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3日 星期二

北京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

(1) 一個不一樣的新年」
———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見聞
丁國元
工人日報
2009年1月5日

2009年元旦上午8時許,許多在北京的外來務工者就陸續趕到地處北京朝陽、通州、順義三區交界處的皮村。為期3天的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就要在這裡拉開帷幕。

皮村曾誕生了全國第一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那裡的一張張圖片、一件件實物,都記載著外來務工者在城市務工時的辛酸、迷茫和渴望。

就在博物館的院子裡, 農民工們自己動手搭了一個簡易鐵皮大篷子,並給它命名為:新工人劇場。農民工們將在這個簡陋的舞台上,演繹自己在京務工的歡樂與痛苦。10時整,藝術節在新工人劇場裡正式開幕。據藝術節主辦者之一孫恆介紹:只能容納140人的「劇場」早已爆滿,場外還有數百人伸長了脖子向裡面張望, 但實在是擠不進去了。

姐妹同行演出隊在「劇場」裡演出了反映家政服務員生活和內心世界的小話劇《生活在掙扎》。來自江西的小李對記者坦言:「我就是家政服務員。我在北京得到了在老家不可能得到的收入, 每月1000多元工資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的孩子就靠我和丈夫在外打工掙錢養活。這個戲反映了我們真實現狀。新年伊始,我們更渴望新生活的開始。」來自深圳市工友心聲劇團演出的劇名叫《路》,它濃縮了億萬打工者求生存,尋理想的真實狀況。還有多個打工者劇團參加了演出,一些打工詩人、打工民謠作者也登台抒情。據瞭解, 藝術節期間還播放了打工者自己拍攝的與打工生活有關的多部電影短片。

一些打工者還自告奮勇地登台一展歌喉。讓人們感受到在天寒地凍中有一股打工文化的熱流在北京皮村這個偏僻的角落裡湧動。同是打工者的孫恆描述說, 在人流高峰時,院子裡有1000多人參加各項活動呢!條件雖然簡陋,「劇場」裡沒有暖氣,但工友們的熱情,讓他們這些舉辦者很有成就感。「我們自己給自己過了一個新年, 一個和過去相比不一樣的新年。我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表達了對文化藝術、對美好生活的渴求。」孫恆告訴記者,改革開放30年,打工者的貢獻不可忽略。我們要通過自己的聲音,用自己能表達的形式來展示我們為城市建設所做的貢獻。

在活動現場記者採訪了一些為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服務的志願者。來自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萬小廣說, 打工者們這種自發的文化娛樂活動,是在尋求一種自我認同,是在呼喚主流文化對他們的尊重。其實社會在關注農民工欠薪、職業病等問題的同時,更應關注到他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渴望。精神文化不能單純用金錢來衡量其價值,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文化生活。我們在現場不僅看到打工者對文化生活的渴望, 也看到了他們創造文化生活的能力。希望政府能扶持外來務工人員自發創建的文化團體, 同時讓主流文化更多地反映他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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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工文化藝術節:創造屬於自己的舞台
劉遠
三農在線
2009年1月14日

「今年元旦怎麼過?來皮村過一個有意思的新年吧!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歡迎你!」一封署名為孫恆的郵件,引起了記者的注意,打工者的文化藝術節可是個新鮮事。再看看活動形式,音樂、電影、戲劇、詩歌、展覽、論壇、趕集、聯歡一應俱全,記者不禁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幅幅熱鬧壯觀的場面。帶著些許好奇和興奮,記者在元月一號驅車來到了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的皮村。

舞台雖簡陋表演卻動人
到達皮村時記者有些迷惑,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地方。沒有想像中的鑼鼓喧天,也沒有代表喜慶的紅燈籠。找到了方知,文化藝術節舉辦的場地只是一個籃球場大小的院子,院裡有些村民和志願者支起了一些木板,在木板上放著零零散散的商品。場地的盡頭,坐落著這次活動的主場館「新工人劇場」———一個有點像「蒙古包」的建築物。要說這劇場最大的特點,就是屋裡比屋外還冷。劇場裡沒有任何取暖的設備,又見不到陽光,感覺比外面的溫度還要低些。失望之餘,不禁想見一見這個用兩幅精美的海報把記者「騙來」的孫恆。

隨著文化藝術節的開始,記者發現自己逐漸被精彩的節目所吸引。舞台雖然簡陋,但演員們的本色演出由於十分真實還是很富有感染力。話劇《生活在掙扎》,講的是城市家政行業的故事。一位在望京做家政服務的大姐告訴記者,城市家政的工作環境特殊,她們的生活狀況和內心世界往往不為外人所知。她們希望通過《生活在掙扎》,來表達城市家政工的困惑和心聲。

煎餅和詩你能想到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在這個新工人劇場的舞台上,就把兩者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一位姓徐的大姐,靠擺煎餅攤養家。她很喜歡寫詩,而且詩歌中結合了攤煎餅的經歷,寫得很生動,讓人有時會心一笑,有時會有些心酸。

影片《順利進城》也是這次打工文化藝術節的重頭戲之一,這可是孫恆他們自編、自導、自拍、自演的。故事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說的是一個叫順利的河南青年,進城打工遭遇的艱辛與困惑。這部影片的難得之處,是在於站在打工群體的立場和視角來反映他們真實的生活。

之後的採訪中記者瞭解到,這次活動的總資金只有6萬元,是從香港樂施會那裡籌到的。由於資金緊張,劇場的建設全部是廢物利用,只有燈光設備是買的。負責打燈光的人也是工友「客串」的,所以演出中經常出現燈光打早或打晚的現象。當天演出結束後,艱苦的演出條件和演員們飽含真情實感的演出,讓記者莫名的感動。究竟是什麼動力驅使著孫恆和他的工友們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舉辦了如此精彩的演出?這個疑問讓記者下決心找孫恆問個究竟。

一直在行走一直在追尋
幾經周折,記者終於抓到了那個把自己「騙來」的孫恆。提到打工文化、打工藝術,這個來自河南的小伙子打開了話匣子。他告訴記者,他原本是開封一家中學的音樂老師,1998年他帶著一把吉出走了,原因是他受不了每天重複的沒意義生活:「周圍的人都會有一種價值觀,就是衡量一個人成不成功、有沒有用的標準就是你能不能掙錢。但我覺得人不能用錢來衡量,人應該還有很多其他的追求,應該爭取一種新的生活。但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具體要什麼,我只知道那裡很壓抑,想逃離。」

和很多受到大城市誘惑的打工者一樣,孫恆來到了北京。但是他感到茫然和孤單,因為這個城市不屬於自己。生存的壓力迅速把生活殘酷的一面拋在他面前,為了吃飯住宿,他做了搬運工、推銷員,在酒吧賣唱,在街頭做流浪歌手。

從衣食無憂的音樂老師到必須干沉重體力活的務工者,孫恆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出身貧寒的他並不怕吃苦,他苦悶的是為何生活如此辛酸,有意義的人生在哪裡。

於是孫恆離開北京,一邊打短工、賣唱,一邊漂流。大半年裡,他接觸到生活在底層的大量務工者,從建築工人到保安、保潔、保姆,乃至做生意的小商販等,他們各種各樣酸甜苦辣的生活,讓孫恆看到了世界真實的另一面。而在這之前,他對於世界的瞭解大多來源於書本和媒體。這些小人物的真實生活,不知不覺間豐富了孫恆的人生。他們的故事,開始一個個變成他的音樂和歌曲。

2001年冬天,孫恆去天津科技大學看一個朋友。「學校的學生社團募捐了一些書和衣服,準備到工地送給民工。正好我在那兒,就跟他們一塊去了。到了工棚,我給工友們唱歌。沒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覺,跟我從前完全不一樣。」

孫恆唱的是自己創作的民謠歌曲《一個人的遭遇》。講的是他朋友小吳的親身經歷。「歌詞基本上是他原話,我只不過用音樂表達出來。我身邊有很多像他這樣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來源於他們。」

工棚很簡陋,掛著晾曬的內衣褲,來了很多工友,他們仍穿著幹活的髒衣服,擠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聽孫恆唱歌,他們的掌聲、笑聲那麼真誠、質樸。按孫恆的話說,給他們唱歌跟以前在大學裡、酒吧裡唱完全不同,就好像在跟他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靈對話。

這次經歷對孫恆啟發特別大,這裡,才是他唱歌的地方!原來唱歌不僅僅是娛樂消遣,還可以服務別人、在精神上鼓舞別人,可以傳遞更多的信息,起到宣傳的作用。我們的文藝,為什麼不能直接面對最底層的勞動者?孫恆這樣問自己。

為勞動者而歌為打工者而呼
在這種演出中孫恆認識了一些同樣愛好音樂的朋友,他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打工青年演出隊,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排練和創作,專門為打工者提供義務演出。 2002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機構資助了打工青年藝術團,藝術團陸續添置了電子琴、架子鼓等樂器。有了固定的活動場所後,他們和明圓打工子弟學校、屬地肖家河街道居委會,三方共建成立了「農友之家」,現有300多個註冊會員,二三十個骨幹,3名固定工作人員。

為更好的宣傳打工文化,2008年孫恆在社會愛心人士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中國第一家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孫恆覺得沒有打工者的文化就沒有打工者的歷史,沒有打工者的歷史就沒有打工者的將來。這也正是他們創辦這個博物館的目的———記錄打工群體的歷史變遷,倡導勞動價值的尊重認可。

三天的文化藝術節結束了。由孫恆和他的工友們對文化藝術的摯愛,記者聯想到億萬打工者對於精神文化的強烈渴求。其實,許多打工者追尋文化藝術的軌跡和孫恆是相似的,但他們卻沒有孫恆的那份幸運。孫恆現在雖然掙錢不多,但起碼有穩定的收入。而其他很多人迫於生活壓力,不得不放棄了對文化藝術的追尋。剩下的都是打工文化藝術的堅定守望者,在守候,在尋找那個屬於自己的「舞台」,就像這次藝術節的主角們,都是真正的「草根」。在他們之中有建築工人,有家政服務人員,有賣水果的,還有攤煎餅的,人們很長時間以來都把這個群體視為文化藝術的沙漠。在看到他們為生計四處奔波的時候,往往忘記了他們也有展現自我,渴望讓別人瞭解他們艱辛與困惑的訴求。

這次的打工文化藝術節,則充分體現了「草根」特有的魅力。這種文化雖然很粗糙,但卻那麼真實,那麼富有生命力。讓人感覺,即使在「沙漠」中也有不少「生機盎然」的綠洲。

沒有太多的觀眾,打工者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自己展現、表達自己,也許這正是真正意義上的打工者自己的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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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記: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
荒原過客
北大未名站
2009年01月04日




2009年元旦,北京東北郊區,打工者以舞台劇敘述打工族在北京、上海、山西等地的不同境遇,一位打工妹面對觀眾熱淚盈眶。當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在北京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館舉辦,現場演員、觀眾都是背井離鄉的打工族。(中新社發 廖攀 攝)



早上六點過一點就起來,走到西門的時候,王向東已經在那了,天色黝黑而微亮,新的一年的清晨,與以往的喧鬧不同,西門外還沒有幾個人,而大紅的燈籠和閃閃的綵燈彰顯著過節的氣氛。

而空氣依然寒冷。

過了一會,路振東來了,宋江傑電話打不通,估計還沒起來,我們就出發了。

到了肖家河,按照短信裡指定的路線大街小巷七拐八繞的到了肖家河居委會,這裡是「工友之家」發家的地方,而劉艷真正好在等我們,進了她們的辦公室,外面是一個很小的十二三平房的辦公室,堆著各種文件,桌上一台電腦,裡面是一個教室大小的房間,四周的牆上貼著各種宣傳畫,小孩子的作業和圖畫,房子裡有十台電腦,以供給工友們培訓只用,裡面還有一個電視和VCD機,是他們休閒娛樂的少有的東西之一。裡面還算溫暖。和劉艷真聊了聊,這個來自安徽的女孩有點胖,眼睛大大的,很有熱情,她從中華女子學院畢業已經三年了,畢業後一直在這裡工作,沒有問她的工資待遇,也沒有問她的感想,從她的言談舉止中能感覺到她對這份工作的感情和信心。要了幾份她們辦的報紙和資料。

等車過來了,我們一行十個人就出發了。

到了皮村。

那裡的人不多,熙熙攘攘,好像農村誰家婚喪嫁娶的筵席,一個不大的院子,北邊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南邊是堵牆,西邊就是最近為了舉辦這次打工文化藝術節才建蓋的一個圓形的劇院,也不是很大,好像那種流動的馬戲團臨時搭建的帳篷一樣,但是這個是木製的,看起來給人一種新鮮的感覺。

在院子裡呆了一會,感覺冷的受不了。感覺郊區就是比市區冷很多。

南邊牆上是工友之家平時活動的照片展,一個來自中華女子學院的大二的女生叫宋清茹,在那講解,她冷的直發抖,聊了聊她們婦女發展研究會的活動,她們去十幾個學校支教,是某幾個人負責一門課,而這個課就在幾個學校都上,每個學校每學期上四五節。她們還長期在工友之家幫忙。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裡面倒是很值得一看,各種工友的物件工具都有,包括各打工子弟學校的校服,工友的衣服和帽子,工友們給家裡寫的信,報紙上刊登的有關工友維權的文章,按摩店裡修腳用的各種刀具,按摩女工上班穿的工作服,溫家寶的題詞,還有一欄專門是工友維權史上的重要事件,由於時間關係,也沒有細看,但是感覺工友們已經有了自我的意識,已經學會正視自身的處境和價值。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在做煎餅時用的小小的木製的「推子」(不知道真的叫什麼),就是在鐵板上把稀面推開的那個工具。想著自己在攤前買煎餅的時候從來不會去注意這些東西,而這些對工友們確實最親密最本質的器具。

打工文化藝術節開幕了,裡面擠了有100多人,雖然都不認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對工友們有著關注的各種各樣的人,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溫鐵軍也來了,還有半邊天的主持人張越,開始是主辦方講話,然後溫鐵軍講話了,之前對他印象一直一般,因為看過《財經郎閒評》的一期節目,內容是郎鹹平和他的對話,上面郎鹹平慷慨陳詞,鋒芒畢露,而溫鐵軍倒沒有什麼讓我感到深刻的地方,所以對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但是從他開始講話,就能感覺到他那種做為一個三年學者所有的情懷,一種對三農的感情,他說的都是大白話,讓隨便一個什麼人都能聽的懂的話,(錄音整理的一些話--「重要的是,我們終於有了這個一個機構,有了一個地方,有了這麼一個平台,有了這麼一群人」,「世界是我們的,做事靠大家來」「文化是多樣的,沒有高低之分,雖然咱條件差點,或者咱使的傢伙事差點,但並不意味著咱落後,我們表達的可真是一種先進文化」「我們每一個人的創造是有價值的,因為世界是我們的」)。

接著舉行了頒獎典禮,在過去的一年裡對各個工作先進的集體和個人進行了表彰獎勵,有我剛才提到的宋清茹,好多團體都沒有去,北大愛心社也沒有去。

後面舉行了幾個歌唱表演,男聲,女生,個人,合唱,具體的內容已經記不清了,只知道當時很冷,全場的氣氛卻是很熱烈,清揚的歌聲和眼中的閃光卻無時不在訴說著他們的純真和希望。

開幕式結束後,我們和劉艷真她們照了相就道別了。

回來的公交車上,向東舒服的睡去了,透過玻璃的陽光照著,倒不覺得冷,我和路振東聊了一路,有關三農,有關未來的發展。突然想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動也是在延安召集了全國的一批有志青年,用他們的歌聲和文藝在戰鬥,而現在做為一個階層的打工者們已經有了自己的階級意識並且在尋求和塑造他們的價值,而未來這群人能否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呢?而社會有會給他們怎樣一個空間和話語權呢?

很多的元旦都忘了怎麼過的,這個元旦應該也算特別,寫一點隨感,以做紀念。

辭舊迎新,祝願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好,而他們也能越來越好。

2009.1.4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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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離不開言論自由

沈敏特
北京日報
2009年01月13日

沈敏特文學評論家、作家。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合肥師範學院中文系、安徽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及多家大學客座教授。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評論集《春鬧集》、《江南味道》、《愛情題材的歷史性突破》、《民族心理結構大調整的報告》、家書《提前 15年給兒子的信》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等。

「 言論自由」,是被寫進我國憲法的。但很多同志對此理解並不深入。比如,「荒謬言論」能否享有言論自由呢?這個問題,是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荒謬言論哪能給言論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這「陷阱」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請問,您如何判定一個還沒有說出來的話,是『荒謬』言論,使您能事先就剝奪他的言論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慚地宣佈自己是「 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說出就能判定言論荒謬。否則,您只能掉入無法自圓其說的「陷阱」。

我在此僅僅是為了提醒人們一個常識:某一言論(這裡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論,而非狂喊亂轟的攻擊漫罵)在沒有公之於世以前,無法判定其荒謬與否,無法判斷其是進步還是反動。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辦法是讓它公之於世,在陽光下,讓大家來思索、來辨別,才有可能認識它的本質。我想,這就是大家所說的言論自由,也就是毛澤東提倡的至理名言:百家爭鳴。

循此要引出的一個相關的常識:某一言論出來了,大家也著意思索了、努力辨別了,卻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質;尤其是那些當時看來有點另類,或為當時的多數人所不能認可的言論,常常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歷史過程,才能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真理,或成為大家痛心疾首的謬說。在這個過程中,大忌是有「 權威」出來當「真理裁判」,用一錘定音的方式作出所謂是與非的結論,然後大家響應號召,一哄而起地「熱烈頌揚」或 「口誅筆伐」。之所以稱之為「大忌」,是因為對此常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鮮血和生命的代價。

永該銘記的突出例證之一是馬寅初先生的人口論。若不是迅速判定其為「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 」,若不是一擁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減去三億;而由此帶來的人口壓力也許要延後承受一個世紀以上。如今每日每時要面對的就業安排、教育普及、醫療保障等等,無不和人口壓力相關。

永該銘記的又一個突出例證是張志新對於「文革」置疑的言論。若不是有關領導判定為「惡毒攻擊文革的現行反革命言論」,若不是當時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條例」,造成割喉槍決張志新的曠世悲劇,而是每個中國人享有言論自由,同時上與下的關係不是「最高指示」和「 緊跟照辦」的關係,而是被監督和監督的關係,那麼,這樣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響,如文化斷裂,道德缺失,以及專制主義的種種慣性,至今在一些領域還處於艱難消除的過程之中。

可見,一種言論荒謬與否,是進步還是反動,不是靠權威來定性的,它需要歷史實踐的檢驗。應該說,這三十年來,中國人的最偉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這個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無從談起。其中的關鍵詞是兩個:一是實踐,排除任何權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標準。於是,我們懂了馬寅初的言論,懂了張志新的言論,懂了和他們的言論相反的言論是什麼言論;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論自由,去實現中國人民對真理的追求,去保護中華民族安全、健康的進步與發展;繞過我們曾經走過的路——點滴的進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的代價。

最後還要點明一事:恰是反對馬寅初、張志新言論的言論,曾經享有了最大的言論自由;而按言論自由的原則,我們今天仍應給予這樣的言論以言論自由。只有一種聲音,真理是不能認識和發展的。一切言論在言論的層面上(而不是付諸行動和實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發表的權利。我們應該認真貫徹我國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重要規定。

點評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大陸行動

烏有之鄉週日沙龍簡訊 :-

主題:點評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大陸行動——揭露黑心資本無良用工
嘉賓:張宏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韓德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研究員)、熊蕾(新華社高級編輯)、嚴元章(中國工人研究網主編)、任世澤(中央黨校調研員)
時間: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上午10:0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澱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網站:http://www.wyzxsx.com
參加範圍:感興趣者皆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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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大陸行動
——揭露黑心資本無良用工
烏有之鄉
2009年1月13 日

主持人:香港的大學師生對企業的勞工處境進行了大量調查。08年大陸的大學生也對可口可樂公司進行了調查。下面就由他們作一個報告。

邱子慧:我們從05年開始,主要是香港的大學師生,對迪斯尼樂園;戴爾電腦、玖龍紙業在大陸的工廠進行調查。揭發了他們的違法用工問題。後來又調查了新世界中國地產公司,新世界中國是港資地產商中最早進入大陸市場,是最大的地產商。去年年報是20多億港幣的純利。這次是香港和大陸的學生一起調查了成都、廣州等九個城市的建築工地。最嚴重的是所有的建築工人都沒有簽勞動合同。成都的一個工地簽的是沒有內容的空合同。新世界所有工地都拖欠工資,不是每個月都發工資,過年前才發一次工資,通常還欠一部分來年才發。罰款到處都是,基本每種違紀違規都要罰款。工時很長,標準工時是10小時,這是通用不成文的標準。經常加班。工人沒有社保,他們從事高危險工作,但是沒有工人有工傷保險。生活情況非常惡劣,床很破爛,只能坐地上吃飯,沖涼房只有三個水龍頭,宿舍很多人住,非常潮濕,職業病很普遍,沒有職業培訓,沒有安全防護用品,只有安全帽、安全帶。

我們要求新世界中國廢除層層分包,每個工人應簽合同,應該上保險,得到他們最基本的勞動權利。報告發出後,新世界中國沒有回應,後來他們才避開責任說那是下面建築公司做的事,他們盡到了企業社會責任。

楊正君:我們「大學生關注可口可樂」是於08年8月底成立。當時由7位大學生組成。我們7月底至8月底在廣東打工一個月,調查了可口可樂公司。7月底9位同學來到廣東,進入一些工廠打工。我們在可口可樂裝瓶廠附近的一些小廠打工,利用工餘調查了可口可樂工廠的派遣工人的狀況。12月12號在網上公佈,傳播迅速。14號在民族大學進行了發佈會,隨後一些媒體採訪報道了我們。可口可樂迴避主要問題——就是長期大量使用派遣工的問題,只揀伙食等輕微問題提供數據。可口可樂想把問題一直拖下去,從而不了了之。

現在我們比較被動,要想實現目的任重道遠。需要招募志願者,十多個人提出願意加入我們小組。

我最近看《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這本書,講到70年代韓國一些大學生到工廠去打工,號召工人團結起來去爭取權利。建立強大的工會與資本家談判獲得自己的權利。我很受鼓舞,中國大學生應該去農村、工廠,瞭解中國。

熊蕾 : 這兩組大學生的調查非常的不容易。本應由新聞媒體做,有很多很多客觀上的障礙,媒體做不到的事他們做到了。代表了當年毛主席提倡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既然法律是保護工人利益的,那我們就是怎樣用好這個法律的問題。政府有沒有意願來保護工人利益,打工人員自己有沒有保護自己的意識。很多經濟學家說中國的優勢之一是勞動力成本低廉,地方政府的政績之一是招商引資,壓低工資成為頑症。

權利和效益其實並不是對立的。50年代工人地位很高,人民大會堂也只用了十個月就建成。

張宏良:中國勞工的悲慘遭遇已經超過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狀況。外資湧入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勞動力超常低廉。

權力不均衡。企業家有他們的協會,勞工爭取權利的途徑被剝奪地乾乾淨淨。只有中國把罷工列入違憲。

發展經濟的目的是讓人民生活過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整個城市都是民工建造的,但他們沒有一套住房。這不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是文明史的犯罪。

韓德強:我們這些年一直想尋找與大眾結合的道路。香港和大陸的學生走出了這條路。走到可口可樂的工廠,走到新世界地產的工地,是有成本、有風險的。只有這樣才能揭開現代文明偽裝的外衣,看到社會生活殘酷的壓搾,看到社會生活弱肉強食的一面。感謝他們為理想主義年輕人找到一條和社會相結合的道路。

任世澤:看到這個報告,感覺到了年輕人的責任。報告揭示了資本對人的奴役與剝削。除了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化之外還有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財富建立在對工人、農民的剝削之上,是資本對人的統治,是人的異化。

我們現代化的目標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我們的現代化過程中應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

現在大多數學者以為現代化就是美國化,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才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目標。

正常的國家應是底層、中層、上層可以流動的。底層勞工沒有翻身的可能。他們幾乎沒有提高自身能力、提高自身素質、改善自己生活,向社會中層流動的機會。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動者工人、農民不應是廉價勞動力。去年出現那麼多群體事件,矛頭直指黨政領導。因為我們已經完全背離了所有勞動者基本的權利,這樣的話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將功虧一簣。所以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參與進來,為改變勞動者受資本和權力的壓搾、受資本和權力的奴役,受體制上僵化和異化所導致的悲慘境地而呼籲。

我們需要打破體制的僵化,爭取勞動者更多的權益。也是我們執政黨奮鬥的方向。這樣我們共同存在的中國共同體、這艘航船才不致於被顛覆。

聽眾1:我的行動能起多大的作用,我很愧心,社會大的扭曲我有無力感。看到你們的行為我受到很大鼓舞,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和行動必定能推動社會。

聽眾2:張老師說社會在倒退,你認為倒退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宏良:是從82年修改憲法開始的——取消罷工權利。現在應該意識形態上恢復勞工神聖、政治上恢復勞工自由、經濟上恢復勞工權益。

聽眾3:指望政府,他們精力有限;指望資本家良心發現,但他們有擔當資本增值的任務。只有指望勞工自己,權利只有自己爭取過來。請問楊正君的具體計劃是什麼?

楊正君:寒假我們會繼續調查,平時的週末也要調查。發動大學生調查自己周圍的可口可樂工廠。我們建立了網絡,可以搜「大學生關注可口可樂」,上面有詳細情況。

聽眾4:這個調查的指向是什麼、關注是什麼?知道這個報告的只有大學生,而一個工地的幾百工人的自覺比千千萬萬個大學生知道了他們受苦更有意義。

楊正君:我們號召更多大學生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去與工農相結合。

全球經濟危機蔓延下的中國血汗工廠

李強
國工人研究
2009-1-08

http://www.zggr.cn/?action-viewnews-itemid-21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中國所受到的影響也在日益加深。中國國務院17日會議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區中小企業多,外向型企業多,對外依存度高,受到的衝擊比較大。"

這種景像在中國珠三角各大工業區可見一斑——建築物上到處是"廠房招租""員工宿舍招租"字樣的牌子。面對此景,不免使人想到各大扎根於珠三角地區的外資企業,美國的KKR集團也位列其中。KKR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私募投資公司,它投資的中國工廠以及和KKR子公司有合作關係的工廠面對金融危機的壓力是怎樣運作的?前不久,KKR的中國子公司在中國的合作工廠之一——東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正在大量裁員,聲稱要將6000人的工廠裁至2000人。下面我們就KKR投資的幾家中國工廠的用工條件做一個分析。東莞得寶工廠從12月份起就開始拖欠員工的工資,工廠工作的工人到現在還沒有得到10月份工作的工資。

中國工廠包括中國的血汗工廠一直在與它們自身所存在的惡劣的工作條件和對工人權益的剝奪做著激烈的鬥爭。位於美國的Kohlberg KravisRoberts&Co.L.P(簡稱KKR),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募投資公司之一。然而,通過對廣東省6家與KKR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以及另外一家得到KKR投資的企業——位於河南汝州的汝州水泥有限公司——的深入調查,得出的結論卻是:這些工廠(與KKR有合作關係的工廠)的工作條件,甚至還不如一般工廠。調查顯示這些工廠的員工被迫遭受著惡劣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下面就以被調查的企業之一中山格美通用電子有限公司為例,結合其他工廠來分析中國工廠及KKR與之合作的目標企業的基本情況,以期實現對二者現狀的整體把握。

中國工廠的基本問題概述
在一些報紙期刊以及網站上,經常可以看到有關中國血汗工廠的報導,提到中國的血汗工廠,人們的大體印象是:工人的工作時間長,工資待遇低,拖欠和剋扣工資現象嚴重,工作條件非常差等等。先不提血汗工廠,就拿珠三角的一般製造工廠來說,以中山市格美通用電子有限公司為例,工廠要求工人每月有200個小時的固定工時,之外的才算是加班。"正常加班時間從下午6:30開始,無夜班,加班幾個鍾並不固定,幾個小時都有,甚至通宵",一周工作六天。加班時間的工資是4元/時(平時)和5元/時(休息日)。

另外,廣東省團委和南方都市報聯合組織的一次對1800名外來工調查中,被調查人有80.5%每天都要工作10-14個小時,47.2%沒有休息日,並且不給加班費。

工作時間長的直接後果是工人的過度疲勞,曾有人借助ICO的圖書平台室做過調查反應說有43.4%的人下班後感覺"疲勞",其中12.3%的人感到"非常疲勞"。近年來媒體上也屢屢披露工人"過勞死"案例。

可見,工作時間長和剋扣加班費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這樣服務於各大製造工廠的工人們要遭受這種工作安排,疲勞工作就難以避免。

然而,製造業工廠並非沒有標準可循,跨國公司行為守則規定的工人加班時間標準是每週加班不得超過20個小時;在中國,勞動法對於勞動時間的規定是每月加班時間不得多於36個小時。但調查顯示中國的製造工廠超出這些加班時間標準的現象非常普遍。

KKR與問題商合作
外資PE的運作模式是要從它選擇投資的目標企業中最大限度的獲取利潤,這就使得被投資企業要從產品生產的供應鏈和其他環節中獲取更大利潤,而這個目標往往是通過搾取工人勞動價值得以實現的。

在中國,大多數工廠所執行的工作時間制是五天八小時制,根據勞動法對此制度的相關規定,工人每月的正常工作時間是8時/天×21.75天=174小時,上面也曾提到在中山市格美通用電子有限公司的工人每月的固定工時是200個小時,其餘的工作時間才算是加班(星期六加班另計),僅從這個層面來看,該工廠每月從每個員工身上就搾取了26個小時的加班費,且嘗未將該廠不合法的加班時薪數額(法律規定,工作日加班費為平時時薪的1.5倍,休息日加班費為平時時薪的2倍)計算在內。

在中國,很多工廠直接或間接為KKR的子公司生產產品。這些子公司包括Dollar General、Toys R US、Masonite等。在被調查的工廠裡面,CLW至少能夠確定有6家工廠是直接為KKR的子公司服務的。這個可以從工廠產品的品牌或從一些產品(如大門的螺絲)2008年1月——7月的輸貨地點得到證實。而另有兩家則在自己的網站上也聲稱為KKR的子公司生產產品。

下面將本研究的部分工廠的情況列舉如下:

Dollar General:
中山市格美通用電子有限公司:中山市格美通用電子有限公司位於廣東省中山市孫文東路富灣南路富灣工業區B1棟3樓,擁有員工400人左右,主要產品有:手機配件,藍牙產品,iPod配件及其他數碼產品。

東莞大信裝飾禮品有限公司:東莞大信裝飾禮品有限公司位於東莞常平鎮北橫路,職工有1800人左右,主要以生產和銷售蠟燭燈,聖誕燈串等。

Toys R US :
東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東莞冠越玩具有限公司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十一路78號,擁有員工約8000人,主要生產各種玩具(塑料玩具,毛絨玩具,電子玩具,機械玩具)。

東莞樂迪卡遊戲機製造有限公司:東莞樂迪卡遊戲機製造有限公司坐落於東莞市虎門鎮龍眼管理區,產品主要為娛樂式遊戲機,電子塑膠玩具。

旭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旭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平湖山廈村羅山工業區擁有職工1.1萬人左右,]主要生產各種電子、塑膠和五金玩具。

Masonite:
史丹利(中山)工具有限公司和史丹利(中山)五金有限公司:這兩家工廠都位於中山市,員工分別有500多人和250多人,主要供應masonite門的螺栓配件。

待確定客戶的工廠:

深圳新昌塑膠用品有限公司:深圳新昌塑膠用品有限公司位於廣東深圳市南山區西麗鎮珠光村,員工大約有500-600人左右,產品主要涉及輕工業品及家庭日常用品。

東莞得寶塑膠廠:得寶塑膠廠位於東莞市道滘鎮蔡白第一工業區,現有員工約800人,主要生產各種家庭用品,通常使用塑膠原料,生產的產品有:調味盒,杯子,瓶子,水壺,碗,篩子,儲藏用器具等等,其中有各種款式,如米奇,公主,星星等款。

CLW通過以下方面對這些工廠的工作條件進行了調查:

KKR投資的中國工廠存在一系列問題
中國勞工觀察調查的這9家與KKR有關連的中國工廠,都位於中國的製造業樞紐廣東省。CLW通過對各工廠的調查,將這9家工廠所存在的問題總結出了一個長得令人震驚的清單。這些問題主要是工廠對工人的剝削:工人被迫工作時間長;工資特別低,在某些情況下,工人甚至得不到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數額;有時候加班是無薪的,得不到足額的加班費;工人辭工很難,且離職之後幾乎都得不到一個月的經濟補償金;工廠有比較多的罰款;多數工廠的車間有安全隱患;生活環境也比較髒亂;在被調查的工廠裡面至少有一個僱用過童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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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

中國城鎮失業率攀升至9.4%

農民工失業問題凸顯
王紅茹
人民網-中國經濟週刊
2009年01月05日

目前的金融危機,幾乎波及到全球所有行業,中國企業自然在所難免。日前,中國國務院參事陳全生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重壓下,今年中國已有67萬家小企業被迫關門,約有670萬的「就業崗位蒸發」,使失業人數遠高於官方統計的830萬。

針對這個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在重慶考察期間,特別要求企業輕易不要裁員,要千方百計穩定就業。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日前也聯合發出通知,採取緩繳社會保險費等五大舉措減輕企業負擔。

而剛剛在北京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高度關注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劇、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問題。要求內外聯動,多措並舉,最大限度拓展就業增收空間,落實好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措施,擴大農業產業鏈、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容量。

「政府的積極應對,為緩解明年的就業壓力將起到一定作用,但因為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想立竿見影解決就業問題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仍需下大力氣。」相關人士向記者分析。

農民工就業是個「大難題」
「目前金融危機對就業形勢的影響越來越出乎我們剛開始時的預料,從現在的情況看,比初始階段想像的要嚴重得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佈的報告稱,中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9.4%是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公佈的數據。這一數據,比政府公佈的截至三季度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的統計數據多出兩倍),2009年610萬名大學畢業生中就業困難的比例可能佔到1/4。

「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和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特徵有很大關係,不是我們短期內能夠改變的,今年又恰逢經濟形勢不好,大學生就業也比過去更為嚴峻;但更為嚴峻的是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車偉副所長告訴記者,目前的就業壓力,主要來自一些出口導向型企業裁員、停工、倒閉,使得很多農民工提前返鄉。

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約有2.3億農民工,其中外出人員約有1.3億。這支「生力軍」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影響最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是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地方。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對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個勞動力大省進行了快速調查,得出的數據是提前回流的農民工佔整個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7%。

農業部根據固定觀察點最近對10個省市的數據調查,得出農民工提前回流量占農民工總量的6.5%。因此,如以6%的回流量估計,全國1.3億外出農民工中已有780萬人提前返鄉。

「這一數字到2009年春節還會迅速擴大。當城市無法再為農民工們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將不得不選擇留在農村。」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其實失業問題的嚴重性,自2008年第3季度後逐漸顯現。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張小建在相關場合介紹,2008年1至9月份,我國的就業局勢基本保持穩定,登記失業率得到有效地控制。進入10月份以來,就業形勢發生了三個變化。首先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增速下降;其次,企業的用工需求出現下滑;三是企業現有的崗位流失嚴重。

「這個數字是近10年來很少有的。農民工就業主要在工業生產型部門,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工業增加值放緩,意味著金融危機確實波及到了我國的實體經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已開始顯現。」據張車偉介紹,我國經濟增長的來源,主要靠第二產業來推動,「正常情況下第二產業工業增加值都保持在14%或15%,現在降到這麼低,很讓人憂慮。」

「三個變化以及11月份工業增加值表明,當前『把穩定就業局勢作為中國當前的頭等大事來抓』顯得多麼得重要。」一位業內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分析。

「結構性失業」問題突出
據張車偉介紹,一直以來,企業對農民工是需求大於供給,農民工找工作很容易,而企業招工卻比較困難,甚至出現「民工荒」。「民工荒」現象最早出現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其他省市也出現了「民工荒」現象。勞動力密集型的製造行業幾乎一直在為「用工短缺」而犯愁。

「 現在那些犯愁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可能已經沒有了,這在某種程度上削減了企業用工難的壓力,會在一個新的層次上達到一種新的供求平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而明年結構性失業,在農民工方面表現會比較突出。政府應該密切注意這些問題。」張車偉向記者說。

結構性失業是指由於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佈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

「要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政府要及時發佈相關的就業信息,同時要針對一些新崗位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張車偉說,由於職位和人之間的不匹配出現的結構性失業,一般會持續一段時間,當這些人知道了相關的就業信息,同時也進行了一些簡單的培訓,這個問題就能得以解決。

「多管齊下」化解農民工就業問題
事實上,要想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穩定就業局勢,必須得從政策上為企業減負。

日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聯合發出的《通知》指出,對暫時無力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困難企業,可以在明年內緩繳社會保險費,緩繳期限最長不超過半年,職工應享受的各項社會保險待遇不受影響。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困難企業可在明年之內使用失業保險基金支付社保補貼和崗位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不超過半年。

另外,《通知》允許各地可以在明年內適當降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費率,但不得擅自降低養老保險費率。

據有關部門預測,上述措施落實到位,可以為企業降壓減負上千億元,穩定上千萬個就業崗位,對保持當前就業局勢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

隨後,在北京閉幕的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高度關注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劇、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問題。

會議提出,鼓勵農民工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農村二三產業、生態農業和縣域中小企業。在創業資金方面,中國將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力度,提供符合農民工返鄉創業特點的金融產品,繼續加大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推廣力度。農民工返鄉創業屬於政府貼息的項目要按照規定給予財政貼息,幫助其解決創業資金困難。

會議還要求,結合推進新農村建設,創新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體制機制,採取以工代賑、以獎代補等多種形式,組織引導返鄉農民工積極參與農村危房改造、農村中小學和職業學校、鄉鎮公共衛生院、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機構、文化設施等建設。

「在2009年農民工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保持農業農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擴大農民就業渠道,對緩解各種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表示。

2009年1月10日 星期六

解決中國農民問題需要新思維

—— 于建嶸對話芮捷銳
《領導者》雙月刊
2008/8月號、總第23
http://www.21fd.cn/?3/action_viewspace_itemid_16554.html

于建嶸,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法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等。
編者按:今年,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博士就農村發展等問題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現將雙方的對話整理如下,供研究者參考。
社會轉型中的農民問題  
于建嶸 (以下簡稱于):非常歡迎大使一行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芮捷銳大使是著名外交家,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農村問題專家。今天,希望通過我們的交流,可以讓更多的人更好地瞭解中澳兩國農村發展的有關情況,更希望大使先生的知識和智慧能為我們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有所貢獻。這是我剛剛出版的一本專著(《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中國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編者注),內容是有關中國農民維權的問題,送給您,請指正。

芮捷銳大使(以下簡稱芮):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時間會見我們,更感謝您送書給我們。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間,曾兩度被派駐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我這次當大使回中國,發現中國這些年從城市到農村的各個方面的巨大變化。例如城市中不斷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和農村平坦的鄉村公路。這些都是外在的表現,而內在的深層面的變化更有意思——我感覺到人們比過去更加自由,思想更加開放。最近我們注意到關於環保問題的城鎮民眾遊行的現象,比如在廈門和上海。我知道您是研究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衝突方面的專家,我們想知道您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于:大使先生能夠關心中國的這些問題,並注意到這些事件在行為方式和策略方面的變化,說明您是一位真正的社會科學家。的確,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作為中國人,我們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但是,正如您所說,中國還存在許多亟須解決的問題。其中有關社會衝突方面的情況,更是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您可能從有關媒體的報道中已經知道了,近些年,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在迅速增加。從1993 年到現在,群體性事件的數量上升近10倍。如果要對這些事件進行分類的話,維權性質的事件占總數的80%以上,其他的如社會糾紛、社會洩憤事件和有組織犯罪,分別佔有一定的比例。

對於維權事件的觀察和研究一直是中國學界和西方學界都關注的熱點問題,也產生了一些較有影響的理論成果,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近年來,我研究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民和工人的維權活動。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兩部專著。其中《當代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我剛才送給您了。另一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安源實錄》等有機會我再送給您。

在這兩部專著和相關論文中,我把農民的維權活動稱之為「以法抗爭」,工人的維權抗爭稱之為「以理維權」。我這個「以法抗爭」源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歐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李連江教授所提出的「依法抗爭」,但它們之間是有區別的。這些區別主要有「以法」是直接意義上的以法律為抗爭武器,「 依法」是間接意義上的以法律為抗爭依據;「以法抗爭」是抗爭者以直接挑戰抗爭對像為主,訴諸「立法者」為輔;「依法抗爭」則是抗爭者訴諸「立法者"為主,直接挑戰抗爭對像為輔甚至避免直接挑戰抗爭對象。

在「以法抗爭」中,抗爭者更多地以自身為實現抗爭目標的主體;在「依法抗爭」中,抗爭者更多地以立法者為實現抗爭目標的主體。工人「以理維權」的「理」,也不是美國耶魯大學斯科特(James Scott))教授的道義經濟學中的「生存倫理」,而主要是一種「政治倫理」。這種「政治倫理」最直接的精神資源來自執政者長期宣揚的意識形態。由這種意識形態決定的主流話語中,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執政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是社會真正的統治者。這種政治化的話語,一方面制約著工人的獨立思考和階級意識的發育,另一方面又成為工人維權抗爭的武器。

在維權抗爭方面,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有關市民維權的。這方面我沒有進行專門的研究。從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我自己的觀察來看,可以稱之為「理性維權」。市民維權由於社會階層複雜、維權的問題主要在物權、環境權及消費權等方面,許多事務是個體的,群體聯繫有限,運用法律和關係網解決的可能性較多,顯得相對理性,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比例較小。目前,由市民維權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主要在社區物業管理和房屋拆遷方面。

總之,在我看來,無論是農民的「以法抗爭」,還是工人的「以理維權」,還是市民的「理性維權」,在性質上都表現為如下四個特點——

其一,都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經濟性大於政治性。

其二,規則意識大於權利意識,但隨著從個案維權向共同議題轉變,權利意識有所加強。對這個問題歐博文教授和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有不同的觀點。在裴宜理教授看來,中國民眾所進行的維權抗爭活動,起支配作用的是規則意識,但歐博文教授和李連江教授卻提出在規則意識之外,公民權的興起將越來越多的影響到維權活動。

其三,反應性大於進取性,基本上是因自身權利受到侵犯的一種反應性行為。

其四,是目標的合法性與行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說,維權群體的目標是合法的,但在具體的行為上,也可能出現一些非法現象。

芮:您關於維權事件的總結是很有意義的。但您剛才提到在目前中國的社會衝突中,還有一種社會洩憤事件。據我瞭解,在您之前,學界還沒有這方面的正式論述。如何理解這類群體性事件呢?

于:目前中國學界對於社會洩憤事件的性質及特點等問題還缺乏基本的研究。2007年10月30日,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專題演講。在這個演講中,我指出,社會洩憤事件作為群體性事件的一個特殊類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 社會洩憤事件突發性非常強,所有的工人維權、農民維權等都有一個上訪、打官司告狀等過程,而社會洩憤事件不是這樣的,特別突然。

第二,社會洩憤事件的參加者,基本上與相關問題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參加這個事件的人與當事雙方沒有什麼利益關係,參加者主要是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吏治腐敗等現象的不滿,以發洩為主。這實際上是我們界定這類事件是洩憤事件的主要依據。

第三, 社會洩憤事件的信息傳遞有新的特徵,網絡媒體、手機短信等新的傳播方式容易造成不實信息或謠言的擴散。

第四, 社會洩憤事件,都有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

我認為,這些社會洩憤事件應是未來10年中國可能要關心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假如說維權抗爭表明的是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衝突的話,那麼社會洩憤事件則可以說是國家的管制危機。

芮:這樣看來,社會洩憤事件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衝突類型需要關注。但就您所指出的那樣,目前中國大量的社會衝突仍然是社會穩定維權事件,也就是說,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衝突仍然是目前中國社會的關鍵所在。這也與世界很多國家的社會轉型所面臨的問題是一致的。農民的維權所引起的集體行動,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很大嗎?

于:是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係到中國革命和建設及現代化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毛澤東曾說過,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在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多次指出:「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也就是說,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鄉村社穩定仍然是全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仍然是關係到國家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現實問題。

土地問題是目前農村衝突的焦點
芮:如果從社會轉型和社會衝突方面來看,您認為目前中國農村的焦點問題是什麼呢?

于:就目前農村的情況來看,最重要、最關鍵、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土地問題。早在2004年我就此問題寫出過專題報告。在報告中我指出:農村土地糾紛已取代稅費爭議而成為目前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的焦點,是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

跟此前的農民抗稅比,土地問題有許多不同——

首先是當事人雙方已經發生變化。抗稅的農民,主要是農村中當過村幹部、或者有一點文化水平、或者得罪過村幹部的人。這些人抗爭,最多告到縣一級,很少告到省一級,因為根據國家當時的法律規定,縣一級可以決定稅收問題。而在土地問題中,一旦發生抗爭,往往是一個村的男女老少都到場,因為土地關係到他們的基本生存利益。

其次,地域分佈也發生了變化。在稅費問題上,農民抗稅主要發生在中部地區欠發達省份,而土地問題則明顯集中於沿海發達地區以及城市周邊地區,這些地方恰恰是土地收益日益可觀的地方。

第三,抗爭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抗稅時,上訪是一種辦法,你來收稅我不在家裡躲起來,不理你也是一種辦法。土地問題不是這樣了,必須要主動。上訪還是農民採用的一個方式,但可以發現,農民也開始採取宣傳、靜坐、遊行示威等方式來表達,這已經成為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方式。而在這個過程中,不時發生警民衝突。這也是抗稅所不曾出現的。

另外,農民土地抗爭的語言也發生了變化。我們研究稅費問題發現,農民最多講落實中共中央政策,減輕農民負擔。土地問題上,農民也說按照土地法辦,但是越來越發現一個問題,最後有一些不能依法辦了,如果按照土地法辦的話,可能他們要吃虧了,最後他們就一再表達說,沒有土地我們何以生存呢?

最後,農民土地抗爭的外力介入情況也不同。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律師,許多搞社會科學的人士開始介入,特別是律師介入比較多。為什麼?因為土地問題,對律師來說也有較大的利益。而另外一個方面,在許多土地衝突的背後,有基層政府的利益,有房地產開發商的利益,甚至會發生黑社會力量入場的情況。媒體報道過的定州衝突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總之,由於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問題往往涉及巨額經濟利益,因此就決定了土地爭議更具有對抗性和持久性。特別是隨著地方政府公然對失地農民進行暴力鎮壓,以及知識精英出於各種目的的介入,使這一問題具有相當大的政治爆炸性,有可能誘發較大的社會衝突。同時,由於不准農民土地用作抵押,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進城的步伐。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勢必影響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及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發展。

當然,因為環境污染而引發的農民維權,也是最近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現在是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尖銳了。

芮:您的研究說明,農民有關土地的維權抗爭,一直是在國家的法律框架內進行的行動,是依照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維護自身權利。可是,按照有關媒體的報道,最近一個時期有關農民土地維權問題發生了一些變化,就是農民自己宣佈土地歸農民所有。這些變化,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于:我也注意到最近農民在土地維權方面發生的一些變化。這種變化標誌性事件是去年以來中國有幾個地方的農民,通過互聯網聯名向社會各界宣告土地歸農民所有。從農民公佈的相關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現行的某些法律規定。

比如江蘇宜興市省莊村250戶農民在堅持宅基地所有權的公告中說聲稱:「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除非經我們全體農民共同同意,並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辦理手續,任何拆遷和侵佔土地的行為都是非法的,我們永遠不予承認。政府行政、執法應合乎天道人情,政策和法律應該為絕大多數人服務。」

又比如: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時也聲稱:「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這種『村集體』常常不能真實反映全村農民的共同意見,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各村委會應承擔起保護農民土地權利的責任,不能凌駕於全體農民之上,自己佔有支配土地。」

還比如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則聲稱:「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著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

由此可見,這些農民依據的不是現行的法律和法規,而是「農民『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天道權利,甚至是執政者在革命時代的政治承諾。

應該說,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只是需要指出的是,這幾起農民宣告土地權利歸屬的事件,都與某些具有社會關懷的律師有直接關係。當然,無論知識分子在這些事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單憑農民願意發佈這些文件就可以說,某些農民對中國當前的土地制度是抵制的,他們的行動依據已超越了現有法律規定,上升到天道人權或意識形態上了。儘管如此,總的來說,當前中國農民的土地維權還是在國家法律框架內進行的,還是屬於「以法抗爭」的框架。
  
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芮:從世界各國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必然會衝擊傳統的土地佔有方式和狀況,當然也會產生一定的衝突。這個問題在中國特別突出嗎?

于:根據簡單的測算,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至少有5000萬到6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失地農民。這裡所說的失去土地,就是原有的耕地和宅基地被政府徵用,農民與土地徹底分離,失去對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這些失地農民有的成為城鎮居民享受了社會的各種保障,有的有了新職業。但還有將近一半的農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也沒有社會安全保障,成為「三無」農民。為何有這麼多農民會成為「三無」農民呢?這是我們的土地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所造成的。

芮:關於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存在問題的討論已經有很多了,我們注意到您是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來研究的。如果從法律制度方面來說,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主要問題有那些呢?

于:在我看來,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依據我國憲法、民法、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的相關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體現為三級制的「農民集體所有」——即 「村農民集體所有」「鄉(鎮)農民集體所有」和「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定主體是三個層級的「 農民集體」。然而,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規定「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構成要素和運行原則;沒有明確產權代表和執行主體的界限和地位;沒有解決「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利益關係。事實上,「農民集體」不是法律上的「組織」,而是全體農民的集合,是一個抽像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不能具體行使對土地有效監督和管理的集合群體。它是傳統公有制理論在政治經濟上的表述,不是法律關係的主體。

第二個問題是,儘管我國法律規定農村的土地所有權歸集體,使用權和收益權歸農戶,但是國家對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行了嚴格的限制,農民集體或個體事實上無權對土地進行自由處置。這些限制既有對土地所有權的轉讓、抵押、出租等方面的禁止或限制;也有為節約用地而要求的各種用地定額、控制指標和審批手續;還有為了土地使用符合生態環保等需要而必須執行的國家土地利用統一佈局,等等。一方面,國家嚴禁土地所有權買賣、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轉讓,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處於一種完全無價格衡量的「虛擬財產」狀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人——「農民集體」只能是象徵意義的所有者,而不能將其所有的土地量化確定為具體的財產,更不能進行社會財產交換。另一方面,國家控制了農村集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現行的土地徵用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徵用集體所有的土地,將之轉化為國有。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不能夠直接賣給土地開發商或者其他用地單位,只能首先由國家買進,然後再由國家拍賣給土地開發商或者其他使用單位。這實際上否定了村集體作為土地產權主體的地位,政府成為農民行使土地權利的代理人。

第三個問題是,農村土地產權轉讓收益分配製度具有強制性和壟斷性。國家單方面確定徵用土地的補貼標準,這種補貼標準是強制性的非市場價格,不能體現所有人的意志,更不用說真實地體現土地價值。同時,國家規定征地的受償主體是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是承包經營農戶,這就把農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造成農民既不能決定土地賣與不賣,也無權參與征地補償費標準和補償費分割比例的談判,無法爭取和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的局面。

所有這些問題的關鍵是農民本身不擁有包括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和轉讓權在內的全部土地所有權,農民無權決定土地應該如何處置,也不能從土地轉讓收益中獲得合理的補償。這就為那些假借國家之名侵吞農民土地權益的社會強勢階層創造了條件,也為政府在行使土地權利時的機會主義尋租行為敞開了大門。比如,農村土地價格被政府徵收和由政府轉賣給開發商,之間有巨大的差價,而這個差價成為政府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結果。因此,政府具有出賣農民土地的強大動力,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壓低農民土地的徵收價格,想盡一切辦法把農民的地拿來賣掉。這樣的制度安排嚴重損害農民利益,致使大量農民失去原有土地——無地、無業和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劇增,社會矛盾被激化,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解決農村土地問題需要新思維
芮: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于:學界和政界在中國農地制度存在的問題性質及解決方案上分歧巨大。目前,為解決農民失地失業問題的措施主要有兩個——

其一是強化政府管理,嚴控征地規模,禁止隨意修改規劃,濫征耕地。

其二是改進征地補償方式,提高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妥善安排好失地農民的生計等等。

也有學者提到,保障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把政策規定、合同約定的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法定為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權性質的土地財產權。

不過,這些措施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官權強制侵蝕民權這一本質問題缺乏清醒認識。如果不限制國家和官員對農村土地擁有的無限權力,不讓農民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土地權益,只靠執政者的內省和自製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限制各級政府特別是具有利益驅動的基層政府在徵用農村土地上的權力,使農民能維護自己的權益。為此,就必須改變農村現存的土地制度,明確農民的權利。也就是說,要先從法律上把土地還給農民,然後再考慮用市場手段來解決農地徵用問題,探索建立農地交易方面的制度。只有農民擁有土地長期使用權,才能改變目前土地徵用過程中價格偏低的狀況,才能保證農民在進入城市非農部門時,能夠支付轉崗培訓和社會保障的成本。

芮:有人也許會建議,因為中國農民的人均土地非常有限, 就應該走精耕細作的道路,在農產品品質改良和種植技術做足功夫。在這方面,中國有很傑出的像袁隆平那樣的水稻專家。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于:去年我到法國訪問時也聽到過與您相同的觀點。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Jean Christophe Kroll教授在接受我訪問時,表達過與您相同的觀點。他是法國農業部的專家,曾對中國農村進行過多次考察,他對中國城鎮化的建議有兩個原則——

其一,如果農產品生產不受影響的話,農民離開土地是件好事。

其二,那些離開土地的農民,要能在城市找到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也不行。在農村的農民,如果沒有能力投資提高生產能力的話,還是不要離開農民。中國應創造一個自己的農業現代化的模式。可以考慮在農村發展一些手工業,在農村搞些別的東西。中國一定要開發自己的內部消費市場。中國沒有別的選擇,千萬不要考慮把八億農民中的百分幾十的人轉移到城市裡去,北美的模式不能照搬。

這樣看來,我們有關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許多觀點是值得重新思考的。也就是說,解決中國農民問題需要新的思維。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需要在土地佔有、處分和收益方面有新的制度性突破,否則很難解決目前存在的問題。至於是否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來做到這一點,則不只是私有化這一條路。而且,土地歸農民私有,是否一定就會產生土地無序兼併而產生兩極分化,也不是絕對的。這需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制度來約束。

改革要體現農民的利益和意志
于:如果從政治和社會學的角度看中國農村改革,如何體現農民的利益和意志才是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說,由於當前中國農村的土地狀況十分複雜,改革的具體方案也應體現這種多樣性。但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方案,所有的改革在考慮到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同時,一定還要體現農民的利益和意志。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問題是,現在中國農村的許多農村改革實驗,不能體現這兩個基本原則。

比如,現在某些地方的農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並不具備土地可以集中開發和使用的經濟條件,只是某些領導幹部為了政績和某些社會強勢集團或人物為了控制農民承包經營的土地,而否定中央一再強調的穩定農村家庭承包經營政策,違背農民的意願強行推行的。而且,現在許多農村股份合作組織除了出租或私售土地可以獲得一些利潤外,興辦的其他產業由於經營成本極高並難以適應千變萬化的市場情況而很少有獲利的。如果那些以土地為投入的經營行為一旦失敗,就會把農民最後的生活保障都輸掉。而且就是有些經營業績,還有一個公平公正分配問題。如果不能建立一個讓人人都可以獲利的機制,就會使這些組織中的一些人不能獲得應得的收益。由於這項改革是以農民交出土地經營承包權為基礎的,如因分配不公使部分人哪怕少數人不能從中獲利,也就意味著這部分農民因此而失去最後生活來源。

可見,這種以改革的名義強迫農民交出經營承包的土地,侵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所具有的社會危害應是顯而易見的。

芮:您關於體現改革要體現農民的利益和意志的這個觀點,我是同意的。事實上,西方國家在這方面有過許多經驗。這些經驗對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應具參考意義。另外,我注意到中國新聞媒體的一些報道,說戶口制度應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取消,以便讓農民可以享受到和城裡人一樣的社會地位。也聽說中國打算進行一個在超過12個省以及自治區應用的新的登記系統,可以用於代替戶口制度。 你認為類似的戶口制度改革是協助中國農民的重要步驟嗎?

于:應該說,改革開放30年來,戶籍制度改革總的方向是積極正確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現,形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農民工大軍。這個大規模的流動或轉移,是自發形成的。隨著這種流動的加速和規模的不斷擴大,過去那種通過戶籍登記和管理對農村人口流動進行嚴格限制的制度,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面對這種社會現實,中央和地方的政策不得不進行一系列調整,由限制逐漸變得寬鬆。在中央層面,全面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在地方層面,各地的改革也頗具開創性且富有成效。很多地方實行「綠卡戶籍制」,一些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還普遍實行了「藍印戶口」,以吸引人才和資金。到 2001年,全國許多省市都宣佈城鄉居民糧油關係與戶口脫鉤。但需要看到的是,附加在戶籍制正是由於這方面的改革沒能跟上來,在目前情況下,就不能簡單地廢除戶籍制度。因為即使戶籍改變了,農民表面上變成城裡人了,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得到。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員正是通過所謂的農村戶籍制度的改革而剝奪農民的土地財產。這也是中國社會改革需要重點注意和解決的問題。

芮:據我所瞭解,你對農民建立自己的利益組織的相關課題做了不少研究。 你認為農民和工人建立自己的利益表達組織,這種趨向又會怎麼發展?

于:讓農民建立自己的利益組織,是我這些年重點呼籲的問題。根據我的研究,當前的中國執政者,並沒有開放農民和工人利益表達組織的計劃。當然,在目前中國農村事實上存在許多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維權組織。我認為,農村出現的這些農民維權組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些意義主要有——

其一,農民維權組織的形成及他們所進行的理性維權活動,不僅影響到中央的農村和農業政策,而且正在影響改變基層政府的施政行為。在許多有農民維權組織的地方,比如衡陽縣,縣鄉政府開始把農民維權代表作為協商對話的對象,在維權農民權益和促進農村社會發展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其二,農民維權組織的建立,意味著農民的抗爭會更加理性,有利於社會穩定。在一定意義上,這些農民維權組織可以填補目前農村出現的民間權威的缺位,他們是農民與政府之間的中間力量,可以有效阻止農民維權抗爭活動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現出來。事實也正是如此。那些農民維權組織較發達的地方,由於農民代表相約不參與違法行為,要有理性地維權,因此很少有因農民自身的原因而引發的惡性群體事件。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農民維權組織,一般通過宣傳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來動員廣大農民,號召農民在法律的框架內爭取自己的正當利益。在他們的帶領下,農民們通過不斷學習,接受現代法制觀念,正在成為具有權利意識與法律意識的現代公民。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農民維權組織還處在非正式階段。這裡的非正式性主要有兩個方面:它們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據,是以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民有結社自由這類法律為基礎的,但並未得到政府民政部門在程序上的認可,它們大都還是沒有取得「正式組織」資格的「非正式」組織;就其組織形態上來說,它還是一種非結構的軟組織,它們內部雖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統性和支配性,成員之間沒有建立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主要依靠「道義」和「信譽」來維持組織對成員行為的約束,而且這些維權組織自身沒有經常性的經濟來源,其活動經費依賴其成員和群眾的自願援助。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了農民維權組織的發展。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執政者從政治上重新認識農民及他們自發建立的維權組織,也需要農民及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芮:於教授,非常謝謝您。讓我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希望今後還有這樣的交流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