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作者: 班國瑞 （Gregor Benton） 、林春 編
ISBN: 978-988-17302-9-9
出版社: 大風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11月
價格: HK$88.00
頁數：253頁
前言
班國瑞
李新華、曲廣為 翻譯
班國瑞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 Cardiff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他對中國共產黨史、革命史、紅軍史、中國托洛斯基派人物如陳獨秀、鄭超麟(An oppositionist for life : memoi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Zheng Chao Lin )和王西凡(Chinese revolutionary : Memoirs, 1919-1949 / Wang Fan-Hsi)等人及歐洲華人有深入研究。主要的英文著作有新四軍（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 1934-1941），遍山戰火（Mountain fires :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野百合‧燎原火（Wild lily, Prairie fire :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毛與中國革命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等，並與彭軻博士（Dr. Frank N. Pieke）合編了一部「The Chinese in Europe」（歐洲華人概況），也合寫了其中一章「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荷蘭華人概況）。其中野百合‧燎原火（Wild lily, prairie fire）曾獲一九九二年度最佳「中國歷史書籍」獎。2005年，英國喬納森‧凱普出版社推出了張戎和喬‧哈利戴 (Jon Halliday) 的新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並加以大肆吹捧。該書把毛澤東描繪成為一個說謊者、不學無術的人、騙子、傻瓜、好色之徒、貪圖口腹之慾的飯桶、享樂主義者、毒品販子、以血腥為樂的恐怖分子、惡棍、搞暗殺者、懦夫、喜歡裝腔作勢、善耍陰謀詭計操控別人的人、心理變態者、虐待狂、殘忍的暴君、自大狂和20世紀致死人數最多的殺人兇手 —— 簡而言之，毛澤東是和希特勒、斯大林一樣的惡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農民、工人、婦女甚至其親朋的命運絲毫不關心。他一生的根本目標就是殺戮、權力和性。他借助恐怖主義實行統治，憑藉天生的狡詐進行領導，並且依靠斯大林和潛伏於國民黨中的間諜和叛徒打敗了蔣介石。
該書在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迅速竄昇至暢銷書榜首，並被稱為是一個具有轟動效應的勝利，一部具有不可辯駁權威性的著作。該書之成功部分是由於張戎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的人氣 —— 一本關於張戎自己、她的母親和外婆的家族傳記，全球銷量1200萬冊，她因此一舉成為國際名人 —— 部分是由於新聞媒體上的書評家對之推波助瀾。非專業的書評人對該書的學術真實性和139頁的參考書目大為讚嘆。阿拉迪斯（Lisa Allardice）在英國《衛報》上預言，該書將「震驚世界」。[2]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時代書評》上寫道：「這本宏大的傳記基於十年中對多位相關人士的認真採訪和檔案資料的細心研究，系統地摧毀了毛澤東支持者們對其合法性的認同。」 [3]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蒙塔菲瑞（Simon Sebag Montefiore）總結該書說，「中國的紅色帝王 —— 毛澤東是所有惡魔中最大的一個」。[4]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紐約時報》上說，該書「激情洋溢地證明了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暴君」。[5] 媒體評論員、現職政治家乃至出版商的代表都異口同聲地說該書將徹底改變人們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些人（包括張戎本人）甚至希望該書能改變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看法。
鮮有描寫中國革命的西方作家的著作產生過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同樣大的影響。該書銷售紀錄的唯一匹敵者是1937年埃德加‧斯諾在倫敦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它出版後一個月內連續再版五次，並導致中國內戰取代西班牙內戰成為歐美關注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中心。斯諾為了改變西方乃至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張戎同樣是如此），不惜放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版權，鼓勵將它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以地下渠道方式出版。《紅星照耀中國》因此在中國再版多次，影響了無數的愛國者前往延安投奔毛澤東。[6] 但二者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斯諾的書幫助毛澤東在中國以至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光輝形象，而張戎和哈利戴則致力於摧毀這一光輝形象 —— 從其人格特徵和私生活的最微小細節到他最宏偉的藍圖，包括其關於革命的思想。
兩部書出版後的境遇也頗為不同。《紅星照耀中國》使斯諾同西方（受到當局的排斥並被列入了黑名單）及中國的政治機器發生爭執。但張戎和哈利戴的著作卻受到除了中國當局之外的幾乎所有主流媒體乃至各種勢力的青睞。其推崇者包括右翼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他聲稱該書使我們看到了毛澤東是「道德多麼敗壞的一個人」，因而推薦說這是「一本好書」，張戎為此激動得「發抖」。也包括左翼的一些人士，比如支持工黨的羅伊‧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衛報》的威爾‧赫頓（Will Hutton）都撰文讚揚該書。
鑒於該書發行量極其鉅大，在商業媒體上獲得好評如潮，政治目標昭然若揭，香港大風出版社認為把專家們對該書的評論匯總成為一本書出版具有現實意義。本評論集主要包括最初刊載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面的四篇系列評論，[7] 還有其他學術期刊或媒體上一些專家的評論。
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主要有三種類型：對其人生歷程和革命生涯的純粹學術性研究、私人回憶錄（主要出版於中國）、政治樣板文章 —— 無論是把他描寫成為魔鬼（主要是中國的海外流亡者撰寫）還是聖人（也主要出版於中國）。張戎和哈利戴的書則三種風格兼具。該書有一些素材來自於主要作者張戎對親身經歷的一些事件的理解。她毫不掩飾自己對毛澤東的憎恨，不遺餘力地對其妖魔化。但該書卻配有大量貌似學術的裝飾 —— 引用資料超過了一千份，訪談人數達數百人，其中包括喬治‧布什、邁克爾‧凱恩（演員）、達賴喇嘛、王光美（劉少奇遺孀），甚至中國地區之外的前毛主義者。當然，張戎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回憶，儘管別人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和想法。評論家們有充分理由同作者就寫作方法和觀點進行辯論。
張戎的丈夫兼合作者喬‧哈利戴，在寫作和研究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輔助性的。他通曉俄語並閱讀了蘇聯的相關檔案和回憶錄。但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或在訪談節目中對該書進行宣傳。因為哈利戴多年來一直直言不諱地讚賞和支持文革，訪談者很可能會問他很多這方面的問題，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恥辱。當然，他有改變自己觀點的自由，但一般來說學者如果從根本上轉變自己的觀點，就需要講出轉變的原因並對自己早期的觀點進行重新評價，以便他人從中汲取教訓。但據我所知，他並沒有這樣做。[8]
我們這本評論集中幾乎所有文章都出自專門研究中國的國際知名學者，這些學者多為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專家。迪莉婭‧達文（Delia Davin）是英國利茲大學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榮譽退休教授，她開創性地研究了中國革命中的婦女運動並出版了相應著作，此外還發表過研究中國移民和毛澤東的著作。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在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和人權的比較研究方面著述頗豐。齊慕實（Timothy Cheek）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出版過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共黨史的著作，包括對毛澤東文獻的研究。曾銳生（Steven Tsang）是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和亞洲研究中心的教授，著述範圍很廣，是中國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國家治理方面的專家。羅德明（Lowell Dittmer）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編寫過數本中國政治研究方面的書，包括一本關於劉少奇的專著。白傑明（Geremie R.Barmé）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專攻中國文化和思想史，曾出版過一本研究毛澤東去世之後的崇拜現象的著作。陳永發（Chen Yung-fa）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所研究員兼所長，發表了大量中英文權威性研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文著。陳仲禮（Alfred Chan）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曾經出版過研究毛澤東和大躍進的專著。托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是蘇聯和中國的饑荒問題、中國年輕人問題、中國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問題等，並出版過許多相關專著。戴維‧古德曼（David Goodman）是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學院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曾出版過研究鄧小平和中國社會政治變革的系列著作。高默波是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孔子學院教授，他因一本描寫中國農村生活的專著而聲名鵲起。羅伯特‧韋爾（Robert Weil）一直是很多領域中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女克魯茲分校教授，有大量專門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的作品出版。班國瑞（Gregor Benton）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屢有研究中共黨史、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和毛澤東的著作出版。
本評論集作者中只有雲達忠（Bill Willmott）和金小丁沒有直接從事對中國革命的學術研究，但他們都非常熟悉張戎和哈利戴提出的問題，非常有資格對它們做出評論。雲達忠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社會學榮休教授，出生於中國四川省，是太平洋島嶼華人社團專家，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政治方面的觀察家和評論員。金小丁是記者和自由撰稿人，他的書評最初是在因特網上發表的。
這些評論大都對張戎和哈利戴有尖銳的批評，只有羅德明的是個例外。他認為張戎和哈利戴對文革之前的人民共和國的描繪有「累積效應」，令人信服，並具有破壞性。然而羅德明也批評張戎和哈利戴「把一切都歸罪於毛澤東邪惡的動機」，像「真空吸塵器」般的把一切能損害毛澤東名譽的小道消息都加以利用。其他的評論都是批評性的。其中一位學者特別譴責該書「誇張的筆調和不容置疑的口氣」。[9]另一位認為該書對毛澤東的毛式風格的討伐「與文化革命中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及其他許多人大張旗鼓的批判如出一轍真是白費勁一部中國版的電視肥皂劇」。[10]
應當指出張戎和哈利戴也許很想把這些貶損之詞都還給其批評者。他們所寫傳記的一個不加掩飾的前提是現有對毛澤東的學術研究都是非批判的次貨。張戎在評論這個領域時說：「有關片段資料到處都是，只是它們就像一條斷成碎片的鋸子，不再有任何意義。沒人能把它們粘合成一幅完整的毛澤東畫像。人們在看，但卻看不到真相。」[11] 古德曼在收入本評論集的評論中把《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劃入中國近期出現的「修正主義」著述之列，這些著述中隱藏著這樣一個「內幕 —— 一些理論家和學者過去的選擇是不去揭穿真相」。他把這種觀點類比作《達芬奇密碼》一書中的陰謀論，認為這部驚險小說中的「事實」之可靠性與張戎和哈利戴書中「事實」的可靠性不相上下。令人遺憾的是，張戎暗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甚至那些左派學者都沒能批判毛澤東和他的制度，沒能與之劃清界限。但實際情況是，包括本評論集的一些作者一直激烈批判毛澤東的觀點和他發起的運動，一直在不遺餘力地保護他的受害者，而根本沒有充當其辯護人。有的人還因為這些批評而被一度禁止到中國進行學術研究活動 —— 當時哈利戴還在為毛澤東大唱讚歌呢。
與古德曼一樣，瓦薩斯特羅姆（Jeffrey Wasserstrom，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也發現《毛》一書混淆了人物傳記和小說之間的界限，並把它比作伊麗莎白‧科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描寫「穿刺公」德古拉的小說。《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像一部恐怖小說一樣，它「以一種聳人聽聞的方式」描寫毛澤東，以輕快的筆調娓娓道來，讀上去一如全能的作者可以直接洞見自己描寫對象的內心世界。但瓦薩斯特羅姆認為張戎和哈利戴筆下的毛澤東缺乏科斯托娃筆下德古拉的深度和廣度，後者描寫的德古拉的動機似乎更為可信。[12]
對《毛》一書的評論主要分為兩大類：中國研究學者從專家角度作出的重要研究；中國學領域中並非專長於中國革命的學者及對中國有一般瞭解的作家、記者、評論家和政論家的缺少份量的評論。對於一些非專業人士來說，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對中國革命的印象簡單地對該書表示歡迎或者譴責。對毛澤東充滿敵意的人發現自己的偏見被證實，於是稱讚該書是學術上的「鉅大成功」。相反，那些對毛澤東敵意不深或者較為友好的人則質疑該書的寫作方法和結論。另一方面，以本評論集作者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專家之間則分歧較少。絕大多數人認為對《毛》一書無可稱讚，相反應加以譴責，只有非常少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它。[13] 中國問題專家中這種態度上一邊倒的情況既包括對毛的革命的激烈或者溫和的反對派，也包括其熱情或者含糊的支持者。這本評論集的作者既有對中國革命有所批評的支持者，也有其無情的反對者，還有持中立立場的人。但他們都對該書的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並提出異議。
在這裡沒有必要對這些評論進行複述或者概括。直接閱讀更好。它們在本評論集中的集合效果是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構成全面的指控。它們揭示了張戎和哈利戴如何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根據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完全無視；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事實；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引用資料斷章取義；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破除」的一些「神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震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貨等等。（甚至「毛澤東是惡魔」這一觀點也不是新的，早在1994年，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其引起頗大爭議的著作中就做過這種描寫。）[14]
總體而言，張戎、哈利戴不願意涉及甚至不願意引證其他人的著作，他們更喜歡把自己的結論當成是原創性的來提出，即使它們實際上並不是。大多數學術著作都以「文獻」綜述章節作為開篇，對有關文獻進行相當程度的詳細介紹，但張戎、哈利戴卻忽視現有的相關著作。不過偶爾，當某部作品的觀點與其先入之見不謀而合時，他們也會提及。在他們的參考書目中，缺少涉及毛澤東性格及其生涯的英文或中文學術研究資料。而在引用現有文獻時，他們有時會歪曲其原意，進行帶有偏見的、不正確的推論。當專家的觀點與其偏見不符時，他們就對其視而不見。對於一部被當成嚴肅的學術著作加以推銷的書，尤其內容又有很大的爭議，這樣的文獻處理手法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儘管以學術著作自詡，但張戎、哈利戴卻沒有表現出任何打算遵循基本學術規範的意思。對相關文獻進行介紹是學者的義務，這不僅是一種職業性的禮節，更是檢驗其研究成果的必要步驟。他們必須能夠表明，自己的觀點比涉及同一主題的其他作品更真實、更有說服力。張戎、哈利戴卻沒有這樣做。
多數情況下，本評論集中的作者都將自己的質疑限制在針對張戎、哈利戴的寫作方法和手法，他們對具體問題和事件的處理，以及他們的判斷上。總體說來，這些評論並沒有涉及到中國革命是否必要這個更為深遠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張戎、哈利戴給出的答案當然是沒有必要。在他們看來，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必要、不受歡迎，而且是一場災難。他們的這個理論讓世界各地激進變革的反對者們都感到舒服，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西方的保守勢力會以如此大的熱情和敬意來歡呼這部書的出版。在這篇序言的剩餘部分，我將為中國革命提出抗辯。
張戎、哈利戴把中國革命解釋成毛澤東一個人的邪惡作品，其手下是一群盲目服從、具有奴性的人。從本質上講，他們的書講述的是一個宮廷鬥爭式的故事，也就是白傑明所說的「以專制君主為中心的歷史」。在他們的描寫中，除毛澤東之外的其他男女革命者的積極貢獻都被抹煞，甚至連像周恩來這樣重要的領導人都被貶低成毛澤東的具有奴性的工具。根據書中的描寫，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從同黨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他行事更邪惡、更狡詐。兩位作者幾乎完全專注於講述陰謀與操縱，而有關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實際上完全沒有提及。影響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知識背景，也幾乎完全在他們的視野之外。與之相對照，嚴肅的研究都把中國革命視為一個複雜的具有創造性的過程，千百萬普通中國人在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互動中，追尋著他們的變革理想。[15] 當其他人的作用和歷史背景以這種方式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時，中國革命就會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1921年成立時，中國共產黨受到崇高目標的感召。它的創立者們，受到1910年代晚期的以啟蒙、民主、婦女解放、社會公正、國際主義和中國主權危機的解決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使這場發生在20世紀早期中國的民主運動充滿人性的力量。在1920年代的早期，陳獨秀所堅持的人道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價值觀仍在繼續感召著中國共產黨。然而在1929年，他卻被當成托洛茨基分子清除出黨。在被清除出黨時，他提醒黨的其他領導人，「德謨克拉西（民主），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而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並對壓制不同意見的後果提出警告。[16] 可是他的前同志們，卻把這些思想視為「資產階級」思想加以拋棄。
中共向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轉變，始於1920年代中期的「布爾什維克化」—— 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尤其是斯大林治下的共產國際所提倡的「鐵的紀律」和極端中央集權制被強加於中共。1927年中國共產黨人在城市的失敗，以及他們在農村地區建立根據地，向武裝鬥爭策略轉變，加速了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進程。在戰爭環境中，中共領導人強調組織嚴密、秘密活動和自上而下貫徹命令的必要性。在農村地區，他們開始把自己視為決定與權威的唯一來源。他們在1949年建立的北京政權，是戰爭年代中自視其命令一貫正確的經歷的反映。它遵循威權主義路線，自上而下地進行統治，顯然是建立在斯大林模式基礎之上。
雖然悲劇性地受到軍事化、農村化和斯大林化的扭曲變形，但中共還是保留了許多當初成立時的目標和特性。在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它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先鋒。在1945年後的鄉村地區，它領導窮苦大眾改造當地社會。在革命年代的鄉村和1949年後的城市，它使婦女的生活變得更好 — 儘管不徹底，但變化仍是鉅大的。與之相比，蔣介石未能成功改革農業經濟，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是個無能的領導人，沒有為改善婦女地位做多少事，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不公平的社會，代表著一個腐敗、反動的政權。
張戎、哈利戴的關注點完全集中在中國革命的過失上，其中包括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因此他們給出的圖像是歪曲的、不完全的。對毛澤東時代的全面研究認為，中國共產黨功大於過。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是毛澤東研究領域的前驅，他在1994年發表的一篇關於毛澤東遺產的文章中總結說：「在他執政歲月的其他時期，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率和技術開發有案可查雖然大躍進帶給農民的是普遍的災難，而不是先前許諾的集體繁榮和幸福，但自1946年以來連續實行的土地政策，摧毀了舊的地主經濟，從而為1980年代農民小土地制度的出現奠定了基礎。」[17]
即使是張戎、哈利戴的某些崇拜者，也對他們的片面論說提出質疑。例如克里斯托夫迫切感到要提醒讀者注意毛澤東的成功之處：「中國的土地改革為今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婦女的解放使中國從一個世界上婦女地位最糟糕的地方，變成一個男女地位比日本或韓國更平等的地方。事實上，毛澤東對舊的經濟、社會結構的打擊，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新的經濟鉅龍變得更為容易。」毛澤東的其他成功之處包括：儘管發生過饑荒，但中國人預期的壽命在1949年之後急速上昇；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中國這個曾經的「東亞病夫」，在毛澤東的喚醒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中，不可避免地把這一變革與毛澤東這個人聯繫在一起。
由於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從未完全拋棄那些締造了它的理想，它在1949年之後繼續得到像劉賓雁、王若水和蘇紹智這樣的受到廣泛尊敬的人道主義者的支持，而富有創見的思想家、作家則援引馬克思主義來批評後毛澤東時代的鄧小平政權。工人活動分子援引毛澤東的革命傳統來譴責鄧小平的改革。[18] 1990年代鵲起的「新左派」思想則借助網絡和其他電子媒體，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19]
張戎、哈利戴在書的開頭聲稱，毛澤東「要為超過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死亡負責，其造成的死亡人數，比20世紀的其他任何領導人都要多」，而這主要發生在大躍進時期。我的這篇序言，將以討論相對而言的專制主義、殘暴和卑劣作為結尾。
關於1959~1962年間的死亡數字，學者們提出過許多各不相同的估計，多數估計都要比張戎、哈利戴的低，但很少有學者會否認大躍進導致了一場不可想像的大災難。甚至連那些支持大躍進基本目標的中國革命的親密朋友，也不得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根據毛澤東的一個崇拜者傑克‧格雷的說法，大躍進的失敗是因為「等級森嚴和威權主義的黨內體制，完全不適合領導一場只有得到普遍支持才能興旺發達的運動」。[20]
統計大躍進中的死亡人數，對之提出譴責是正確和必要的。但對大躍進進行全面、正確的觀察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20世紀的歷史中充斥著類似的悲劇和罪行。說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殘忍，對大規模死亡無動於衷，有與認為中國是特殊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人是沒有自我決斷能力的「黃螞蟻」的中國恐懼症論調唱和的危險。正如雲達忠所言，「很多人熱衷於相信關於中國的最壞說法，而這本書進一步堅定了他們的信念。心存偏見的讀者更會把中國革命視為自大狂們互相殘殺以及其他千百萬人慘遭殺戮的過程，而不是其他什麼。」白傑明也對書的作者無意中給人造成「東方人壞」的印象表示痛惜。
事實上，要為近現代歷史上世界上最嚴重的死亡事件負責的，不只是毛澤東，大英帝國有過之而無不及。1896~1900年，在英屬印度有兩千萬人死於本可避免的饑荒和暴行。在1943年的孟加拉饑荒中，由於英國的冷漠與無能，六千萬人口中有超過三百萬人餓死，遠遠超過張戎、哈利戴提到的1960年中國的人口死亡比例。1943年的饑荒不過是英屬印度殖民地的一系列危機之一，它們共同導致千百萬人死去，而這些死亡本可避免。1845~1846年，在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其人口死亡比例甚至更高。在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幾乎被滅絕。美國的印地安人也是如此。能夠與張戎、哈利戴估計的1960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相提並論的最新例證，就是今天發生在伊拉克的暴行。根據歐洲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的說法，由於美英兩國的入侵，截至2006年有65萬伊拉克人被殺死，幾乎都死於暴力。[21]
該書寫作風格偏見的一個極端例證，就是他們把毛澤東描寫成中國的希特勒。[22] 他們把大躍進引發的饑荒所造成的後果，比作發生在奧斯威辛的對猶太人的滅絕，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等同於希特勒的集中營。這些類比反映出令人震驚的道德和歷史判斷能力的缺乏。在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八百萬歐洲猶太人中有六百萬人死亡，比例遠遠超過對大躍進中人口死亡率的最壞估計。奧斯威辛是希特勒「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主要工具，而大躍進的本意是加速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張戎、哈利戴完全不理解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嚴重孤立，中國共產黨人在1950年代晚期所面臨的困境。在張戎、哈利戴看來，大躍進是一個瘋子犯下的罪行。然而其他學者卻把大躍進看作是為動員農村富餘勞動力創建地方工業，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實現國家自給自足而實行的一項基本合理的計劃，是解決因中國孤立所導致的危機的一種方式。大躍進之所以出現如此災難性的後果，不是由於想法是錯誤的，而是由於實施方式是錯誤的。與之相對照，「大屠殺」則是有意為之的野蠻行徑。
至於《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是一部好的傳記，還是一部諷刺漫畫書和宣傳品，或者兩者都有一點，或者兩者所佔比重有一方多一點，讀者們自會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希望本評論集中的這些文章能夠有助於他們作出判斷。也許會有人提出反對，說這裡選取的文章都對張戎、哈利戴抱有偏見，因而無助於客觀意見的形成。然而挑選的標準是完全公正的。文章中的傾向性，基本上準確地代表了專家評論中最有分量的觀點。與世界各地的商業媒體對這本書絲毫不加批判，甚至阿諛奉承不同，專業評論大都持反對意見。但讓人費解的是對於雪片般飛來的批評，兩位作者似乎沒有覺得有必要作出任何回應。對於許多針對他們的指控，如果他們能夠作出有系統的答辯，我們會很高興在這裡一同發表。但在相關批評首次出現兩年多來，並沒有看到他們的任何答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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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國瑞（Gregor Benton）是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由李新華、曲廣為翻譯。
2 Lisa Allarice：“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The Guardian，2005年5月26日。
3 Nicholas D. Kristof：“‘Mao’：The Real Mao”，The New York Times，2005年10月23日。
4 Simon Sebag Montefiore：“History：Mao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The Sunday Times，2005年5月29日。
5 Michiko Kakutani，“China’s Monster， Second to None”，The New York Times，2005 年10 月21日。
6 在1938年2月出版時，該書書名是《西行漫記》，旨在避免激怒當局。
7 發表於2006年1月該期刊的第55卷，第96~139頁。
8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很多觀點也和張戎的《鴻》中的觀點相抵觸，迪莉婭‧達文在她的評論中指出了這一點。
9 見本評論集中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的文章。
10 見本評論集中齊慕實（Timothy Cheek）的文章。
11 引自阿拉迪斯的評論 —“This book will shake the world”。
12 Jeffrey N. Wasserstrom，“Review of Mao：The Unknown Story”，Chicago Tribune，2005年11月6日。
13 完全支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觀點的學術性書評主要有：林蔚（Arthur Waldron），“Mao Lives”，Commentary，2005年10月；林培瑞（Perry Link），“Mad，Bad Mao”，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05年7月20日。
14 李志綏（Li Zhisui），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New York： Random House，1994）。
15 Peter Zarrow，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1949（London：Routledge，2005）是提出這一觀點的最新著作。
16 陳獨秀的《致中共中央（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載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54頁，第449頁）。
17 Stuart R. Schram，“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The Legacy of a Ruler”，載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London：Routledge，2008，第384~403、397頁。
18 〈毛澤東，我們永遠的領袖〉，這是一位匿名者在「毛澤東逝世28週年紀念大會」上的發言。該文收錄在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London：Routledge，2008，第180~182頁。
19 這是高默波：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 Pluto Press，2008）的主題。
20 Jack Gray：“Mao in Perspective”，載班國瑞（Gregor Benton）編輯：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四卷，London：Routledge，2008，第425~445、431頁。
21 Gilbert Burnham，Riyadh Lafta，Shannon Doocy，and Les Roberts，“Mortality after the Invasion of Iraq：A Cross-Sectional Cluster Sample Survey”，The Lancet，October 11，2006年10月11日。
22 在2004年6月25日英國廣播公司（BBC）Hardtalk Extra欄目關於《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採訪中，張戎對米沙爾‧侯賽因（Mishal Husain）說，毛澤東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樣邪惡。
23 張戎、哈利迪對黎安友在《倫敦書評》（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的評論作出過簡單回應，但卻拒絕把他們的答復與黎安友的評論一起再次發表在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的第四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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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 由英國史學權威Gregor Benton教授主編，所有評論均出自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國際知名專家。
☆ 本書的評論，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重要貢獻。
☆ 本書的各中國問題專家對《毛》書寫作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提出異議，進行辯論。
【編者】
Gregor Benton（班國瑞，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春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
【文章及作者】
前言 / Gregor Benton
陰暗故事：無情的毛澤東 / Delia Davin
魚龍混雜 / Andrew Nathan
對毛澤東上臺過程中機會主義、背叛和操控的描寫 / Gregor Benton和Steven Tsang
黨內新的第一號反革命：群眾批判式的學術傳記 / Timothy Cheek
神授能力的危害 / Lowell Dittmer
我是如此寂寞 / Geremie R.Barmé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陳永發
毛澤東：超級惡魔？ / Alfred Chan
毛澤東與達芬奇密碼：陰謀、敘事與歷史 / David Goodman
從《鴻》到《毛》 ——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Bill Willmott
全新的領導人 / Thomas P.Bernstein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 Robert Weil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知識界的一大醜聞 / 高默波
評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金小丁
後記 / 林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