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升級需要貿易保護

楊帆
草根網
2009-02-03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

產業升級的口號中國喊了很多年，但是這麼長時間以來，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原因何在？關鍵原因就在於中國缺少必要的貿易保護。很多國家的經驗證明，沒有一定的貿易保護，產業不可能實現升級。

發達國家靠貿易保護實現了產業升級

一些人主張中國應該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繼續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這種觀點過於迷信「自由貿易」，忽略了「比較優勢」只是暫時的，它有可能會誤導中國戰略發展。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國家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推進產業升級，就必須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工業化進程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世紀20—40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後的迅速復興，是由於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舊中國工業發展不起來，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把關稅降低到5%，從而無法保護民族產業。

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市場經濟不能夠自動促進比較優勢升級，必須由國家發揮作用。自由貿易論者主張以現存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代表的是發達國家，特別是處於世界經濟領導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們有意識地淡化比較優勢的動態性。相反，保護主義者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特別是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和慾望的，處於趕超發達國家時期的發展中大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以關稅或進口配額作為工業化起步的暫時措施。

開發核心技術沒外國公司說得那麼貴

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發展，嚴重依賴國際市場，這是我們受到靜態比較利益理論影響的結果。在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這類企業已受到重創，需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發展，而這一發展遇到了國際資本的技術品牌壟斷。

過去的經驗證明，以市場換技術，根本不可能培養自主開發能力。針對中國鋼鐵工業、轎車等7個產業的研究發現，合資外方給我們的技術，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技術優勢是跨國公司擴張的基礎，它們控制世界70%的技術轉讓和80%的新工藝技術，不斷開發出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創新性產品，提高競爭能力、爭奪全球市場份額，最終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中國擴大企業規模，發展獨立知識產權，創造企業品牌，這些比較優勢都不是企業自身力量能夠形成的。必須破除對外資的依賴，以國家扶植民族產業的獨立品牌。

有人反對自主開發，理由是投資太大，不如合資。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用了7000萬元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是1000萬元人民幣。長征三號甲火箭開發費用為國外幾十分之一。高科技領域研製新產品的費用沒有外國公司說得那麼高。西方的研發費是多少美元，中國用多少人民幣，是西方的1/7。原因何在？人力資本費用低和後發優勢。

關鍵問題在於地方保護主義割裂全國市場和民族產業，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權威打破地方政權的阻礙，允許先進企業跨地區兼併落後企業，那麼，「全球化，市場化」的兼併就會發生：外國公司和國內一些企業聯合起來，打垮國內的著名品牌。中國不應該反對國家保護，而應該反對地方保護；不應該反對民族產業，而應促進國家和民族有規模效益企業的形成。

中國應該建立超級產業

目前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實際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甚至是國家集團如歐洲聯盟，國家聯盟如各種自由貿易區。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的超級大產業。大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主要是通過保護，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級產業」而進行的。

超級產業是主要國家綜合國力和戰略能力的來源與體現，它是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等，不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術，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規模。只有大國才有條件發展超級產業。超級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費用極高，風險和收益都高。超級產業的進入門檻極高，能否發展取決於大國規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長初期需要政府保護。21世紀全世界只有10個左右的國家有能力發展超級產業。美國位居第一，還包括日本、俄羅斯、中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從外貿對於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的是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中國長期的動態比較優勢來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

中國約2千萬農民工失去工作返鄉

中國新聞網
2009年02月02日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今日表示，按照推算，中國1.3億外出農民工中，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占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5.3%。

陳錫文在國新辦今日舉行的新聞背景吹風會介紹了保持農業穩定發展，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等方面情況。

陳錫文表示，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由於外需的減少，特別在沿海發達地區，過去主要從事外貿的企業遇到了一些生產上的困難，所以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的農民工失去了他的就業崗位。在年前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佈會上曾經講到過，全國據目前的統計，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的總量大概是一億三千萬人。

陳錫文說，在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一次抽樣調查中，一共調查了農民工輸出比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進行的抽樣調查情況來看，到年前(春節前)大概返鄉的農民工佔到38.5%。在返鄉的農民工中間，有60.4%的農民工是正常的春節回家探親，也就是他在城市的工作仍然是保留著的，節後他會回去正常上班。也就是說返鄉農民工中，用39.6%的人是屬於失去了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

陳錫文稱，根據這個數字測算，在一億三千萬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中，總量來看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按照15.3% 這個數量推算一億三千萬外出農民工中，大約有兩千萬的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應該說黨中央和中國政府對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是高度重視的。

陳錫文表示，去年12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出了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其中有六條大的政策。主要的政策大概有這麼幾個方面：一是鼓勵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盡可能不解雇或者少解雇農民工；

二是對暫時沒有工作的農民工，各級政府都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以增強他們的就業能力；

三是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去就業，對於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去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四是政府採取一系列支持和補貼的辦法，幫助農民工回鄉以後自己創業；

五是要求各地切實保障外出農民工的土地保障權益，回來以後如果確實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家裡的承包地還在，還可以保證他的溫飽。同時還要求各地的黨委和政府要重視農民工工作，特別在當前，要做好監督企業對農民工工資的發放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經費的繳納等等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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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文在回答記者有關突發性群體事件處理辦法時表示，由於一些地方經濟發展中科學發展觀貫徹得不夠，所以個別地方出現了損害農民利益的這些現象，處理不好，引起了突發性的群體性事件，會造成很大的損失，也會造成很不好的影響。黨中央、國務院對處理這類問題的原則歷來都是非常明確的，主要是：

一是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這樣一個理念。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產生矛盾的問題，防患於未然，未雨綢繆。比如像今年的1號文件裡頭就明確地提出，高度重視農村的社會穩定工作，很關鍵的是要妥善地解決好農村的征地、環境污染、移民搬遷以及集體資產的處置這樣一些比較敏感的和農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這些矛盾和問題，平時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處理好這些問題，避免這些矛盾的激化。

二是一旦如果發生了突發性的群體事件，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到第一線，直接到群眾中去面對面地做解釋和說服工作，不能領導幹部躲著不出來，就讓公安部門、警察到第一線去，這樣容易激化矛盾。除了發生打砸搶燒這些不幸的情況之外，原則上不能動用警力，應該由黨委的各級幹部到第一線去做好群眾工作，化解矛盾。

三是事態平息之後，要迅速地總結教訓，該追究責任的要追究責任，同時要制定出整改方案，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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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文說，總體來看，容易引發農民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土地徵用；二是環境污染；三是移民搬遷；四是集體資產的處置。引發這些問題，我想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有些地方在經濟發展中不注重科學發展觀，單純地追求GDP，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二是存在著一些地方的幹部有腐敗的現象，所以才會導致這樣的群體性事件。

陳錫文表示，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失業，回到鄉村以後，他們的收入怎麼辦？他們的生活怎麼辦？這是對今年社會穩定方面增加的新的因素。剛才講到，如果按照現在的抽樣調查，有2000萬原來已經出去就業的農民，現在失去了就業崗位回到了農村，再加上過去幾年，我們平均每年大概有600-700萬農民可以增加到外出打工的隊伍中去，按照這個算法，今年有2500萬農民就業壓力比較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保就業、保民生就是保農村穩定。（中國網直播文字整理）

一個美國女性看中國「二奶」

蕾切爾．德沃斯金
《海外文摘》
2007年2期

蕾切爾．德沃斯金，中文名杜瑞秋，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畢業，上世紀9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並因受邀拍攝了電視連續劇《洋妞在北京》為中國觀眾所認識。

去年夏天有次和朋友一起吃飯，在北京一家很有情調的餐館。老友唐帶來一位身穿牛仔、皮靴，身材高挑的女孩，向我們介紹說是他的女朋友。在座的六個朋友沒有一人表示了絲毫的尷尬——儘管唐早已結婚，有兩個孩子，而我們都認識他的妻子。如今在中國帶著情人參加聚會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何況是在這樣一家高品位的餐廳，能負擔起這裡消費的絕不是一般的工薪階層。

我問唐的女友：「你是做什麼的。」雖然問題有點唐突，但她看上去並不介意。

「她是電視節目主持人，」唐代她回答道，「很知名的。」說完不無得意地摟住她的肩。

我仗著自己是外國人的優勢，繼續假裝不懂地問她：「那你就是他的二奶?」在座的朋友聞言均大驚失色，齊刷刷地看著我。她並沒有生氣，笑著對我說：「你的中文很好嘛。」彷彿對我知道這個詞彙感到有些意外。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中國生活過6年，現在幾乎每年我都會來這裡。凡是在中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很少有不知道「二奶」這個詞的。她們通常出現在有錢的商人身旁，穿著Prada皮鞋，戴著鑽石首飾，挽著Gucci的手袋，開著寶馬，出入各種高檔會所，住在幽雅的別墅裡。雖然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而30 歲之後大多都面臨著被拋棄的命運，但在實際生活中她們的出現卻越來越普遍，有人羨慕，有人鄙視，在本質上，她們的身上都附著張藝謀導演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鞏俐所飾演的四姨太的靈魂。

在美國，情婦以及相關事宜通常都是極為保密的，在歐洲，這同樣是一件相當私密的事情。但在中國，她不僅能給你帶來快樂，還能給你帶來面子。情婦的生活質量通常是她情人的經濟實力的表現，她的美貌程度是他品位的標誌，她的職責既包括私下的溫存，更有公共場合的交際。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以及生活理念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如今中國公民當中，既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也有世界上最貧困的人群。貧富差距的加大更把女性置於一個非常脆弱的地位。正如中國上百萬的企業家希望自己成為下一個百萬富翁、歌手夢想自己成為下一個超級偶像、女演員成為下一個國際巨星一樣，處於情婦或二奶地位的女性們也希望自己在這條道路上走出一片前景。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黃盈盈認為，中國的性產業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內部結構——它根植於中國封建傳統，映射著中國現代社會。而在這一複雜產業內部，「二奶」無疑是地位最高的一種形式。有時候她們的工作和愛有一些關係，但不管怎樣，她們也是接受禮物和報酬的。如果她收到的只是禮物，那她只能算是情婦：如果禮物是在某種服務後馬上給的，那她的角色介於情婦與二奶之間：如果禮物直接變成了錢，那她就成為了二奶。黃盈盈說，一部分女人完全是為了錢，另外一部分女人是為了愛，但大部分是兩者皆為。

此外，在中國，依據不同男人不同的經濟實力，許多常年在外的生意人養二奶不是因為奢靡，而是為了經濟實用——再養一個家比老住賓館更便宜，而且還有人照顧生活，幫著做些如交電話費、訂機票、買事務性的禮物等等瑣碎的事情。

我曾經問一個中國朋友，既然他承認愛情人更甚於妻子，為何不乾脆和妻子離婚?「為了方便。」他平靜地說道。他們的婚姻能讓他們的父母高興，他和妻子也都能從中得到一種安全感和安慰感。至於浪漫柔情，他們則另覓他處。

現代生活的種種壓力使婚姻更傾向於一種利益的組合，與愛無關。正是這種潛在的規則導致了二奶的出現。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的離婚率翻了數番。據民政機構統計，1980年有34萬對夫妻離婚，1990年有80萬對，2000年有121萬對，2005年有133萬對。為了遏制婚姻不穩定的趨勢，2000 年中國頒布新婚姻法，明文禁止「婚外同居」，情節嚴重者可被判處最多兩年徒刑，當丈夫被判定有婚外情時，妻子有權繼承丈夫的財產。

這種法律援助對於婚姻狀態有否幫助我們且不論，它倒是促進了一種行業的發展，那就是由起疑心的太太們僱傭的私家偵探。在二奶最為普遍的城市，如深圳和上海，這樣的私家偵探數不勝數。在中國的電視劇中，婚外情早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題材。在腐敗案件的調查中一定會有個二奶出現，這與西方腐敗官員和自己的女秘書必定有一腿一樣，已經成為某種定式。

近年來，在上海、廣州和深圳興起了許多「二奶村」。這些居住小區通常靠近機場，周圍儘是酒吧、美容沙龍和按摩院。上海虹橋機場附近的某住宅區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此附近有6家美容院、1家星巴克和4家按摩院。星巴克裡通常有七八桌客人，全是年輕女性，喝著茶或咖啡，交談著、輕笑著，聊著男人、房子或旅行的話題。在家樂福裡絲芙蘭的專櫃前，我看見兩個20來歲，打扮非常時髦的女性在挑選化妝品，不一會兒她們就拿著挑中的商品去結賬，這幾瓶化妝晶的價格超過了上海的月平均工資1838元。

古北是上海發展非常完善的生活區。許多女性開始是在這裡的某家店舖工作，然後各顯神通，為自己找一個有錢的男朋友，搖身一變就成為這裡的主人。一家沙龍的女老闆告訴我她已經34歲了，很想結婚，但找不到合適的對象。這些二奶們就是造成她困境的原因之一。

我問她有沒有想過選擇和她們一樣的生活方式，她回答說，一方面她寧願自己工作，另一方面她的年齡也不允許她選擇這種生活方式。關於二奶討論得最多的有兩個話題：一是這樣的女人到底是為了錢，還是為了愛，另一個就是關於年老色衰的二奶被拋棄的命運。

在上海流傳很廣的一個有名的二奶的故事正好涵蓋了這兩大主題。一個中國女孩在二十出頭時成為一位已婚外國大使的情婦。他在中國任職的3年裡，她一直是他的二奶。當他離職回國時便把這個女孩介紹給了自己的接任人。而當這個接任人離職時又很有禮貌地把她留給了下一任。於是這個女人變成了有名的「大使二奶 」，一種原本很私密的個人關係竟然變成了一種制度與程式。當第四任大使上任時她已經三十好幾了，而他對她再無興趣。據說，風韻猶存的她通過郵購新娘的網站最終嫁給了一位澳大利亞農民，遠離城市，過起了悠閒的鄉村生活。

除此之外，我還聽到過很多不如這位「大使二奶」命運的女人的故事。26歲的小林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國際導遊，她認識很多二奶，非常理解她們的生活。小林的一個朋友給一位香港商人做了7年二奶。如今她30歲了，香港商人拋棄了她又找了一個19歲的女孩，剩下她一人沒有學歷，沒有工作，沒有前途。其實在封建中國，年紀大的姨太太並不會被拋棄，她們會和新姨太住在一起，即使不能和平相處，但起碼還是有生活保障。但在現代中國，尤其是在城市中，養一個二奶的高額費用讓她們不得不面臨被拋棄的命運。小林的朋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那個男人最終和妻子離了婚，但他仍然不會和她結婚。即使結婚了又怎樣，難道他就不會在外面再找一個二奶了嗎?小林說：「那樣的話她至少可以有個孩子。一旦有了孩子，他也許會照顧他們一輩子的。」

中國直到清朝還有學者為一夫多妻制辯護，堅決反對一妻多夫。最著名的詮釋就是：「一把茶壺總是配有4只茶杯，你見過一隻茶杯配有4把茶壺的嗎?」我的熟人中，雖然有很多人承認他們有婚外情，甚至有的男人表示並不干涉妻子「自己的事情」，但已婚女人不會公然帶著情人參加聚會。

2006年8月的一期《中國日報》(中國規模最大的英文報紙)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在中國東部某城市開張了一間「洩憤」吧，顧客可以對那裡的男服務生拳打腳踢發洩憤怒，而光臨該店的顧客絕大部分是酒吧或美容院的女老闆——一些憤怒的女人。

中國去年煤礦死亡率"明顯下降"

BBC 中文網
2009年1月28日


煤礦工人：工作環境依然危險
中國安全監管總局表示，去年死於煤礦意外的人數為9.1萬，是1995年來首次低於10萬。

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由07年的1.485個，下降到去年的1.182個，同比下降20.4%。

全國煤礦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19.3%和15.1%。26個產煤省（區、市）中，事故死亡人數下降的有20個。

同時，較大事故明顯下降。全國煤礦較大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34.1%和34.4%。

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監局局長趙鐵錘指出，去年煤礦安全生產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實現了"三個明顯下降"。

不過趙鐵錘指出，黑龍江、河北、山西等地相繼發生多起煤礦瞞報事故，性質十分惡劣。

他還表示，一些地方和企業對重大隱患排查治理重形式、走過場，大量的隱患和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中國小煤礦數量占礦井總數的近80%，2008年，小煤礦產量僅佔全國總產量的35%，而事故死亡人數高達73%。

小煤礦共發生26起特重大事故，佔全國煤礦重特大事故總起數的68%。

趙鐵錘表示，去年各級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共組織查處煤礦事故1091起。

已結案的19起特大事故，共查處相關責任人315人，其中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132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62人。

曹征路新著 ： 長篇小說《問蒼茫》

《問蒼茫》

曹征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初刊於 《當代》2008年 第六期

http://www.dangdaizazhi.com/dangdaizazhi/ShowArticle.asp?ArticleID=7828

( 1) 《當代》的簡介

身為私企的黨委書記，領著資本家的工資，面對勞資糾紛與衝突，他該替誰說話？過去從屬政治，現在依附資本，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又該去何處尋找家園？ 很真切的困惑，很現實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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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鳳凰網讀書頻道
2009年1月05日

第一部用中國現實闡釋《資本論》的小說。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改革開放版。

農民進城成了工人；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成了CEO；大學教授成了資本顧問；村長變成了董事長……勞資關係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這給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劃分會帶來什麼新的變化？《問蒼茫》用驚心動魄的故事，鮮明個性的人物，深沉銳利的思考觸摸社會現實，考量《新勞動合同法》的利弊得失，追問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世界工廠"中國的未來走向……《那兒》的作者曹征路再次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資本運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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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的工人長什麼樣？
余新
文學報
2009年1月15日

從《那兒》、《霓虹》到《問蒼茫》，曹征路對轉型時期工人階級歷史地位的思考一以貫之。只不過這一次的「工人階級」不再是為民請命的工會主席，也不再是以淚洗面的下崗女工，而是一群屬於這個時代的新型工人形象。

小說從一次罷工的現場開始寫，以後又寫了兩次罷工，但罷工卻不是小說的主要事件，它只是人物成長的三個台階。貫串人物柳葉葉是一個善良純潔的打工妹，她懷著「每個人都可以當太陽」的浪漫想像在深圳打工。當生活的本相逐漸顯露的時候，也經歷了迷惘、疲憊、麻木、逐漸警覺，直到圍繞著工友毛妹負傷毀容和最終自殺，柳葉葉才真正明白了老闆和打工者之間永遠橫著一道鴻溝。經過痛苦的抉擇，柳葉葉走上了一條為工人依法維權的社會工作者道路。

另一個貫串人物是公司「書記」常來臨。退役軍人出身的常來臨一心想成為干群溝通的橋樑，而他卻逐漸發現自己的無力:在老闆面前他代表工人，在工人面前他代表老闆，最終他卻什麼都不是，只能以身試法確保他做人的底線。歷史轉型時期，意識形態矛盾的內在性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作為工人階級命運思考的底色，小說還塑造了一系列知識分子、外企老闆和當地農民幹部的形象，是他們共同營造著這個資本世界的文化意識法則。

與大量描寫底層人物的苦難悲情敘事不同，小說沒有大開大闔的戲劇性衝突，每個人物都有他們各自的生存信念和合理行為，很難把他們歸類為好人壞人，但通過大量的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和推進，他們共同演繹著這個時代的悲喜劇。由此，讀者看到的悲劇不過是普通生活的一幕而已，他們的苦難並無特別之處，在群體命運邏輯中甚至接近於「無事的悲劇」。正因為這種非個體的常態性和規律性，他們的苦難生活、他們的悲劇性格才具有了典型價值，具有了「類」的指向，具有了「引起療救注意」的呼喚意義。同時，與這些嚴肅的、必然的本質規律相適應，在敘述語調上，小說不指向情緒的宣洩和放縱，相反，它大多是內斂的，平實的，因為它不願以辭害意，不願故作高深，它要呈現的是生活的本真，而這正是作品的大氣與高度所在。（實習編輯：楊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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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長篇小說梗概
曹征路
文學報
2009年1月8日

小說中有著一群在社會發展中追尋自我位置與價值的人們，他們身上既有現代工業生產的階級特徵，又有著屬於個人化的身份標識。從打工妹柳葉葉，到公司「書記」常來臨，到中層領導趙學堯，他們在奮鬥中迷惘，又在疲憊中漸漸覺醒。在對這群人生活狀態的真切刻畫中，讀者可以窺見社會發展的點滴印記。



1

柳葉葉頭一回參加罷工是一個刮颱風的下午，颱風的壯觀激烈似乎給了罷工一個理由，有人喊不幹了，於是就罷工了。其實心裡也都明白，儘管對公司用工制度不滿，只是誰也不清楚罷工意味著什麼。罷工對於這些付出「開處」代價的山區女孩子就是有機會逛逛街穿穿漂亮衣服，唯一操心的事是今後有沒有加班費拿。

軍人出身的常來臨原先是粵北一家小廠的領導，下崗後托親戚的關係來到寶島公司，三個月裡只參加過一次莫名其妙的招工，並不被老闆看重，他只是一塊在大陸還能通行的「書記」招牌。但他很快就看出，這家所謂的高科技公司只是做貼牌加工的台資工廠，他們賺錢的秘訣就是利用六個月試用期發生活費的用工政策，不斷地招收辭退工人。直到工人罷工，老闆有壓力了才開始啟用他來安撫工人。常來臨用國營企業傳統政治思想工作的辦法穩住了工人，並說服老闆改變這種野蠻的用工制度、調整工作機制，使企業渡過了難關，但卻得罪了人事部經理馬明陽。經過一番較量，常來臨終於擊敗了馬明陽，得到了美麗女老闆的尊重和工人們的信任。

好學要強的柳葉葉對常來臨非常崇拜，相信他說的「在深圳人人都能當太陽」，她去讀夜大學，義務獻血，努力工作。在她看來一個男人拒絕送上門的女孩子，簡直就是天人，曾經的傷痛成了她的成長動力。當別的女孩子選擇另類道路時，當自己成為流水線上麻木的機器時，她都不曾動搖，甚至在心裡暗暗把常來臨當作夢中情人，決心做一個讓他滿意的好工人，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白領。而常來臨也看重柳葉葉的才華，在企業文化活動中有意培養她成為打工詩人，並從她的詩中受到啟發，在公司裡開展「算算寄給家鄉親人多少錢」活動。這個活動受到各新聞媒體的關注，於是逐漸扭曲成了「深圳養活了多少人」，最後演變成「誰養活誰」的大討論，這才緊急剎車。儘管這是個教訓，卻受到了在幸福村當顧問的趙學堯教授的注意，他推薦常來臨去參加黨建工作會議，寶島公司也得到了「黨建工作優勝單位 」的錦旗。

趙學堯闖深圳本來是盲目的，十分落魄的情況下經學生何子鋼點撥策劃來到幸福村落草。因為何子鋼認為深圳的城市化過程是蓋房子蓋出來的，上面最擔心這裡培育了一個龐大的食利者階層，因此取消農村戶口和推出農民的帶頭人典型是個必然趨勢，這好比買股票要買那些潛力股。但開頭趙學堯並不適應，他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議分文不值，村長文念祖需要他僅僅因為他是高級知識分子，帶出去有面子。他的任務實際上就是陪情婦遲小姐插科打諢跳跳舞，比二奶還不如。這期間他認識了一個有思想的青年工人唐源，覺得跟他談談話還有點意思，但唐源的鋒芒畢露又讓他如芒在背，被看穿了似的不舒服。半年後，城市化果然開始了，這時文念祖也有了想到台上坐坐的要求，於是替他揩屁股成了趙學堯的工作。真正令趙學堯大出風頭的事是平息了一場罷工，並且暗示村裡炒掉了唐源，這些成績使他有了進入了核心層次的感覺。他終於認識到文念祖的私事就是自己的公事，把文念祖推出去正是自己的歷史使命，並且相信自己正在寫的一本書真正抓住了中國變革的那根筋——從此把那些淺薄的經濟學家一掌打翻在地，幻想著鮮花和掌聲，和媒體的輪番轟炸。

2

寶島公司的老闆、美麗的陳太越來越依靠常來臨，這使他決心成為一個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以公司為自己的事業。有一次公司為了在美國黑石集團拿到更多的訂單，把利潤從九分錢降到八分錢，常來臨動員工人義務加班，並且打出了為民族企業爭氣的旗號。老闆的弟弟有白血病需要大量換血，他又建議將弟弟接來大陸，動員工人們愛心獻血。他富有激情的演說不僅感動了工人也感動了老闆，竟然主動向他示愛。

已經當上拉長的柳葉葉也沉浸在幻想中，常來臨在她頭上拍拍也讓她有了電擊的感覺。她的詩登上了報紙，打工詩人的光環，編輯的慇勤都令她興奮。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工友張毛妹在一次火災事故中奮力去撲火受了重傷。公司聘請的律師讓柳葉葉寫一個毛妹家庭生活困難的證明，她原以為是要優待毛妹，因為毛妹的重度毀容，已經無法繼續工作了。誰知公司認為毛妹有可能利用救火故意弄傷自己的臉，多要賠償金。她去找常來臨，常也認為有這個可能。公司裡到處風言風語，說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可能愛公司？明擺著是碰磁。這種冰冷誰都不懂，張毛妹說，他們怎麼會這麼想？他們怎麼想得出來？柳葉葉覺得冰山在崩塌。

事實上公司已經三個月沒發工資了，一場火災令陳太心灰意冷，弟弟去世了，這種貼牌生意本來就難做，加上高額的賠償金，她已萌生退意。

此時被辭退的馬明陽又出現了，他周遊世界考察了全球的勞務市場，開了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第一筆大生意就是辦一個規避《勞動合同法》的「技巧培訓班」。而陳太不但與這個貪污過她錢的小人來往頻繁，而且要求常來臨要向他學習市場頭腦。在酒宴上馬明陽大談中國的人口紅利，認為這個時代需要新的社會倫理，得到了趙學堯何子鋼等人的喝彩。於是七嘴八舌湊成了一個新「三綱五常」:西為中綱，官為民綱，資為勞綱，和權、錢、信、愛、恥。趙學堯聲明要把「新三綱五常」寫進他的書裡。這些都令常來臨既妒忌又困惑。

穿著惠安女服裝的張毛妹在工友幫助下找了個種菜的活，決心一邊掙錢養活自己一邊等賠償。幫她的公民代理就是離開幸福村的唐源。但勞動仲裁要半年，打官司要兩到三年，而柳葉葉千方百計去找媒體尋公平，最後又回說她這個事沒有新聞賣點。在公司的美麗老闆上電視演唱《感恩的心》的那一晚，毛妹從公司樓上跳了下來，身上穿著工作服，懷裡抱著惠安女的衣服帽子，她希望帽子遮住自己的臉。

趙學堯如今已經意滿志得，成功地把文念祖塑造成精神文明典型，成功地迎來省委領導的視察，成功地完成了又一本著作，同時舉辦了客家文化節。可有一天他碰見了唐源，曾經的負疚感令他格外熱情，但聽說唐源還在為工人打官司，就忍不住教訓幾句，不料卻碰得鼻青臉腫。

3

毛妹之死令陳太下了決心，她把公司托付給了常來臨，走時依依不捨，說是出去找錢來救公司。常來臨相信她的魅力，並以堅守陣地的勇氣在維護最後的殘局，幫陳太把貨出掉。然而公司的香港僱員也撤了，文員和工人都產生了懷疑，常來臨還在苦苦掙扎，趕在年底的最後一天成立了工會，自任工會主席，代表工人表示信心。直到公司罷工了，幸福村出錢買通文員來維穩了，馬明陽都在跟他談命運了，這才如夢初醒。軍人出身的常來臨在最後時刻選擇了做人的底線，他看清了自己的兩張臉，他讓大家到公路上去堵車，他知道真把事情鬧大了政府自然會來買單。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就像萬花筒中的一粒紙屑，無法選擇位置，只能跟著潮流組合到那些奇形怪狀的圖案中去。

莫名其妙被抓進去的柳葉葉又被稀里糊塗放了出來，她領到了欠薪，也得知毛妹父母拿到了賠償金，並且磕了許多頭。這一切都令她暈頭轉向，內心卻在流血。回家心不甘，繼續打工又不情願，她來到了唐源的春天勞動爭議服務社。唐源給了她一個大學老師的課題項目:找一間來料加工企業做調查，其間要有與管理層溝通，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於是她便化名進入一家玩具廠做普工。由於身份的變化，她發現自己突然和從前不一樣了，那些工人的膽怯和忍氣吞聲正是自己從前的影子，而現在管工和主管的水平看來還不如自己。她敢和工廠老闆交流看法，引起全廠轟動；她去辭職並且能拿到辭職工資在全體工人眼裡簡直就是奇跡；她走了以後這家工廠工人要求改善工時取得成功，而且還準備成立工會。

有一天何子鋼約趙學堯出來喝酒，百般諂媚令趙學堯警覺，原來趙學堯的書已經出來了，只是作者變成了文念祖。說你既然樹起了這桿旗，就應該把它樹到第一排去，現在敵人也都參加理論建設了，人人手裡都有了著作。趙學堯承認這一手幹得漂亮，只好開價一百萬。出來後他給即將出國的遲小姐打電話，想在遲小姐身上找回平衡，遲小姐的挑逗和挖苦終於讓他腰疼不已，覺得再也直不起來了。

與此同時唐源的服務社卻不斷受到挫折，不但成立勞務工協會的要求不能批准，而且在珠三角地區廣泛存在的公民代理也受到了威脅，被一些部門指責為「黑律師」，要取締。但勞動爭議是一塊巨大的法律蛋糕，當政府公義不能到達的地方，民間NGO組織和公民代理實際上在做政府應該做的工作，而新勞動法的實行無疑擴大了他們的空間。在一些做社會調查的大學生們努力呼籲下，他們終於得到了政府的許可和來自工會方面的默許。然而就在春天服務社獲得很大發展，有一次柳葉葉在外地醫院做工傷探訪的時候，服務社被砸了，唐源也被砍斷了一條腿。在醫院裡，這個曾經被柳葉葉譏諷為「賴湯圓」的人，此刻在柳葉葉眼裡忽然親近起來，她終於明白了啥子叫事業，明白了自己是個啥子人。

「左翼文學」傳統的復甦和它的力量

——評曹征路的小說《那兒》
季亞婭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05年 第1期

如果用一種創作上的傾向來形容「左翼文學」，「左翼文學」傳統應該是這樣一種傳統：它以骨肉相親的姿態關注底層人民和他們的悲歡，它以批判的精神氣質來觀察這個社會的現實和不平等，它以鮮明的階級立場呼喚關於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理想。代表一種思想政治傾向的「左翼文學」傳統，從上世紀20－30年代以先鋒姿態出現開始，經過延安文學，17年文學再到文革文學，它經歷了從「異端」到「主流」，又從「主流」復歸「邊緣」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 一直處於被壓抑、被冷落的狀態，這其中有各種複雜的社會因素，也和「左翼文學」自身的僵化和喪失活力有關。但無論如何，「左翼文學」已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經過半個世紀的體制化的灌輸，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意識深處，成為集體無意識，並且深刻的影響到中國的現實」¹，「在當前和未來的文學創造中，可以繼續提供給我們資源性的東西」²。今天，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語境下，左翼文學的「這種『異質化』，這種『異類』的聲音，更表現出它的意義和價值」 。

曹征路的《那兒》（發表於《當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氣質和血統標識的作品。小說描述的是某礦機廠工會主席「我小舅」試圖阻止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失敗後自殺身亡的故事。與其它反映國企改革的小說不同，《那兒》不再以「分享艱難」的姿態站在政策制訂者一邊來強調國企改革的歷史合理性，而是側身於改革中 「沉默的大多數」的情感和立場，描寫他們的被壓抑、被損害的命運和顯然是力量懸殊的抗爭。如果說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 80年代的「改革小說」講述的是一個「結束過去，朝向未來」的現代性神話，《那兒》所書寫的就是這種現代性的代價和對這種現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說以《大廠》為代表的90年代「現實主義衝擊波」講述的是一個各階層的人們共同「分享艱難」的故事，《那兒》要說的是這種艱難最終卻由底層人民來默默承擔。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小說第一次描寫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下崗工人們的抗爭和反抗，更通過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這種抗爭和反抗與革命史上的工人運動相聯繫，從而暗示了這種反抗的「合法性」和歷史必然性。這不僅使得他的作品帶上了鮮明的階級立場和情感傾向，而且具有了與當下文學不諧的某種異質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別意味的是，這種異質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義上理解少數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數人的異質和反叛。這讓我們確確實實聞到了歷史深處的某種氣息 ——「左翼」文學傳統的氣息。「政治家關注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文學家卻必須關注車輪碾過的那一抹鮮紅」³。或許如小說所言，「小舅」的鮮血最終被歷史的大雪所掩蓋，文學卻必須記載這鮮血、這掩蓋和伴隨這場大雪飄落的徹骨的寒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關注和討論這篇小說的價值。可是，我們還必須追問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樣一篇小說會受到我們的關注？它滿足了我們怎樣的期待視野？

如果說，成功的現實主義作品能為讀者提供一面意識形態詢喚之鏡，使我們每個人在這面鏡中照見自己，那麼，對一篇現實主義小說的關注，必然投射著讀者的某種現實情懷，寄托著某種共同的情感體驗。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指出有些國有企業改制「對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蝕」，「為了制止或糾正這些他們認為是對他們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剝奪，他們甚至開始用對抗的方式進行抗議」⁴。這些都對「私有化」與「市場化」的經濟改革思路反不無反省意識。《那兒》是對這種反省意識形象化的呈現。它把反思國企改革這樣一個敏感的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命題，變成了作品中如臨其境的對這個「過程」的描繪。面對這樣一個日益市場化與同質化的世界，《那兒》以一個人悲劇性的抗爭，展示了被拋棄者在這一過程中的絕望，更將這種絕望與抗爭演繹成一曲盤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納雄奈爾」的主旋律。小說中的工會主席「我小舅」是一個新時期工人領袖的悲劇形象，在他周圍環繞著諸多矛盾：他反對「化公為私」的改制，力圖阻止廠領導和將入主企業無恥的貪污掠奪行為，但「工會主席」、「省級勞模副縣級領導」的身份，使他與普通工人不處在同一「利益集團」，不能「代表」他們去反抗。當最後工人終於受其感召起來反抗時，現實再次無情地出賣了他。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只能選擇了自殺。當小說結尾處，絕望的「小舅」用空氣大錘砸碎了自己的頭顱，一曲久違了的關於公平和正義的《英特納雄奈爾》再次在我們的心中響起。小說的標題「那兒」就來自於「英特納雄耐爾」最後兩字的口誤。顯然，作者是想向我們暗示這樣一個問題：「英特納雄奈爾」所蘊涵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理想及其實踐，作為一種保護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為我們借用的歷史資源，為現代性的發展開闢另外一種可能性？

《那兒》的人物描寫帶著「左翼文學」特有的神性光輝。李楊在談到「左翼文學」時曾說：「革命對日常生活的超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革命的神性色彩，在這個層面上，神性體現為對世俗性的超越。神性將個體從具體的規定性中抽像出來，使個體疏離於現實，成為一種新現實。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革命實際上內在地暗含著一個使人成為神的過程。革命的神性力量，使個體突破日常倫理的行為獲得了直接通向終極的價值確認，進而使『人成為神』」⁵。「小舅」這個人物似乎一開始就具有理想主義的本質：不考慮個人利益得失，一心為工廠和工人利益著想。就連他的親人「我」看來，這「也太崇高太偉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小說多次描寫「 小舅」神話般的傳奇經歷：他文化不高，但膽識過人，青年時代當技工時就曾有過為國爭光的輝煌歷史，而他北京上訪的經歷則可謂智勇雙全。在維護工人利益和保護國有資產流失上，他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最終以自殺的方式來祭奠自己的理想。就連小說設置中顯然和「小舅」具有同構性的「義狗羅蒂」，也具有與眾狗不同的忠義和剛烈，被拋棄在異鄉後百里尋家，不能忍受再度被驅逐的命運，竟從龍門吊上跳下自殺身亡。小說提到「小舅」的臉上有「一種神性的光輝」，提到他在社會轉型期的「歷史使命」，更借用下崗工人組成的教友會裡歌頌主的讚歌來讚美「小舅」。顯然，作者是把「小舅」當成了工人階級的救世主來描述。為了使「小舅 」這種明顯不同於普通工人的品質合理和可信，作者為他設置了「工人運動英雄」的家庭血統，向血統和出身來尋找「小舅」崇高品質的來源。這又讓我們想到左翼文學作品的借用「血統」表現「階級屬性」的慣用手法。這似乎也體現了作者的無奈和苦心，現實生活中「小舅」這樣的人物到底是否存在？但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小舅」這個人物形象的價值。面對超越凡俗的「神性光輝」，我們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真實一旦和信仰相聯繫，它就不再存在於我們的感覺裡，而存在於我們的理想和希望之中。類似的還有小說神話般的大團圓結局，這種想像性的解決方式也許並不意味著虛構，因為它恰恰就是人們願意看到的解決方式。如果一種關注現實的文學不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希望，寄托我們的理想，那我們是否需要這種文學？小說感動我們的，恰恰是這些對凡俗生活的超越。

這樣強調《那兒》的階級立場和傾向，也許會讓人忽略作品本身的豐富性和多義性。事實上，任何一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作品，都不可能簡化為某種單一、純粹的意識形態，《那兒》也是如此。仔細研究，可以發現小說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立場：「小舅」的理想主義方式的抗爭立場，「我」所代表的知識分子啟蒙主義立場，「我媽」和工人們所代表民眾立場。對於「小舅」的似乎是螳臂擋車的反抗，我先是一副見怪不怪的不以為然，「這種事早就不稀奇了，連新聞價值都沒有，礦機廠要是以一塊錢轉讓那才叫新聞」。但逐漸，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我發現我也染上了某種宏大的毛病，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帶回一點好消息回來，居然」。而「 我媽」代表的市民的態度則是，「誰愛貪就叫他們貪去，他能把長江水都喝乾嗎？咱們安安分分過咱們的日子」，「這年頭沒有是非只有利益，誰出頭誰倒霉」。這些立場互相交織並試圖說服對方，終於因為「一種絕境中生存的本能」，抗爭立場佔了上風。作為知識分子的我最終對小舅的認同和讚賞，體現出作者的某種民粹主義傾向。小說中寫到，股權認購風波後，「我」離開報社，選擇了在工地上做民工，「什麼也不想，只是為當天的工錢擔心。」 這不禁使我們想起 「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思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批判現實的故事，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走向底層的故事。小說中所體現的這種思想的複雜性，各種話語眾聲喧嘩的狀況，甚至使我們想到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小說」。

雖然作者在談到小說的寫作時聲稱，「不要形式，不要技巧，只要說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一點點率真」⁶。 但我們還是說，與反映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那兒》在藝術上還是有特色的。這不僅體現在精心設計的主副線同構的藝術結構，刻意追求糙感和質感的工人階級式語言，更涉及到作品的藝術風格和筆調：作者寫到「羅蒂 」和「小舅」的筆調是溫情和理想化的，寫到自己和父母等人物時是略為嘲謔的，寫到著名作家「西門慶」和領導們時則是尖刻辛辣的嘲諷。作者對義狗「羅蒂」和 「小舅」的故事的同構化處理，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劇氣氛和象徵意義。政治和市井流行話語的反面運用和略微誇張的人物描寫則帶來了些微的反諷效果，這使得小說接近但又有別於新聞報道式的直錄筆法，更體現出作者在諷世和救世之間的猶疑。這些都是作者的用心之處，體現了作者對「這種關注做審美展開的耐心」⁷ 。曹征路有自己的文學追求：「在主義之上我選擇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⁸。當本質純粹的先鋒文學和紅男綠女的慾望書寫充斥著整個文壇，曹征路走向了當下和底層，並以切膚的疼痛說出了被忽視了和壓抑的真相，這就是曹征路感動我們的獨特魅力。

我們談論《那兒》的「左翼文學」特徵，仍然要保持對這個立場的警惕。即我們不要以一種二元對立的方式站在所謂「左翼」的立場來描敘和看待這個世界。事實上，所有的描寫都是一種遮蔽。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現實主義仍是一套高超的修飾、剪輯、刪改、和塗抹技巧，但是，作家卻聲稱這是一種如實的反映。總之，符號的刻意表現被毫無戒心的當成了客觀再現時，這種表現所敘述的意義就會得到不知不覺的認可」。《那兒》在堅持它的工人階級立場時，也就放棄站在其它立場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在這個意義上，我願意把《那兒》稱為一部單純的作品。但是，正因其單純，它保留了銳利和鋒芒。只是，這種銳利和鋒芒，在全球資本主義來臨的今天，似乎注定了它邊緣的命運。畢竟，借用這種過去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遺產的書寫方式是否有效？「階級」和「階級壓迫」這些50－70年代的官方概念，在《那兒》中獲得了「現實對應物」，可是，在經過90年代大眾文化的消解之後，這套話語方式是否依然有著「意識形態詢喚」的力量？也許我們不得不說，左翼文學一體化和體制化的時代已成過去，但是，它對現實的批評性和干預性，它關注時代、歷史和底層的價值立場，它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呼喚，仍然彰顯出它的價值。至少，我們看到，《那兒》的種種努力，為一種似乎已經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學再次注入了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左翼文學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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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載《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4年第2期。

3 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第59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4 陳峰：《國企改制與工人抗爭》，此文曾以英文在2003年4月的MondernChina上發表。

5 李楊：《50—70年代文學經典再解讀》第19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7, 8 曹征路：《是抗爭，也是逃避》，載《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4年第lO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