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叮的是殖民主義 堅持的是無賴行為

練乙錚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1月6日

筆者昨天批評民建聯最新政改建議，即所謂的「０五方案優化版」，認為此方案增加五個由區議員選出的立會功能界別席位，不脫０五舊版本色，不僅強化功能界別這個特權體制，還把太大政治比重交到區議員手中。民建聯這個方案，竟是在人大法工委提出取消城鄉公民之間的不平等政治比重之際出台的，可謂與中國民主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功能界別這個玩意兒，是前港英殖民政府政治特權體制的一部分，民建聯的中期方案，不是要逐步削弱之壓縮之，而是要擴大之強化之，這是令筆者深感失望的。該黨的提議，並不是什麼「優化」０五方案那麼單純，而是翻叮殖民主義。

當權派如此大開歷史倒車，無疑與曾政府堅決拒絕討論二０一七／二０二０雙普選終極方案的立場若合符節、互為表裏。沒有終極方案，則完全無法規範中期方案的設計，以致一切實質上反民主的東西都可端上枱面乃至強迫港人接受。試想，如果政府要再建一條海底隧道，只告訴大家是以中環作起點，要通往九龍某處，卻不肯討論終點選址，便強行開始招標批出合約，任由入標者設計「中期方案」，那會是多麼荒謬之舉？而且，說不定在貌似荒謬後面，是政府官員與某個入標集團漁利的大騙局，造出來的隧道路線，既不是最短最高效，而隧道最終出口，也完全與客觀城市建設需要毫無關係！然而，這樣荒謬的做法，正正是特區政府拿來套在政改工程上的行事模式。沒有終極目的指引方向、沒有路線圖的「中期方案」，是騙局的可能性很高。

當然，如果政府堅持耍無賴，不討論終極方案，政黨還是要提出中期方案建議的，但在這種情況之下設計的方案，更應注意民主成分增量是正還是負。這好比人要登山，但沒有路徑，而霧鎖山峰，不知方位所在；這時，登山者若總是依着山勢往上走，很大可能最終走到山頂（這是數學優化論「最陡上行法」的直觀基礎）。然而，民建聯的中期方案，選的一大步卻是負坡度，故只能往山下跑，離民主山峰愈來愈遠。

有人會說，去掉委任席之後，區議員是全民直選產物，由他們推選六席立會成員，也算是民主了。這種說法其實不合民主邏輯。必須強調，直選產生的人，也不應因此擁有不合理的特權；區議員由民選產生，不代表他們可以購買兩個居屋單位，不意味他們的子女可以優先獲得名校學位，更不表示他們在和普通市民一起選舉立會議員的時候，可有政治分量比一般選民重1,573倍或2,203倍的額外一票。（見昨文就民建聯方案作的精確計算。）

一個有悠久反抗殖民主義背景的政黨，竟然在政治改革工程上翻叮殖民主義貨色而且變本加厲，無乃很奇怪的事；究其深層原因，或有兩個。其一，這個政黨中人，之前的反殖思想和工作未及深刻，少從殖民主義法權中的不平等性及其統治權力結構的壓迫性這兩方面着眼，而只着重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民眾對殖民者的種族、膚色、語言文化有異於本民族之處的仇恨，作為反殖本錢；如此反殖者，必以為九七之後，主權易手，便大功告成，頂多再咒罵一下那些充滿奴性的「黃皮狗」、「香蕉」，就可以了。香港左派反殖完畢，成為當權派之後，繼承大量殖民主義特權觀念和不平等權力結構而安為之，先前反殖不徹底是重要原因。這些人領導的政黨，終了不過要「取而代之」，成為新的特權階級而已，並沒有多少真正的人民性。其二，便是功利掛帥，但求提案能擊敗對手，不管內容的不良性質和所反映的負面價值。左派在區議會有勢力，於是便利用區議會的民主性作幌子，擴大功能界別的政治能量，保持、強化其特權而為己所用。如此為了短期政治收益而棄民主價值義理於不顧，實非正義政黨所應為。（同樣，自由黨反對民建聯的提議，不是從民主原則出發，而是因為以區議會選票擴大功能組別於己無益而已，也表現出一些和民建聯類似的機會主義傾向。）

筆者認為，任何中期方案應包含下列二要素：（一）有明顯而實在的民主增量（不是什麼「廣泛代表性」之類的門面東西）；（二）能減少在選舉及管治體制中的特權。目前一半以上功能界別席位是為商界而設，反映商界特權，故中期方案應壓縮之，騰出席位轉讓老人、婦女、新移民等選民基礎廣泛的社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有鈔票，能量很大，民眾必需有選票，才有望取得最低限度的平衡。若資本家既有鈔票，又有特殊選票和議席，則這個社會只能一面倒。民建聯的中期方案提議無此二要素，筆者希望其他政黨的提議好一些，有利民主發展之餘，還可以給那些過去曾經反資反殖的政黨人士一些適當壓力。

爭民主，港人自求出路

王岸然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1月4日

到今天為止，筆者對曾蔭權還算容忍，尚未倡議要經人民力量請他下台。畢竟倒一個政府是一件大事，香港也未壞到二○○三年初那個情況，但這不是說曾蔭權不應或是不會下台，更非認為港人應該包容他下去。反之，香港其實到了人民力量再度出現、港人要藉上街為自己自求出路的時刻，社會各方面應要為一月一日有大量的人民上街，早作準備。

人民力量從來都是健康的，真正的人民力量也不應是動員及被鼓動的，也不是敵我矛盾，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之一。

大家有一點錯覺，以為曾蔭權是從○七年正式當選開始掌權，到今只是兩年多，其實此人升到最高位掌握實權是早到一九九五年他在港英時期出任財政司之位，他對香港社會了解之深，比任何香港人更甚。他若是有一點個人性格，希望在從政之路上留下成績，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最後一年；但他沒有，他對香港各類大小社會問題表現出一派漠不關心與涼薄。樓價太高就叫新人類遷到新界去，面對年輕人百分之三十的失業率，他竟然可以說「肯搵工的人一定搵到工」，將責任一下就推回給無助的青少年。

人民力量積壓待發
可是他沒有忘記利用政策上的便利給襯家一點小惠，他也極可能運用了無形的關係力量令弟婦在雷曼的補償中得益。這些都不是大貪。但所有大貪其實都是由小貪開始，香港人的價值觀不容許六七十年代的公務員貪污情況重現，曾蔭權卻突然大發七十年代式的官威，將矛盾壓下去。

筆者估計曾蔭權在慳電膽及弟婦雷曼事件中得到一些中央的支持，將事件定性為只屬傳媒炒作，故他夠膽強勢反擊，以為事件可以就此壓下去。但發惡只會招來反感，不會解決問題，不道歉不調查的結果，是市民判定曾蔭權曾經以權謀私。

香港人在福中成長，危機感從來不強；但危機感一旦爆發，力量非同小可。香港現在的危機是曾蔭權當權十五年、當政四年半之後已經疲態盡露。他沒有能力也無意志領導香港下去，卻又不願背負無能之名自動下台，於是施政上只能左閃右避，頭痛醫頭，見日過日，拖多兩年等自己的時間到。但香港人應該再忍下去嗎？可以再等下去嗎？

爭民主勿靠政客
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及中產一族，你們的聲音是不被察覺、不被重視的，除非你們能發動人民力量走到街上，才能令當權的人有一些醒覺，港人亦深明此理，明年一月一日相信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矛盾聚在爆發點的一天，大家宜早作心理準備。

客觀的形勢如此，一月一日不爆發，明年的七月一日就會爆得更勁。客觀的事實是泛民主派一盤散沙，各自表演，一事無成。上星期日民主黨開了個討論會，據知反對五區總辭的會員比贊成的多。民主黨也一如特區政府，爭民主不是自信不足，而是早就信心盡失；爭民主早就不是理想而是淪為一句騙選票的空洞口號，個別地區利益為先的黨員早被中共的統戰反動員，更屬不言而喻的現實。

何俊仁據說問了一個問題，大意是問黨員若民主黨不參加五區總辭的行動對黨的傷害有多大；選民是有選擇權的，社民連與公民黨的路線一左一右，隨時會瓜分不左不右不爭民主的民主黨席位。

時到今天，筆者也不寄望五區總辭能帶動港人爭取民主的熱情，泛民過去兩個月在總辭與否的選擇上如斯反覆與不團結，傷盡支持者的心。港人對民主有期望，對民主派失望，本身並無矛盾，因為力量本來就應當源於自己而不是靠政客。江山代有才人出，李柱銘、陳方安生之流俱往矣；掟蕉前名嘴與以司法覆核為樂的「革命家」又算什麼，皆大時勢之下爭位置的小人物。爭民主的責任從來不在政客，而在人民，問題只是何時何刻人民力量才會聚焦，才會爆發。

唯有走上街頭
應該是時候讓這些力量爆一爆，這對專政者對社會都是好事，一月一日或接近的深冬時間，從來就是上街的好日子，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較具規模的深冬時間上街隨時有十萬人以上。○二年十二月中反二十三條遊行有十五萬人，○四年一月一日有十多萬，○五年十二月亦如是，今年若然大家齊心，一月一日十萬人上街何難？

並不是政黨動員、《蘋果日報》大力煽動就一定有群眾上街，歷史也告訴我們○七年尾為陳方安生參選造勢的遊行，以一萬數千人告終，群眾顯然覺得視洗頭比遊行重要的陳老太不值得支持。

是時勢令到人民明白不上街就沒有前途、沒有希望。今天的時勢是政黨皆三刀兩面不可盡信，政府則重複○三年時自以為是，不理民情，剛愎自用的態度；為民主前途，為社會的出路，港人有必要回到自身尋找力量，醞釀一次有力量的人民行動了。

香港：「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文輯四篇

(1) 一個一直支持民主派選民的自白
thomas_ykc
香港獨立媒體
2009年8月4日

泛民拋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提議，來回應特區政府將會提出的2012政制改革方案，連日來在報章上得到不少評論回應。大公文匯的不算，眾所論者都為民主派分析總辭的可行性及其效果，姑勿論支持還是反對，現時的情況像是突然有很多人走出來為民主派審時度勢，為民主派籌謀的群眾，好像從未如此壯大過，實屬可喜可賀！因此，無論總辭最終是否成事，提案者都應記一功吧。

究竟什麼是「民主派」？
但當大伙兒討論得興高采烈，我作為一個一直將票投給民主派的市民，卻感覺被冷落了。當各人都在為民主派計算推動總辭的得失，甚至玄之又玄地計量總辭對「民主運動」的成敗，好像尚未有人從我這個只有選票的無名市民的角度去計較一下。所以我想回歸原點，問一個較基礎的問題：究竟民主派得益了，「民主運動」就是否必定有所進帳？說得白一點，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的民主運動有沒有必然的關係？

可能會有人說我拿不說自明的事情來混淆視聽，但當有論者提出「損失議席等於民主運動的挫敗」論點，我不禁疑惑：民主運動的成功，是否等於通過一個能讓所有民主派當選的政改方案？香港民主運動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我知道，現在民主派的議席數目關係到那微弱的「憲制談判權」，然而2005年民主派議員行使「憲制談判權」以致「憲制否決權」後，請問又如何將香港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怕輸的理由
論當前的政治形勢，特區政府提出一個令民主派滿意的中途方案的可能性幾近於零，重演2005年
歷史的機率甚高，但不同的是，這一次有2017年可普選特首、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的海市蜃樓，政府提出的中途方案是否「揾老襯」，必定比上一次惹來更大爭議，民主派與政府在爭奪「主流民意」的詮釋權時，難道會比上一遭更具優勢嗎？

猶記得2005年民主派曾要求政府引用基本法50條解散立法會，林瑞麟卻以政改並非「重要法案」為由沒有就範；民主派當年尚能言勇，今天為何竟然怕輸？容我作一個海市蜃樓式的假設：若香港特區政府真的就其提出的政改方案建議實行公投，而所有民調都顯示支持政府的比例大幅領先，民主派會否支持這項公投？若然一個民主派認為不民主的政制方案，透過這樣一個全民公投的「民主程序」得以通過，那麼民主派會根據民主的原則接受結果，還是會因為民主的理念認為不能逞一時民主之快而犧牲長遠的民主，因而反對這項公投？說得明白一點，現在香港民主派的「民主」究竟是誰的「民主」？

對民主派的失望
我的想法是，民主派本質應是「以民為主」，以反映民意為先，當然民主派若有能力去主導和影響民意就請放手去幹，但到最後若影響不了，就得按民意所想為人民服務。因此，在上述的假設中，民主派也應該支持公投！由全民去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吧！不過身在議會的諸位民主派人士，疑似將勝選當成民主代理人的證書，就如2005年民主黨就只由立法會黨團決定投票意向，而非由民主黨全體或代表全體的架構決定，更遑論由支持他們的選民決定其投票意向。

有議員常公開指責民主派二十年來在爭取民主上一事無成，另一方面，曾有民主派人士說過爭取民主並非靠一人一黨，是全體市民的責任。但是我作為一直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民主派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無論區議會抑或立法會都將票投給你們，選舉時還透過自己的網絡為你們拉票，又動員身邊的親朋參加六四七一，還年年在街上向你們購買明知抽不到獎的籌款獎券，你們呼籲我做的我都做了，但若倒過來想到你們辦事處約你們單獨傾談政改問題，你們的議員助理必定用盡理由將我摒諸門外！我當然不會怪責這班薪金微薄的助理，換轉是我都會認為這個人神經一定有問題。但我只想指出，我和身邊很多支持民主價值的朋友，在你們心中不過是一堆隨時動員作為威嚇政府的遊行人數和選舉數字。

此用奇之時
但這樣都不要緊，至少給我一個希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計成敗大搞一場，可以讓我有一個理由誓死相隨。所以，不論民主派總不總辭，也請給我出一個新方法，我已經不耐煩了！

就如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曹操抵擋袁紹的半年攻勢已感筋疲(我對政改廿年無寸進更覺力竭)，當曹操想放棄之際，其大本營總管荀彧送來的信打消他的念頭：「……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

用奇，不只是鼓舞像我這班已近日暮的民主支持者，還能鼓動那群近年在網絡上頭腦發熱的年輕人。所以，我不理什麼民主派的左翼右翼，現在我只知道民主派當中有人出了點子，可行的話請說給我們市民聽要我們怎樣做，不可行的話也請盡快將點子變為可行，要不就重新給我一個新點子！

說到底，大家都心裏有數，有否普選是中南海說了算，要不「迫北京就範」，要不「氹阿爺落搭」。總辭當屬前者。若民主派認為對抗不好，順從如何？叫中央開誠佈公開出一條件，若香港人做到了阿爺就應開開心心讓香港人普選？解散支聯會？將余若薇或黃毓民綁上囚車當祭品押解首都？抑或叫周秀娜伺候未來的習總書記一晚至一年不等？作為評論員，大可以批評而毋須建樹，但民主派中人，反對總辭卻不提反建議，則是不負責任！

選票是我唯一的武器
如果再沒有新點子，就請認真為總辭達至公投的效果創造條件吧！民調的問題可以被指為誤導，民調的結果更會被扭曲，而無論我們再迫爆多少次維園，民陣公佈的遊行人數也再沒有公信力。我的意願唯一能被數算的，也只有一張選票。而且到票站花幾分鐘投票，代價比花一個下午去蒸曬遊行要低得多！

若說最後會得罪中央，或者補選公投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中央的決策，我可以用《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即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的話作回應：「國民若不經常提醒其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則此國又怎能保其自由於不墮？」（"And what country can preserve its liberties if their rulers are not warned from time to time that their people preserve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民主派中人既然在外交部宣稱要「尊重」緬甸的「司法主權」後仍會到緬甸大使館抗議軟禁昂山素姬的不義，仍會為譚作人及許志永等被無理遞捕的維權人士大聲疾呼，以一次補選公投的結果凸顯中央不顧港人意願的不堪程度，又何需扭扭捏捏瞻前顧後？

民主派更加應該強調會輸的可能，若然民主派沒有機會輸，那麼補選就真的沒有變成公投：請坦然告知選民，若建制派能勝出三席，即佔立法會三份之二，便可以修改基本法通過政改方案；讓是否相信政府的一套政改，甚或了結多年來的政制爭拗，皆付諸香港市民表決，這就是真的「玩舖勁」！如果建制派不肯應戰，他們就是放棄機會「挫敗反中亂港的反對派令政改原地踏步的陽謀」的歷史罪人，而民主派就真正捍衛了包括民建聯支持者在內的全港市民決定政制前途的權利！

何不趁機會將民主派民主化
我若然最終都沒有機會投票決定香港政制的前途，作為一個多年支持民主派的市民，至少，更卑微一點，可否讓我有一票參與決定民主派的前途？為甚麼討論政改大計的「武林大會」是在香港會進行的閉門會議？為甚麼不公開讓公眾參與討論？

不如就由民主派的支持者，就是否總辭先來一次「派」內公投？民主派可以參照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推舉總統後選人的「黨內初選」模式，無論是黃毓民或余若薇，都要像奧巴馬或希拉莉一般要落區親身接觸像我這樣的民主派支持者，說服我贊成或反對公投的理由。上一次港島區補選不是有陳太對勞永樂「派」內初選的經驗嗎？而大規模的民間投票，梁家傑選特首的時候也不是辦過嗎？且看美國黨內初選的過程，本身就是傳媒的焦點，經過長時間的報導，再加上民主派支持者的互動，難道整體社會還不明白總辭的意義？

回到最初的問題，甚麼是民主派？若民主派還認同民主的價值，即以民意為先，相信選民的一票是神聖的，不如就趁此機會率先在民主派內實現民主，至少對我這個民主派的支持者而言，雖然香港制度化的民主遙遙無期，但民主的理念至少在香港的一角得以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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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進」時代的三個關鍵字:行動、對抗和冒險
陳景輝
明報
2009年9月15日

早前，「五區總辭」（下稱「總辭」）建議已引發泛民同路人間的激烈批評。相對於其他政治議題，盡早落實普選之訴求該是香港社會中最少爭議的一項，故論爭並沒有落在原則立場方面，而真正觸碰輿論界政治神經的地方該是那股鮮明「行動」傾向。也許，在年底政改問題的燃眉挑戰下，將會觸發大大小小或恫嚇或「來真」的「行動」，而深入思考委實迫在眉睫。

「行動」（Action），從天星行動到紮鐵罷工到社工衝擊社總到議會抗爭的烽烽火火中，於這幾年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部分輿論視之為「抗爭的激進化」。香港的政治光譜更隨之切割成溫和與激進兩類，前者多被奉作政治實踐的主流。問題是，「激進化」一說只從人們乖離政治常規的角度——過激——來解讀，而沒能釐清當中所釋放的政治能量，今次總辭辯論也不例外。有別於「睇阿爺頭」、「減少矛盾」、「協商」和「共識」等以溝通為核心的溫和派政治常用語，「行動」涉及的其實是另一組以對抗性為核心的政治元素：「促發事件」、「敵對」、「抵抗」和「決斷」。然而，在前一組字眼構成的政治目光下，人們往往無法清楚地掌握後者那些關鍵字的含意，若尚未至於帶着原罪的話。因此，疏理「行動」及其關鍵字被遺忘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便十分重要，否則我們不會具備開放而公平地審視任何行動方案的能力。

行動，或阿倫特的積極生活
在香港，「睇阿爺頭」廣泛流行在人們中間。就像市場經濟理論中的無形之手，彷彿政治領域裏也潛藏一隻中央之手，而香港人的一切「行為」均由市場和中央決定。他們彷彿只是台前的玩偶，背脊均繫上了被用作操縱的繩索。其實，正是行為（behavior） 一詞表達出的危險，這是其某種定律下的被動產物。

根據阿倫特（Hannah Arendt） ， 行動一詞表示「創始」、「引導」和「發動某件事」的意思。她從古希臘提煉出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表達人類的一個根本方面，即作為受到各種處境——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制約的存在物（Conditional Being），人類依然有能力回過頭來介入自身的環境，注入開端和誕生的元素，而非完全受其宰制。政治領域中的行動正是在人群中間——複數的人群做為政治生活的特有條件——重新創造自己的處境。

她說道， 「行動，就它致力於政治體（Political Body）的創建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歷史創造了條件。」就是說，至少在社會行動主體決定如何行動之前，記憶和歷史的領域尚未完全封閉起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那末，行動又是為了什麼？

例如爭取普選，人們彰顯的是遭客觀世界壓抑掉的民主權利，即揭示一種迫切而非可以不斷拖延的權利。揭示性是行動的重點所在，阿倫特如是說。行動會揭示出人們自己是誰和他們自己界面的共同利害所在。問題是，行動置身的社會空間絕非平順和諧，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異質追求往往此消彼長。因此，行動總是意味着對抗。

對抗的道理

1 無法取消的敵對

不論是建制派抑或大部分泛民，都將對抗（Antagonism）的狀態貶斥為壞政治，但此一否定沒有改變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核心性。讓我們先承認一項基本的不方便事實，宣揚和諧的中央政府其實一點都不和諧：向內地維權人士、異見人士或香港的泛民主派進行排斥和壓制，限制他們正當的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份由上而下的敵對性往往難以察覺，因為它早已被改頭換面成彷彿中立客觀的社會秩序。需要指出，敵對不僅是專制政治的專利，而是遍及所有政治的固有特徵，悄悄寄生在我們熟悉的政治概念裏頭：女性主義不是以排斥父權思想為職志嗎？人權的主張不是要抵制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暴行嗎？和諧社會的維繫不是結構性地預設了所謂不和諧的敵人嗎？但這不是通常所說的為反對而反對，而是透露出人類政治關係中無法擺脫的敵對性—— 施密特（Carl Schmmit）視之為政治的核心，不管人們怎樣的按程度將之劃分而為競爭、爭議、衝突、矛盾、對抗和敵對。

2 否定的外在性

顧名思義，對抗涉及一組跟外部世界的否定性關係。但為什麼是否定而非肯定？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謂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指出，每一社會認同在定義自身疆界的同時，都會界定出其外部。關鍵在於：「外在」不是無關痛癢的外部，而是真實威脅到認同的外在障礙，其不可能的象徵。例如，父權思想就是威脅女性主義的外在否定性力量，但同時是其認同界定和構成自身之際必須排除之物。因此，此一外部也不是那種純粹差異的外部，例如既有人喜歡行街也有別人熱中睇戲等完全談不上敵對的情形，而是：當某一「外在」（outside）阻止了另一「內在」（inside）的構成，即否定了其存在之際。總的說來，對抗性揭示出社會認同的維繫不可能完全依賴自身，而「外在」的否定和威脅更是構成性地縈繞不散，因而道出：對抗性一旦消失，認同便岌岌可危。

3 存在和認同的前提條件

若對抗是認同的前提，那末問題便是：如何定奪出「外在」？或換個問題方式：何者才是對立於「我們」的「他們」？答案並無普遍規則可循。例如，在民主派眼中，反對普選的力量固然是貫徹其民主認同的外在障礙；但反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民主派的異議性格才是和諧社會的眼中釘。在此，南轅北轍的政治陣營各自建構出自己的「外在」。也許，俗話「搞對抗」的確有幾分道理：「對抗」不是自有永有，而是要「搞出來」的：通過勾勒「我們」的共同追求及其相伴而來的「外在」——不管是和諧社會抑或民主社會——所作出的決斷。

對抗的進行和政治社群命運唇齒相依。試想想，假若缺乏對抗，外在的否定性力量及其意識形態便能夠在後者的靈魂和肉身上無人駕駛地橫行。而在精神深處，人們甚至無法辨認自己曾經反覆揭示過的利害和認同。這不是正在發生的變化嗎：2012 年雙普選到今天已沒人多提，而曾經極力追求的07╱08 雙普選更已忘記得七七八八。難怪已故政治思想家施密特認為，當某一衝突狀况否定了政治社群的存在格局之際，政治便意味着一種判斷：「是否需要加以防制或戰鬥？」而他斷言如果放棄對抗，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那個政治社群。

4 作為社會啟示的對抗

細心想想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情景，面對香港不民主的現狀，建制派總會以淡化的口脗勸說：我們中間沒有矛盾，對於是否該在當下落實普選，大過不過是觀點上存在「差異」而矣。在這裏，恰恰跟民主派理當站立的對抗性分界線不同，建制派竭力把普選與否、延遲或盡早都說成是不重要的差別，視之為僅僅局部性的小失誤。然而，正好因為上述區別，才突顯出對抗性的核心意義。拉克勞嚴格區分社會和政治的界限。前者佔支配地位，通過收伏敵對，掩藏自己建基於其上的排斥系統，佯裝出一副客觀中立的非政治化臉孔；相對於前者，政治則由對抗的元素組成：作為統御秩序外部的否定性力量，對抗割破其和諧一致的社會假面，揭示其偶然性和不可能之處，從而打開一道社會缺口，使希望和轉變成為可能。因此，在引入否定或進行揭示之前，建制的面龐總是顯得客觀而美滿的，而對抗要阻止的正是這種幻象的最終完成，因而充滿啓示。

冒險，或齊澤克的決斷
在對抗的脈絡中、佔優勢的外部否定力量之下，旨在開創新局的行動，看上去總是不可為的。如果通過既存情境來審視的話，得出的結論每每是所有客觀條件都顯得不利：時機尚未成熟、民意傾向保守、中央不會改變、輿論不會支持和削弱自己形象等——總辭討論中反覆出現的論點。齊澤克（Slavoj Zizek）稱此一狀態為不可決斷，即任何開創的行動都不能通過給定情景的慣性思路獲得保證，而人們只能在不可決斷的情景中作出沒有終極擔保的決斷（Decision），即俗語說的冒險。

想想那些重要的行動和事件，當中沒有一次是等待穩操勝券的客觀條件完全具備才進行和發生的：以我們的經驗為例，遠可回溯至如六六年的天星絕食行動或八九民運的北京學生運動，而近的則有七一遊行、天星皇后運動或紮鐵工潮等，它們都在不甚有利的社會條件底下「發動」的；如果今天看來輿論都表現得同情甚或支持的話，牢記那完全是「後來」才創造出的形勢，而非充斥不可決斷時刻的最初。齊澤克則喜歡說「法國大革命」：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可以準確把握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社會階層狀况或意識形態衝突，但：「卻沒有任何知識能讓我們預見或解釋那個叫『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一旦爆發：行動或事件比較像是「無中生有」。

這是銅板的兩面：行動指向的未知領域固然蘊藏了豐富的創造潛能，但也因同一份不可預測性而讓人恐懼甚至抗拒。齊氏的一段說話也許更好地勾勒出這種可能和不可能之間的弔詭，但不像一般人般從結果來衡量：「行動並非僅僅在既有的貌似可能的界域之內發生」，而是「重新界定了可能與否的界線」；行動不單止完成了「貌似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在轉化的同時，回過頭來重新「創造了自身可能性條件」。因此，跟政治乃妥協之藝術的流行定義相反，政治在行動者眼中其實是：不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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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何泛民主派團結無望？
李正
香港獨立媒體
2009年9月6日

編按：近期在獨立媒體有關五區總辭的討論熱烘烘，文章一篇又一篇，一位政治圈工作的朋友見此處不乏出色文章，特意撰寫評論回應，托筆者代貼。 (領男)

社民連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其中一個重要理據，就是其他泛民主派成員提不出反建議，現在終於等到何俊仁提出「解散立法會 / 特首請辭」的「新」建議,。要用引號，因為此建議曾在2005年討論政改的時候，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有民主派議員已經質問過東廠及尚膳監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當時該九千歲一如現在回應何俊仁的說辭，「涉及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並非一個『重要法案』」，只是當年的民主派議員沒有追究到底。

無論如何，民主黨怎樣說都提出一個新招，作為一個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先不論個人喜惡，對這個行為本身，我都得「表示歡迎」。但如果報章的報導屬實，則社民連連基本的公關手段也付之闕如，黃毓民批評何俊仁的方案是「白癡」，長毛則說將「五區請辭掉在垃圾桶個角落度」。我真的不明白，就算是擺擺姿態，扮一下有商有量，就算何俊仁的方案真的是「白癡」，也可以客氣一點「其思慮未算周全」；當然毓民與長毛等性情中人很可能會認為何必惺惺作態，但不只是余若薇，連黃毓民在其網台myradio也曾提過，「泛民主派最重要的是團結」！現在尚未坐下來，已經在傳媒隔空對罵，還團甚麼結？何曾有試過辱罵完對方，對方會返過來支持你？

尤其是黃毓民，長毛至少在電台與湯家驊都算談得平心靜氣，須知道若要五區總辭成事，必須有其他民主派議員落水，而且還要齊進齊退，像當年連戰和宋楚瑜結成「鐵血同盟」，若有直播的補選論壇，每區的論壇五個補選的民主派候選人都要一字排開，方能團結所有民主派的選民投票！何況「丞相肚裏可撐船」，黃教授熟讀歷史，斷無理由不知此理，但他在去年選舉結束才說好「選舉完結，從新開始」，卻每每公開數落「功能黨」為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找下台階，情況有如唐玄宗的宰相楊國忠，常說安祿山必反，但說來說去又無任何對策，也使安祿山不得不反。公民黨的情形與安祿山如出一轍。

所以按照形勢，作為支持民主的小市民，只有乾焦急的份兒：資深大狀、丐幫幫主、工會領袖、山頭寨主，位位皆為泛民的大哥大姐，個個都心高氣傲，那會肯放下身段紆尊降貴解衣推食禮賢下士？文匯大公天天有文章對泛民內鬨樂觀其成，我們投票給你們的親者痛則痛矣，對你們狗咬狗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現實就是如此弔詭，你們不是代表我們的嗎？但我們想你們團結做齣好戲的意願你們不知道嗎？姑勿論五區總辭能否達到公投的效果，如果那一天，保持著菁英心態態度保守的公民黨，和議會流氓行為偏激的社民連，狗咬狗的兩邊都能為民主大局牽手步出立法會宣布總辭，那一幕是何其壯觀，支持民主派的市民那有不動容而不去響應你們的號召之理？但現在你們的做法，從沒有想過要去團結像一樣的支持者，亦即是六成的香港選民，而是加快不同背景的泛民支持者的對立！

所以還原基本步，人人都在說團結，究竟團結是誰和誰團結？是二十三個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團結，是所有泛民政團的團結，還是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市民的大團結？過去在總辭的討論，當說及補選能否達至公投的效果，認為不可行的一方，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市民不會隨民主派的主觀意志起舞。我不想去辨證這個說法的對錯，反而從這句話分析話者的認知，就能發現「民主派」和「市民」是兩個不相重疊的概念，情形就似為人民服務者，未必一定是人民！著名北大校長蔡元培，曾為自己取字「民友」，但後來他發現，「與民為友」自己豈是人民？於是後來改字為「孑民」，意指自己是「其中一個人民」而已。諸位民主派「人士」，你們又有否當寂寂無名的選民是民主派？你們有否曾當過市民是與你們地位平等的夥伴和戰友？

社民連一直高呼「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現在好像連民主黨都受感染，連何俊仁也說「完善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的抗爭目標」。既然是抗爭，那對象是誰？標準答案是「中央」、「阿爺」、「北京」，準確一點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任由其擺佈的香港特區政府及一眾建制派人士。

不過很多人會忽略一大板塊，就是為做順民肯定當權者的決定而否定民主定義的香港市民！抗爭的抗，應指民主的香港人和不民主的香港人之間的對抗，沒有共識的尋求，只有道德的判斷，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對決，不過諷刺的是，由於民主的價值，支持民主的人要維護敵人不要民主的權利，但不要民主的人卻不需要為敵人負上任何義務。至於抗爭的爭，應是爭取中間未有決定或搖擺不定的市民的支持。能清楚判別敵我，才能實現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然而多元是民主的價值，民主派由多元演變為多個利益集團各據山頭，人民內部矛盾很多時候竟化為敵我矛盾，還能談甚麼統戰？反而只有被個別統戰的份兒。是以泛民整合是很多論者耿耿在心的命題，而一個泛民共主亦在某些人心中念茲在茲。問題是無論鄭經翰乃至陳方安生都無法服眾，更何況黃毓民或何俊仁？在泛民主派的政治角力之間，根本沒有一個客觀公正持平的個人或單位或仲裁機制，尤其在這一次決定抗爭方略的路線之爭，到最後誰能說了算？若解不開這死結，泛民主派就永遠不能團結。

那是代表進了死局嗎？那又未必。既然泛民主派內部無法決斷，何不禮失求諸野，交由我來決斷，交由我們全香港支持民主的六成選民評斷？對於相信民主價值的諸位民主派人士而言，群眾理應就是最有力的仲裁。而且由當年港島區補選陳方安生對勞永樂的初選所見，媒體怎樣也沒法「冷處理」，若然何俊仁與黃毓民在五區各搞一次公開辯論，而且搶在政改諮詢之前，那麼在辯論當中無可避免會提及的各個終極普選方案，已經率先佔據各大傳媒的版面，換句話說民主派透過激辯抗爭方略，反而提早奪取政改諮詢的話語權。先下手為強，讓政府十月推出的諮詢文件形同廢紙，也就如鄭大班所說跳出敵人所設定的議程，而我們一眾泛民多年的支持者又可一洗多年來無力影響大局的無力感，主動成為參與起事者之一，人人皆為民主派；只是，我知道就算激進如社民連，也不大會理睬這個提議，因為正如盧梭所言，在民主派中實施直接民主體現「總意」，對於政黨及其組成分子所代表的「私意」，是有所違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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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泛民主派沒有與中央不對決的本錢
香港獨立媒體
2009-09-19 01:49

編按：五區總辭之議一浪接一浪，好文一篇接一篇。繼公民黨推出「總辭三步曲」方案後，一位在政治圈工作電郵連續來函兩篇文章，要求本人代貼，大家慢用﹗(領男)

公民黨提出的「雙辭方案」，將五區總辭列作爭取普選第二步的手段，情況並未如一些評論所言，令五區總辭的實現機會大大增加，因為公民黨的舉措立即惹來獨立民主派議員的責難，說溫文如公民黨竟去學社民連，事先毫無溝通就擺他們上檯，反應最激烈的要數馮檢基，這個倒可諒解，若真的總辭，問誰都知道在九龍西應由始作俑者黃毓民叫陣，你要民協擺擺姿態搖旗吶喊尚說得過去，公民黨突然如此看得起基哥豈非大整蠱？

但作為泛民支持者，現在民主派三大黨總算都各自提出爭普選的新方略，先不論各個方案的優劣成敗，都是值得稱善的事，因為在這政改死局中，作為領導群眾的主要政黨，都得負起推陳出新的責任，給支持者以致堅守民主原則的香港市民明示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和平地激進回應橫蠻的憲政安排
而這一個死局，源於我們要以和平的手段向一個極權政府要求落實民主政制。這無疑是與虎謀皮。所以公民黨的方案縱有千般不是，它至少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重新界定什麼是激進。不只有文匯大公，連政壇裏的泛民中人都說辭職是激進的行為，大家就視為理所當然似的，但到連「理性思考」的藍血人都提出去辭職，大家才駭然發現，由辭職到市民去為補選而投票的一天，中間沒有牽涉到任何「掟蕉」與「掃場」，「五區總辭」原來是和平得不得了，可以是另一次像七一遊行般展現香港人極高公民素質的抗爭手段。

當然你大可以說，手段是和平，姿態卻是激烈的；然而姿態就算多激烈，也不會到達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層次，因而何秀蘭曾說罷交稅就立即被圍攻。香港人實在太善良了，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對中央無所不用其極拖延普選的憤怒嗎？2005年的釋法，人大公然扭曲基本法，妄顧「循序漸進」原則，凝固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還無中生有額外為啟動政改加設關卡，即特首提報告及人大常委的授權；連自己當初定下的遊戲規則都不遵守，本質上與新疆政府現在就毆打記者事件明目張膽捏造事實如出一轍。

是以，泛民主派在2007年12月的人大常委「決定」後，仍堅持2012雙普選，即是堅持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而要否定這次人大「決定」的權威：要不是促使人大常委要有一個新的「決定」推翻07年12月的「決定」，就如承認文革是「錯誤」；否則，泛民繼續喊2012，那彷彿如1979年中美建交後，蔣經國表明反攻大陸的「決心」不變那樣，一般自欺欺人。

誰是抗爭的對象？
而公民黨的「雙辭方案」，明顯是從所謂的政治現實出發，要市民公投2012已毫無意義，反而委曲求全按照你人大「決定」的本子辦事，連路線圖這項最低消費也不可得，將之設定為公投議題，必能不過，我認為「雙辭方案」有一大漏洞，就是根本搞錯了施壓的對象。這個情況與民主黨一樣，因為兩者都是向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問責。香港這地方，有許多口中不說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情，例如陳德霖會接掌金管局，梁振英和唐英年會參選下屆特首，以及曾蔭權在政改問題毫無決定權可言。而且，民公兩黨要曾蔭權因有負競選承諾而辭職，變相為那次小圈子選舉背書不說，就當曾蔭權肯鞠躬下台，那末拖延普選的責任由曾蔭權一力承擔了，下屆特首豈不是更輕鬆自在。

因此，縱然我承認公民黨在策略的考量合乎情理，但行動的本質卻是捨難取易，忽略了大原則。我曾聽過一個故事：有人在晚上把鑰匙弄丟了，他在街燈下找尋，朋友見他找了很久，問他是否在肯定在那兒丟失，他竟回答說：「我不是在這裏丟失的，但這裏有燈，比較容易找。」

所以，若按照公民黨的方案實踐變相公投，其結果極其量是對現屆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無關香港長遠民主發展的大局。但若將公投議題設定為「反對人大決定，落實2012雙普選」，卻可以造就兩重不同的意義及結果。

把公投變成中國民主的里程碑
第一重是變相公投的行動本身，是一次香港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對決。我們作為民主派市民，要在是次公投徹底壓倒不要自立自主，無論是因為「第一種忠誠」還是自利的角度出發，只希望唯北京是從的市民。但這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同時保障或落實他們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因為變相公投而引發的大辯論和相互的游說過程，本身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大里程碑。泛民政壇中人應與所有民主派市民結成同盟，爭取中間派市民，五成甚至六成的投票率作為公投門檻，務求每一個民主派市民逐一勸說身邊立場搖擺不定或未有立場的朋友支持公投，民主價值得以廣泛討論之餘，也是一次遍地開花關乎全民的全方位動員。

若民主派市民這一方能勝出公投，這個公投結果就是公投的第二重意義。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裁定身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不符合人民意願和利益。這是敵我矛盾，因為這彰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這也是連消帶打，公投結果展現的民意直指中央，民意變相確認「曾蔭權不代表我」，架空特區政府這個扯線玩偶而不用再跟它糾纏。何況司徒華常常說，「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因此我一直相信，民主的主戰場不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因為過往我們只靠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自由的現狀不變，其實不過是一直採取守勢，無助於改變內地的情況，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反攻，而且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香港化為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城市的形勢不可逆轉，自由的尺度在各方面逐漸退色，隨著年月推演，爭取民主的環境只會更為形格勢禁，大環境如是，本身民主運動的主力，八十年代的先驅一代即將面臨凋零，但另一方面零三七一的年輕一代已經成長，如果老一代的經驗和地位結合新一代的行動力和創意，這時候就是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千載難逢最強大的陣容。

胡溫需要五個對等的談判對手
最後在這裏要反駁一種論調或者預測，就是若就2012公投，「玩到咁大」，豈不是自堵後門，失去與中央和解之機？首先，連泛民中人不是也承認，胡溫皆為值得尊敬的開明領導人嗎？若如是，可能他倆一直慈悲「聽到了」香港同胞的訴求，只是我們的力量並非強大到可以是一個平等對待的談判對手，且看台灣民進黨也紛紛得到「中國」接見，而且泛民中更多是同為保釣志士，胡溫只是欠一個藉口，去壓下黨內的鷹派。

回到變相公投，既然始終是和平行事，勝出公投後民主派仍須貫徹和平方針，也就是必然走向談判桌。所以換取胡溫承認你是對等的談判對手，強大的民意就是唯一的後盾。具體而言，若五位辭職的泛民議員勝出補選公投，他們五人就是香港人授以全權的談判代表，他們應表明當選後會拒絕在立法會宣誓，直至中央首肯，五人帶著人民意願，獲邀到北京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為止。

由是觀之，民主派現今唯一的本錢，就是與中央對決的勇氣，這也是泛民政壇中人，能在香港政治舞台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應有出路，而非苟延殘喘，在現行政治制度空嘆弱勢。

我作為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衷心希望泛民政壇中人，不只為向我們交代，也是為向歷史交代，勇於踏出足以改變全局的一步。

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的自白(三)‧完

作為社會運動的政治宣言

《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 回應與補充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2009年7月3日

宣言的使命
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他的書中指出，他的理論希望達成的，是把我們已有的局部的、不完整的道德直覺，嘗試用一套理論去整合，把不同的直覺連結成一個完整的足以指引公共生活的哲學，為我們的直覺疏理清晰、分好優次。

這自然是合理不過的。就像我們平日行事總有衝動的時刻，這種衝動可以是對的，可以是錯的，可以是不完整的；但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會反思，到底自己做的事，是對是錯？到底為什麼對，為什麼錯？而我們就會慢慢進步，慢慢對自己有更好的理解，慢慢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套哲學。羅爾斯想做的，不過如此，不過他反思的對象是我們在公共生活一方面的行為而已。

我們這篇宣言想做的，也不過如此。一個人透過系統的反思，他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一生方向。一個社會也是這樣：香港，到底正向何處去，又應向何處去？我們不難發現，對香港的未來的想像，是我們社會上的一塊空白。社會上都沒有人想過、討論過，香港的未來，應該怎樣。我們抨擊政府的無能；我們爭取民主；我們不忍社會的貧富懸殊加劇；我們不滿大商家大財閥大地產商把持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我們討厭大地產商侵佔我們的公共空間；我們反對領匯把小商戶趕絕，把商場弄得千面一人，令我們沒有選擇；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感到不公、感到不平，但我們希望如何改變，我們想社會往何處去？

我們想做的，就是希望整理人們對社會一直以來的一些控訴，嘗試用一套完整和系統的反思和批判去說出來。為的，就是想籍此叩問：香港一直到底向何處走？這又是一個合理的方向嗎？

這篇宣言想做的，便是把這些東西好好整理，嘗試為香港整理出一個方向。羅爾斯的理論窮了他大半生精力，是一部厚厚的《正義論》，便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之作。我們自然不敢以為用我們幾個人的識見、個多月的精力，可以整理出一個完整嚴謹的綱領和訴求。這篇宣言的目的有二：一是嘗試總結過去最令我們不安的一起又一起事件，到底是甚麼的意識型態在主宰？是誰在主宰？這套想法又有甚麼荒謬之處？其二，是希望提出一個不同於這想法的，可以總合我們對理想社會的想像的一套理論和建議。

這套想法自然是不完整的，但我們卻相信它捕捉的東西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更多人的討論，更多人的參與，更多人的修正，為的是希望令香港真正會得到反思：到底我們該往何處去？因此，這個宣言不僅僅是一個宣言，而是一個運動，我們嘗試推動社會反思的一個運動。我們的訴求，指向的也不是政府，而是社會，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動員起來，一起反思，一起推動，令我們對社會的感覺由模糊變得清晰，由情緒化作綱領，由空談化做行動。改變從來都不是天掉下來，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宣言指向社會，因為我們想推動的，是社會的思考的範式轉移，只有當社會的動力都發動出來、有明確的方向，才能有充足的力量，逼使掌權者作出改變。

那麼，香港要改變甚麼？要如何改變？

民主與左右
香港的局面是奇怪的。被視為左派的竟是保守的親政府的黨派，而這個政府卻是個商人政府，由技術官僚和大商家共同成為香港的管治者，由政治到經濟都管制著我們的生活。爭民主的人和擁護封閉政制的人都同時嚷著「小政府、大市場」，嚷著保護商界利益，認為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很多人認為這就代表了民主和民生是兩個割裂的議題，政治和經濟方向是割裂的。而所謂的香港的核心價值，所謂「肯搏肯捱」就有出頭天的香港故事，卻是不動如山地為大部分支持和反對民主的政治人物所認同。民主運動是純政治的、非民生的。

我們宣言希望做到的，正正就是打破這種迷思！我們不妨重新提問：民主的價值到底是甚麼？當家作主為什麼是一樣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明顯，我們都是為了活得更好，為了在社會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只有當社會的大眾可以參與政治決策，參與對未來發展方向的決策，我們的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才是真正為了社會服務的東西，這是民主的價值。

推進一步來說，一個如何的經濟制度，才是一個可以充分體現人的尊嚴，可以在社會中追求幸福生活的制度？宣言已經充分說明了，如果我們不停留於理論而看事實，放眼我們身邊，現時由大商家、大地產商把持的所謂「自由經濟」體系，其實是最非人性的制度！而低標準稅率和高地價政策，這些自由經濟理論的擁抱者最捍衛的政策，正正是做就今日經濟非人化困局的元凶！

吊詭的是，自由經濟的擁抱者一方面說香港之困來源於官商勾結，一方面又提不出實際的方法去限制大地產商對我們的生活和公共空間的蠶食。如果不是因為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政治權力又集中在一小撮人手裡，官商哪能勾結？應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就曾為文指出，美國在新政(New Deal)之前，即使有形式上的民主，但因為經濟權力集中，官商勾結仍然嚴重，廣大人民的生活困苦也得不到反映(註1)。只有當社會更平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

由此可見，口頭上的叫罵，有用嗎？我們需要的是切實可行的政策改變！所謂的官商勾結的困局，根本是出在結構性的政經權力的過份集中。追求一個可以活得更幸福的社會，必須同時把現時過份集中的政治、經濟權力同時解放。宣言追求的，既不是大市場，亦不是大政府，而是大社會，讓權力歸於人民，讓社會大眾真真正正可以掌握未來發展的方向。

可見，只要回歸人本的思想，由人的價值出發，民主化才真的對人們有實質意義。追求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根本就是一體兩面，而民主政制就是經濟民主的基石。是故宣言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雙普選。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主宰自己的未來。

而反過來說，一個真正鞏固和優秀的民主制度，前提是要有成熟的公民參與，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是沒有意思的。看看現在的香港就知道了。我們一生都要營營役役的工作，為打工儲錢供樓耗盡心力和時間；讀書為了打工，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我們既沒時間關心他人，亦沒有時間認識社會，於是對深刻的理論我們避之則吉，對深刻的反思我們只覺得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沒有能力實現。在大資本家還在剝削我們的時候，我們又談何認識、參與我們的公共事務？因此，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一個大家都可以對自己的生活有較大自主性的社會，才能為民主打下鞏固的基礎。

香港故事的虛妄
「努力就會得到回報」，「香港人是捱返來的」，「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香港是經濟城市，是大商家為香港創做財富，他們是香港的經濟支柱」。這些就是我們聽回來的香港故事，說故事的人依然以為香港是一個機會平等，努力就會有好日子過的社會。但這不根本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想像，所謂「捱得出頭天」，根本就是等不到的果陀。

很簡單的事實。香港由所謂的中產到基層，由所謂的第三代到所謂第四代人，有誰不是一直辛勤努力的工作？又誰不是為了買一間屋置業而放棄理想，勞碌半生？但他們得到甚麼？得到的，要不就是積蓄被股票騙去，要不就是承受經濟泡沫爆破所引起的裁員、減薪。真正享有自由的，只有大商家、大財閥、金融玩家。他們有甚麼才能呢？不過是投機、炒賣，而金融海嘯就是他們玩出火的明證。他們有真正的才幹嗎？社會上早就已經有不少人揭露這些所謂才俊的虛妄。

到底哪個是比較真實的情況呢？是我們一直迷信的香港故事，還是事實上有著跨代貧窮、結構性不平等的香港？社會上總有些人自詡「我有今日就是當年捱出來的」，但呂大樂教授早就在《唔該，埋單》一書中指出了個人經驗的限制：人有際遇，一兩個人的成功並不代表我們的社會有真正的階級流動(註2)。階級之間的具大不平等，本身就否定了階級流動、也就是所謂機會平等的可信性。

結構性的不平等，元凶是甚麼呢？正正就是高地價政策和不公平的稅制。這在宣言中已有詳述，不贅。只想補充一點大家都知道，但卻忽略了的背景：香港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不過是源於中國大陸正值改革開放，需求大增；同時，英國的殖民政府即將撤出香港，為了加大談判籌碼，運用房地產的高地價政策和金融活動，製造經濟泡沫，做出繁榮的的虛象。政治上則加快公務員本土化，提拔技術官僚出任香港的政治核心。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今天的政治、經濟權貴，才一躍而成為香港的權力核心。他們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投機、炒賣。技術官僚只知催谷經濟，因此決策向大商家傾斜；幾家地產商透過互相合作，把便宜得來的土地屯積居奇，推高樓價、地價，到了一個不合理的地步；銀行家在一旁推波助瀾，透過毫無限制的借貸、財技，實質上是完全沒有理性可言的炒賣，做成金融活動活躍，推高股市，製造所謂「繁榮」的泡沫。而當技術官僚和大商家穩坐權力核心，「香港的財富是大商家創造的」論述自然出現。要人人都安心打工，可以怎說？不就是「我們都是捱過來的」，「努力總有出頭天」的忽視實況的說法。

有人會問：高地價政策不錯是現時的死結，但放棄高地價政策不是令人們大受損失嗎？誠然，放棄高地價政策多少會令一般人的資產總值受損。但我們都知道資產總值只是一個數字，人們實質得到甚麼才是重要的:若人們的物業是自住的，樓價下調只是令他們的字面上資產減少了，並無實質影響。

那如果是用來投資甚至炒賣呢？設想放棄高地價政策是一紙命令下來就要執行，是不成熟的想像。這應有相應的配套，有一個政策過程。只要政府在放棄高地價政策時保持足夠靈活性，以及循序漸進，那他們自會計算風險作出合理決定，轉移投資的市場。政府可甚至對他們在出經濟援助，這樣負面影響便可減少。對政府收入方面的影響也一樣: 我們要求的不是「零地價」，而是希望地價回落至一個合理的水平，以不妨礙人們謀生為目標。政府依然有一定的賣地收入。而觀乎政府仍有空間取消遺產稅、減少紅酒稅，而事實上現時不少針對大商家的稅其稅率也是過低(可見此文章)，大有上調空間。沒有高地價政策，不見得政府就會沒有足夠收入。

具體的做法難在這詳談，但有具體步驟可以做到的既放棄政策、又減低衝擊的方法是可行的、存在的。沒有改變是不需要陣痛。新自由主義者和政府叫大家「捱住」，未來就會好，不也同樣是一個先苦後甜的許諾嗎？可是他們甚至沒有信實的講法講到未來會怎好。只要操作得宜，有切實效益的放棄商地價政策，不是更值得大家付出嗎？其實，正如宣言中所言，一天不改變現狀，我們整個生活模式固然仍繼續受大地產商的嚴重剝削，人生仍然給樓價困住、限制住；這也影響到下一代的發展：年青人出到社會，不是想買樓，也得為租金及高昂生活指數而奔波，哪有創意，哪有冒險精神，哪有自己的人生？

稅制也是一樣。先不說我們的稅制主要是針對大商家，對中產以至中小商戶影響至微。更重要的是，首先，大商家真的會離開香港嗎？我們見到有更多稅制比香港更嚴厲的國家，依然不見有大規模撒資。如何選擇在哪裡投資，稅收高不高大抵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再者，就算大商家真的走了，香港真的會完蛋嗎？他們不走，把持著香港的經濟，現在真的很好嗎？經濟權力過份集中，不正正就是我們社會的問題嗎？到時經營成本下降了，人們或創業、或受顧於其他現在因受制於大財團和高昂成本而沒法出頭的企業，又是不是真的如想像中如此嚴重？恫嚇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實際地、實證地想問題。

政治宣言與社會運動
好像去到了很技術上的討論。我們想做的事其實很簡單，就是為民主運動賦與社會意義。我們可以見到，在香港因過份低的再分配而引起的巨大不平等之下，空談自由市場理論根本不切實際。尤其在民主派和獨裁者都在強調用商業邏輯看待香港的情況下，我們更應深思：我們沒有民主，是不是一直以來對民主的想像有所欠缺？民主最核心的概念，是不是因為一些香港自港英以來一直奉行的思想仍然主宰著我們的思考模式，因而並沒有人們得到最認真的了解？

因此，我們希望做到的，不單單是籍宣言推動一場思想上的社會運動。我們更希望我們提出的東西，會為政治民主化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作準備。我們長篇大論，中心的論點只有一個：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重新確認對人的價值的尊重，重新確認社會是為一個個的人而存在，而一改過去以為社會賺多點錢為目的。畢竟，所謂財富，有幾多是落入大商家之手，又有幾多是小市民可以分享？但我們人人都應該有機會和能力，去在社會中追求我們的幸福人生。我們想做到的，就是籍引起討論和反思，把大家的思想範式，由「錢」為中心轉移到「人」為中心。我們認為只有這樣，一個真正可以有社會動員的民主運動，才是可能。

這是我們的期昐。

中大學生會
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


註1: 見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chapter 2

註2: 見呂大樂, 《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 pp. 14
(註釋只列出書本，文中引用的網上文章，都已在文中以連結顯示)


((加入聯署! 宣言原文: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4.html))

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全港市民書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發起團體)
2009年06月24日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香港，往何處去？該往何處去？

香港是一個可悲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在世上數一數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樂自在地過活。我們大多數人，日夜處於激烈競爭中，超時工作，用健康換取微薄酬勞，弄得筋疲力竭，連身邊人也關愛不足，別說關心其他事，其他人。我們的感覺開始麻木，見到長者拾荒、流浪漢露宿街頭和失業男女一雙雙彷徨的眼睛，都無動於衷；察覺到發展商霸佔公地、建屏風樓、濫伐樹木及胡亂傾倒廢料，都坐視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層市民要出動子女幫手做清潔工才僅堪糊口，亦不會覺得是僱主無良而是這些家長殘忍。

在主流經濟學掌管輿論的影響下，我們都以為，以上種種問題都是自由市場的事，不關乎社會公義，乃社會不斷發展下的正常現象。要發展，要進步，要豐衣足食，便要競爭；講競爭，自然講求效率，自然有所犧牲。優勝者，有豐厚的物質回報；失敗者，只有遭市場淘汰一途。個人如是，草木如是，整個城市亦如是。只要讓市場自行調節，問題便終必解決，便合乎公義，政府及其他人無須操心，更不宜插手。我們都認定這套自由市場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們都被教導：我們要相信市場，別質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場所作的犧牲，姑勿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都萬分值得。

可是，一場金融海嘯，卻把這個神話拆穿了！我們社會的繁榮富裕，不過是一部分建築在對落後國家及地區的剝削和壓榨之上(註一)，一部分則依靠經濟泡沫的財富效應來催谷和支撐。地產及金融界的金錢遊戲便最明顯。它鼓吹無節制的借貸，製造資產會不斷增值的假象，誘使普羅市民押下老本，爭相高價買入成本其實不高的磚頭及隨時一文不值的「公仔紙」。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資銀行和基金經理、跨國企業總裁就乘機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貸泛濫所造成的經濟泡沫，在爆破之後，對這批始作俑者來說影響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會上大多數踏實工作的人。

但我們的社會卻似乎沒有人去追究他們的行徑，甚至不覺得他們有錯。到底是甚麼東西作怪，令這些商界權貴巧取豪奪而毋須負責，埋下全民遭殃的禍根；使我們過去甚至把他們捧上天，任由他們支取與其能力不成正比的鉅額收入呢？

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

這禍首，正是那「自由放任」的市場---這一點，連畢生信奉自由經濟的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這種市場環境，得力於一群經濟學者和評論員到處散播市場放任主義的意識型態，早已在全球各地開花結果。是故，金融海嘯的禍害也擴散得如此深廣遙遠。

所謂市場放任主義，師承自佛利民的經濟學說，即緊守著「自由市場至上」、「大市場小政府」及「拒絕政府介入市場」的教條，標榜低稅率及資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個城市的發展路向及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業管理思維治港，廣泛推行外判及合約制，並把公共資產和事業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說，在市場放任主義之下，我們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都應該服膺商業邏輯，以謀利為第一目的。我們因此不應以社會公義為原則調配社會資源，而應只著眼如何謀利，應盡量避免社會福利，避免以稅制作社會再分配，而應把我們的社會資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財閥的手中，由他們之間「自由競爭」，社會資源就會被好好運用，社會就會進步。

這種市場原教旨的思想，一直掌管著香港人的意識形態，結果如何？

因市場而墮落的社會

香港多年來都受到美國右派智庫的青睞，獲封為世上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我們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崇尚弱肉強食的石屎森林之代名詞！我們固然沒有最低工資、最長工時、集體談判權、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主流經濟學認為會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市民因而受盡大商家大集團欺凌和剝削；政府亦沒有好好監督那些壟斷了公共民生事業的大財閥，遏止它們想方設法搜刮民膏、瘋狂加價。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醫療、教育、環保、文化、社區發展等等，統統以經濟利益為先；在這裡過活的人，有工作的沒工作的，都要盡辦法增值和提升所謂競爭力，免遭淘汰，生命盡受所謂自由市場的主宰，活得一點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團掌握住無數經濟及文化資源，可以開動各色宣傳機器，進行疲勞轟炸，向市民大眾販賣無窮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創意，以至人生。明明現今社會的個人發展空間和機會給既得利益者霸佔得七七八八，他們還以過來人的口吻，不斷向年青一代和經濟弱勢社群灌輸靠個人努力脫貧致富、自由市場沒有限制因此機會平等的想法。明明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國家，跨代貧窮不禁令年青一代絕望，可恥至極；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仍在四處宣揚「貧富懸殊乃經濟發達地區的必然現象，無須處理，以免妨礙社會整體的發展」。明明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權貴的附庸和市場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場會自我調節」為由，阻止種種保護和關懷弱勢的政策和措施上馬。

偏偏，我們就是執迷地相信，失敗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真正失敗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發展太單元，太偏重大財閥大財團利益，太缺乏人文關懷的社會！一個決意提升全民生活質素的理想社會，必盡力研發出更能切合不同人需要、發揮不同人個性及潛能的體制來。但香港的管治階層從來沒有這樣做。他們只看到市場。市場只看到錢，看不到人。

市場，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我們社會的緊箍咒

當然，諸如黎智英、楊懷康、施永青及獅子山學會諸君，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對這些事實一定不同意。但在你們砌詞反駁前，請先回答以下問題：人，究竟為何而活？人，只是一部盡力掙錢的機器和一隻只要有錢花便滿足的消費動物嗎？經濟發展究竟又為了甚麼？一種只有讓少數人得享好處的經濟發展，我們要來做甚麼？自由市場，在你們口中是烏托邦，它帶來的理應不只是溫飽生活，但為何活在香港這個經濟自由之都的人，總是處於壓力和憂慮中，一點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業與普羅市民競爭的自由市場跟只講弱肉強食的奴隸社會有何分別?你們口中所說的自由市場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樣的呢？這天堂又有甚麼我們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還有，為何我們的社會根據自由市場理論發展多年，如今卻「一鋪清袋」，一點天堂的感覺也沒有？為何我們這個城市的面目和社會的精神面貌會越來越醜陋和畸形，越來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體市民的平均快樂指數，亦遠遠及不上你們最看不起的北歐福利國家，或不丹這等欠經濟發展的小國？

這其實簡單不過：因為，完美的市場根本只是一種假設，一種信仰。(註二)即使是自由經濟評論家最相信的數學模型，亦已經有數學家證明在一般環境下單顧私利的行徑，不會帶來整體最優。個人的理性可以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而金融海嘯正是各個金融巨頭用符合自利理性的博弈所產生的不符合整體理性的災難後果！(註三)

建構以人為本的社會

事實擺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場的心魔，唯有對大財閥大集團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針對性地把社會的資源向中下層---而非上層---傾斜，先大幅改善弱勢階層的生活和個人發展空間，再讓經濟增益的效果往上滲透，惠及全民；那在尋求香港出路之時，才不致蹈數碼港的覆轍，名為重大建設，實在是向大財閥輸送利益！事實上，我們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經濟增長：這會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費，加劇對地球資源的虛耗和自然生態的破壞。我們社會本已有足夠的財富，只是我們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財富都集中在小數人手上，社會大眾卻只能分享、互相爭奪小部分的財富，資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會發展才會走入死胡同。要扭轉我們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環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會嚴重不均的財富。

那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呢？我們有十點具體建議：

一） 早日落實雙普選，打破現時政商權力結構，為人文社會奠基。沒有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就談不上人民的意志會在政府中得到貫徹。那麼，我們談何建構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更何況，現時封閉的政治體制，根本就是向資本家傾斜，中央政府只會在商家和技術官僚之中「揀卒」，選出香港的領導層；由這些人來領導香港，他們只會一直依從其階級利益主宰香港。要領導香港擺脫商業邏輯、新自由主義的壟斷，怎能讓他們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權力？只有早日落實沒有門檻的行政長官、各級議會全面普選，我們社會上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權力結構才能有被打破的可能，我們才能在政治體制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奠下基礎。


二） 打破土地壟斷，減低營生成本，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空間。我們社會應放棄高地價政策，盡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應，打破地產商對土地資源的寡頭壟斷。此外，向位處公屋及舊區的小商戶提供減租優惠；並盡快立法限制連鎖式經營的大集團佔領匯租戶的比例，以及設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戶的經營權益，減少小商戶的營運成本。領匯的管理層如有真本事，理應有能力在維護原租戶的權益之前提下開源節流，增加營運效益，而非一味向基層商戶開刀，迫走他們，騰出舖位讓大集團進駐開分店，唯利是圖，罔顧民生福祉及社會責任。

高地價政策是大地產商足以壟斷土地權力的主因：只有小數地產商有足夠 資本掌握大量土地，令他們可以聯手抬高租金，牟取暴利。高地價政策下的高昂租金，實際上等於由大地產商代政府抽一種間接的「地產稅」，大大加重一般經營者負擔。他們一是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一是扣減工人的薪水以壓縮成本。換言之，大地主之所以歲歲賺大錢，相當大程度上，是來自對普羅市民可動用收入之嚴重剋扣，並非因為他們有甚麼超卓的賺錢才能。

另外，昂貴地租還是一個緊箍咒，經營得法的商戶，其盈利有很大部分要進貢給大地主，使得他們變相成為地產商的另類僱員；欠缺資本的個體戶或有意創業者，則受制於租金超高的門檻，守業或存活能力大大削弱了，難以盡情發揮所長。大地產商付出有限的資源和努力，便坐收漁人之利，勤奮拼搏的則要苦苦撑持，根本便違反鼓勵人們盡情發揮潛質和創意的公平原則。

高地價尚有一種長遠的負面影響：多元的民生及文化事業從底層拾級而上的發展空間被扼殺了。以西九為例，在昂貴的地皮上興建華麗的設施，容納的只會是高檔的票價高昂的舶來文化及藝術表演和高消費力的中上階層。文化藝術變成某種人士的專利，平民的本土的地方文化藝術，不會得到所需要的幫助，從而逐步發展。基層的藝術品味、創意和欣賞能力得不到重視和培養，西九最終只會再一次成為地產商「掠水」的肥肉。

我們可以見到，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實際上是香港走向今時今日大財閥操控全港經濟命脈的格局之起源。如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尋求突破，此超級障礙必須消除，讓市民大眾的能力和有限資本能全面釋放出來，重建有本土特色和情懷的草根生活，擴大小商戶與文化事業的生存空間。

三） 修訂稅制和加強社會保障，以社會公義為社會再分配的原則，使我們的社會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盡快推出失業救濟金，並增加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恢復遺產稅，使社會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市場的信徒自然反對。他們認為一個人憑自己的才能賺取到豐厚收入，不應該被政府抽去扶貧。但在香港或美國，那些賺大錢的地產及金融業精英真的是能力與收入成正比嗎？像馬多夫？像那些華爾街大鱷？像那些設計及銷售迷債這些金融產品的專家團隊？他們做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騙局！香港的低稅率政策根本就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措施。我們不應該再迷信抽取更高的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會削弱那些精英的工作誘因，因而損害整體經濟。金融海嘯已證明市場的薪酬機制並不合理地反映人的競爭力或生產力。要使我們人人都能有能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能有效及公正地減少貧富差距的稅制是必須的。

四） 重訂企業在社會的角色，使他們除牟利外，亦負起為社會營生的責任。我們應盡快進動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工人權益。同時，最低工資的金額應該分為兩個級別。但凡有一定規模的連鎖店集團---例如多於十間分店---需支付比一般經營者更高的最低工資金額，以增加其擴張的成本和難度，間接減少其對商鋪的需求，有壓抑鋪租飆升之效。如此一來，有助舒緩小商戶的經營壓力和變相增加其競爭力，亦減少了她們把成本轉嫁至顧客或伙計身上之可能。另外，立即推動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的施行，並還工人一個集體談判權，約束大企業對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壟斷，保障工人權益。更重要的，我們應推動改變企業的思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不應只是追求最大利潤，同時亦應負起使員工得以營生的道德責任。不要再以為請幾個傷健人士、捐捐錢即已履行責任，而應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對工人的權益的維護、不對社會資源壟斷、不浪費環境資源為指標。此外，對事實上如同壟斷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團，應盡早研究及訂立法例限制其市場佔有率，並對其以廣告欺騙客戶及各種打擊對手的價格操控手段施以重罰，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五） 改變市場文化，引入人文思維。政府可派發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費券，此券只適用於非大型商場內、非大型連鎖店集團及租金低於一定水平---例如平均市值租金---的小商店小商販，以促進社區另類消費，保護有地區特色的小本經營者的經營權，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區經濟。同時，推動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良心消費者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費的消費---例如花大量公帑招攬旅客到香港的名店及大商場消費，受惠的是大地主而非處於遊客區以外的小商戶，應該花資源協助社區組織籌辦時分券及二手物品回收運動等，促進庶民的消費活力。除了在消費文化應該改變，我們亦應該在經營和生產方面，嘗試更多不同的模式。政府應鼓勵社會嘗試不同的經濟模式，如不再區分老闆/僱員，由工人自決營運方針的合作社模式。社會現時的經濟模式是很單元的，只限於公司自上而下的結構，權力集中在管理層手上，下層前線員工無力參與公司決策。一個以人為本的經濟結構，員工與公司的關係絕對不應只是銀貨兩紇的交易關係，企業也不應只有一種組織模式。作為起點，政府應帶頭鼓勵合作社模式，給予政策優待，激發人們的創新。

六） 規管公共事業，實際服務社會。立法收緊公共事業如港鐵、巴士公司、煤氣、電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潤，限制他們牟取暴利；這些公共事業都會直接影響到民生。現時對它們的利潤和定價的限制根本過於寬鬆，使小市民營生的成功大大提高。事實上，它們的壟斷地位已給它們帶來了不合比例的巨大利益，譬如說港鐵的利潤早已主要來自車站上蓋物業，遠超其車費上的損失，其車費應有下調空間。最重要的，是認清這些公營事業是和小市民的生計如何的息息相關，它們負有為社會服務的社會責任。我們不應任由它們追逐過高的利潤，而罔顧小市民的生活。

七） 改變經濟發展政策的思考範式，讓資源落到基層手中。一直以來，政府各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顧上層利益為先。以大型基建為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於三成的錢會創造惠及基層建築工人的職位。其餘大部分的錢只會流進外國顧問公司、國內配件生產商及建築公司中上層的口袋中。因此，政府須一改政策，以大量小型工程取代興建大白象。讓基層建築工人的生活持續得到改善，累積到足夠的購買力，自然能增加消費，對基層的生活有所保障之餘，也最終令中上層也受惠。如此一來，社會資源的流向不再是從上往下涓滴，而是由下往上滲透。經濟的餅不是先由居上層的既得利益者咬去大半，中下層只分得餅屑。(註四) 這樣的發展模式既實踐了社會公義，也能使經濟成果更有保障，不至重蹈金融海嘯的覆轍。

八） 人文規劃城市發展，落實民主社區參與。我們主張城市的規劃要有人文視野，以人為本。涉及到社區發展的工程，必須要照顧到當地居民生活模式和社區網絡。我們尤應著眼保存不同社區的風貌和特色，透過提倡保育、推廣自下而上的民主規劃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區網絡。因此，我們的城市不應淪為地產商漁利的資本，不能成為他們交換利益的平台。`因此，市建局應重組，撤換其淪為大地產商傀儡的領導層。我們的城市更不可交由他們以純商業邏輯發展！

九） 大學要當社會的良心和知識的燈塔，引領社會走向前而非被市場牽住鼻子走。是故，應極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產業化，大學不是大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所及賺取外匯收入的機構，而是付出持續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當中的戰略價值和定位。很明顯，推動高等教育中文化、科研中文化、鼓勵本土研究，是本港大學的重要使命。另外，不論中小大學，學生都有學習和享受優秀藝術文化之權利，教育是要令學子得到更好的人文和藝術教育，有更好的身心發展，要以人為本的。

十） 開放大氣電波，打破意識型態壟斷。我們亦不能忽略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開放大氣電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電台和社區電台成立，打破現時主流媒體的壟斷，使社會有媒體力量挑戰主流意識型態。我們亦建議立法規定商營電視台減少供應鼓勵變相賭博的財經資訊時段，改為播放及增加製作文化藝術節目，使我們不必再受經濟至上的思維轟炸，可以接觸更多的文化資訊，一方面推動香港的文化發展，一方面也能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今天，我們的一切都要為大商家讓路，我們的生活都給大財閥們的產業所佔據。嗚呼！過往的一套市場放任主義思想，使人人都無力過自己想過自己的生活，只養肥了一班大商家：這把香港弄得多麼的可恥、多麼的可悲！但這一切一切，今天應該有個終結了。

我們的十點要求，只是開始，只是我們的社會的重構、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個美好的未來，斷斷不可能在整個社會只懂、只能追逐金錢的環境下到來。我們應徹底拋棄以金融價值衝量一切的思維，不再讓這套思想主宰我們社會、不再讓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點我們的未來。只有如此，在民主來臨的一天，我們的社會才會有堅實的基礎，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時代的到來！


(註一)可參考 http://www.consumerpower.org.hk/content/?p=103
(註二)可參考附件：「哲學人民」的《當經濟學碰上哲學》---「哲學人民」乃由一些喜愛哲學的中大持份者所組成，文章亦可見http://philosophicalpeople.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註三)可參考《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從聖彼得堡數學談到金融海嘯》，刊於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明報，轉載亦可見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2.html
(註四)可參考 《400億工程 料七成「外人賺」》 刊於2009-02-16 明報 ，轉載亦可見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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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空氣污染代價高昂

Eric Cheng 羅銳
中外對話 網站

Eric Cheng (埃裡克·程) ，新近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目前就職于思匯政策研究所。羅銳，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研究生，曾在思匯研究所工作，對本文有所貢獻。

作為東亞金融樞紐之一的香港，其未來可能受到空氣污染的威脅。埃裡克‧程從代價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剖析。

「這一座很棒的城市，除了空氣污染」。這種看法在香港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座金融之都以其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鱗次櫛比的高樓和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而著名，然而現在它的吸引力越來越低。《經濟學家》雜誌最近作出的一項預測強調，空氣污染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單單去年，空氣污染就導致1155例嬰兒夭折和700多萬次醫生問診，由此產生的醫療費用高達2.3億港元。

消除污染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也是經濟和公共衛生問題。全球化繼續縮短著國家間的距離，整合著我們的金融市場。世界上最傑出的人才考慮工作地點的選擇空間也更加廣闊。然而香港對人才的吸引力卻在下降，它國際地位的基礎變得越來越脆弱。

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由於空氣污染，五分之一的香港人表示正在考慮離開這座城市，十分之一的人正在認真考慮離開，或者已經在辦理離開香港的事宜。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打算離開的人都屬於教育程度最好、收入最高的人群。香港的環境健康已經影響到它的經濟健康；與此同時，同樣作為東亞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等地卻在把清潔的環境作為競爭優勢進行強調，大力吸引那些外流的人才。

消除空氣污染能夠造福經濟，弄清楚這一點之後，我們又如何實現它呢？從香港的角度來說，把責任都推到中國大陸的珠三角身上非常容易，因為珠三角的工業排放對香港的空氣質量確實有顯著影響。但是，如果只歸咎於這一個原因就過於偏頗了。在香港全部的污染天數中，當地污染物占主導的超過半數。而且，對人體健康危害最大的污染物都來自道路和海洋性源頭，全都是香港本地產生的。換句話說，香港自身的污染物是主犯，解決污染、重新修訂地方法規和《空氣質素指標》（即空氣質量目標）會讓情況煥然一新。

但是，在香港的污染危險和公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之間存在差距。為了消除這個差距，香港的公共政策智囊機構思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大學共同設立了「 達理指數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對空氣污染的財政和公共健康代價進行實時評估的網站，名字來自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安東尼·賀達理。網站用來計算非安全空氣具體成本的模式經過了業界專家的評估，在國際上得到公認。它的一個目標就是向公眾闡明空氣污染的影響已經超越了環境健康，要付出的代價也顯而易見。

達理指數表明，僅僅在2009年的頭兩個月， 空氣污染就造成3.5億港元的損失，導致100萬次醫生問診。況且，這些還都是保守數據，只計算了生產力損失和短期的健康損失，空氣污染對旅遊損失以及長期的健康負擔的影響並沒有被計算在內。

要治理污染，香港現在缺乏一個嚴格而且可以強行的標準。繼續面臨污濁空氣的折磨，香港必須尋找更具挑戰性的標準來降低污染物水平。香港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只有世界衛生組織（WHO）標準的四分之一，但是，即使把指標降得更低，實際污染水平也經常會超過安全界限。

2005年的WHO空氣質量指南可以為這一討論提供一個基礎。但不幸的是，香港的首腦們唯一一次提到這個文件是在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過渡目標1」時。儘管「過渡目標1」帶著WHO的標籤，但它是為正在努力減少污染物的發展中城市制定的。很顯然，香港絕非一個發展中城市。

在未來的道路上，解決的意見可能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現在我們必須行動起來了。香港的《空氣質素指標》已經嚴重過時，不過目前它已經開始得到審查，自從20年前生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達理指數的發展，使得政府、市民團體和居民們可以追蹤空氣質量的改善情況，看到改革能夠帶來的財政和公共健康益處。香港政府已經開始控制最大的空氣污染源，命令所有火力發電廠在2011年之前必須都安裝煙氣脫硫設備。我們已經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但這遠遠不夠，還要看未來關鍵問題如何解決，比如綠色交通的推廣。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鋒和引進國際先進經驗的窗口。但是，在空氣質量管理上，香港遠遠落後於其它國際性都市。作為亞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我們必須認真考慮一下空氣污染的巨大代價了。

香港： 電訊盈科外判工罷工半天

(1)
傳港電訊盈科擬推省錢三招引發員工抗議
中國新聞網
2009年02月11日


二月十日，代表香港電訊盈科外判公司員工的工會發起工業行動，罷工半天。超過三百名員工在香港電訊盈科總部外抗議。中新社發 鄧慶樂 攝

中新網2月11日電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香港電訊盈科「節流」方案引起職工極大反彈，近500名面臨減薪的電訊盈科外判員工展開第一波抗爭，罷工半天後，取得初步成果。

據工會瞭解，電盈資方態度軟化，除將外判商是否接受削減10%工程費的答覆限期押後至13日。電盈也發表聲明澄清指，削減工程費一事仍未有定案，且只會在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工會又接獲消息，指有電盈員工收到公司通知，可在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中，三選其一，但沒有具體時間表。

數百名電盈外判員工10日在則魚湧地鐵站外集合，部分穿起電盈制服，在工聯會三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葉偉明及潘佩璆率領下，遊行到位於太古坊的電訊盈科中心抗議。工會表示，約有500名外判員工參與遊行，其它響應罷工則難以估計，但預料有逾半數外判工即約1500人參與罷工，部分維修服務勢必受到延誤。警方則估計，共有350人參與遊行。

電盈隨後發表聲明表示，指削減工程開支仍處於磋商階段，仍未有定案，就此假設公司會裁員或減薪言之尚早，也看不到有任何罷工必要。電盈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指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並保證公司沒有「一刀切」裁員計劃，但若幹部門仍可能要調整工時或縮減職位。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崔世昌指出，外判商原訂須在11日向電盈回復是否接受減工程費方案，但限期已押後至13日。他認為，行動取得初步成果，電盈態度也有所軟化，但10日收到消息，有信息科技部門主管收到高層通知，實時提交逾10人的裁員名單，故要繼續抗爭，直至電盈「收回成命」。

立法會議員葉偉明也透露，收到有電盈正式員工指出，公司已向員工提出三個方案，包括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要求員工選擇其一。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外判工原屬正式僱員，被迫轉為外判工時已遭減薪，往後更年年減，現時再遭減薪至少10%，是一種典型的剝削。他說：「外判員工今天的處境，正是現時長工的寫照，特區政府有責任介入事件。」

外判工人將矛頭直指電盈，認為減薪始作俑者是電盈。香港電訊業總工會主席夏志雄要求電盈停止所有裁員、減薪行動，否則會採取進一步更激烈行動。他們將抗議信遞交資方代表後，即乘旅遊巴往工聯會總部召開員工大會。

31歲的何先生在電盈工作已有15個年頭，在電話公司時代已加入公司。他指出，月薪曾達1.6萬元，如今卻只有8000元。他說：「很多員工都對公司失去感情，只是為了維持生計。」他目前在外判公司擔任電話及寬帶的安裝及維修技工，曾想過轉行，但因只有中五學歷，找不到工作，只能繼續接受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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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訊盈科500外包工人罷工
斯蒂文·陳
中國勞工論壇

香港港島報道, 2月10日（週二）上午香港電訊贏科公司(PCCW)下屬十多家外判公司(編者註：外包服務承包商)的500名工人因抗議電訊盈科的減薪裁員進行了半天罷工，並在電訊盈科公司位於港島糖廠街的總部大樓外示威抗議。此次罷工和示威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工聯會下屬）組織，工人們表示如贏科管理層不接受工人訴求將發起進一步的行業行動。

電訊盈科（PCCW）是香港目前最主要的通訊和網絡服務商，有自雇短期合同工人600多人，另有服務外包公司16家，僱傭員工超過3000人。公司第一大股東為香港公營的盈科拓展，第二大股東為中國政府國有的聯通集團，日前電訊盈科公司剛剛推出私有化計劃，如順利通過將可使盈科拓展與聯通集團獲得高達188億港元的股息分紅，但因為管理層涉嫌非法操縱私有化計劃投票而為本港媒體和各政黨關注。

根據中報顯示，2008年上半年電訊盈科贏利高達6.5億港元。但公司管理層卻以經濟危機為由，一方面削減外包工程費10%，導致外包公司宣佈將對下屬3000多員工減薪10%-30%；同時也指將進一步裁減約600名公司直屬員工和對剩餘員工減薪2成以節約運營成本。

目前，無論是電訊盈棵公司直屬還是下屬外包公司的一線員工每月收入都不過在7000-8000港元左右，每日在外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左右。如果減薪30%，那麼5000多港元的收入在物價和房價昂貴的香港將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而且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被裁員工更難以很快找到合適的工作。

為此工人們都表示極端不滿，電訊盈科的直屬員工工會於　2月9日　發起簽名抗議，僅一天之內已籌集到500多員工簽名；而各外判公司的工人更是在工會號召下於　2月10日上午　組織了500人的半天罷工和示威抗議。罷工工人於10點左右前往位於港島的電訊盈科總部進行抗議。該次罷工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組織，罷工工人高舉「電訊盈科，承擔社會責任」、「抗議電盈無良，反對減薪裁員」的標語牌遊行到電訊盈科總部。工會方面負責人宣讀了罷工聲明並向電訊盈科管理層送交了員工簽名抗議信；表示如一周內盈科管理層沒有反應，將進一步發動行業行動，即更大規模的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在示威現場訪問了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

一名趙姓中年外包工人表示，現在7000多港元的收入養家已經很勉強，如再行減薪生活將變得愈加痛苦。房租那麼貴，什麼都要錢，外出工作中午隨便吃餐飯都要30多港元，還有妻子孩子要養，怎麼能生活？而且既然公司仍然盈利，減薪就毫無理由。

一名青年工人表示，現在既然經濟蕭條，假如一旦集體裁員，被裁員工就很難再找到工作。而且公司一直是賺錢的，為什麼現在就要減薪呢？假如公司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那我們就只能繼續抗爭和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並聲援工人們為維護自己經濟利益和就業機會進行的抗爭；並相信只有所有工人的自我團結與集體行動才能捍衛他們的權益，而且這種集體行動也絕不僅限於罷工和示威，並且在必要時應該延伸到對於工作場所的集體佔領與民主管理。　 　

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只有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政策，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的舉措，由工人對於公有企業進行民主化的集體全民所有管理與運作，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毋團結，無力量；不鬥爭，無出路！

同性戀者遊行反歧視

明報
12月13日

數百名同性戀者下午在銅鑼灣遊行，反對受到歧視，希望大家能接受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

該批同性戀者打扮成不同造型，如警察及修女等，由記利佐治街出發，遊行往灣仔修頓球場。發起遊行的包括本地、內地及台灣多個同性戀者組織。

他們亦呼籲不同性傾向的人，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施政報告應檢討金融政策

施政報告應檢討金融政策
林本利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明報
2008-10-8


【明報專訊】自從2005年初曾蔭權接替董建華成為特首後，香港經濟一直保持增長，通脹取代通縮，政府財政轉虧為盈，上年度更錄得超過1200億元的巨額盈餘。經濟好轉，失業率持續下降，曾特首施政自然得心應手，民望一直高企。

金融政策是否走歪了路？
但經過4年的快速增長後，香港經濟在過去數月急速下滑。近月美國 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布破產，觸發全球金融海嘯大災難，令金融市場大幅萎縮。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正好讓曾特首反省及檢討過去幾年一直鼓吹全速發展金融業的 政策，是否走了歪路，令香港經濟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熱。

筆者不時替本地的小投資者不值，在過去幾十年的歲月中，每隔三數年便面對一次股災或樓災，將多年來辛苦積聚的財富，奉獻給一小撮人。而最令人氣憤的，就在 每次股災或樓災中，政府高官不但沒有做好監管工作保障小市民的私人財產，反而帶頭唱好，在樓市及股市中推波助瀾，製造資產泡沫。當泡沫爆破後，小市民自然 死傷慘重。

97回歸前兩年，時任財政司的曾蔭權便帶頭唱好樓市，令樓價在兩年間上升一倍，完全脫離市民的購買力而地產商的利潤則暴漲。97回歸後發生金融風暴，加上董建華推行「八萬五」房屋政策，令樓價大幅下挫七成製造數以十萬計的負資產家庭。

地產泡沫爆破後，特區政府 致力推行創新科技政策，希望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高科技城市。政府在未經詳細研究和公開競投下，批出數碼港土地給個別公司，又容許大財團在創業板吸納大量資 金，製造科網股泡沫。最後泡沫爆破，個別科網公司股價下挫九成多，小股民損失慘重，最終又肥了一小撮財技高手。

2004年香港從地產及科網股災中開始復元過來，特區政府汲取教訓，不再好高騖遠，推出新的發展宏圖，重新致力促進金融、旅遊、貿易及物流，以及專業服務和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四大支柱行業。

這四大支柱行業中，以貿易和物流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最大，2006年就業人口佔整體25%，產值更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27%（見表）。2006年，共有超過 80萬人從事貿易及物流業，當中包括50多萬人從事出入口貿易，20萬人從事貨運、倉庫、郵遞及速遞等物流業務，以及7萬多人從事批發業務。

貿易及物流業為香港帶來大量就業機會，特別是基層就業機會。貿易及物流業擴張，可以帶動金融業（包括銀行及保險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例如法律及會計等）的需求，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起着關鍵作用。

只可惜特區政府一直忽視貿易及物流業的發展，沒有加強基建設施，以為全力發展金融業，令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便能夠像紐約及倫敦一樣，可以養活千萬人口。去年更高調入股港交所，將原本已炒得熾烈的股市推向瘋狂。

金融服務 高增值低就業
過去幾年，金融服務業的產值比例不斷上升，但就業比例卻沒有增加（見表），顯然是「高增值、低就業」的行業。今次金融海嘯，更突顯特區政府的監管部門，過去只顧不斷增加人手和調高薪酬，卻沒有做好監管銀行銷售投資產品，以及上市公司披露資料的工作。

再看看特區的財金官員，不少家人和好友都從事金融業務，或者在投資銀行工作。他們的豐厚薪酬及工作表現，又由銀行家和金融界好友負責評估，整個過程充滿利 益衝突，亦缺乏公信力。一些人過去牽涉內幕交易，或者以財技愚弄股民，仍然可以被委以重任，令整個行業的道德水平不斷下滑。

今年曾特首的施政報告，應好好為過去幾年本地金融業的發展總結。金融業到底是幫助投資者有效地運用資金，促進各行各業的發展；抑或已變成一個大賭場，或者大騙局，讓一小撮缺德的人得益，而廣大的市民及小投資者卻損失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