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6日 星期五

爭民主,港人自求出路

王岸然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1月4日

到今天為止,筆者對曾蔭權還算容忍,尚未倡議要經人民力量請他下台。畢竟倒一個政府是一件大事,香港也未壞到二○○三年初那個情況,但這不是說曾蔭權不應或是不會下台,更非認為港人應該包容他下去。反之,香港其實到了人民力量再度出現、港人要藉上街為自己自求出路的時刻,社會各方面應要為一月一日有大量的人民上街,早作準備。

人民力量從來都是健康的,真正的人民力量也不應是動員及被鼓動的,也不是敵我矛盾,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之一。

大家有一點錯覺,以為曾蔭權是從○七年正式當選開始掌權,到今只是兩年多,其實此人升到最高位掌握實權是早到一九九五年他在港英時期出任財政司之位,他對香港社會了解之深,比任何香港人更甚。他若是有一點個人性格,希望在從政之路上留下成績,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最後一年;但他沒有,他對香港各類大小社會問題表現出一派漠不關心與涼薄。樓價太高就叫新人類遷到新界去,面對年輕人百分之三十的失業率,他竟然可以說「肯搵工的人一定搵到工」,將責任一下就推回給無助的青少年。

人民力量積壓待發
可是他沒有忘記利用政策上的便利給襯家一點小惠,他也極可能運用了無形的關係力量令弟婦在雷曼的補償中得益。這些都不是大貪。但所有大貪其實都是由小貪開始,香港人的價值觀不容許六七十年代的公務員貪污情況重現,曾蔭權卻突然大發七十年代式的官威,將矛盾壓下去。

筆者估計曾蔭權在慳電膽及弟婦雷曼事件中得到一些中央的支持,將事件定性為只屬傳媒炒作,故他夠膽強勢反擊,以為事件可以就此壓下去。但發惡只會招來反感,不會解決問題,不道歉不調查的結果,是市民判定曾蔭權曾經以權謀私。

香港人在福中成長,危機感從來不強;但危機感一旦爆發,力量非同小可。香港現在的危機是曾蔭權當權十五年、當政四年半之後已經疲態盡露。他沒有能力也無意志領導香港下去,卻又不願背負無能之名自動下台,於是施政上只能左閃右避,頭痛醫頭,見日過日,拖多兩年等自己的時間到。但香港人應該再忍下去嗎?可以再等下去嗎?

爭民主勿靠政客
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及中產一族,你們的聲音是不被察覺、不被重視的,除非你們能發動人民力量走到街上,才能令當權的人有一些醒覺,港人亦深明此理,明年一月一日相信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矛盾聚在爆發點的一天,大家宜早作心理準備。

客觀的形勢如此,一月一日不爆發,明年的七月一日就會爆得更勁。客觀的事實是泛民主派一盤散沙,各自表演,一事無成。上星期日民主黨開了個討論會,據知反對五區總辭的會員比贊成的多。民主黨也一如特區政府,爭民主不是自信不足,而是早就信心盡失;爭民主早就不是理想而是淪為一句騙選票的空洞口號,個別地區利益為先的黨員早被中共的統戰反動員,更屬不言而喻的現實。

何俊仁據說問了一個問題,大意是問黨員若民主黨不參加五區總辭的行動對黨的傷害有多大;選民是有選擇權的,社民連與公民黨的路線一左一右,隨時會瓜分不左不右不爭民主的民主黨席位。

時到今天,筆者也不寄望五區總辭能帶動港人爭取民主的熱情,泛民過去兩個月在總辭與否的選擇上如斯反覆與不團結,傷盡支持者的心。港人對民主有期望,對民主派失望,本身並無矛盾,因為力量本來就應當源於自己而不是靠政客。江山代有才人出,李柱銘、陳方安生之流俱往矣;掟蕉前名嘴與以司法覆核為樂的「革命家」又算什麼,皆大時勢之下爭位置的小人物。爭民主的責任從來不在政客,而在人民,問題只是何時何刻人民力量才會聚焦,才會爆發。

唯有走上街頭
應該是時候讓這些力量爆一爆,這對專政者對社會都是好事,一月一日或接近的深冬時間,從來就是上街的好日子,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較具規模的深冬時間上街隨時有十萬人以上。○二年十二月中反二十三條遊行有十五萬人,○四年一月一日有十多萬,○五年十二月亦如是,今年若然大家齊心,一月一日十萬人上街何難?

並不是政黨動員、《蘋果日報》大力煽動就一定有群眾上街,歷史也告訴我們○七年尾為陳方安生參選造勢的遊行,以一萬數千人告終,群眾顯然覺得視洗頭比遊行重要的陳老太不值得支持。

是時勢令到人民明白不上街就沒有前途、沒有希望。今天的時勢是政黨皆三刀兩面不可盡信,政府則重複○三年時自以為是,不理民情,剛愎自用的態度;為民主前途,為社會的出路,港人有必要回到自身尋找力量,醞釀一次有力量的人民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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