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作家評論》
2005年第6期
張碩果，寫書本文時身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考慮到今天的文學格局和社會現實，我們歡呼小說《那兒》的出現，但同時也要保持一份清醒：《那兒》真的如評論者一致認定的那樣（不管是批評或是叫好），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小說」 嗎？小說的主人公是小舅朱衛國。我們且看作者是如何塑造小舅這一角色的。
首先，小舅是誰？小舅是礦機廠的工會主席，大小是個廠領導。作為工會主席，他曾兩次坑了工人，一次是讓工人集資買崗位，一人三千塊，不掏錢就下崗。結果集資款全叫領導拿去投資，打了水漂。一次是說服工人同意礦機廠由港商整體收購，改成私營公司。結果又上當受騙了。根本沒有什麼資產十幾億的香港公司，有的只是管理層內部收購，空手套白狼。工廠倒閉以後，工人每月才拿128元，而他拿的遠不止這個數。另外，他們家還養了一條狗——羅蒂，這是一條優雅高貴的純種德國黑背，它象徵了主人的身份。羅蒂夜咬「霓虹燈下的哨兵」杜月梅，正凸顯了他和工人群體的鴻溝。
所以，正如小舅的師傅對他所說：「你早就不是工人啦！」 。
那麼，小舅為什麼要上訪告狀，要保護工廠和工人呢？我們可以說是因為他對社會主義的美好記憶；因為他的道德、良心；因為他欠工人的；因為他的初戀情人杜月梅正在受侮辱受損害等等。然而導火索或者說主要的原因在於杜月梅（工人）對他的排斥。如果他去看望杜月梅的時候，後者接受了他的好意和饋贈，也許他會就此心安理得。但是不然，杜月梅一見他就破口大罵，把錢扔給了他，還說我就是跟狗睡我也不能叫你污辱我！這讓小舅大受刺激，刻骨銘心，從此走上了上訪告狀的不歸路。
可見，小舅之所以要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工人，恰恰在於他不是工人。物質上，他優越於工人，在精神認同上，他雖然有強烈地與工人群體認同的願望，但是工人群體拒斥他，不把他當作自己的一份子。而他又不能像其他領導那樣對此不以為意甚至主動擺脫這一認同。他非常珍視與工人群體的認同，保護工廠、工人成了他自我救贖、企求重歸工人階級母體的方式。
那麼，小舅又是如何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工人的呢？也就是說，他是如何和工人群體聯結，解決和工人群體的認同危機的呢？他採取的方式是上訪告狀。他沒有做工人群眾的工作，沒有和群眾建立聯繫，沒有以群眾為基礎和後盾，相反，他走的是上層路線。這讓小舅這個毛遂自薦的工人領袖成了「第三者」：工人群體不信任、不認可他，統治階層也只把他當作孤立的個人，那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處長對他說：「 你這個同志怎麼這麼不開竅呢？有個人要求你就談個人要求，不要動不動拿三千人說話，你能代表三千人嗎？組織上怕你嚇唬嗎？」這番話戳到了他的痛處，讓他傻了眼。上訪失敗後，他才考慮到讓工人群眾簽名這一方式，但這也是抱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幻想的。在遭到工人群眾冷遇後，他更是產生了甩手不管的牴觸情緒。他一點也沒有反省自己，而是把原因完全歸結為工人群體的冷漠。最終，他悲壯地死了，死於領導階層給他的3%的股權，這3%的股權讓小舅徹底孤立了，崩潰了。他的死與其說是指向統治階層的抗爭，不如說是指向工人階層的表白心跡。凡此種種，都讓人嗅到了精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雖然這麼說有些殘酷。
不是工人，也代表不了工人——小舅的這一身份之痛，正凸現了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站位的困境，而他擺脫這一困境的方式，也恰恰是此種知識分子在現實中慣常採取的方式。自李昌平上書總理，呼喊「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以來，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一種想像「底層」的方式（底層這個詞正是這種方式的症候）——將工人、農民想像成無助的可憐蟲，等待著我們去拯救，看不到工人、農民的力量，找不到與工人、農民聯結的有效方式。在由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掀起來的轟轟烈烈的「左派」知識分子保衛國有資產的運動中，情況便是如此。雖然這一運動客觀上保護了工人階層的利益，但它是脫離工人階層的，工人在運動中是無聲的。這導致了「左派」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和軟骨症，不是依靠工人階層的力量來爭取權益，而是向權力機構呼號、求乞。在這種狀態下，運動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小舅雖然沒讀過大學，但他卻因為自己的經驗和智慧深諳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幕，在這一點上並不遜於許多所謂的經濟學家。經過上訪，他又一改昔日的口訥，明顯是能說會道了：「一個人對著牆壁也能嘀嘀咕咕說個不停，好像一直在跟誰在苦辯，好像他一輩子該說的話都積攢在心裡，此時閥門大開。」最後，在小說的結尾，他更獲得了報社記者「我」（也即小說的敘事人）的充分認同，他的整個形象亦由此最終完成並昭示。這一形象，似乎有點接近於葛蘭西所定義的「有機知識分子」，但用更適合中國當前語境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同情工人的「左派」知識分子，一幀敘事者「我」——作者——的清晰的鏡像。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那兒》不是一篇關於工人的小說，或者說主要不是一篇關於工人的小說。歡呼出現了一篇「描寫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小說」，也許還早了點，說這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也許更準確。
當然，小說畢竟也寫到了工人，比如杜月梅。應該說，塑造出杜月梅這樣一個角色，是小說的一個亮點。杜月梅是聯繫小舅和工人群體的關節點，她為小舅和工人群體的相通提供了契機。一方面、她是最赤貧，最要強的工人，另一方面，在她身上，又保存了小舅對過去歲月的美好記憶。主要是因為她，小舅才會那樣爆發，走上抗爭的不歸路；也主要是因為她，工人們才最終願意和小舅聯合，一起來保衛礦機廠。可惜的是，作者寫出了她，卻又輕視了她，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彷彿只是要用她來給主人公小舅一點刺激或鼓勵，或者只是用她來映證他人的眼光。在小說的結尾，作者讓杜月梅信仰耶穌基督了。妓女成為聖母，最卑賤的人最神聖，這是否也暴露了知識分子對被壓迫者的一種非常隔膜的想像？
作者很誠懇，他說，「我其實寫了一個『背叛與承擔』的主題」。這句話很準確地定位了作者和這篇小說。誰在背叛與承擔？
背叛什麼，又承擔什麼？這篇小說寫了什麼，怎麼寫的，做到了什麼，沒有做到什麼，都能從這句話中得到理解。有意識地「背叛與承擔」並有意無意地表現了「背叛與承擔」的難度，這是作者和這篇小說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小說終究沒有向我們呈現有效的承擔方式 ——和工人聯結，保護工廠和工人，也沒有真正背叛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觀和世界觀。在小說的結尾，作者、敘事者完全肯定了小舅的抗爭方式，甚至把他抬升到一種類似上帝的高度。這樣一來，我們本來從小舅身上感受到的困境和痛感就被消除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了某種自戀式的陶醉了。這就又回到了精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老路。
誠如郁達夫所言，一切文學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但是也有另一種說法，寫妓女的不必自己真的做過妓女。對於一個致力於「承擔」的小說家，我們有權要求他呈現與他所要「承擔」的對象真正聯結並言說它的方式，進而深切地溝通共命運者的心靈，打破他們之間的隔膜，使他們能夠真正地相互理解，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種人與他人、人與世界的新的想像和生活關係——這應該正是文學的意義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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