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6日 星期一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王力雄
2009年7月6日


昨天,7月5日,烏魯木齊出事了,因為韶關仇殺。

但很快,當局就有了結論,即「事實表明,這是一起由境外遙控指揮、煽動,境內具體組織實施,有預謀、有組織的暴力犯罪。」

飯否上,有網友諷刺說:「官方這次的效率值得狠狠表揚,僅僅幾個小時就查清了境內外勾結的全部事實,因此有理有據地說『事實表明,這是一起由境外遙控指揮、煽動,境內具體組織實施,有預謀、有組織的暴力犯罪。』強烈呼籲官方立刻公佈全部證據,用鐵的證據擦亮屁民不明真相的眼睛。」「官方報道提到:『世維會』 頭目熱比婭公開講,七月五日烏魯木齊會發生一起大的事件,要求境內關係人關注和搜集事件的相關情況。——咦?如果人家都公開說了你怎麼還不防著?」

其實官方說辭,聽著多麼耳熟,去年西藏事件時也是這麼說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把達賴喇嘛換成了熱比婭,把拉薩換成了烏魯木齊,把3月14日換成了7月5日(其實是3月10日變成了6月26日),都是精心策劃的打砸搶燒騷亂事件,接下來,當局的嚴酷鎮壓就成了理所當然了。


王力雄: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有位外國記者在報道中寫的場面讓我難忘:一個七歲的維吾爾兒童每晚把當局規定必須懸掛的中國國旗收回時,都要放在腳下踩一遍。怎樣的仇恨才會讓孩子做出如此舉動呢?我在寧夏遇到一家人,他們去新疆七八年又遷回寧夏。女主人這樣解釋:連那麼大點的孩子看咱們的眼光都好像有仇,還從背後扔石頭,你說那地方能呆嗎?的確,從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達到的程度。如果連孩子也參與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敵愾。巴勒斯坦的暴動場面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這一點。我將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稱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來,新疆目前正處於「巴勒斯坦化」的過程,雖然表現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樣外在,但在民族內心中卻不斷發展。

哪怕從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對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兩個時區。1980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會頒布新疆實行烏魯木齊時間,比北京時間晚兩小時。但是新疆漢人對此從來沒有執行,一直使用北京時間。以漢人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烏魯木齊時間。而當地民族人士的表幾乎都是烏魯木齊時間。所以在新疆約時間,一定要視對方的民族身份認定是什麼時間。當地民族與漢人約時間,雙方也必須先說清是北京時間還是烏魯木齊時間。這種區別反映出雙方相互的排斥。當地民族以此強調自己與北京的不同,漢人則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當地法令放在眼裡。

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卻興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請戰。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若是發生在新疆,往往就會被那些企圖從一切事物中發現「不穩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處理層次,導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後會使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間原本沒有那麼大隔閡,就是因為不停地念叨分裂,結果會真地發生分裂。新疆當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統治新疆的漢人軍閥盛世才視為劊子手,從而把在新疆實行強硬政策的中共書記王樂泉稱為王世才。然而烏魯木齊一位漢人計程車司機看見我手拿剛從書店買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熱情地表達對盛的敬佩,誇讚「那時的政策才好」。新疆當地民族對屠殺過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漢人卻對王震崇拜有加。這種彼此完全相反的認識眼下似乎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歷史觀點上的對立從來就是衝突與分裂最深處的根源。它表現的是民族之間人心的分離,比其他分離更為本質。

目前中國對新疆統治表面穩定,癥結卻在日益失去當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穩定只能維持一時,是以失去長遠穩定為代價的飲鴆止渴。所謂「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穩定正在為未來埋設炸藥。未來的衝突可能會非常暴烈,繼續沿著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關係敵對,用不了多久,就會徹底失掉轉回良性互動的可能,唯有惡性循環,矛盾不斷激化,把雙方越推越遠。而一旦進入那種不可逆的進程,新疆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中東或車臣。

一位維族青年的話一直讓我無法忘懷。當我問他想不想去麥加朝聖的時候,他回答夢寐以求,但是他現在不能去,因為古蘭經中有這樣的教導,當家園還被敵人佔領的時候,不能去麥加朝聖。他沒有把話說下去,但已經不言而喻。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願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為把漢人趕出新疆而戰鬥。

而漢族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層次的知識精英——則更讓我感到震驚。平日他們是一副改革、開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談到新疆問題,嘴裡竟可以那樣輕易地迸出一連串「殺」字。如果靠種族滅絕就能夠保住中國對新疆的主權,我想他們可能會眼看幾百萬維吾爾人被殺不動聲色。

2009年7月3日 星期五

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結構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

7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發佈了2008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

截至2008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7593.1萬名,比上年淨增177.8萬名。

中國共產黨現有基層組織371.8萬個,比上年淨增5.5萬個,其中基層黨委17.9萬個,總支部22.9萬個,支部331.0萬個。

一、黨員隊伍結構情況
黨員的性別、民族和學歷。女黨員1596.9萬名,占黨員總數的21.0%,比上年增長0.6個百分點。少數民族黨員494.4萬名,占黨員總數的6.5%,與上年基本持平。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黨員2583.3萬名,占黨員總數的34.0%,比上年增長1.6個百分點。

黨員的年齡。35歲以下的黨員1785.5萬名,占黨員總數比例比上年增長0.2個百分點;36歲至45歲的黨員1719.0萬名,所佔比例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46歲至59歲的黨員2222.0萬名,所佔比例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60歲以上的黨員1866.6萬名,所佔比例比上年增長 0.6個百分點。

黨員的入黨時間。建國前入黨的73.3萬名;建國後至「文革」前入黨的799.6萬名;「文革」期間入黨的1230.9萬名;粉碎「四人幫」至黨的十六大前入黨的3803.6萬名;黨的十六大以來入黨的1685.6萬名。

黨員的職業。工人733.6萬名,農牧漁民2361.2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620.8萬名,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1687.6萬名,學生201.4萬名,離退休人員1428.2萬名,其他職業560.1萬名。

非公有制單位在崗職工中有黨員358.2萬名,其中工人163.5萬名,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194.7萬名。

二、發展黨員情況
2008年發展黨員280.7萬名,比上年多發展2.5萬名,增幅為0.9%。

發展黨員的性別、民族、年齡和學歷。發展女黨員102.3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的36.4%,比上年增長0.7個百分點。發展少數民族黨員19.8 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的7.1%,比上年增長0.4個百分點。發展35歲以下黨員226.8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的80.8%,比上年增長0.7個百分點。發展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黨員86.2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的30.7%,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

發展黨員的職業。發展的黨員中,工人20.9萬名,農牧漁民55.9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12.3萬名,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58.1萬名,學生106.7萬名,其他職業26.8萬名。其中發展學生黨員數量增加最為明顯,比上年多發展7.1萬名,占發展黨員總數比例增長2.2個百分點。

在非公有制單位中發展在崗職工黨員12.6萬名,其中工人4.7萬名,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7.9萬名。

在生產、工作一線發展黨員129.1萬名;在抗震救災等特殊情況下發展黨員2.5萬名。

2009年6月29日 星期一

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告全港市民書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發起團體)
2009年06月24日
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

香港,往何處去?該往何處去?

香港是一個可悲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在世上數一數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樂自在地過活。我們大多數人,日夜處於激烈競爭中,超時工作,用健康換取微薄酬勞,弄得筋疲力竭,連身邊人也關愛不足,別說關心其他事,其他人。我們的感覺開始麻木,見到長者拾荒、流浪漢露宿街頭和失業男女一雙雙彷徨的眼睛,都無動於衷;察覺到發展商霸佔公地、建屏風樓、濫伐樹木及胡亂傾倒廢料,都坐視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層市民要出動子女幫手做清潔工才僅堪糊口,亦不會覺得是僱主無良而是這些家長殘忍。

在主流經濟學掌管輿論的影響下,我們都以為,以上種種問題都是自由市場的事,不關乎社會公義,乃社會不斷發展下的正常現象。要發展,要進步,要豐衣足食,便要競爭;講競爭,自然講求效率,自然有所犧牲。優勝者,有豐厚的物質回報;失敗者,只有遭市場淘汰一途。個人如是,草木如是,整個城市亦如是。只要讓市場自行調節,問題便終必解決,便合乎公義,政府及其他人無須操心,更不宜插手。我們都認定這套自由市場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們都被教導:我們要相信市場,別質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場所作的犧牲,姑勿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都萬分值得。

可是,一場金融海嘯,卻把這個神話拆穿了!我們社會的繁榮富裕,不過是一部分建築在對落後國家及地區的剝削和壓榨之上(註一),一部分則依靠經濟泡沫的財富效應來催谷和支撐。地產及金融界的金錢遊戲便最明顯。它鼓吹無節制的借貸,製造資產會不斷增值的假象,誘使普羅市民押下老本,爭相高價買入成本其實不高的磚頭及隨時一文不值的「公仔紙」。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資銀行和基金經理、跨國企業總裁就乘機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貸泛濫所造成的經濟泡沫,在爆破之後,對這批始作俑者來說影響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會上大多數踏實工作的人。

但我們的社會卻似乎沒有人去追究他們的行徑,甚至不覺得他們有錯。到底是甚麼東西作怪,令這些商界權貴巧取豪奪而毋須負責,埋下全民遭殃的禍根;使我們過去甚至把他們捧上天,任由他們支取與其能力不成正比的鉅額收入呢?

自由市場神話的破滅

這禍首,正是那「自由放任」的市場---這一點,連畢生信奉自由經濟的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這種市場環境,得力於一群經濟學者和評論員到處散播市場放任主義的意識型態,早已在全球各地開花結果。是故,金融海嘯的禍害也擴散得如此深廣遙遠。

所謂市場放任主義,師承自佛利民的經濟學說,即緊守著「自由市場至上」、「大市場小政府」及「拒絕政府介入市場」的教條,標榜低稅率及資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個城市的發展路向及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業管理思維治港,廣泛推行外判及合約制,並把公共資產和事業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說,在市場放任主義之下,我們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都應該服膺商業邏輯,以謀利為第一目的。我們因此不應以社會公義為原則調配社會資源,而應只著眼如何謀利,應盡量避免社會福利,避免以稅制作社會再分配,而應把我們的社會資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財閥的手中,由他們之間「自由競爭」,社會資源就會被好好運用,社會就會進步。

這種市場原教旨的思想,一直掌管著香港人的意識形態,結果如何?

因市場而墮落的社會

香港多年來都受到美國右派智庫的青睞,獲封為世上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我們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崇尚弱肉強食的石屎森林之代名詞!我們固然沒有最低工資、最長工時、集體談判權、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主流經濟學認為會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市民因而受盡大商家大集團欺凌和剝削;政府亦沒有好好監督那些壟斷了公共民生事業的大財閥,遏止它們想方設法搜刮民膏、瘋狂加價。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醫療、教育、環保、文化、社區發展等等,統統以經濟利益為先;在這裡過活的人,有工作的沒工作的,都要盡辦法增值和提升所謂競爭力,免遭淘汰,生命盡受所謂自由市場的主宰,活得一點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團掌握住無數經濟及文化資源,可以開動各色宣傳機器,進行疲勞轟炸,向市民大眾販賣無窮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創意,以至人生。明明現今社會的個人發展空間和機會給既得利益者霸佔得七七八八,他們還以過來人的口吻,不斷向年青一代和經濟弱勢社群灌輸靠個人努力脫貧致富、自由市場沒有限制因此機會平等的想法。明明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國家,跨代貧窮不禁令年青一代絕望,可恥至極;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仍在四處宣揚「貧富懸殊乃經濟發達地區的必然現象,無須處理,以免妨礙社會整體的發展」。明明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權貴的附庸和市場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場會自我調節」為由,阻止種種保護和關懷弱勢的政策和措施上馬。

偏偏,我們就是執迷地相信,失敗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真正失敗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發展太單元,太偏重大財閥大財團利益,太缺乏人文關懷的社會!一個決意提升全民生活質素的理想社會,必盡力研發出更能切合不同人需要、發揮不同人個性及潛能的體制來。但香港的管治階層從來沒有這樣做。他們只看到市場。市場只看到錢,看不到人。

市場,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我們社會的緊箍咒

當然,諸如黎智英、楊懷康、施永青及獅子山學會諸君,這些自由市場的信徒,對這些事實一定不同意。但在你們砌詞反駁前,請先回答以下問題:人,究竟為何而活?人,只是一部盡力掙錢的機器和一隻只要有錢花便滿足的消費動物嗎?經濟發展究竟又為了甚麼?一種只有讓少數人得享好處的經濟發展,我們要來做甚麼?自由市場,在你們口中是烏托邦,它帶來的理應不只是溫飽生活,但為何活在香港這個經濟自由之都的人,總是處於壓力和憂慮中,一點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業與普羅市民競爭的自由市場跟只講弱肉強食的奴隸社會有何分別?你們口中所說的自由市場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樣的呢?這天堂又有甚麼我們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還有,為何我們的社會根據自由市場理論發展多年,如今卻「一鋪清袋」,一點天堂的感覺也沒有?為何我們這個城市的面目和社會的精神面貌會越來越醜陋和畸形,越來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體市民的平均快樂指數,亦遠遠及不上你們最看不起的北歐福利國家,或不丹這等欠經濟發展的小國?

這其實簡單不過:因為,完美的市場根本只是一種假設,一種信仰。(註二)即使是自由經濟評論家最相信的數學模型,亦已經有數學家證明在一般環境下單顧私利的行徑,不會帶來整體最優。個人的理性可以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而金融海嘯正是各個金融巨頭用符合自利理性的博弈所產生的不符合整體理性的災難後果!(註三)

建構以人為本的社會

事實擺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場的心魔,唯有對大財閥大集團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針對性地把社會的資源向中下層---而非上層---傾斜,先大幅改善弱勢階層的生活和個人發展空間,再讓經濟增益的效果往上滲透,惠及全民;那在尋求香港出路之時,才不致蹈數碼港的覆轍,名為重大建設,實在是向大財閥輸送利益!事實上,我們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經濟增長:這會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費,加劇對地球資源的虛耗和自然生態的破壞。我們社會本已有足夠的財富,只是我們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財富都集中在小數人手上,社會大眾卻只能分享、互相爭奪小部分的財富,資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會發展才會走入死胡同。要扭轉我們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環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會嚴重不均的財富。

那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呢?我們有十點具體建議:

一) 早日落實雙普選,打破現時政商權力結構,為人文社會奠基。沒有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就談不上人民的意志會在政府中得到貫徹。那麼,我們談何建構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更何況,現時封閉的政治體制,根本就是向資本家傾斜,中央政府只會在商家和技術官僚之中「揀卒」,選出香港的領導層;由這些人來領導香港,他們只會一直依從其階級利益主宰香港。要領導香港擺脫商業邏輯、新自由主義的壟斷,怎能讓他們繼續壟斷香港的政治權力?只有早日落實沒有門檻的行政長官、各級議會全面普選,我們社會上這個新自由主義的權力結構才能有被打破的可能,我們才能在政治體制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奠下基礎。


二) 打破土地壟斷,減低營生成本,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空間。我們社會應放棄高地價政策,盡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應,打破地產商對土地資源的寡頭壟斷。此外,向位處公屋及舊區的小商戶提供減租優惠;並盡快立法限制連鎖式經營的大集團佔領匯租戶的比例,以及設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戶的經營權益,減少小商戶的營運成本。領匯的管理層如有真本事,理應有能力在維護原租戶的權益之前提下開源節流,增加營運效益,而非一味向基層商戶開刀,迫走他們,騰出舖位讓大集團進駐開分店,唯利是圖,罔顧民生福祉及社會責任。

高地價政策是大地產商足以壟斷土地權力的主因:只有小數地產商有足夠 資本掌握大量土地,令他們可以聯手抬高租金,牟取暴利。高地價政策下的高昂租金,實際上等於由大地產商代政府抽一種間接的「地產稅」,大大加重一般經營者負擔。他們一是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一是扣減工人的薪水以壓縮成本。換言之,大地主之所以歲歲賺大錢,相當大程度上,是來自對普羅市民可動用收入之嚴重剋扣,並非因為他們有甚麼超卓的賺錢才能。

另外,昂貴地租還是一個緊箍咒,經營得法的商戶,其盈利有很大部分要進貢給大地主,使得他們變相成為地產商的另類僱員;欠缺資本的個體戶或有意創業者,則受制於租金超高的門檻,守業或存活能力大大削弱了,難以盡情發揮所長。大地產商付出有限的資源和努力,便坐收漁人之利,勤奮拼搏的則要苦苦撑持,根本便違反鼓勵人們盡情發揮潛質和創意的公平原則。

高地價尚有一種長遠的負面影響:多元的民生及文化事業從底層拾級而上的發展空間被扼殺了。以西九為例,在昂貴的地皮上興建華麗的設施,容納的只會是高檔的票價高昂的舶來文化及藝術表演和高消費力的中上階層。文化藝術變成某種人士的專利,平民的本土的地方文化藝術,不會得到所需要的幫助,從而逐步發展。基層的藝術品味、創意和欣賞能力得不到重視和培養,西九最終只會再一次成為地產商「掠水」的肥肉。

我們可以見到,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實際上是香港走向今時今日大財閥操控全港經濟命脈的格局之起源。如要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尋求突破,此超級障礙必須消除,讓市民大眾的能力和有限資本能全面釋放出來,重建有本土特色和情懷的草根生活,擴大小商戶與文化事業的生存空間。

三) 修訂稅制和加強社會保障,以社會公義為社會再分配的原則,使我們的社會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盡快推出失業救濟金,並增加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恢復遺產稅,使社會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市場的信徒自然反對。他們認為一個人憑自己的才能賺取到豐厚收入,不應該被政府抽去扶貧。但在香港或美國,那些賺大錢的地產及金融業精英真的是能力與收入成正比嗎?像馬多夫?像那些華爾街大鱷?像那些設計及銷售迷債這些金融產品的專家團隊?他們做的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騙局!香港的低稅率政策根本就是一種劫貧濟富的措施。我們不應該再迷信抽取更高的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會削弱那些精英的工作誘因,因而損害整體經濟。金融海嘯已證明市場的薪酬機制並不合理地反映人的競爭力或生產力。要使我們人人都能有能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能有效及公正地減少貧富差距的稅制是必須的。

四) 重訂企業在社會的角色,使他們除牟利外,亦負起為社會營生的責任。我們應盡快進動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工人權益。同時,最低工資的金額應該分為兩個級別。但凡有一定規模的連鎖店集團---例如多於十間分店---需支付比一般經營者更高的最低工資金額,以增加其擴張的成本和難度,間接減少其對商鋪的需求,有壓抑鋪租飆升之效。如此一來,有助舒緩小商戶的經營壓力和變相增加其競爭力,亦減少了她們把成本轉嫁至顧客或伙計身上之可能。另外,立即推動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的施行,並還工人一個集體談判權,約束大企業對我們社會的政治、經濟壟斷,保障工人權益。更重要的,我們應推動改變企業的思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不應只是追求最大利潤,同時亦應負起使員工得以營生的道德責任。不要再以為請幾個傷健人士、捐捐錢即已履行責任,而應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對工人的權益的維護、不對社會資源壟斷、不浪費環境資源為指標。此外,對事實上如同壟斷的超市及便利店集團,應盡早研究及訂立法例限制其市場佔有率,並對其以廣告欺騙客戶及各種打擊對手的價格操控手段施以重罰,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五) 改變市場文化,引入人文思維。政府可派發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費券,此券只適用於非大型商場內、非大型連鎖店集團及租金低於一定水平---例如平均市值租金---的小商店小商販,以促進社區另類消費,保護有地區特色的小本經營者的經營權,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區經濟。同時,推動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良心消費者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費的消費---例如花大量公帑招攬旅客到香港的名店及大商場消費,受惠的是大地主而非處於遊客區以外的小商戶,應該花資源協助社區組織籌辦時分券及二手物品回收運動等,促進庶民的消費活力。除了在消費文化應該改變,我們亦應該在經營和生產方面,嘗試更多不同的模式。政府應鼓勵社會嘗試不同的經濟模式,如不再區分老闆/僱員,由工人自決營運方針的合作社模式。社會現時的經濟模式是很單元的,只限於公司自上而下的結構,權力集中在管理層手上,下層前線員工無力參與公司決策。一個以人為本的經濟結構,員工與公司的關係絕對不應只是銀貨兩紇的交易關係,企業也不應只有一種組織模式。作為起點,政府應帶頭鼓勵合作社模式,給予政策優待,激發人們的創新。

六) 規管公共事業,實際服務社會。立法收緊公共事業如港鐵、巴士公司、煤氣、電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潤,限制他們牟取暴利;這些公共事業都會直接影響到民生。現時對它們的利潤和定價的限制根本過於寬鬆,使小市民營生的成功大大提高。事實上,它們的壟斷地位已給它們帶來了不合比例的巨大利益,譬如說港鐵的利潤早已主要來自車站上蓋物業,遠超其車費上的損失,其車費應有下調空間。最重要的,是認清這些公營事業是和小市民的生計如何的息息相關,它們負有為社會服務的社會責任。我們不應任由它們追逐過高的利潤,而罔顧小市民的生活。

七) 改變經濟發展政策的思考範式,讓資源落到基層手中。一直以來,政府各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顧上層利益為先。以大型基建為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於三成的錢會創造惠及基層建築工人的職位。其餘大部分的錢只會流進外國顧問公司、國內配件生產商及建築公司中上層的口袋中。因此,政府須一改政策,以大量小型工程取代興建大白象。讓基層建築工人的生活持續得到改善,累積到足夠的購買力,自然能增加消費,對基層的生活有所保障之餘,也最終令中上層也受惠。如此一來,社會資源的流向不再是從上往下涓滴,而是由下往上滲透。經濟的餅不是先由居上層的既得利益者咬去大半,中下層只分得餅屑。(註四) 這樣的發展模式既實踐了社會公義,也能使經濟成果更有保障,不至重蹈金融海嘯的覆轍。

八) 人文規劃城市發展,落實民主社區參與。我們主張城市的規劃要有人文視野,以人為本。涉及到社區發展的工程,必須要照顧到當地居民生活模式和社區網絡。我們尤應著眼保存不同社區的風貌和特色,透過提倡保育、推廣自下而上的民主規劃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區網絡。因此,我們的城市不應淪為地產商漁利的資本,不能成為他們交換利益的平台。`因此,市建局應重組,撤換其淪為大地產商傀儡的領導層。我們的城市更不可交由他們以純商業邏輯發展!

九) 大學要當社會的良心和知識的燈塔,引領社會走向前而非被市場牽住鼻子走。是故,應極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產業化,大學不是大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所及賺取外匯收入的機構,而是付出持續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當中的戰略價值和定位。很明顯,推動高等教育中文化、科研中文化、鼓勵本土研究,是本港大學的重要使命。另外,不論中小大學,學生都有學習和享受優秀藝術文化之權利,教育是要令學子得到更好的人文和藝術教育,有更好的身心發展,要以人為本的。

十) 開放大氣電波,打破意識型態壟斷。我們亦不能忽略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開放大氣電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電台和社區電台成立,打破現時主流媒體的壟斷,使社會有媒體力量挑戰主流意識型態。我們亦建議立法規定商營電視台減少供應鼓勵變相賭博的財經資訊時段,改為播放及增加製作文化藝術節目,使我們不必再受經濟至上的思維轟炸,可以接觸更多的文化資訊,一方面推動香港的文化發展,一方面也能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今天,我們的一切都要為大商家讓路,我們的生活都給大財閥們的產業所佔據。嗚呼!過往的一套市場放任主義思想,使人人都無力過自己想過自己的生活,只養肥了一班大商家:這把香港弄得多麼的可恥、多麼的可悲!但這一切一切,今天應該有個終結了。

我們的十點要求,只是開始,只是我們的社會的重構、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個美好的未來,斷斷不可能在整個社會只懂、只能追逐金錢的環境下到來。我們應徹底拋棄以金融價值衝量一切的思維,不再讓這套思想主宰我們社會、不再讓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點我們的未來。只有如此,在民主來臨的一天,我們的社會才會有堅實的基礎,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時代的到來!


(註一)可參考 http://www.consumerpower.org.hk/content/?p=103
(註二)可參考附件:「哲學人民」的《當經濟學碰上哲學》---「哲學人民」乃由一些喜愛哲學的中大持份者所組成,文章亦可見http://philosophicalpeople.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註三)可參考《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從聖彼得堡數學談到金融海嘯》,刊於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明報,轉載亦可見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_22.html
(註四)可參考 《400億工程 料七成「外人賺」》 刊於2009-02-16 明報 ,轉載亦可見http://hkdeclaration.blogspot.com/2009/06/400.html

發起團體: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聯署:(至6月2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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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 星期三

維吾爾族囚犯"沒聽說過基地組織"

BBC中文網
2009年6月16日


幾經外交周折,曾經在古巴關塔那摩美軍基地遭到關押的四名中國維吾爾族囚徒終於在上星期四(6月11日)凌晨抵達百慕大。

這四名獲得了自由和安身之處的維吾爾男子是:阿卜杜拉・阿卜杜卡迪爾、薩拉希丁・阿卜杜拉哈德、阿布裡吉姆・圖拉漢和哈里爾・馬穆特。

這些維吾爾族囚犯前往百慕大的消息曾經引起了一場外交風波,因為百慕大是英國的海外領地,但英國政府事先並沒有從美國和百慕大方面得到有關決定的通報。

在他們抵達的第二天,百慕大報紙《皇家通訊》主編肯特採訪了這四位維吾爾人,並且向BBC英國廣播公司介紹了他們目前的狀況。

被巴基斯坦部落出賣
肯特說,這四個人突然到達百慕大,一度引起了當地許多人的不安,他們以為這些人是恐怖分子,會對當地的安全帶來威脅。但是隨著人們對情況的瞭解,不安的情緒正在減弱。

這些維吾爾人說,他們從來就不是恐怖分子,在進入美國的拘留營之前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基地組織"。

他們在接受肯特採訪時還說,他們也沒有看過"911"恐怖攻擊的畫面,但是他們反對那次造成數千名美國人死亡的恐怖攻擊。

這幾位維族人說,他們最初越境從新疆進入阿富汗並不是為了去接受基地組織的訓練,而是為了逃避中國當局的迫害。

後來,"911"事件爆發,美國對阿富汗發動了攻擊,他們的居住地點遭到轟炸。他們隨後逃亡巴基斯坦。

他們稱自己後來受到巴基斯坦部落的欺騙,遭到拘押,並且被巴基斯坦部落送交美國人,換了金錢。

受到中國軍人審訊
他們在講述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美軍基地的經歷時說,最壞的經歷是2002年美國允許中國軍方一個小組到關塔那摩審訊他們兩個星期。

這幾名維吾爾人的美國代理律師威利特說,美國人允許中國軍事代表審問這些人可能是為了在入侵伊拉克的問題上獲得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

這些維吾爾人說,中國審訊者對待他們的方式非常惡劣,往往對他們進行長達六個小時的審訊,短暫的停歇之後又是六個小時的審訊。

圖拉漢特別指出,中國官員要給他照相,他不願意,怕牽連家人。這時候一個美國兵抓住他的鬍子,另一個美國兵從背後抓住他的雙手,讓中國官員照相。

這些維吾爾人目前對自己能來到百慕大感到非常高興,也對百慕大政府表示感激。

他們表示,百慕大人民非常友好,他們已經開始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在這裡有一個平靜、美好的生活。

中國之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新年
2009年6月14日

本文是中國學者曠新年2009年6月14日在北京烏有之鄉書社主辦的講座上的發言稿。曠新年,1984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並獲文學博士學位。1999年9月到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中文系任教,副教授。著有:《1928:革命文學》、《現代文學與現代性》、《沉默的聲音》、《寫在當代文學邊上》等。

該次講座的視頻錄影,登在《搜狐》網站《博客‧視頻》上: http://v.blog.sohu.com/u/vw/2816939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中國之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表面上社會主義是到處都還看得見的一塊招牌,但是,對於我們許多人的內心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陌生、很遙遠的概念。幾年前,錢理群老師說,「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社會主義有著沉重的歷史負擔和可怕的現實陷阱,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談論「社會主義遺產」,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困境。黃紀蘇說,許多人覺得一絲不掛的資本主義要比三點式的社會主義痛快實在。因此,我其實不怎麼喜歡社會主義這個不怎麼痛快實在的詞。

在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中,我讀到,1980年,梁漱溟很樂觀地認為,在全世界,社會主義會終結資本主義:「我認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要轉入社會主義。」(第21頁)在他的心中,「改革開放」不是「門戶開放」。他說,「還是為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這個大道路而要四個現代化,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四個現代化。」(第161頁)梁做這個口述的那一年,我正好進大學讀書,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那個時候,許多事情都有點 「撥亂反正」的意思,因此,當我今天讀到這本書的時候頗有感觸。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歷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劇烈的巨變。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文化、道德都急劇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迅速地造成了最嚴重的地區和階級分化。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快速釋放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這些財富卻被極少數人攫取。「改革開放」越來越像一場「零和博弈」:在少數人暴富的同時,最廣大的社會群體淪為了「弱勢群體」。用孫立平的說法,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斷裂的社會」,一個「裸體為官」、沒有責任的上層和一個被全面剝奪的下層。今天的中國,專制與自由同體,暴富與貧窮共生,樂觀和悲觀攜手,希望與失望並存。我們同時看到國家的崛起和社會的崩潰。現在的中國也許最適合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說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中國自上而下的「奉旨改革」,由於缺乏民眾的參與,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國家認同瓦解和社會分裂的過程。然而,需要明確的是,反思改革決不意味著應該回到文革。並且首先要提問的是,為什麼會發生改革?改革的發生,是因文革失敗了,文革的路走不通了。文革失敗的終點成為了改革發生的起點。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樣,文革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到了天怨人怒的程度。用黃紀蘇的話說,1976年天安門發生的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就是人民對文革的公投。

2006年,中央電影台推出了被目為「新《河觴》」的電視政論片《大國崛起》,形成了「大國崛起」話語高潮。《河觴》和《大國崛起》是一部意識形態的連續劇。它們的區別,用李零的話說,只是一個是悲情版,一個是豪情版。今天,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也不論是在黑夜,還是在白天,我們都有「同一個夢想 」,這就是「大國夢」。「大國」,翻譯成五四時候的詞語就是,「列強」。「大國崛起」的論述完全省略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崛起和殖民主義之間的歷史聯繫。一夜之間,「資本主義列強」成為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大國崛起」的論述是中國徹底脫離「第三世界」政治的一個明顯標誌。

中國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在未來幾年的時間裡,能夠給中國的發展提供什麼樣的思想和方案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最近幾年,中國的政治表面上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實質上卻在急劇地右傾。同時,左翼思想進一步衰退。我發現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一些人自稱左派卻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價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義便車。我們知道,只有落後的階級和沒落的文化才反對普遍價值,歷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將自己的價值理想視為普遍價值。《國際歌》所追求、所歌唱的就是普遍價值——「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當今的民族主義轉向並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左翼思想向民族主義退化,是左翼的思想空間塌陷、中國思想萎縮和危機的一個重要症候。

同時,當我們在奢談「大國崛起」的時候,全然忘記了在1991年之前,世界上曾經存在一個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蘇聯。與今天全球最大的買辦國家不同,蘇聯不僅曾經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具有一套相對獨立、完整的思想、文化和價值體系。蘇聯不僅最早爆炸了氫彈,而且率先把人造航空器送入了太空。我的許多左翼朋友說,中國應該造航母,發展軍工。蘇聯的軍事力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這個「超級大國」卻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

現在流行「軟實力」的說法。儘管梁漱溟沒有使用「軟實力」這個名詞,但他在1980年就意識到了「軟實力」的存在。他認為,美國的上層建築「很有力量」。他說,「現在上層建築不單是一個掌權的問題,它也是學術文化,學術文化跟有錢、跟有權都連起來了,好像是不容易推翻的。」(第103頁)當時,全世界將蘇聯看作是最強大危險的敵人,蘇聯不僅是和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而且咄咄逼人有駕乎其上的趨勢,美國和中國因此結盟抗蘇。全世界幾乎沒有人預見到蘇聯的崩潰,但是,梁預言了蘇聯的崩潰。他說,蘇聯算不上什麼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變態。他認為,蘇聯的這種黨的專制不可能長久維持,會要起變化,這種統治維持不住了,沒有力量維持下去,它要變化。(第102頁)梁談話後十年,1991年,蘇聯就崩潰了。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我們怎樣紀念南京大屠殺呢?我希望既不是簡單的控訴,更不是在「盛世」的白日夢中陶醉和遺忘,而是痛徹的反省和思考:中國現代化到底還有怎樣的選擇和可能性?同時,我們怎樣面對、思考南京大屠殺和中國現代史上的苦難?尤其是,這些綿綿不盡的苦難從來不缺乏堂皇的名義。

似乎是對南京大屠殺70週年的回饋,2007年出產了《色·戒》、《集結號》、《蘋果》和《投名狀》等電影。這些電影受到了主流媒體的高調宣傳和熱烈追捧。它們成為了當年最有票房和影響力的電影。這批大眾文化產品充分流露了這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它們共同吹響了新意識形態的集結號,催生了一場具有深刻意義的「文化革命」。這場文化革命在2007年年底結晶成為一個流行的時髦詞——「靠不住」:「看完《色.戒》,發現女人靠不住;看完《蘋果》,發現男人靠不住;看完《投名狀》,發現兄弟靠不住;看完《集結號》,發現組織靠不住。只有靠自己了,我靠。」它體現了今天信任和共同體徹底崩潰瓦解的現實。

《色戒》激起了民族主義的強烈反應,引起了中國思想和知識界的激烈爭論。《色戒》受到主流輿論的歡呼擁戴。我的一些朋友對此很激動、很生氣。黃紀蘇義憤填膺、激昂慷慨:「中國已然站著,李安他們依然跪著」。可是,《色·戒》之所以引起激烈的爭議,黃紀蘇等先生們如此激動,如此敏感,其實就是因為中國還不夠強大,還沒有真正站起來。

2008年,奧運火炬、藏獨和汶川大地震激起了青年學生尤其是海外學子的愛國熱情。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嚇壞了吳稼祥先生,他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發表了《民粹一咳嗽 大眾就發燒》的檄文,恨不能召喜馬拉雅山冰川引太平洋之水來澆滅這群「愛國賊」的體溫。

2009年,《中國不高興》一書使民族主義再次處於媒體聚光燈的照射下。民族主義被自由派打成了「極左派」,真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民族主義應該是位於右邊的。從《色戒》的討論中左派為國民黨和民族主義辯護到自由派將民族主義打成極左派,說明了今天中國思想陣線的混亂。

民族、階級和性別是現代敘述的三個關鍵詞。19世紀以來現代世界地圖主要是由民族主義繪製的。民族國家是理解現代世界結構的關鍵。離開民族,我們就無法理解和把握現代世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構築起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然,當我們談論民族主義的時候,是指政治民族主義。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的失敗實際上是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失敗。因此,中國現代歷史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國民黨為什麼叫做國民黨?顧名思義,國民黨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它的基本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國民的國家。但是,國民黨卻沒有完成中國民族主義的目標。在馬克思的時代,歐洲無產階級已經開展了共產主義運動和「階級鬥爭」。但在馬克思看來,被歐洲征服的亞洲和非洲,解放的第一步是首先要爭取成為「民族」。因此,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現代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主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同時包括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兩方面的內容,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又是不可分割的。依照五四的說法是,我們必須「外抗強權,內懲國賊」,用王小東的說法是,「內修人權,外爭國權」。民族主義構成了新時期一個重要的思想脈絡。然而,新時期的一個根本轉折就是,從社會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在目前,民族主義在中國所發揮的似乎是一種進步的作用。20世紀,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就是從民族主義的本能出發走向左翼的。但是,歸根到底,民族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很容易被看作是美國霸權主義的簡單盜版。而且,確實,今天「中美國」的說法,煽惑了中國精英們參與瓜分世界的幻想。

馬克思主義認為,現代民族是人們在共同的生產方式、種族、語言和地域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穩定的經濟聯繫而形成的社會共同體。資本主義造成了廣大的市場,現代民族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崛起而誕生的。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卻又決定了民族不可避免地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儘管無產階級構成民族的形式多數,但卻始終處於被統治的地位。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民族國家建築於階級社會之上。因此,羅莎‧盧森堡指出:「在階級社會,民族作為渾然一體的社會-政治現象並不存在。任何一個社會生活領域(堅硬真實的物質基礎也好,細膩複雜的精神生活也好)裡,統治階級和覺悟的無產階級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語言,更談不上(在此前提下)構成一致對外天衣無縫的『完整民族』」。[1]1920年,李大釗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中說:「 日本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排日運動,我們固然不能承認;中華人說,中華的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我們也不能承認。我們愛日本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和愛自國或他國的勞工階級、平民、青年一樣誠摯,一樣懇切。我們不覺得國家有什麼可愛的道理,我們覺得為愛國去殺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強盜的行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為。我們只承認中華的學生運動,是反抗強權的運動。」[2]

在「大國夢」甚囂塵上的時候,我想起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的警告:「中國古時常講『濟溺扶傾』。……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麼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針對滔滔「大國夢」,最近,張承志在《三笠公園》中滿懷憂慮地寫道:「已經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勢。海水被艦首劈成兩片白浪,他們隊形嚴整,奏著進行曲駛過來了。而這一邊卻還沒準備好——連民主都沒有準備好。」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們沒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們「崛起」了,也會是一種巨大的災難:「由於失敗的歷史,新潮的大國夢變成了包圍的眾論,在一個世紀後一浪一浪地湧來。它崇洋的媚態,它專制的出身,它隱現的他者歧視,讓我感覺緊張。」 [3]在張承志看來,正確的取道應當是,我們必須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4]

在根本上,現代民族國家是階級國家,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是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登上世界歷史舞台的過程。與此同時,現代民族主義動員的過程也是資本主義徹底掃蕩封建主義的過程。作為西方入侵的產物和反抗帝國主義的武器,20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其建黨綱領都包含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內容;但是,國共兩黨所尋求的力量卻截然不同,國共兩黨民族建構的路線也絕然異徑:國民黨「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定義,採取的是傳統的「文化中國」的理解,而構成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則是「階級國家」。區別於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國共產黨主張在工人和農民聯合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型的現代民族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黃紀蘇等人的中華主義論述之所以空洞虛幻、蒼白無力,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現代民族國家的階級性質。如果民族主義是天經地義的話,那麼無法解釋這樣一種悖論和荒謬現象:他們所謂的「漢奸電影」卻受到主流的熱烈追捧,相反,他們批判「漢奸電影」的言論卻沒有發表的空間。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出發點都是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其區別是以什麼方式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以一種什麼樣的思路、方案來整合中國。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內在邏輯。《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1925年毛澤東作為國民黨宣傳部長時寫的論文。這篇論文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基礎。這篇文章劈頭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那麼,毛澤東怎樣界定敵人和朋友呢?毛澤東的分析方法是從各個階級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入手:「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是依據什麼來劃分敵友和判別各個社會階級的性格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毛澤東思想中,民族主義的目標怎樣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把民族主義劃為了極右派:「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我們經常說蔣介石背叛革命,他背叛的是國民革命。毛澤東把他所領導的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葉利欽說「民族和解」的時候,蘇聯解體,民族分裂。梁漱溟晚年有一個反省。他說,他曾經希望中國合起來,但中國沒有合起來。毛澤東主張階級鬥爭,結果卻使中國合起來了。

今天,我們面臨著想像力的失敗,這種想像力的失敗將最終導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國家的崩潰。由於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國想像的空間極為有限,在所謂 「歷史終結」之後,今天甚至還不如1960年代當時兩個陣營並存所提供的空隙。1990年代以來,我們批判烏托邦和理想主義,「現實」越來越強大,「理想 」和想像失掉了自己的力量和位置。我感覺到,今天不論是所謂左派還是右派都面臨著想像力失敗的問題,都提不出真正有力的遠景和方案,我們今天許多人在被歷史拖著走。

當我們被歷史拖著走的時候,應該回頭看一看,看看過去的歷史是怎麼發生的。1979年「改革開放」,歷史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歷史地這裡拐了一個彎。那麼,「改革開放」的歷史是怎樣發生的呢?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答應李光耀提出的「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的要求,停止對東南亞的廣播和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援助。

1978年7月,中美兩國代表在北京開始建交談判。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美方談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與他就建交聯合公報方案交換意見,使中美建交談判在數日內一錘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了建交公報,宣佈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

1978年12月中共11屆3中全會召開,標誌著「改革開放」正式開始。

1978年11月西單出現大字報,為了向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挑戰,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接見日本社民黨委員長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就讓他們出。」第二天,一個加拿大記者在西單民主牆傳達了鄧小平談話的內容。[5]1978年12月,任畹町、xxx在西單貼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貼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人們開始將此稱為「西單民主牆。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三中全會上講話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李銳:向胡耀邦學習—— 《胡耀邦傳》序) 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中國人權宣言》。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規定,今後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大字報,只准在月壇公園內的大字報張貼處。(《1979年12月6日 西單「民主牆」禁貼大字報》,《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1206/4160.html)「西單民主牆」由此消失。

1979年2月17日,中國與越南爆發邊境戰爭。劉亞洲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是從這場戰爭中邁出去的。」他對中越戰爭有過這樣的解釋:中越戰爭是中國為美國人出氣,是打給美國人看的。他說:「小平同志前一天訪問白宮出來,第二天就開打。為什麼要為美國人出氣?美國人剛剛灰頭土臉地從越南走掉了。」「小平同志這個時候發起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就是把自己、把中國從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劃出來。當時許多東歐國家都不滿意,說社會主義國家打社會主義國家。」 [6]針對中越戰爭的後果,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第二版的序言裡說,社會主義把信錯誤地送到了民族主義的手中。

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隨後,中國和西方聯合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這是奧運史上第一次將奧運會政治化。

1979年5月3日,瑪格麗特·撒切爾贏得英國大選。她宣佈:「英國公民放棄了社會主義,30年的實驗徹底失敗了——他們準備嘗試別的東西。 」1980年11月4日,羅納德·裡根當選美國總統。撒切爾和裡根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他們的政策被稱為裡根-撒切爾主義,導致了全球的政治右轉。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有內部的邏輯,同時,國內的小氣候又是和國際大氣候的變化相聯繫在一起的。

「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今天,中國走到了又一個重要轉折關頭。是走向一個少數寡頭利益集團控制的中國,還是走向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這是今天中國面臨的抉擇。

在《中國不高興》一書裡,王小東和黃紀蘇講內憂外患,但是,我覺得中國主要的不是外患,而是內憂。中國的問題在內部而不在外部。即使外部的問題,它的根源也在內部。中國今天根本的問題是兩極分化、社會崩潰。美國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而中國則0.4%的人口控制了70%的財富。民族主義無力解釋中國的現實。杭州飆車案和巴東鄧玉嬌案典型地說明權力和金錢對於人的壓迫和踐踏到了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有權有錢的人拿錢去打一個女孩子的臉。這個動作富有象徵意義。他們有權有錢,因此認為理所當然應為他們提供「特殊服務」。在鄧玉嬌案中,強姦嫌疑犯一個也沒有抓起來,但是,面對強暴奮起反抗的女孩子卻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並且以「故意殺人」的罪名將她逮捕了。今天,權力的貪婪暴戾到了駭人聽聞、空前絕後的程度。在權錢的眼中,所有中國的男人都是太監,所有中國的婦女都是妓女,所有不屈服於權錢淫威的中國人都是精神病人。中國今天的問題在於,權錢勾結,權力資本化,不受約束的權力的貪婪、暴戾和無恥。因此,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是,制約權力,縮小貧富差距。正如20世紀,民族主義救不了中國一樣,21世紀,民族主義同樣救不了中國。如果中國簡單地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替代的意識形態,那麼就無力化解國內的階級矛盾和國外的民族衝突。我注意到何新最近從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有罪的知識分子。他終於反省: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我要強調,只有民主才能救社會主義。事實證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走憲政社會主義道路。在憲政的櫃架下,擴展自由、民主和人權,創造自由、平等和有尊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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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羅莎‧盧森堡《民族問題與自治》,《盧森堡文選》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2] 李大釗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

[3] 張承志《三笠公園》,見《敬重與惜別》,第21、49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

[4] 張承志《紅葉做紙》,見《敬重與惜別》,第279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

[5] 劉洪彬整理《北島訪談錄》,見《沉淪的聖殿》,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6] 見憲之《制裁朝鮮等於制裁自己》,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06/89273.html。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中國製造」之神話

羅伯特·庫普曼、王直、魏尚進
《外交政策》 (美國 Foreign Policy)
2009年6月10日

【僑報6月12日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當地時間10日發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Robert Koopma)、經濟學家王直(Zhi Wang)、哥倫比亞大學金融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魏尚進(Shang-Jin Wei)合著的一篇題為《「中國製造」的神話》的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從鞋業、電子產品到廚房電器,到處都會貼著「中國製造」的標籤,它已成為時代的象徵。過去10年間,美國每年從中國的商品進口量由約810億美元增長到去年的3380億美元。給人的感覺,好像所有產品都是來自「中央王國」。

可事實表明,近來有關「中國製造」的說法有些不妥。在過去20年間,產品供應鏈已經分佈全球各地,幾乎沒有某一個商品是在某一個國家製造。

中國通常專於生產的最後環節:在出口給終極用戶前,進行產品組裝。事實上,美國從中國或印度進口的許多產品價值,其中也包括在其他國家製造的零部件或組件,美國就在其中。

根據我們的近期研究,外貿的本國含量(直接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部分)占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45%,占墨西哥對美出口的34%。而其餘部分從國外輸入中國,組裝後另行銷售。如「中國、越南、美國、日本、再到中國製造」這樣的標籤,或許更為妥帖。

而中國與墨西哥出口產業的性質令兩國國內投入相對不足。自1996年以來,兩國50%以上的出口為「加工產品」,其中,中國企業從國外以優惠的關稅待遇進口零部件,組裝後將其出口。製成品銷往美國、歐洲和其他市場,而全部產品價值以官方貿易統計方式算作從中國的進口。

在某些類型的產品中,比如消費電子產品,「加工貿易」占國家出口產品的90%以上。中國和墨西哥在這些產品上的增加值微乎其微,而對於電子裝置、蘋果iPod播放器以及手機等產品,其增加值不到20%。那些出口產品的部件及其附帶價值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地區、甚至是美國和歐盟。

那又如何?
首先,這意味著美國與中國和墨西哥的貿易逆差並不像見到的那樣龐大。還有,美國與日本等生產零部件國家的貿易逆差或許被低估了。

應該承認,過去15年間,美國從整個亞洲的進口量略有下滑,但從中國的進口量卻在迅速攀升。可這並不意味著,世界不再進口日本、韓國和其他國家的產品。中國只是通過從世界各地購入零部件、進行組裝後航運海外,間接出口了這些產品。

其次,理解「中國製造」並不完全意味著,我們對其含義的理解有助揭謎。自經濟危機開始,中國出口大幅下滑,但奇怪的是,出口下滑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似乎並未顯現。這是怎麼回事?

鑒於在中國出口產品中,國內的附加值較低,因此中國經濟對出口的真正依賴程度,只是媒體報道中貿易數據的半數而已。其他國家或地區同樣經受了中國般因出口減產所致的痛苦,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香港。例如,美國每不進口一部iPod播放器,中國出口會減損150美元,但其國內的附加值部分只有4美元。換言之,每損失一部價值150美元的iPod播放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僅下滑4美元。而對於同一部iPod播放器,在150美元的價值量中,日本的國內部分卻佔到100美元,因此該國 GDP會受到更大打擊。

雖然中國的加工出口模式在危機面前或許會依舊,但需要改變的,是我們看待貿易赤字的方式。

當今世界確實已經形成全球供應鏈,也許是需要採用一種更為妥帖說法——「各國製造」的時候了。

(來源:美國《僑報網》,www.usqiaobao.com,2009年6月12日,董森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