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
2009年01月13日
沈敏特，文學評論家、作家。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安徽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及多家大學客座教授。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評論集《春鬧集》、《江南味道》、《愛情題材的歷史性突破》、《民族心理結構大調整的報告》、家書《提前 15年給兒子的信》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等。
「 言論自由」，是被寫進我國憲法的。但很多同志對此理解並不深入。比如，「荒謬言論」能否享有言論自由呢？這個問題，是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謬言論哪能給言論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這「陷阱」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請問，您如何判定一個還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荒謬』言論，使您能事先就剝奪他的言論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慚地宣佈自己是「 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說出就能判定言論荒謬。否則，您只能掉入無法自圓其說的「陷阱」。
我在此僅僅是為了提醒人們一個常識：某一言論（這裡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論，而非狂喊亂轟的攻擊漫罵）在沒有公之於世以前，無法判定其荒謬與否，無法判斷其是進步還是反動。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辦法是讓它公之於世，在陽光下，讓大家來思索、來辨別，才有可能認識它的本質。我想，這就是大家所說的言論自由，也就是毛澤東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爭鳴。
循此要引出的一個相關的常識：某一言論出來了，大家也著意思索了、努力辨別了，卻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質；尤其是那些當時看來有點另類，或為當時的多數人所不能認可的言論，常常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歷史過程，才能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真理，或成為大家痛心疾首的謬說。在這個過程中，大忌是有「 權威」出來當「真理裁判」，用一錘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謂是與非的結論，然後大家響應號召，一哄而起地「熱烈頌揚」或 「口誅筆伐」。之所以稱之為「大忌」，是因為對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鮮血和生命的代價。
永該銘記的突出例證之一是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若不是迅速判定其為「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 」，若不是一擁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減去三億；而由此帶來的人口壓力也許要延後承受一個世紀以上。如今每日每時要面對的就業安排、教育普及、醫療保障等等，無不和人口壓力相關。
永該銘記的又一個突出例證是張志新對於「文革」置疑的言論。若不是有關領導判定為「惡毒攻擊文革的現行反革命言論」，若不是當時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條例」，造成割喉槍決張志新的曠世悲劇，而是每個中國人享有言論自由，同時上與下的關係不是「最高指示」和「 緊跟照辦」的關係，而是被監督和監督的關係，那麼，這樣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響，如文化斷裂，道德缺失，以及專制主義的種種慣性，至今在一些領域還處於艱難消除的過程之中。
可見，一種言論荒謬與否，是進步還是反動，不是靠權威來定性的，它需要歷史實踐的檢驗。應該說，這三十年來，中國人的最偉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這個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無從談起。其中的關鍵詞是兩個：一是實踐，排除任何權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標準。於是，我們懂了馬寅初的言論，懂了張志新的言論，懂了和他們的言論相反的言論是什麼言論；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論自由，去實現中國人民對真理的追求，去保護中華民族安全、健康的進步與發展；繞過我們曾經走過的路——點滴的進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價。
最後還要點明一事：恰是反對馬寅初、張志新言論的言論，曾經享有了最大的言論自由；而按言論自由的原則，我們今天仍應給予這樣的言論以言論自由。只有一種聲音，真理是不能認識和發展的。一切言論在言論的層面上（而不是付諸行動和實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發表的權利。我們應該認真貫徹我國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重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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