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 苦勞網
2008/11/11
林柏儀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集遊惡法修法聯盟成員
一、
作為一個自我認同是「學運、社運小圈圈」中一分子的人，面對這波新興學運，想必是既興奮又焦慮的。興奮於年輕人還是有巨大的行動可能、面對此種明顯荒謬的國家管制，還是會挺身而出；焦慮是他們能否更走入社運一些？還是可能停留在「純潔學運」的光環下？我個人是覺得，或許，多拉一個是一個，找機會，讓社運的能量能和「他們」產生連結。所以我很支持社運的人進場，讓這次原本起因於某種民族主義、民主化、甚至部份有關藍綠黨派的議題，能夠社運化、激進化、持續地留下來。
二、
昨天去參加政大社會系學弟主辦的「關於此次學運政大場的討論會」引言，學弟辦這活動感覺很好。短短不到一天的宣傳，前來的人們盡然就把期刊室給塞滿了。很多過去未曾謀面、或者認識但未討論過運動的朋友，對這次的運動都很關心與焦慮。我遇到一位大學同學，現在來政大念公法組博班了；溫和敦厚的他，很期待政大學生能在此次行動更有組織與發展。雖然短期間不知道會有怎麼樣的發展，但我感覺到了不少希望、活力。特別是，在那個期刊室，我們竟然真的可以用那些批判的社會學語言，來針對台灣社會和國家的實際問題盡情批判（相形之下，以前這麼做多少會有點「怕怕的」）。這是我覺得過去所沒有的，連關主任都來了呢。
三、
網路上和座談上不少人抱怨這次運動的分工混亂、決策緩慢、沒辦法形成一致有力的意見。這或許是因為參與者（不論師、生）多半是以「個人」的身份透過網路進場，而不同於過去如野百合時期，「社團」還是動員主力的狀況。「個人化」的時代，這也許也是難以避免的狀況。但可以發現的是：「組織」（甚或是所謂的「先鋒黨」）的影響力，在此種時代是比過去更大的；在大眾都對公共議題憤怒時，誰能有組織、有分工，更是會有影響力，能對抗統治階級。左派始終人就是不多，受壓迫的人們又紛紛個人化疏離的此刻，想辦法把人拉進來、組織起來，會是日益關鍵的課題。
四、
這波新生的學生運動，能成為未來學運、社運團體的「新生」嗎？這個問題，得靠我們學運、社運團體自己爭取群眾來回答。「他們」或許「沒那麼進步」，關心的議題也不是什麼「階級議題」，但這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還沒參加社團前，不多半也如此嗎？（雖然我對於聽說廣場學生不願唱「國際歌」，只唱「美麗島」，是覺得太保守了一些）我們可以在行動結束後，舉辦工作坊、論壇，積極把真正有心的人「留下來」，來持續監督台灣集會遊行國家機器的恣意與暴力，甚至投入更多受壓迫者的運動中。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因這波學運，可能出現新的進步社團。運動社團的量近年的「加法」始終不多、卻常得面臨「減法」威脅。也來個「野草莓」後的雨後春筍吧。
五、
很多人質疑發起教授的藍綠色彩，我個人不很在乎這個，覺得有出來抗議惡法就是好事。但是，我倒期望廣場上起領這次運動的教授們，平日該更關照、參與基層社運。他們比起許多純學院派的教授，的確已經可說是關心社會許多，但一來是議題上我期望他們能更關照「基層」或「左翼」一些，二來是位置上我期望他能更「如同組織工作者」一些（我相信教學工作是有可能可以如同組織工作者的，所以這無法用「分工關係」來迴避）。這種標準其實牽涉到「自我認同」，也許要求不了他們，但我們可以期許未來投入學術工作的學院預備軍們：當學者拿到麥克風不難，難是難在怎麼真實對解除人民的苦難有貢獻。
六、
在台灣，大家或許都知道，有一種現象是這樣的：因為我們普遍的人們在政治立場上被藍綠綁架，導致儘管是一個維護政權、侵犯人權的「惡法」，卻只有在自己認同的藍綠政黨是「在野黨」的時候，才會認為應該修改。然而，當這個黨變成「執政黨」時，似乎惡法修改就再也不重要了。或者是因為此時的行動者過去在另一政權時沒有行動，就質疑現在行動也是不對的，例如「紅杉軍被打壓的時候，這群學生怎麼就沒出來！？」。為了改變這樣的「政治決定法意識」的困境，我覺得立院真的要修法的此刻，過去相對親藍、高喊過修改集遊惡法的社運團體應該出來，特別是自認被打壓最深的紅杉軍們的社運領袖應該現身，讓「惡法侵害」的「不分藍綠」性質，真的顯露出來。我們該去接觸接觸那些部份和社運有關係的紅杉軍，請他們面向國家。
七、
最後，用一個比較嚴格的標準，我覺得提出「非藍非綠之外的政治選擇」，甚至是所謂「左派的角色」，真的很重要。學生們出來行動，害怕被貼上藍綠標籤，除了因為覺得這樣會被利用以外，一定還有一個原因是：根本就討厭藍綠兩個政營。但是，討厭藍綠，那麼還是得要政治選擇阿。儘管是訴求「人權」此種看似中性的議題，其實還是相當的政治化，例如非得要面對是選擇支持國家一些、還是人民一些？是要怎麼看過去藍綠政權的作為？是要支持哪種人權（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權、甚至恣意運用他購買來的勞動力商品也是一種人權啊）？缺乏了左派的分析，我們也很難理解為何國家總是有那麼多要侵犯人權的事情。葉蔭聰對這行動寫了一篇文章，他說，可能需要一個「不一樣的參照點」，他提到了全球反世貿、反全球化時，總是有發生政府大壓集遊行動者的問題，特別在香港、台灣這種新興民主化國家。我覺得他有個意思是：反對政府打壓集遊，擺在全球運動的經驗上，是可以有一個和「左翼」連結的可能。左翼也最可能受集遊法這種法律打壓。我們或許可以多拉這種經驗進來，讓「抽象地討論集遊法」進展到「具體地認識集遊者」，以及「他們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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