。好了，有請賈樟柯。
賈樟柯：你好，新浪的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賈樟柯。很高興能夠跟文壇一起來聊聊我的兩本新書。
文壇：其實對於很多新浪網友來講，賈樟柯不陌生了，經常跟大家來分享你的電影。但是來聊書好像是第一次。
賈樟柯：這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去娛樂頻道那邊（笑）。
文壇：剛才聊到書，這兩天我在抓緊看他的這兩本書，先推出這一本，因為你的電影正在上映，《二十四城記》另外還有一本叫《賈想》，都非常喜歡。怎麼樣，這是先是出來了電影，再寫這本書，當時為什麼會想著設計這樣一個題材？去採訪這麼多工人？賈樟柯：實際上我是在很早以前，2000年的時候就寫了一個劇本，是關於工人的。因為90年代末工廠轉制，從計劃經濟轉換到市場經濟。那時寫了一個劇本叫《工廠的大門》，但是寫完一直沒有拍，因為原來劇本更多焦點放在社會層面，沒有更多新的觀點和發現。一直到 2006年看到一條新聞，當時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新聞，全國單筆土地交易最大的一個交易，就是成發集團，成都有三萬職工十萬家屬這麼大一個國營老廠把土地賣給了一個地產公司。這個地產公司一年之內就把所有廠房拆掉，要變成一個樓房，叫二十四城。
在這個背景裡，一下子發現這個土地變遷背後其實有無數人的記憶，有他們50年生活所有的痕跡在裡邊。但是現在都像彈煙灰一樣都灰飛煙滅了。當時就想拍一個紀錄片。在一年的時間裡，我差不多採訪了將近一百個工人師傅，在這個採訪的過程裡，最後你採訪這麼多，電影只能用到五個，因為電影的容量比較有限。那時剪片的時候就萌生一個念頭，我要做一本書，把那些比較珍貴的，講述質量非常高的工人師傅的訪談做一本書，叫《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電影去年5月在戛納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之後，我們就一直來編這本書。
工廠變「二十四城」留存工人記憶
文壇：但是這本書裡邊其實也還是一種濃縮，因為我看了一下，其實也就是描寫了10個工人的對話，更多可能還是在你的心裡、腦子裡。
賈樟柯：我在後記裡就寫到，其實不管是一部電影《二十四城記》，還是一本書《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對我們擁有的記憶，對工人的生活來說僅僅是一種開始，這個講述僅僅是一個開頭而已。
文壇：你還會繼續關注他們嗎？
賈樟柯：我一定會繼續關注，而且我希望能夠再過五年或者十年來重訪這些工人師傅，看他們再過十年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已經有了孫子，有一些人可能結婚生子，有一些人可能有了家庭。十年之後變化會很大，能持續地關注這些人群。希望再過十年，能有第二個《二十四城記》，能夠有《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的第二集。
文壇：太好了，我們非常期待。你的後記其實也只是一個開始。
賈樟柯：對。
文壇：我們還有不斷對他們的關注。今天因為來到現場有很多很多新浪的網友，不單是關注這本書，也非常關注你的電影。所以，在這兒我一定要問他們的一些問題。
網友（網名「只為影狂」）：《二十四城記》我看了，賈老師，你覺得這算是你轉型走入商業片道路的一次嘗試嗎？
賈樟柯：這個電影本身還是充滿了我自己對中國當代現實的關注。如果談到轉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轉型，我第一次把攝影機對準了不單是當代，而且有歷史，這個電影是一個今天跟歷史的銜接，因為電影裡出現的人、出現的時間都是現在，現在他們都在講他們的過去。這個電影裡一共有8個人物，他們講的都是這50年裡他們的生活經驗、生存經驗。這也是我拍電影十年裡一個思想上的新的變化。因為從1998年拍第一部電影《小武》，到2008年推出《二十四城記》，這十年我一直在關注中國當代現實的變化，以及巨變給普通人帶來的影響。越是面對當代現實，就會開始對歷史越感興趣。
因為今天發生的很多問題，發生在今天的很多事情，其實跟歷史是有一個銜接的。
文壇：你會對未來感到沉重嗎？
賈樟柯：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跨越，因為今天中國社會轉型的速度之快、體量之大、影響的人群之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這個體量太大了。
當然總體上我是非常樂觀的，比如所謂現代化的建設，物質層面、科技層面有很多進步。包括我覺得個人意識、自由意識，都有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也就是在這個過程裡，它是一個沉重的、痛苦的、緩慢的過程。但是我相信未來。
文壇：你的話讓我想起了第一個採訪的對象關鳳久，她最後說的一段話——她總相信美好的東西會是在明天。
其實你的書裡面、電影裡面提到一個詞，對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來講是有點陌生的，叫「工人」。甚至很多人會想起什麼「工人階級」。像這樣的一個詞在你心裡是什麼樣的一個印記？就說到工人，因為我看你寫這個序的時候，其實你對當時工人在工廠裡的一些生存狀態，其實也是有很深的印記。你談到這個的時候最初會想到什麼？
賈樟柯：你談到工人，首先我們能夠想像的就是集體主義、集體生活，就是紀律性。這種紀律性就是在集體裡面個人要服從體制，個人要服從集體。談到工人我們又會想到另外一點，就是他收入的穩定跟鐵飯碗，還有他的勞保、社保方面的穩定。
比如在過去工人的工資收入在整個社會裡面是偏高的，是穩定的，一年有很多福利。比如說夏天會發茶葉、白糖，冬天會有烤火費。比如說在山西，家家戶戶還是燒煤的時候，工人可能已經有大的浴室，可以集體洗浴。工廠還有籃球場。
這裡邊有很多物質的優越性，也在這個階層裡，特別是心理的優越性，因為很長時間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社會的最主體的領導的核心。
文壇：我插一下，你在書裡說到優越性，我覺得特別逗的一句話。你採訪到一個人，他說他當時進了廠子，他覺得談女朋友都會談得容易一些。
賈樟柯：因為我這個書採訪的對象是成都的成發集團，成發集團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工廠，它是1958年從瀋陽，3000個工人因為支援三線建設遷到成都。3000個工人遷到成都之後成立了新的集團叫420廠之後，在它最輝煌的時候有3萬工人、10萬家屬，而且它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我去採訪的時候，整個成發集團有他們的廠話，就像陝西有陝西話，重慶有重慶話，完全是一個小社會，它的廠話是瀋陽話加四川話的一些詞彙，就形成了獨特的廠話，不管你是東北來，還是上海來的，還是成都本地人，只要你在廠裡工作就要講這樣的語言，而且人的生老病死所有的一切可以在一個工廠裡完成。很多工廠的第二代就出生在廠的職工醫院，在廠幼兒園長大，長子弟小學、中學畢業，再找工作，再找一個廠裡的同事結婚，再有他們的第三代。完全自成一體。這麼一個封閉有這麼多人口、有特點的工廠其實非常有普遍性。如果我們去到西南，不管是重慶、貴州還是成都，都有大量當時內遷西南的三線建設。
文壇：重工業嘛。
賈樟柯：電影是3月6號在全國推出，在上海那一站的時候，重慶來了一個阿姨，50多歲，她特別激動，就講這個電影，她以為成千上萬幾百萬的三線工人被人遺忘了，通過這部電影她覺得又看到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工友，她非常激動。
文壇：你採訪了100多位工人，有沒有讓你感到特別觸動的？
賈樟柯：可以說幾乎每一個工人，如果我今天一個一個回憶起來，我還都記得採訪時候的氣氛。因為我主體上採訪分三個地方，一個是特別希望去工人師傅家裡去採訪。因為我覺得去他家裡頭，看他的空間環境，能夠瞭解他今天的生活狀。在這本書裡，每一個工人的訪談前面都有我一個大概1000字左右的手記。這個手記主要是寫我採訪時候觀察到的工人師傅今天的生活情況。可以說歷歷在目。這裡面有很多很難忘的，我一直特別難忘的比如說我採訪到朱繼東師傅。
文壇：我在這兒念一段朱繼東的話，我看的時候也是特別讓我心裡覺得，說實話是不舒服的，我在這兒跟大家一塊兒分享，大家聽聽看有什麼樣的感受。
因為現在的工廠這個情況，上了歲數的工人還好，他們覺得有盼頭，到了歲數就該拿退休金了。年輕的還行，脫離這個廠還可以出去奮鬥一下。可我們這個歲數，就感覺到心裡特別難受，脫離了這個單位，今後還能幹什麼？社會還會不會要你。
我看了，朱繼東30多歲。
賈樟柯：而且在我採訪的時候，除了他，50多歲工人的尷尬之外，還有他這個成長過程裡面給我一種電擊一樣的打擊，一種感染力。
比如他談到尷尬，的確讓我想很多，因為大部分中間下崗的工人，他們都是在40多歲下崗的，40多歲、50歲，其實真是一個人要體力還很有體力，要經驗又很有經驗，結合得非常好的一個壯年、一個中年。
文壇：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顧慮？
賈樟柯：他們有非常大的創造力，正好是發揮人生價值的時候。但是因為一個冷漠的體制的改變，給他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命運的改變，他是被動的。你很難說你可以努力地怎麼樣抗拒這個改變。就面臨著怎麼樣重新在社會上立足，怎麼樣重新找到一個生活的道路的一種努力。但是在這個背後又有他對工廠的一種感情。前一段時間正好跟陳丹青老師聊天，他講的很有意思，他說工人階級這個階級的消失，雖然現在也有很多廠，比如東莞有很多廠，但是它跟過去的工人階級是不一樣的，因為大家來到一個廠打工，8個小時、12小時工作，有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拿工資，所有的東西是不投入在裡邊的。這樣一種打工者跟過去的工人階級是不一樣的，工人階級是以廠為家，他有大量生命的期望、生命的信任，這種感情都給了工廠。
採訪的時候有一個女工就跟我說到，他說導演你知道過去有一句話叫「以廠為家」嗎？我說我知道。他說你聽起來是不是一句口號，但對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是這麼想的，不僅是我，可能我的孩子還要依靠這個工廠生活下去，這是我的家。她是這樣的感情。
我說朱繼東師傅是想說對感情的信任。他講到因為他出了工傷，他有兩隻手指頭都斷了。斷了之後，他跟我說，他根本沒有太多的傷感。問我為什麼，我不知道，我答不出來。他說因為他壓根兒以為這個手指會長出來。
文壇：他一直心裡都覺得他會長出來。
賈樟柯：那一代人他們的單純，他們對生長的信任，感覺可以像一個草或者一棵樹折斷以後還會長出來。這樣的單純和信任感同樣是投注給工廠，投注給這個體制。你能想像他們對整個體制有多大的信任。
文壇：也是他們內心的一種力量。
賈樟柯：對。到他們40歲、50歲的時候，跟工廠脫離關係之後，這種困難並不單單是物質上的困難，而是過去所堅持的價值，過去的尊嚴，都需要重新確立。
文壇：剛才你說到這個，其實我又想起來裡面採訪到的一個女職工，他叫侯麗君。她的這段話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她說她在420廠是她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培養成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人，有高度的敬業精神，懂得生活、懂得質量是生命的一個真理。到最後連擺地攤都有這樣一個真理，就是要誠信，質量就是你生存下來的希望。
讀到這些，就像你剛才說的，可能她內心裡面也給予了他們精神上支柱的東西。
賈樟柯：其實我一開始採訪的時候，因為這樣巨大的改變，很多工人會對工廠、體制有巨大的抱怨。但實際上在採訪的過程裡邊，除了他們對整個變遷的不適應、一種他們的疑問之外，他們也非常真誠地對工廠的感情會談出來，工廠怎麼培養他，怎麼樣讓他改變。比如像侯麗君師傅說作為一個工人，他能夠獲得的生命經驗是什麼。整個你會看到，其實對當事人來說，這些工人師傅都有一個非常客觀、自身命運跟工廠關係的理解。這種背景下，我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印象最深刻之一就是他們的尊嚴，我覺得非常欽佩。
比如說大部分工人師傅，當我進入到他們家庭去採訪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家庭的物質都非常貧乏。比如有很多人的電視機，一看就是84、85年還在看。冰箱大部分都是他們廠80年代轉產雙燕牌冰箱的時候老式的雙開門綠色的矮矮的冰箱。
但是很多家庭都一塵不染，非常整潔。進去之後，即使在物質條件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他們的自尊、尊嚴讓我非常欽佩和感動。
就包括像侯麗君，他們整個在這本書裡，我記錄了很多工人師傅很樸素的一種道理，比如她講到，當她下崗的時候，她一直在問一個問題，我一個42歲的女工，今天下崗了，月收入200塊，有一個小孩要上初中，我怎麼辦？真是一個沉甸甸的問題，我再想我自己，如果我一個月200塊，我還有一個小孩要上初中，我怎麼分配這200塊？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生活下來。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她給孩子帶來的是一種沒有壓力的生活，她不會跟孩子講這些，但是她默默地告訴她一個座右銘，不管順境逆境我都要勇往直前。
這句話比如我在某篇文章或者是某個人講的時候，聽到這句話，我甚至可能會笑，因為它是一個概念，你會覺得很說教、很乾。但是真的對於處在這樣一個200塊錢孩子要上初中的境遇的時候，這是一個再樸實不過的一個信仰，就是不管順
境逆境我要勇往直前。這時候他們不是說對體制有迷信或者對他人有迷信，他知道我要勇往直前，要依賴自我。這時我非常肅然起敬，這時生存下去的努力跟勇氣是很讓我心動的。
文壇：對不起，我剛剛聽到這段的時候，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個事情，當時有一首歌叫《重頭再來》，其實就是當時剛剛有下崗工人，因為身邊可能就有，你可以感受到這一代人，40、50的人身上對於國家、對於家庭的擔當。你剛才說那個特別觸動我，他在他的家人面前一定覺得自己是特別強壯的那棵樹，他可以為他的孩子遮風擋雨，但是他內心也在想我該怎麼辦，其實我也有這樣的迷盲。因為我也是在一個大廠子裡面出來的孩子，剛才你講這番話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他們現在的一種迷盲。
我看到目錄裡的那首歌，都是讓我們特別有觸動的一句話，「將來往哪裡去，未來在哪兒」。你採訪這麼多人以後，你的內心是不是也特別擔心和顧慮？
賈樟柯：我對整個受到這樣大的時代變遷影響的這麼大的一個人群，對於一個做導演的人來說或者是一個寫書的人來說，真的很難講出來未來在哪裡，應該怎麼樣。但是我覺得首先應該是從我們不遺忘他們開始。事實上這一代工人階級，這一代工人師傅，他們已經為這個變革做出了犧牲，他們付出的代價不能是連記憶都被付出，也不能連記憶都沒有。就像我一直在後記裡強調的，這本書、這部電影連個開頭都算不上，我覺得我們的文化、我們的作家、媒體應該去關注這樣的人群。
我記得3月5號影片在北京放的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是一位經濟學家，他是做咨詢、策劃的，他是IBM的一個高管。他看完之後，他沒有說什麼，過後給我發了一條短信，他說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參與過無數個工廠的倒閉和重組，在我們制定這些計劃的時候，從未把工人作為一個考慮的對象，他說我要深刻地反思。
實際上他的這一番話讓我覺得，首先呈現了一種普遍性，這種普遍就是，的確我們這些年在一個比較的要求，在未來把中國推向現代化國家美好願望的前提下，我們可能為了這個正確的目的，在這個過程裡有很多方案或者是有很多政策可能是欠考慮，是缺乏對普通人的關照。就像這位經濟學家朋友，他非常誠實，如果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創作、我們整個社會能夠多一些這樣的聲音，就會提醒給各方面，我們這個國家在前進的過程裡面是應該關注很多人群的。
文壇：所以你用你的電影、你的文字讓大家一起去關注，讓這麼多人記住那是一份大家集體的回憶。
賈樟柯：對，我並不覺得這本書或者這部電影是所謂中國工人訪談錄，就跟農民沒關係，跟職員沒關係，其實講的是我們共同的記憶，我們共同的促進。我們在這個時代裡經受的一切跟工人師傅經受的一切是一樣的，我們面對這樣的群體講述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會有自我的發現。
文壇：所以你在書裡寫到一段也是讓很多人有感觸的，你說在這些工人師傅講述之餘，在他們停下來不說話的時候，有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埋沒在沉默之中。但是可能在那沉默之後的那些才是最重要的，你想過他們沉默之後的沉默嗎？
賈樟柯：我整個前言叫做「其餘的都是沉默」。因為這本書200多頁、十幾萬字是有限的，特別是在講述的時候，有大量沉默的時間，我相信可能有更為沉重的話題，和更為複雜的隱衷是沒有講出來的。但是對我來說，我沒有去往下追問，因為我覺得已經足夠讓我對他們的生活有一種想像，對我們自己的生活有一種梳理。因為實際上我們就是這個時代的經歷者，大家講的一切也是我們講的一切。我們可以補充，那些沉默的時刻或許就是我們自己。
網友（網名「霧中風景」）：我們社會在進步，工人和農民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為這種進步在做車輪，在做奠路的人。
希望賈老師也希望更多的網友我們去關注和挖掘這些奠路人。
陳丹青說我是不一樣的動物
網友：賈老師，我覺得你的文字和電影都有一種迷盲的詩人氣質。這種氣質是怎麼出來的？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一些關注？
賈樟柯：每個人選擇一種工作特別是選擇一種表達方法，背後都有他講述的衝動跟慾望在裡邊。我中學畢業之後沒考上大學，然後在那個特別迷盲的時刻，我沒有選擇去就業，沒有選擇去從事其它的工作。我一直想，我想寫小說，我想畫畫，到1991年的時候我又想拍電影。我想是我青春萌動的那幾年一直想表達的方式。因為我一直想我過去經歷的事情，一個小縣城在80年代改革開放這樣的環境裡面成長起來的孩子，我自己親身經歷跟親眼目睹太多的事情，讓我有寫出來的一種願望。特別是我到了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我記得是二年級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們每星期要看兩部國產電影。我看了兩年，到大二我就看得很憤怒，因為這兩年我看到的電影沒有一部跟我的經驗有關係，沒有一部跟真實的中國人的生存境遇有關係，所有都化作了表達的一種動力，我覺得我有必要說出來 。
文壇：你很想做這件事情。
賈樟柯：我覺得不公平，我覺得銀幕世界、我們的文字遮蔽了大量的社會經驗，這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我自己希望寫作也好，或者拍電影也好，我希望我能是一個成熟的個人介入這個創作裡面。我不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我不是一個超人，我可以給大家提供中國的方向，提供人生的方向，我沒有這個能力，我提供的是一種感情，這個感情裡也包括我怎麼處在這樣一個變革時代裡面，我自身的困境跟迷盲。
這種努力本身至少會提示人們，這種困境不是個人的，他是一個群體的，是我們應該大家一起面對的。
文壇：你現在說到了迷盲，作為一個電影人，在當今商業氣息非常濃的時代，作為一個電影人你的迷盲是什麼？
賈樟柯：我實際上做電影，被大家所要求的你所要具有的價值更複雜、更悖論。整個大家比較關心經濟層面的話題，比如說你的票房，衡量藝術的標準實際上太量化了，今天我們可能太簡單了。比如一本書主要看它的排行榜、銷售得怎麼樣。一首歌也是要打榜，電視要收視率，網絡要點擊率，電影要票房。這種衡量的方法它只是眾多指標之一，但是無時無刻觀眾不在拿這個要求在衡量我。
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作者，我能提供出來的藝術上的創造，我能提供出來社會新的觀察，這是我的價值。當然還有別的價值，比如說你能不能得獎，比如賣的好不好，比如說你這部影片有多長久。在多元的價值要求裡面，始終我記住我自己是一個創作者，這個創作者跟其他無關，而跟心靈的感受有關。
文壇：跟你內心想表達的東西有關。
賈樟柯：所以，我盡量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裡保持一種鎮定，這種鎮定讓我不要患得患失，當你知道你的目的，你自身寫作的原動力是什麼的時候，我覺得它所帶來的一切的困擾、一切的束縛是正常的，我們可以去鎮定地接受它。
文壇：但是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因為3月9號的時候，賈樟柯的電影《二十四城記》已經在西班牙得獎了，而且好像首映的前三天票房非常高。你怎麼看待獲獎這件事情？因為我知道從一開始你的作品就很多在國外頻繁地獲獎。
賈樟柯：實際上獎項本身它其實代表著某種來自行業的鼓勵，這種鼓勵本身是看對整個電影行業帶來什麼啟發，再就是你所堅持的價值是不是鼓勵。這個電影或者這本書雖然是講中國工人的，但是生命之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困境跟危機是全世界的，西班牙的工人也要面臨經濟危機的問題，就是日本的工人也有下崗的問題，出現在不同的時代。
所以，這個電影呈現出的是一個人類逃避不了的困境，而且我覺得對藝術或者對文學、對電影來說，他能做的可能就是一直呈現這種困境，而不一定是解決這個困境。
文壇：呈現這種困境。
賈樟柯：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一直希望我們中國人的生存經驗，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能夠成為一種供全社會可以分享的一種經驗，我們能夠輸出我們的文化，我們可以把今天快速變化的中國的表情呈現出來。因為看懂一個國家，親近一個國家，需要有感情的層面，需要通過藝術，通過電影跟文學，能夠讓人觸摸到這個國家的感情和表情。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有一個文化的自信。比如得不得獎這個事情，其實在國內有很多爭論，一直有一種評論，賈樟柯是為電影節拍電影的，或者說賈樟柯是出賣中國人的苦難跟貧困獲得電影節的鼓勵。這其實從80年代陳凱歌導演拍《黃土地》，到1988年張藝謀導演拍《紅高粱》，到張元、王小帥他們拍《媽媽》，都是圍繞著中國的困境。有一次我跟以色列導演聊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有一句話給我很大的信心，他說其實對我們外國人來說，當你看到一個文化有面對困境的能力，當你看到一個文化有反思自己生存困難的能力，我們對這個文化是肅然起敬，是充滿欽佩。的確是，實際上中國的現實其實呈現多種：快樂的中國、富裕的中國，勿庸置疑是存在的，我們也在分享這種快樂。但是這背後還有一個存在眾多問題的中國，還有一個貧窮的中國。我們對這樣的現實不能過濾，說我們只存在一種現實，我們應該呈現一個多元的現實。實際上它需要靠各種性格的作家、各種性格的導演拍攝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形成一個真實的中國的講述。
我並不覺得我自己的一部電影或者一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全面的真實的中國的一種記錄，但是我相信它是其中一種現實的一個真誠、真摯的講述。
文壇：從一個角度或者是從一些小的地方著手。
賈樟柯：一些側面、層面。
文壇：因為今天也說到這樣一個訪談是跟所有的全球新浪網友互動的訪談，非常感謝大家，在賈樟柯聊天的過程中，其實網友的留言特別多。
網友：我看了這部電影，要問一下關於演員的問題。以前好像你的電影裡用的很多都是業餘的演員，這也是你電影的獨特之處。為什麼這次在《二十四城記》中會起用一些職業演員。
像呂麗萍、陳沖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
賈樟柯：我在出版這本《中國工人訪談錄·二十四城記》分兩大板塊，一個板塊是真實公認的訪談，十位工人。一個板塊是虛擬訪談。從電影的角度來說我非常需要虛構，因為我跟這十個工人訪談聊天的時候，實際上我有太多想像，太多對他們提供的歷史素材進行整合的需要，那個時候虛構跟想像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對一部電影或者是一本書來說，特別是電影，它最終是美學的呈現，我們呈現的是一種生命經驗。這種生命經驗本身有很多潛台詞，潛藏在人物內心不講出來的話，就像我的書的前沿，那些沉默的時刻，我希望通過虛構的方法能夠把它呈現出來，這樣就在電影裡同時有了真實的記錄也有了虛構。我特別想把這個電影有虛構的部分這樣一個概念告訴觀眾，就用了陳沖、呂麗萍、趙高、陳建斌四個演員把這個概念講述出來。因為實際上我想強調的是，除了是歷史經驗它裡邊包含的想像之外，實際上我還想說對《二十四城記》這部電影來說，是經過作者解構過，雖然有紀錄的真實部分，但是我們在剪輯的時候強調了什麼、隱蔽了什麼、隱藏了什麼、凸現了什麼，一定是有的，不是一個客觀的真實。這樣一個誠實的態度應該講述出來。所以，用了一個知名的職業演員呈現電影的虛構性，呈現電影被結構過的概念，對一個電影的倫理來說非常重要，因為這樣我會安心，因為我覺得我很坦誠地說，這不是一部紀錄片，這不是一個真實完全物理性的真實，這是經過作者過濾和經過作者結構的一種現實。文壇：但是在整個電影裡有沒有一些真實的鏡頭？
賈樟柯：有，電影裡一共有9個人物，有5個是真實工人的紀錄，有4個是演員的演繹，這兩部分合二為一。
文壇：剛才其實談到了作為電影的關注點，也談到之前無論是陳凱歌、馮小剛、張藝謀，他們可能關注的點跟現在有所不一樣。很有意思，我們另外一位網友在你的另一本書《賈想》裡看到一個序，是陳丹青老師寫的。陳丹青老師是這麼寫的，他稱賈樟柯跟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是不一樣的動物。你怎麼理解這句話，如果是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兒？
賈樟柯：如果大家看《賈想》這本書，它比較有趣，是因為它從我大二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開始，一直到《二十四城記》這12年裡面拍攝過程裡面我所寫的手記、文章還有一些重要的演講跟訪談。對我來說，為什麼會寫這本書呢？
去年正好是我拍電影10年，到 2008年我們也特別在北大做了一個回顧，做了《小武》十週年的回顧。那之後我就開始整理我十幾年寫的文字，的確看了以後，彷彿昨天。這十幾年不知不覺一眨眼就過來了，但是再看這些文字，有的甚至已經陌生了。但是有一點，滲透在這個溫度裡，一貫我的兩個精神一直存在著，一個是拍電影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工作，對導演來說，要找到一個觀察我們生活的一個新的角度。另外一部分，要對電影的這個形式、媒介有一些新的貢獻。
《賈想》這本書裡也有我拍電影的想法，也有我日常生活的感受，包括迷盲，也有對一些電影現狀的批評跟研究。陳老師的前言正好是北大《小武》十週年的時候做演講，介紹這部電影的時候他講到的。我其實很喜歡他說我是一個不一樣的動物。因為我覺得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被社會化，我們每個人到了工作裡面都會有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各種各樣行業裡面的制約，各種各樣的場面，你要維護這個場面，維護這個關係。但我覺得我不一定能做到，我希望我一直能夠有一種直率，有一種坦誠，有一種野性，把一種直接內心的聲音講述出來。無論是通過文字還是通過膠片，通過影像，我希望能夠保證在利益社會裡的動物性，一種六親不認的吠叫感。
我也希望這個書大家也能夠通過閱讀，走進這10位真實工人的精神世界，這10位工人的年齡段不一樣，在工廠裡面的位置也不一樣。有的是1958 年就進廠的老工人，最年輕的有一位是33歲，已經變成電視台的主持人，這裡有很大的命運變化。而且有工廠的黨委副書記，也有一般的裝卸工人。希望通過這本書帶給大家一種過去50年計劃經濟時期工人印記的印象。因為我們真的到了一個很迫切應該面對這個歷史的時候。
《雙雄會》的女主角以張曼玉為模板
網友：你好像正在籌備一個新的片子叫《雙雄會》，有意邀請張曼玉、周潤發加盟，有這樣一回事嗎？
賈樟柯：演員還沒有確定，但實際上因為這個電影是講1949年在香港的故事，因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民國政府來到台灣。在這個背景講一個離難的故事，也就是我一開頭一直講的，我這幾年對歷史特別感興趣，女主角寫的過程一直是按照張曼玉寫的，男主角還沒有設想，但是我一定會找江浙滬跟廣東人演，因為看那麼多民國回憶錄特別是當事人的回憶錄，你會發現那個時候民國活躍的精英基本上是江浙滬和廣東人，但具體是誰沒有決定。
文壇：聽說還要拍一部情色電影，叫《踏雪尋梅》？
賈樟柯：這是一個誤解，因為並不是近期的安排，那是很早以前，差不多拍了《小武》之後寫的一個劇本，叫《踏雪尋梅》。因為那時你想1998、1999正是處在一個劇烈的社會轉型階段，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經濟的轉型，要建立市場經濟。整個社會在這個轉型過程裡邊，它呈現了特別多的困難，包括慾望、迷盲，在這種背景裡，那時在山西，一夜之間有很多聲色場所，好像大家的生命裡、人性裡面的壓抑都找到了一個出口。在這裡面，呈現一種人性的哀憐，一種孤獨感，一種渴望溫暖的感覺。所以，那個時候就寫了這個劇本叫《踏雪尋梅》，有點像公路片，當時沒有拍，這個電影其實是要從性的角度談論。
文壇：以後會拍嗎？
賈樟柯：渴望分級制度的產生，如果分級制度產生之後，我相信無論是性還是暴力，都可以是我們寫作裡面可以關注的，可以呈現的內容。因為它的確跟我們的生存現狀、跟我們的人性結合得太緊密了。如果沒有一個尺度讓這兩部分在中國文化裡呈現，必將也是一個很遺憾的文化。
網友：剛才看得出來您特別喜歡讀書，最喜歡哪些作家？哪些作家對你有影響？
賈樟柯：如果說最喜歡，我覺得我最喜歡跟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作家，比如說我非常喜歡韓東，特別是他的《在碼頭》，還有他的《同窗共讀》，我也很喜歡朱文。我也非常喜歡詩，喜歡歐陽江河。對我影響最大的小說還是路遙的《人生》，因為那時我還是在成長階段，還是一個萌動的傻乎乎的一個孩子，看完之後，開始對社會懂得一些反思。因為我記得整個那個電影，其實我們小孩看就覺得是在講戶口的問題，因為悲劇就來自戶口，因為高加林是一個農村青年，因為他的戶口問題，他想實現自我跑到縣城折騰了一陣然後又回去了，愛情的悲劇由此帶來。從讀那個小說之後，發現實際上在我們信以為正常的一個社會裡面，它其實埋藏著多不公正。通過小說路遙的小說，我獲得了一種很脆弱、很簡單的懷疑精神，對社會的一種懷疑態度，因為它非常珍貴。而且我回想起我整個閱讀生活，我覺得很感謝80年代，80年代是一個閱讀時代，那個時候即使是在一個鄉或者是鎮的中學都有閱覽室，閱覽室裡面都會有《當代》、《十月》、《人民文學》、《花城》、《收穫》這樣的雜誌。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班主任剛剛大學畢業，他特別喜歡看《新華文摘》，裡面都有政論文章，有小說，是文摘性質的，那個對我都影響很大。可惜到現在國人的確是閱讀生活在下降，如果這種閱讀能夠恢復，我覺得將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通過閱讀，我發現其實嚴肅的寫作、嚴肅問題的思考，它其實對那些生活在困難中的人是重要的，因為我覺得正是閱讀讓我一個縣城裡的孩子，有了反思的精神。
文壇：好的，那大家就多關注，也關注你的書，也關注現在的這些好書，多多閱讀吧。
賈樟柯：謝謝。
文壇：由於時間關係，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大家，有無數的網友參與了咱們的討論，而且今天確實也要像大家所說的，我們會為朋友們送去兩本賈樟柯老師的書。上次《文壇開卷》的時候，張抗抗老師的訪談，還有阿來老師的訪談，很多朋友也都來過，送出的書已經送出去了，大家得到的朋友關注一下，期待下一次節目當中大家還能參與。下週二我們再見！
賈樟柯：再見！
（聊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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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餘的都是沉默
－－《中國工人訪談錄》序
贾樟柯
2009年
我的老家山西汾陽是一個縣城，地方不大，農業氣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幫村裡的同學麥收。一大早到了田間地頭兒，就有人會發給你一把鐮刀，指著眼前看不到邊的一片金黃色說：這一片是你的。人在這時候顯的異常渺小，在麥浪的包圍中，遠遠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個黑點。日落時分，努力直起彎曲太久的腰身，一邊抹著汗，一邊把目光投向遠處。遠處逆光中，柴油機廠的煙囪正高傲地冒著白煙。我就明白，為什麼人們都爭著進工廠當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這是肺腑之言。那時候，工人雖然也是勞動者，但卻是和機器打交道，有技術，吃供應，有勞保，還是「領導階級」。
縣裡工廠不多，那時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機廠，一、兩百人的機械廠已經算是大廠了。70年代末，縣城裡有誰家的孩子能進到工廠裡工作，對全家來說都是一件榮耀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每月穩定的工資，意味著暑期的時候會發茶葉，白糖；冬天的時候會有烤火費。也意味著家裡人可以去工廠的浴室洗澡，每個月還發若干雙手套和幾條香皂。而我們這些孩子，也可以拿著過期的假票，跟著哥哥姐姐混進職工俱樂部去看《佐羅》。當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時可以順手扯一些棉紗，放在自行車坐墊下擦自行車。可以順手為家裡磨幾個不銹鋼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為自家的電表順一卷兒保險絲回來。
以廠為家的觀念讓大家變得公私不分，人們也樂在其中。廠裡的福利房，將來鐵打不變的退休金，都不止是物質好處，而是一個階級的內心驕傲。
但，這個世界有什麼是鐵打不變的呢？
我有幾個同學在高二那年，因為縣柴油機廠招工，都輟學離開學校，進工廠當了工人。那時候八十年代，一個學生能夠早日走入社會，掙一份穩定的工資，能夠去到圍牆裡頭，在有燈光籃球場的柴油機廠上班，真讓無數同學羨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還在北京讀書的時候，突然我的這些同學都下崗了。工廠在轉制，停工，當時只有二十五，六歲的他們拿著一、兩百塊錢的低保流落社會，變成渾身力氣但無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個同學和他廠裡同班組的幾個兄弟，在為一個家人挑煤。那時縣城還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戶戶要燒煤過冬。一卡車幾噸煤拉來後倒在街上，這些兄弟幫著把煤從街上挑到儲煤的炭房。挑完一車煤，也就能掙10塊20塊，還要三，四個人分。但不幹這些又能做什麼呢？有人去賣衣服，有人去當保安，有人在家裡面打麻將，然後升級開家庭賭場。也有人犯罪，被通緝，流落異鄉，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我自己沒有在工廠生活過一天，也沒有在體制裡討過飯吃，但這種國營工廠凋敝所帶來的影響，工人從一個社會的領導階級被邊緣化到了四處打散工的境地，這種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夠理解。那個時候，從工廠下崗的同學對我說：我們的境遇還不如農民，農民還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穫，播種時有收穫的希望。但危機之中的工人，或許真的就像國際歌裡面唱道的：我們一無所有。
2000年前後，我特別想拍一部關於國營工廠，關於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關於轉型之中有關工人處境的電影。我寫了一個劇本，名字就叫《工廠的大門》。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發明電影以後，他們拍攝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攝影機放在雷諾汽車公司的大門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從事的這個行業，最早出現在銀幕上的人物是勞動者。這是一個雙重的偉大的傳統。一方面電影開端於紀錄美學，另一方面人類第一次用電影攝影機面對我們真實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點對準了工人，對準了普通勞動者。電影史上，有無數這個主題的電影讓我激動不已，像《偷自行車的人》。
劇本寫完之後，我又猶豫起來。這個劇本寫兩個年輕人，同一年入廠，在同一個師傅手下幹活，同一年成為勞模，也同一年戀愛，幾乎前後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崗，同一年在宿舍裡面無所事事，打麻將酗酒。漸漸的孩子大了，兩個家庭決定一起去做生意。他們在市場裡面擺了一個服裝攤，一起早出晚歸經營這個小小的生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錢的問題兩個和睦的家庭開始有了猜忌。劇本寫完之後，我得意了幾天。但是冷靜一想，覺得這部電影裡面的主題，除了社會層面問題，諸如工人生活困頓之外，還有什麼更多的東西嗎？我覺得工人這樣的群體，他們在體制裡面的生存經驗一定會有更多的可能性。這個劇本被我鎖在抽屜裡，一直沒有拿出來。
2006年底，有一天新聞裡講：成都有一家擁有3萬工人，10萬家屬的工廠「成發集團」，（又名「420廠」），將土地轉讓給了「華潤置地」，一年之後整座承載了3萬職工10萬家屬生活記憶的工廠將會像彈煙灰一樣，灰飛煙滅，而一座現代化的樓盤將拔地而起。從國營保密工廠到商業樓盤的巨大變遷，呈現出了土地的命運，而無數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記憶呢？這些記憶將於何處安放呢？
這條新聞提示給我，新中國50年的工業記憶需要我們去面對。曾經為了讓國家富強，個人幸福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但50年來我們為這個試驗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尋找自我的無數個個人，浮現在這條新聞背後。我一下子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我毫不猶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這家工廠周圍，決定一部新電影的拍攝。
去成都之後，從飛機場出來，路上可以看到霓紅燈下閃爍著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成都，一座你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有關成都的傳說是：這裡物價便宜，女人美麗，私生活可以腐朽，生活節奏緩慢。
到了工廠所在地草橋子，在420廠邊徘徊的時候，我看不到任何的驚心動魄。在冰冷的水泥鑄就的二環路旁邊，一邊是圍牆裡面依然需要檢查工作證才能出入的廠區。另一邊卻是一副世俗的場景。一排排6層居民樓構成的工人宿舍區裡人來人往，灰色的6層樓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舖：賣熟食的、髮廊、麻將室。有拍攝婚禮錄像的、也有賣墓地的。有卡拉OK、也有裁縫鋪。生老病死都可以在這個院子裡完成。到下午3點以後，陽光漸漸變的溫和，宿舍區寬闊的街道人頭攢動，40多歲不算老也不算年輕的人，和那些已經滿頭白髮的老人混雜一起，坐在路邊開始打麻將，彷彿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與他們無關。人生的波瀾壯闊都在嘩啦啦作響的麻將裡面。這些曾經手握螺絲刀的手，這些曾經目不轉睛凝視著車床的眼睛，這些曾經出入在圖書館，實驗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頭，呼嘯牌場。他們會偶爾抬起頭望一下我這個過客，然後又把注意力收回到牌桌上。
我在這裡面穿行，像穿行在一個靜止的世界。不遠處市中心燈火輝煌, Gucci、阿瑪尼、各種各樣的品牌店拔地而起，成都有全中國最大的LV專賣店。而在宿舍區，這裡牌桌上的輸贏只是在1塊2塊之間。當夜幕降臨，人們各自回到家裡面，我想這塊安靜的社區裡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靜。
我決定拍一部紀錄片，去接近這些師傅的面孔，去瞭解他們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話語。在《成都商報》的幫助下，我們連登幾天廣告，尋找願意講述工廠經驗的工人。某一個下午我自己去接熱線，當約定的時間到來的時候，那幾部紅色的話機突然鈴聲四起，我在慌亂中一個接一個地接起。很多電話剛剛接通，那邊沒說幾句話已經哽咽不止。聽筒這邊，我分明還能聽到對方是在一個寂靜的房子裡面講話。我能夠想像，或許他的愛人正在外面打麻將，或許他的兒女這時候正在課堂上為高考拚搏。而一個孤獨的中年人，他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間裡，拿起電話撥某個號碼的時候，才願意講述他長久以來不能說出的心事。
這些工人師傅和更多的中國人一樣，他們離開工廠，但還有一個家庭可以接納他的生活。每一個人在家庭裡面都在盡量地維護家庭的快樂，特別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們從來沒有眉頭緊鎖，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焦慮跟夜不成寐的那些壓力變成一種家庭氣氛。每一個家庭還都有餐桌邊的歡聲笑語，人們在議論昨晚電視劇情節中渡過一個又一個平靜的日子。而在無人的時刻，他們有了眼淚，他們有了無法說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記好了這些想要講述的工人師傅的名字和他們的聯繫方法，然後開始了採訪。
進入到工人師傅的家庭，彷彿回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幾乎所有家庭的裝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黃色的雙人床，衣櫃、立櫃、沙發、牆上交叉掛著的羽毛球拍和釘子上掛著的潔白的羽毛球。所有的物質都停留在了80年代。唯一能夠提示當代氣氛的是孩子們的相片。那些穿著耐克、染著黃頭髮，工人師傅的下一代。他們在照片中衝著我們微笑，無憂無慮。
當攝影機面對這些工人師傅的時候，往往他們激情澎湃的講述都是關於別人的。我不停地追問：您自己在那個時候在做什麼？幾乎所有的工人師傅都在說，你不要問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沒有故事。50多年的集體生活對一個人的改變，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更改。在過去，每個工人都認為自己處在集體裡面，是這個集體的一部分，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而今天，當他們再也不用與其他幾千，幾萬工友穿著同一款工裝，同一個時間湧進廠門的時候，當他們坐在各自的客廳裡，去講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這是一些活生生的個人。但是把話題帶入到個人的講述，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它讓我知道，過去的體制生活是多麼深刻的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每一次訪談將要結束的時候，都伴隨著很長時間的沉默。在這本書裡，白紙黑字，句句都是過往的真實生活。但是我一直在想：在這些工人師傅講述之餘，在他們停下來不說話的時候，又有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隱沒於了沉默之中，可能那些沉默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看這本書，也能看到那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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