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電訊盈科外判工罷工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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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港電訊盈科擬推省錢三招引發員工抗議
中國新聞網
2009年02月11日


二月十日，代表香港電訊盈科外判公司員工的工會發起工業行動，罷工半天。超過三百名員工在香港電訊盈科總部外抗議。中新社發 鄧慶樂 攝

中新網2月11日電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香港電訊盈科「節流」方案引起職工極大反彈，近500名面臨減薪的電訊盈科外判員工展開第一波抗爭，罷工半天後，取得初步成果。

據工會瞭解，電盈資方態度軟化，除將外判商是否接受削減10%工程費的答覆限期押後至13日。電盈也發表聲明澄清指，削減工程費一事仍未有定案，且只會在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工會又接獲消息，指有電盈員工收到公司通知，可在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中，三選其一，但沒有具體時間表。

數百名電盈外判員工10日在則魚湧地鐵站外集合，部分穿起電盈制服，在工聯會三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葉偉明及潘佩璆率領下，遊行到位於太古坊的電訊盈科中心抗議。工會表示，約有500名外判員工參與遊行，其它響應罷工則難以估計，但預料有逾半數外判工即約1500人參與罷工，部分維修服務勢必受到延誤。警方則估計，共有350人參與遊行。

電盈隨後發表聲明表示，指削減工程開支仍處於磋商階段，仍未有定案，就此假設公司會裁員或減薪言之尚早，也看不到有任何罷工必要。電盈董事總經理艾維朗向員工發出內部通告，指最後才考慮採用對員工有直接影響的措施，並保證公司沒有「一刀切」裁員計劃，但若幹部門仍可能要調整工時或縮減職位。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崔世昌指出，外判商原訂須在11日向電盈回復是否接受減工程費方案，但限期已押後至13日。他認為，行動取得初步成果，電盈態度也有所軟化，但10日收到消息，有信息科技部門主管收到高層通知，實時提交逾10人的裁員名單，故要繼續抗爭，直至電盈「收回成命」。

立法會議員葉偉明也透露，收到有電盈正式員工指出，公司已向員工提出三個方案，包括裁員、減薪及放無薪假期，要求員工選擇其一。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外判工原屬正式僱員，被迫轉為外判工時已遭減薪，往後更年年減，現時再遭減薪至少10%，是一種典型的剝削。他說：「外判員工今天的處境，正是現時長工的寫照，特區政府有責任介入事件。」

外判工人將矛頭直指電盈，認為減薪始作俑者是電盈。香港電訊業總工會主席夏志雄要求電盈停止所有裁員、減薪行動，否則會採取進一步更激烈行動。他們將抗議信遞交資方代表後，即乘旅遊巴往工聯會總部召開員工大會。

31歲的何先生在電盈工作已有15個年頭，在電話公司時代已加入公司。他指出，月薪曾達1.6萬元，如今卻只有8000元。他說：「很多員工都對公司失去感情，只是為了維持生計。」他目前在外判公司擔任電話及寬帶的安裝及維修技工，曾想過轉行，但因只有中五學歷，找不到工作，只能繼續接受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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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訊盈科500外包工人罷工
斯蒂文·陳
中國勞工論壇

香港港島報道, 2月10日（週二）上午香港電訊贏科公司(PCCW)下屬十多家外判公司(編者註：外包服務承包商)的500名工人因抗議電訊盈科的減薪裁員進行了半天罷工，並在電訊盈科公司位於港島糖廠街的總部大樓外示威抗議。此次罷工和示威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工聯會下屬）組織，工人們表示如贏科管理層不接受工人訴求將發起進一步的行業行動。

電訊盈科（PCCW）是香港目前最主要的通訊和網絡服務商，有自雇短期合同工人600多人，另有服務外包公司16家，僱傭員工超過3000人。公司第一大股東為香港公營的盈科拓展，第二大股東為中國政府國有的聯通集團，日前電訊盈科公司剛剛推出私有化計劃，如順利通過將可使盈科拓展與聯通集團獲得高達188億港元的股息分紅，但因為管理層涉嫌非法操縱私有化計劃投票而為本港媒體和各政黨關注。

根據中報顯示，2008年上半年電訊盈科贏利高達6.5億港元。但公司管理層卻以經濟危機為由，一方面削減外包工程費10%，導致外包公司宣佈將對下屬3000多員工減薪10%-30%；同時也指將進一步裁減約600名公司直屬員工和對剩餘員工減薪2成以節約運營成本。

目前，無論是電訊盈棵公司直屬還是下屬外包公司的一線員工每月收入都不過在7000-8000港元左右，每日在外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左右。如果減薪30%，那麼5000多港元的收入在物價和房價昂貴的香港將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而且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被裁員工更難以很快找到合適的工作。

為此工人們都表示極端不滿，電訊盈科的直屬員工工會於　2月9日　發起簽名抗議，僅一天之內已籌集到500多員工簽名；而各外判公司的工人更是在工會號召下於　2月10日上午　組織了500人的半天罷工和示威抗議。罷工工人於10點左右前往位於港島的電訊盈科總部進行抗議。該次罷工由香港電訊業總工會組織，罷工工人高舉「電訊盈科，承擔社會責任」、「抗議電盈無良，反對減薪裁員」的標語牌遊行到電訊盈科總部。工會方面負責人宣讀了罷工聲明並向電訊盈科管理層送交了員工簽名抗議信；表示如一周內盈科管理層沒有反應，將進一步發動行業行動，即更大規模的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www.chinaworker.info)在示威現場訪問了部分參與罷工的工人。

一名趙姓中年外包工人表示，現在7000多港元的收入養家已經很勉強，如再行減薪生活將變得愈加痛苦。房租那麼貴，什麼都要錢，外出工作中午隨便吃餐飯都要30多港元，還有妻子孩子要養，怎麼能生活？而且既然公司仍然盈利，減薪就毫無理由。

一名青年工人表示，現在既然經濟蕭條，假如一旦集體裁員，被裁員工就很難再找到工作。而且公司一直是賺錢的，為什麼現在就要減薪呢？假如公司不答應我們的要求，那我們就只能繼續抗爭和罷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並聲援工人們為維護自己經濟利益和就業機會進行的抗爭；並相信只有所有工人的自我團結與集體行動才能捍衛他們的權益，而且這種集體行動也絕不僅限於罷工和示威，並且在必要時應該延伸到對於工作場所的集體佔領與民主管理。　 　

同時，我們也要指出只有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政策，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的舉措，由工人對於公有企業進行民主化的集體全民所有管理與運作，才是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毋團結，無力量；不鬥爭，無出路！

化學農業威脅中國水資源

綠色和平中國
《中外對話 》 (chinadialogue.net)
2009年1月29日

2007年在中國東部的太湖發生的大規模藍藻爆發使兩百萬人受到了"飲用水危機" 的影響。流入太湖的大量「營養」污染物（氮、磷等）造成了藍藻嚴重爆發，使無錫人的水龍頭中流出帶著腥臭味的綠色的水。這些流入太湖的污染物來自於農業、工業以及生活廢水。其中，大量施用在農田里的化學合成肥料是「主犯」之一。這次水危機讓無錫人深刻體會到了太湖污染的後果。歷年來，政府對太湖污染的治理已經投入了幾百億的資金，2008年，太湖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這一年，太湖藍藻捲土重來，甚至比往年發生的更早。當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看到太湖的藍藻時，我們感到很痛心，但是並不意外。

化學農業（以來大量化學合成肥料和農藥投入的農業生產方式）相關的藻類爆發事件不僅僅影響了太湖，也影響了中國其他地區的重要水系。例如：2008 年6月，黃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內蒙古烏梁素海——發生了嚴重的黃藻爆發，根本原因是河套平原灌區農田中流失的大量化肥，通過排干渠系統不斷匯入烏梁素海造成的污染；安徽巢湖也是備受化學農業污染困擾多年的一個重要湖泊。

相關政府部門已經設計和實施了多項政策以應對農業污染。比如：鼓勵生態農業，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另外，農業部從2005年開始推行一項全國性的化肥減量政策——測土配方施肥 ，項目實施三年後，全國已累計推廣測土配方施肥面積達9億畝次。

綠色和平在2008年3月至11月期間在太湖周邊進行調查，以檢驗測土配方施肥在這一區域減少化肥用量、控制農業污染方面的進展。調查中，綠色和平的工作人員在直接流入太湖的兩條小河採集了25批次水樣，並訪問了當地農民，記錄他們施用化肥的時間、種類和用量。水樣被送往實驗室，檢驗其中與化學農業相關的總氮、硝態氮、總磷等物質含量。

水樣檢測結果顯示，當地在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工作3年後，水污染依然嚴重。

20批次樣品中的總氮濃度超過國家地表水Ⅴ類標準，其餘5批次水樣超過Ⅳ 類水標準。這就意味著水樣採集地的水不能作為飲用水源地，也不適宜人體直接接觸。超過Ⅴ類水標準的水，甚至不能用於工業生產和農業灌溉。硝態氮主要來自於化肥流失，水樣檢測結果顯示在施用化肥後，由於降雨或者灌溉的沖刷作用，使水中含有高濃度的硝態氮。檢測結果說明，化肥流失造成的農業污染仍是一個主要污染源。農民們也正是，他們的化肥施用量幾乎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

太湖的農業污染仍舊是對無錫的一個威脅。農業污染，同樣也是中國其他地方存在的問題。在2005年至2007年，測土配方施肥實施的三年中，每年的全國化肥施用量都要比上一年增加近200萬噸（見下圖）。與此同時，中國的化肥生產量也一直在上升。測土配方施肥項目開始於2005年，但是並沒有給中國的化學合成肥料施用量帶來拐點。大量的化肥仍舊在源源不斷地進入水中造成污染，並最終危害人類自身。

年份	農用化肥生產量（折純）噸	農用化肥施用量(折純)噸
2002	37,910,000	43,394,000
2003	38,813,100	46,366,000
2004	48,048,200	46,366,000
2005	51,778,600	47,662,000
2006	53,450,500	49,277,000
2007	52,485,800(1月～11月）	51,078,000（全年）
2008	44,740,000（1月～9月）

當政府投入大筆資金清理藻類時，真正的解決之道——生態農業——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推廣。

在太湖西岸的宜興，有一個坐落在山腳下的美麗的村子。那裡有200畝由「鴨子軍團」守衛的水稻田。「稻田養鴨」是一種典型的生態農業模式。鴨子在稻田中放養，它們吃掉稻田里的害蟲，雜草也被踩死或者吃掉。鴨子的游動將更多的氧氣帶入水中，讓水稻長得更加強壯。有機肥和鴨糞為水稻提供了足夠的營養。化學合成肥料和農藥不再是必需品。

與「稻田養鴨」類似，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生態農業模式可以讓農民收穫充足、安全的糧食，而且不必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與測土配方施肥相比，生態農業不依賴化學合成肥料，而是充分利用牲畜糞便、秸桿等農業「廢棄物」製造有機肥料和沼氣。儘管已經有一些旨在推動生態農業的政策，但這些政策的內容和執行仍需細化和加強。需要有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生態農業的推動，讓農民、消費者、環境都從中受益。

中國政府急需對測土配方施肥的效果重新進行評估，因為這項政策只是針對化肥使用者（農民）的，而且仍舊是以依賴化學合成肥料投入為基礎。如果政府想要切實減少化肥的施用量，就需要制定針對化肥生產者的生產減量政策，這其中可以包括減少對化學合成肥料的生產補貼和優惠。另外，還需要制定一系列鼓勵有機肥生產、推廣和高效利用的激勵政策。

沒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浪費了，中國農業急需從根本上轉變農業生產方式。

台灣安泰銀行工會動員反對裁員

孫窮理
苦勞網
2009年2月9日

安泰銀行在農曆年前後，進行了兩批的裁員動作，總共30幾個人失去工作，由於接下來，裁員還將持續，甚至傳出資方預計裁撤15%，約 300多位員工，引起一片人心惶惶，在工會臨時理監事會的決議下，很短的時間動員超過500人，2月7日下午，在台北市二二八公園舉行了一場「團結、同心，顧飯碗！」集會，宣示「反資遣、要工作」的行動。

安泰銀行原本屬於「三重幫」林堉璘的宏泰集團所經營，2007年6月，私募基金隆力集團，透過向兆豐銀等聯貸的方式，集資188億取得經營權。近年來，經營狀況不佳，去年11月，曾經向兆豐銀提出協商紓困，希望以股票質押，修改授信條件；由於公司的經營方向不確定，連帶使得員工的工作狀況業非常不穩定，工會理事長陳翰德說，自己在公司13年，就換了10個職位，而多位遭到裁員的員工也說，公司管理階層不顧員工的意願，就將他們調往理財部門，從事「理財專員」的工作。

對於自身不熟悉的領域，被調動工作的人，在高度業績的壓力下，還是很努力地學習，希望進入狀況，也漸漸進入軌道，甚至獲得不錯的成績，但是這一波的裁員，卻沒有經過「約談、輔導、追蹤」等規定的程序，就以「業績」為由開刀。花了時間、金錢、精力，卻得到這樣的回報，員工批判資方管理階層「自己做了很多錯誤的決策，卻嚴以律人、寬以待己」，最讓大家感到不忿的，是這種無法找到方向的領導方式，總經理丁予康卻坐領一年2千萬的高薪。

全球金融海嘯，造成華爾街的大震憾，其中，最受到社會詬病的，是這些把公司帶往倒閉命運的高階經理人，在公司慘賠的時後，還繼續領高薪，日前，金管會主委陳沖也批判，這種企業內的「肥貓」，在台灣也存在；而這隻員工口中的「肥貓」丁予康，正是在2002年，一手主導賤賣公產、推動台北銀行與富邦合併的北銀總經理，在合併的過程中，丁予康將北銀工會理事長黃玉炎解僱、瓦解工會的力量，2005年1月，台北銀行正式消滅，改名「台北富邦銀行」，時任富邦金控董事的丁予康接任台北富邦銀行總經理，引發「利益衝突」的爭議。而經歷3年的訴訟，2005年2月黃玉炎獲得最高法院的勝訴判決，2007年11月，丁予康再由北銀富邦，以超過年薪2千萬的「天價」跳槽到安泰銀行擔任總經理。

而就在面臨金融海嘯、公司融資維持率不足，面臨斷頭壓力的今年2月份，丁予康還在繼續放話要推動與萬泰、大眾等的合併案，一方面進行高風險的操作，一方面用業績壓力，讓沒有經驗的基金經理人推銷金融商品、造成投資人的虧損，另一方面，則用裁員與打壓工會的手段對付員工。外商銀行失血慘重，光是在台灣，去年就裁了3千人，在眼前，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丁予康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安泰銀行工會成立大概只有短短一年的時間，不過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員工加入了工會，針對7號的動員狀況，陳翰德表示「超過預期」，顯示會員的動力強大，而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與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等上級工會與所屬的會員工會幹部也都動員出席表達對工會的支持。

農民工不是「過客」

劉守英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01月19日

劉守英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

從打工的大城市乘火車到本省省會或地區城市，從本省省會或地區城市乘客車到鄉鎮，再從鄉鎮乘三輪摩托回到村裡的家，這基本是農民工返鄉之旅的路線圖。

由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正在重創佈局於中國沿海地區的出口導向企業，動搖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並改變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捲入工業化、城市化大軍的2億多農民工的命運。

「出口導向戰略」危與機
1998年以前，中國農民依靠自己的廉價勞動力和集體土地，在鄉土環境中創辦起遍佈於全國各地農村的鄉鎮企業，開始參與工業化進程，矯正了國家工業化將農民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偏差，開創了農村工業佔整個工業半壁江山的局面。

1998年以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使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世界工廠」地位受到重創。中國不僅沒有捲入那場災難，而且通過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使珠三角和長三角幸運地成為承接產業轉移的地帶。

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也改變了整個中國工業的佈局和農民參與工業化的進程。短短幾年時間，鄉村工業化從遍地開花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迅速向珠三角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帶集中。中國農民參與工業化的進程，也變成了沿海地區的農民吃地租、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此起彼伏地流向這兩片經濟帶進入產業大軍的進程。

因此，與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中國無法從這次經濟衰退中脫身和倖免。出口導向企業受挫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絕不是局部的、臨時性的，它將直接影響中國依靠出口導向戰略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格局，影響沿海地區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影響內地農民工的跨地域流動和非農就業，進而影響中國尚未完成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保增長，更要保農民工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我們確實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手段，保增長，保企業；但更為關鍵的，是要認真對待十幾年培養起來的這個數以億計的仍被稱為「農民工」、對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做出了最大貢獻的產業大軍。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僅會造成嚴峻的經濟問題，而且會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此，必須首先要正確認識這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有人說，幸好這些農民工在農村還有一畝三分地，可以讓他們扛過這輪經濟危機。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既源於對目前這一群體的不正確認識，也源於將農民工群體仍然作為工業化進程「過客」的態度。

首先，這批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進入產業大軍的農民工，主體是「80後」。他們離開村莊時，就沒有想過再回來幹農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城市化了，儘管城市政府的一系列公共政策還沒有接納他們。

因此，我們判斷，這批農民工的春節前早回流，只是延長他們在家鄉過節滯留的時間，但他們決不會甘願重新成為從事農作的農民。春節過後，這批農民工中的大多數將會回到城市或產業集中帶找工作，由此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安定將真正考驗政府的治理能力。

其次，這批農民工返鄉後，是否還能馬上得到他那一畝三分地，也值得打一個大問號。因為1998年前後，這批農民工離開村莊時，正好是土地負擔沉重和許多農區進行土地二輪延包的時候。許多農民或者將土地撂荒，或者將土地自動無償甚至「倒貼」轉包給鄰里鄉親耕種，或者將土地上交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在二輪延包時，集體又將這些還在合同期內的土地延包給新土地耕作者，而非原來的土地承包人。當大批農民返鄉後，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會大大增加，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因素。

因此，我們必須要正確對待農民工群體，切不可把他們只當做一個打造「世界工廠」的臨時「蓄水池」——當需要廉價勞動力時，就接納他們；當企業受挫時，就讓他們回家種地。

應該正視的一個事實是，出口導向企業受挫所引發的農民工失業和生活出路危機，也暴露了長期二元體制下將農民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的公共政策失誤。我們切不可把這支大軍當包袱。當把它作為消極力量對待時，它就真有可能變成一種危及社會穩定的消極力量。

重整工業化城市化佈局
目前，最要緊的是制定切實有效的應對和解決農民工失業的戰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國家層面的農民工培訓戰略。要真正積極對待農民工群體，就必須要保護和提升這支十幾年培養起來的產業大軍。

與上一代的農民工相比，這批產業大軍接受過正規的文化教育，之後又在一線接受過不同程度的職業洗禮。中國正處於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的關鍵階段，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現代服務業的提升，都需要將這批具備一定文化和技能的產業工人轉變成知識工人，使這個隊伍成為下一階段產業升級和推進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為此，中央財政應拿出一定資金保證農民工培訓戰略的實施。

其次，在沿海發達地區著手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政策。

由於長期的二元體制，農民工除了在當地就業，掙取微薄的收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城市政府給本地人口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和福利，他們都無法分享，由此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完全分割的兩個群體和完全不同的公民待遇。尤其考慮到目前的「80後」農民工群體，他們的社會公平感更強，這種人為隔離造成的社會問題會更大。應盡快制定辦法，讓農民工享有與當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務，讓這批農民工真正融入當地生活，成為城市化的生力軍和建設者。

第三，化危機為機遇，適時調整工業化佈局，大力推進沿海地區的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

出口導向戰略加速了沿海地區的工業化，也導致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失衡。具體表現為，在沿海地區，由於全球訂單「空降」，形成縣、鎮、村、組四個輪子一起轉來發展工業，很快形成產業集群和工業產業帶，但是也造成沿海發達地區工業化過度而城市化不足的局面。工業占比過高，用地結構偏重於製造業，而城市化用地比重過小，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城市集聚效應過低，城市公共服務水平低，總之，城市化不足。

而在中西部地區，儘管出口導向加速了內地工業化的衰敗，但1998年以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則促成了這些地區城市化的加速。

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投資的進行，使城市化先行，但是工業化程度的不足，形成一個沒有購買力的城市化、一個人口不集中的城市化、一個沒有人氣的城市化。

出口導向戰略的受挫，為改變這種發展失衡的格局提供了機遇。首先是為沿海地區實施產業升級和推進城市化提供了動力；其次，也有助於啟動內地工業化進程。只要政策得當，內地工業化的興起正當其時，並有望成為推動中國下一步經濟高速增長的力量。

為了促進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應當制定沿海地區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促進政策；制定促進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政策；完善農民工培訓政策；制定有利於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土地政策，等等，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經濟繼續高成長的增長點，成為啟動內生工業化和內需、改變過於依賴出口和外資的發展模式，從而促進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完成。■

「世界製造業之都」的陣痛

周瓊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1月19日

歲末年初，廣東東莞陽光明媚、暖意融融，但28歲的農民工吳海鵬無暇顧及。他步履匆匆，進入東莞市社保局長安分局，排隊申請退出個人養老保險賬戶。他希望能在回家前領到這筆約7000元的退保金。

吳海鵬來自四川廣元市農村，原是東莞偉旭鞋業公司的老員工，已在這裡工作了七年。2008年11月1日，偉旭鞋業的老闆突然「人間蒸發」，吳海鵬和他的3000多位同事隨即失業。

他告訴《財經》記者，年後他還打算回東莞找事做，但他對能否如願缺乏信心。「之前熟悉的很多鞋廠都倒閉了。」但他依然認為，跟回家種田相比，這是更好的辦法。「沒聽說種田會有什麼收入。」他說。

在他的身前身後，是長達100多米的退保隊伍。退保者都是因各種原因辭去或失去工作的外來工。

東莞地處廣州與深圳之間，是珠三角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之一，改革開放30年來GDP年平均增幅為18％。由於毗鄰港澳且身處沿海地帶，東莞大量承接了港台和發達國家轉移而來的製造業。依托低廉的勞動力、土地，東莞從一個落後的小漁村躍升為「世界製造業之都」，亦成為中國接納外來工最多的城市之一。

據東莞市政府官方網站統計，該市本地戶籍人口為171萬，外來工高達700多萬人。民間估計，實際上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外來工可能超過1000萬人。

以外貿加工為主的東莞製造業，20多年來主要靠壓縮成本、爭相降價來爭取歐美訂單。早在2007年底，隨著人民幣升值和生產成本上升，各大小工廠開始頻現困局。

2008年下半年後，經濟危機加劇使得這些廠家訂單驟減，大批工廠倒閉、自動結業或壓縮規模，終結了「世界工廠」的蓬勃景象，亦終結了持續近四年的「民工荒」。

據《財經》記者調查，截至2009年1月上旬，東莞已有三到四成農民工提前返鄉。

企業減員「過冬」
由於企業暫時歇業或讓員工提前放假，無須向勞動部門報告，而國家尚未定義哪些情況算「農民工失業」，目前東莞勞動部門尚無法提供外來工返鄉及失業的準確數據。東莞市勞動局副局長黃慧屏告訴《財經》記者：「我們每年都會統計企業的用工需求量，從中看變化，但這個數據要春節後才能出來。」

她表示，當前農民工就業嚴峻，主要原因是外部需求放緩、企業訂單減少。按照勞動部門的測算，企業訂單每減少10％，用工量減少5％。

不過，這並非一個獲得公認的公式。據《財經》記者瞭解，在相當部分企業，訂單減少的比例恰與用工量的減少率相當。

據悉，東莞市共有企業2萬餘家，其中外資企業1.5萬家以上，又以港台企業為主。東莞市台商協會副秘書長樓達人在《東莞台商》雜誌上撰文稱，許多台商在2009年拿到的訂單不及去年的40％。

東莞台商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告訴《財經》記者，在過去一年中，東莞台資企業中已有500多家倒閉或結業，約占台資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目前最現實的辦法就是收縮戰線，減員增效，保存力量」。

來自東莞香港工業總會的消息更令人悲觀。該協會主席陳鎮仁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約7萬家企業，目前有三成完全沒有訂單，其餘企業訂單均不同程度地減少。

據悉，自2007年底以來，先是傢俱、鞋業、玩具業、服裝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困局；至2008年9月前後，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入，電子業、機械業等東莞支柱產業亦開始受到衝擊。

東莞市政府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稱，目前倒閉或歇業的大多為經營不善、負債率較高等「先天不足」的企業。但他表示，隨著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加深，電子和機械業的情況會變得糟糕。

《財經》記者瞭解到，以台達電子公司為代表的東莞電子企業自2008年11月以後已開始減薪，一線工人只能領到東莞最低月薪770元，使得部分員工辭工返鄉。

「這些行業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的，所以今年東莞肯定會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就業壓力。」他說。

服務業凋零
「臨近過年了，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寮步鎮牛山村村委會一位60多歲的老人說。

他告訴《財經》記者，該村共有三家規模較大的傢俱廠，另有電子、鞋業等各類廠家若干。其中一家傢俱廠於2008年3月倒閉，千餘工人頓時失業，另兩家則勉強維生。下半年以來，村裡的各類工廠均不景氣，不時有小廠倒閉或歇業的消息傳出。「村裡的房子年初還有八九成的出租率，到年底就只剩下四五成了。」

石碣鎮一位村幹部對《財經》記者說了他的估計：「去年12月初的時候走的人有30％，到今年1月大概有40％。」

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是一家專為深圳、東莞及福建等地20餘家企業提供勞務派遣服務的公司。公司總經理張全收告訴《財經》記者，他所服務的對象均為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涉及玩具、鞋、紙品、電子等幾個行業。

「上個月倒了一家文具廠，剩下的沒有一家日子好過，都在減人手。」張全收介紹說，2008年初他曾為這些企業輸送了1.8萬名河南籍工人，現在只剩下不到4000人。他估計，春節後「能派遣出去5000人就不錯了」。

製造業萎縮已逐漸傳導至當地的服務業。無論是超市、街頭小商舖、酒店、餐廳、勞動中介、出租車、美容美發還是律師行業，業務量及收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2008年12月13日晚6時許，記者在原本繁華的東莞世博廣場一家餐廳吃飯，可容納50餘人的餐廳僅記者一人。其後一小時，僅進來兩撥客人。服務員稱：「今年的生意是有史以來最差的。」

為共渡難關，東莞各鎮村在2008年11月後開始調低廠房租金。台商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告訴《財經》記者，降租幅度不小，「有的還在談，談妥的一般都降20％左右」。

一位不願具名的東莞市政府官員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1月至9月，東莞的村組兩級財政有63％收不抵支，多支出金額達6億元；東莞服務業收入同比下降了20％。

對於農民工，東莞當地人向來懷著複雜的情感。由於社會管理的成本與壓力巨大，東莞市委市政府曾在去年5月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金等經濟手段，「把低素質勞動力從東莞轉移出去」。此言一出，輿論嘩然。

然而，僅僅八個月後，面對農村集體經濟及服務業的蕭條景象，部分當地人不禁懷念起外來工的種種好處。

外來工的未來
若不是經濟轉折，大部分珠三角農民工的生活正在向好。

中山大學教授劉林平課題組2008年7月對2400餘位外來工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珠三角外來工的平均月薪為1600元，平均每週可休息0.8天，五成人有工傷保險。而2006年該課題組對40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三年前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1100元，享受國家規定的養老、醫療及工傷保險人數不足10％。

然而危機來襲，很多農民工的生活與夢想，或許都會就此拐彎。

1月8日上午，來自江西的外來工黃智平坐在東莞市勞動局隔壁的一個法律事務所內，心中五味雜陳。他剛剛讀完東莞東城區法院下發的民事判決書，得知其向原所在企業索賠加班工資的請求，僅獲得「一丁點」支持。

黃智平曾是東莞一家花卉園藝公司的電工。工作三年來，每天工作九個小時，無雙休日，未獲得哪怕一天的帶薪休假，期間還受過工傷。2008年6月，黃讀了幾篇有關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後，決定向公司索賠加班工資以及此期間的工傷賠償，同時辭去了工作。「當時以為找工作很容易，如果贏了官司也有一筆錢，相當於沒辭工」。

然而，大半年下來，找工作越來越難。維權方面，先是勞動仲裁不予支持，黃花2000元請了律師向東城區法院起訴。1月8日上午，他收到判決書，「法院只認可2008年以後的幾個雙休日的賠償，要求企業補我加班工資2300元——這還不夠我花的律師費和工傷鑒定費呢。」

來自湖南婁底的李源新曾是當地的一個包工頭，近兩年來，因屢被開發商拖欠施工費，他在五個月前遣散工友，到東莞謀生。

一開始，他要求的起薪點在3000元至5000元。至2008年12月17日，記者在東莞莞太大道上的一家職介所門前遇到他時，他已將標準降至2000元左右。儘管如此，他仍徘徊在求職路上。

採訪中，記者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個案，有的工資減少了，仍留守在崗位上；有的因不滿意薪水驟降，毅然辭工準備回家；有的失業了，仍在四處找工作……

綜合採訪得來的信息，提前返鄉的外來工存在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因企業倒閉而返鄉。當地人估計這樣的企業在5000家左右。其中有些是老闆看空後市，主動結業；有些則是先天不足，被市場擊垮。此外，也出現一些企業主為逃避債務惡意結業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被企業以裁員、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裁員是最笨的一種方式。」東莞明冠律師事務所律師孫智全告訴《財經》記者，由於對被裁員工補償費用高昂，東莞企業更常採用的辦法是提前放假、不再續簽合同或將工資大幅降低，迫使工人自動辭職。

第三種情況是工人因工資及福利待遇走低，兼因年關將至，自動辭職回家。2008年下半年以來，東莞市半數以上的外來工罕見地享受到了雙休及一天八小時的工作制，代價是只能領取當地每月770元的最低工資。

上述東莞市政府官員告訴《財經》記者，目前東莞擔心的不是農民工的提前返鄉，「而是春節後當這些返鄉者回來時，怎麼辦？」

「2009年對東莞來說會非常難熬。」這位官員說，「就業壓力必然帶來治安壓力。」

東莞市勞動局副局長黃慧屏則更有遠憂。她說，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下，「即使外部需求回暖，企業所能提供的崗位數也再不可能回到從前的水平了」。

可以想見，當珠三角的產業升級真正大規模啟動時，「結構性失業」將成為另一番景象。

未來之路將如何延伸？通過學習進行自我提升，以填補中國產業轉型過程中對技術工及管理者的缺口，或許是辦法之一。但無論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農民工就業難必將成為長期難題，未來的就業競爭將更為激烈；面對經濟轉型，東莞的陣痛亦將持續更長的時間。■

農民工失業調查

常紅曉 任波 鄧海 周瓊 李微敖 張艷玲 李鵬／文
陳美群／攝影
《財經》雜誌
第2期 (總第229期)
2009年1月19日


2009年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返鄉農民工韓雷，在村口打了幾圈麻將後準備起身回家。2000年初，韓雷退伍後前往廣東東莞寶來電器廠打工，在這家有5000人規模的台資電器廠擔任保安。2008年初寶來電器廠開始裁員，2008年5月，他失去了這份干了八年的工作，回到老家。韓雷說:「沒有了持續的工資收入，可是消費卻還要繼續。」2008年7 月，他再次南下廣州和東莞等地尋找打工機會，均無功而返。

前言

雖然還沒有官方數字，但只要在成都、重慶、鄭州、廣州等地的火車站待上幾分鐘，農民工失業潮就實實在在地撲面而來。今冬，農民工大舉提前返鄉。

與往年「候鳥式」往返不同，這次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如果在春節之後回流城市，並沒有一份有把握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過去近30年來農民工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所掀起的巨大潮汐運動，第一次只有潮落而未見下一波潮漲。

中國經濟增長曾幾乎無限地吸納了來自農村的勞動力；現在，隨著經濟增長突然急劇失速，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哪怕是在邊緣地帶，也對許許多多農民工暫時關閉了。

經濟遠未見底。農民工進城的大潮逆向回流也遠未結束。對於中國這個巨大的開放經濟體而言，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失業，意味著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已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這早已超越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範疇，成為關係到中國全局和經濟轉型的大問題，方方面面對此高度關注。

可是，對於愈演愈烈的農民工失業問題，政府部門和學界更多地只是經驗描述，而缺乏準確完整的判斷。全國農民工失業規模到底有多大？農民工失業後，有多少人已經返鄉？有多少人仍然滯留在城市？失業的農民工就業前景如何，困難何在？農民工失業對「三農」問題有何深層影響？對中國經濟轉型和體制改革提出了哪些挑戰？

針對這些問題，2008年10月後，《財經》派出多路記者，分赴珠三角、長三角等農民工流入地，以及河南、河北、重慶、四川等農民工流出地調研採訪，以期拼出一幅更接近全面和完整的全球經濟危機下農民工生存狀態「全景圖」。

與此同時，《財經》記者也訪問了中央相關職能部門及研究機構。結合基層的調研，我們初步形成如下判斷：

其一，提前返鄉的農民工逾1000萬人。失業的農民工更遠超此數。2009年上半年，若不採取有效措施，數字可能繼續攀升。

其二，農民工大量失業，直接影響農民增收。目前，中國農民務工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接近40％，也是農民收入增加的主渠道。如果農民工大批失業持續半年以上，將嚴重危及農民收入增長，從而抑制農村消費。

其三，失業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已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而這一部分人，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又較差，應著重對其採取有針對性的扶助措施。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亦佔有相當比例。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放下書包進工廠」，並無農業生產經驗，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對鄉村生活產生疏離感。他們無論返鄉還是滯留城市，都需要引起高度關注。

其四，農民工大量返鄉，會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衝突。由於農村土地流轉多屬於私下交易，缺乏成型的契約和合同，農民工返鄉必將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

其五，農民工失業，將考驗中國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由於城鄉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工「二次就業」成本大增，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

最後，大量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了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失衡。如果二者協調發展，即使農民工失業，也不會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動；而農民工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也乘勢將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眼下，由於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並未真正將農民工納入考慮，導致承載能力有限，因此戶籍制度遲遲未敢對農民工開放，相應的福利制度形同虛設。農民工一旦失業，多數人只能選擇返鄉。

上述判斷，並非驚人之論，但值得重視和深思。

中國高達2億多的農民工，既是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又是中國工業化的主力。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形成了嚴重依靠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滯後，中國的服務業嚴重滯後於製造業，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正是這些因素造成農民工就業和發展空間仄狹，此次農民工失業潮，亦是中國經濟轉型不徹底的必然結果。

反過來，這一龐大群體的命運，也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歡，而是牽一髮動全身，關係到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未來，關係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否順利進行。

2009年，是開放的中國「三十而立」後的第一年。與中國其他群體一樣，農民工對新年充滿了美好的期待，也難以遏抑重建幸福的渴望。本期《財經》以「農民工失業調查」為題刊發封面文章，期望能對改善農民工處境，促進中國重整工業化、城市化佈局有所裨益。

當本期《財經》面世時，2009年農曆新春即將來臨。很多失業農民工已經回家，也還有很多人仍在路上，或者不得不滯留他鄉。但無論如何，生活將繼續，我們的祝福一如既往：路還長，希望也在——新年安好。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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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還是留下（上）

河南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農民工流出地，返鄉農民工李彥彥

2008年12月20日，在廣東打工六年的李彥彥，帶著已成年的兒子回到了故鄉——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


李彥彥是因為失業才不得不返鄉的。坐在自家新蓋樓房高大堂屋一角的小椅子上，李彥彥懊悔地告訴《財經》記者：「這個工作是我自己弄丟的。」說話間，37歲的她瞇起眼睛，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皺紋瞬間爬滿了眼角。

太康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是典型的農業大縣、人口大縣，有大量農民外出打工。六年前，因為人均不到1畝地，無法支撐一家四口的開銷，李彥彥和丈夫韓衛東與許多老鄉一樣，先後踏上前往廣東打工的旅程。

經過一番周折，夫婦倆雙雙成為廣東省江門市新會中集集裝箱有限公司的職工。韓衛東當上叉車司機，在廠區運送集裝箱原料，每個月收入4000元左右；李彥彥製作集裝箱底板，月工資也有2000元。兩人加起來月收入近6000元，生活步入小康。

僅用了一年時間，夫婦倆就把一兒一女接到廣東上學。一家人每月花200元，租了一個單元房，有電視、空調，隨時可以洗熱水澡，「每天早餐都有牛奶喝。」房子雖然不大，但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在新會讀書的兒女，學會了粵語和普通話。聽著孩子們用當地話聊天，李彥彥常常恍恍惚惚地覺得自己成了「城裡人」。

但也還有一些事不時提醒著她的身份。由於沒有當地戶口，孩子每學期要交500元借讀費，將來也不能在當地高考；雖然公司給她繳納養老保險費，但她明白，退休後她還是不能像「城裡人」一樣，在當地領取養老金。

隨著年齡的增長，李彥彥和韓衛東滋生了對未來的擔憂。夫婦倆決定，用這幾年的積蓄回村蓋一院新房，給自己留條後路。

2008年8月，李彥彥請假回家，打算蓋好房再回去繼續打工；同時，17歲的兒子再過兩年就要參加高考，她給兒子辦好了回鄉就讀的手續。

然而，李彥彥沒有料到，一個月後，等她蓋好新房再回到新會，一切都變了。集裝箱公司突然間生意蕭條，三分之一工人被辭退，三分之一放假，只有三分之一被保留。公司不再招工，她無奈只能到江門、中山等地另尋工作。新工作月薪只有七八百元，遠達不到她原來的水平，她不甘心；猶豫間，機會稍縱即逝，到後來連七八百元工資的職位也找不到了。眼看春運即將到來，因為擔心車票漲價，李彥彥只得匆忙退了已經交了四年的養老保險，提前返回家鄉。

將來怎麼辦？李彥彥心中茫然。離鄉六年，李彥彥和兒子已經不太適應家鄉的生活。天氣冷，沒有暖氣，在堂屋稍坐一會就凍得手腳發麻；家裡的地已給親友耕種多年，不好意思要回來，現在連一點面、一點菜都要花錢買。「我跟大伯子他們說了，春節後狀況如果不好，還是找不到工作，開春我就要把地要回來自己種。」 她說。

但李彥彥17歲的兒子對這個計劃不以為然。他燙著當下流行的頭髮，衣著時髦，用廣東腔的普通話告訴《財經》記者，自己將來要做商人，「絕不會再種地」。

幾年沒返鄉，春節前，李彥彥本應自豪地給親友鄰居預備禮品和紅包。可是，李彥彥沒有了這樣的心境。自己前途渺茫，丈夫雖然暫未被辭退，收入也不抵此前的三分之一。因為擔心請假回鄉會丟掉工作，丈夫不敢帶女兒回家過春節。一家人將分處兩地，度過一個省吃儉用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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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還是留下（下）

廣東新會大鰲島，農民工流入地，李彥彥家庭的另一半

1月9日下午，《財經》另一路記者，來到了千里之外、李彥彥丈夫仍然留守的廣東省新會市。


此時，夫妻倆曾經供職的廣東省新會中集集裝箱公司（下稱新會中集），正在經歷著經濟寒冬的煎熬。

新會市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側。新會中集在流經新會東南部西江中心的大鰲島。從新會坐車約50分鐘可到大鰲渡口，集裝箱公司就在渡口對岸。這個初創於1992年的集裝箱製造企業，隨著中國以加工製造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蓬勃發展，得天獨厚的位置令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會。

1996年，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集集團）看中了最初由大鰲鎮政府投資興辦的大利集裝箱廠，遂注資將其改組為新會中集，該公司成為中集集團這個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製造集團在華南地區主要的產業基地之一。

新會中集由四家企業組成，客戶包括全球最知名的船公司和租箱公司，出口業務一直蒸蒸日上。目前，公司總資產超過1.5億美元，僱傭員工6000多人。在新會，中集公司效益頗好，其「高薪」遠近聞名。同時「出名」的還有當地人難以接受的辛苦。

到大鰲渡口上岸後，步行五分鐘，就是新會中集的北門。廠四周高高堆著五顏六色的集裝箱，隱約聽到工廠鐵柵欄內有機器運轉。此時是下午6點左右，通常是員工下班出廠的時間，但現在人影稀疏。

路過的工人介紹說，自去年9月起，公司訂單開始大量減少。起先是減工時、減工資，接下來就是放假和裁員。

在距離新會中集兩公里外一個兩層的老舊居民樓內，《財經》記者見到了李彥彥的丈夫韓衛東和女兒。20平方米左右的客廳裡，陳設著三四樣破舊而簡單的傢俱。

韓衛東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叉車組原有16個師傅，8人一組兩班倒，24小時運轉。2008年10月後，廠裡不再加夜班；接著五位師傅被提前放假，隨後又有六人被辭退；現在只剩下包括他在內的五個人上白班。

因為沒活幹，他的薪水從2008年9月起直線下降。上個月才掙1100元，「跟失業沒什麼兩樣」。儘管如此，房租、生活費及女兒的學費全一分不少花，這點工資根本不夠用。「早上沒牛奶喝了。」他歎息道。

韓衛東顯然不是一個「安分」的農民。他身材乾瘦，神情裡有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說話時喜歡壓低下巴、壓低聲音，抬著眼皮定定地看人，一副見多識廣的架式。年輕時，為了擺脫「只管吃飽飯」的務農生涯，他去過新疆，開過飯館，四處尋找機會。也曾去過東莞的一個木業廠上班，但一個月六七百元的工資「還沒敢花就不見了」。

2003年，經小舅子介紹，他來到廣東新會，後來逐步把全家接來，結束了到處漂泊的生涯。他對讓妻子回家建房的決策很是後悔。「這次蓋房把我們的積蓄全部花光了。」他說，「沒想到房子剛建好，企業就不行了，老婆也找不到工作，我的工資也降得這麼低。」

未來怎麼辦？他謀劃說，如果長期不景氣，工資總這麼低，他最終也會離開。有可能回老家開一個襪廠。「襪子是日用品，肯定有得賺，就是缺本錢。」接受採訪時，他不斷向《財經》記者打聽國家對農民工小額貸款的情況。

即便沒有本錢，繼續務農也不在他的計劃之列。因為「種田只能管吃飽飯」。「吃飽飯是什麼意思呢？」他自問自答，「就是地裡長青菜就吃青菜，冬天沒有青菜就吃鹹菜，沒什麼事就不要想吃肉。」

「我吃鹹菜吃怕了。」他說。

在新會，《財經》記者還遇到了多名被企業辭退、但仍然不願意回鄉的農民工，談起今後的打算，一概茫然。

在2008年邁向2009年的這個冬天，李彥彥一家的遭遇，遠不是單個家庭的困境，中集集團面臨的也遠不是單個企業的難局。曾經有無數看不見的紐帶，聯繫著內地的農村和沿海的工廠；無數的李彥彥在遠離家鄉的城市，找到了一段屬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毫無預兆地，那些曾經令無數農民家庭得以在農田之外改變生活的紐帶，忽然之間就斷裂了。

從「民工荒」到「失業潮」

截至2008年12月底，返鄉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000萬，而失業人數遠高於此

嚴酷的現實，往往會讓理論和邏輯推理相形失色。

無論是對數以萬計的沿海出口企業，還是數以億計離家謀生的農民工，抑或是政府官員或者專家學者，2008年顯然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轉折點。

2008年年初時，自2003年初現端倪的「民工荒」還在延續，沿海企業尚在慨歎「招工難」，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更導致用工成本攀升。意想不到的是，一場肇始於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機，在短短幾個月內，使中國延續幾年的「民工荒」，轉眼之間變為「失業潮」。

美國次貸危機先是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再變成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威脅，襲入中國。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大批出口導向型企業訂單驟減。從《財經》記者的調研結果看，最早大約自2008年8月起，企業的用工需求便開始減少；之後，沿海省份的機械製造、服裝紡織、電子電器等行業陸續出現大規模裁員。部分地區企業主逃逸、欠薪事件屢有發生。

《財經》記者分別於2008年12月中旬及2009年1月上旬，兩次到訪被稱為「世界製造業之都」的東莞。和往日相比，東莞街頭的人流量明顯減少。出租車空載率偏高，街頭鮮見顧客盈門的店面及餐廳。晚上8點之後，非鬧市區人影稀疏。

寮步鎮牛山村村委會一位60多歲的老人告訴記者，村裡各類工廠均不景氣，不時有小廠倒閉或歇業的消息傳出。

在東莞市厚街、石碣、虎門、東坑等鎮的部分村莊，出租屋收入銳減。村鎮中的一些鞋廠、食品廠、紙板廠及電子廠，由於訂單減少，陸續以不同形式遣散了10％至90％不等的員工。一些小廠僅留下部分骨幹，以備「冬眠」中不時之需。

2008年12月31日上午，在江蘇昆山，《財經》記者在人力資源市場看到，往昔人聲鼎沸的場面不復存在，市場門口的六個用工信息欄，只有零星的務工者前來觀看。市場公告稱，自2008年12月1日起，開放時間由每週六天改為每週三天。

隨著企業開工不足蔓延，沿海各地就業市場容量一再收緊。其中，除因企業倒閉或裁員而失業，也有不少工人因工資及福利待遇走低自動辭職。還有不少人被企業以提前放假等方式遣散。年關將至，相當數量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很難再找到合適的工作，只得提前返鄉。

2008年12月31日上午11點，在江蘇省昆山市客運總站候車大廳擁擠的人流當中，20歲的農民工李敦與21歲的同鄉袁樂民拖著簡單的行囊，默默等候發往陝西的客車。他們來自陝西漢中市洋縣龍亭鎮農村，由於工資太低，一周前從台資企業昆山聯育資通公司辭職。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活，不得不踏上返鄉之旅。

「企業訂單越來越少，工資降到每月800多元，連自己開銷都不夠，只好回家。」李敦說。

在中國第一勞務輸出大省河南省，記者從省勞動保障廳瞭解到，截至2008年12月20日，河南省回流農民工已達377萬，其中受經濟危機影響回流人數占總數的60％。預計到2009年春節前，河南省將總計有800萬農民工回流，比2007年同期的560萬，增加了200多萬人。

目前尚難判斷，回流的農民工中，有多大的比例屬失業返鄉。可以確認的是，2008年12月底前回流的外出農民工，絕大多數不是「春節回流」。

隨著時間推移，提前返鄉農民工數量不斷刷新。《財經》記者獲得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保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一份《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截至11月底，十省市返鄉農民工總計485萬名，占2008年9月底外出務工人員的5.4％。這十個省市是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等勞動力輸出大省（市）。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透露，這一輪農民工回流的現象明顯比往年要提前兩三個月。往年農民工是春出冬回，2008年則從10月起就開始回流。他說，就農業部門所掌握的情況看，2008年12月底前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大概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10％。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根據2008年發佈的全國農業普查數據推算，至2008年，全國共有外出農民工約1.37億人。據此，10％接近1400萬人。

由於缺乏一份完整的全國性統計，《財經》記者只能逐省採訪、調查。通過對14個省、區、市勞動保障部門提供的數據及媒體的公開報道的匯總整理，《財經》記者得出判斷：截至2008年12月底，返鄉農民工數量已超過1000萬人。

且根據《財經》記者在各地調研所見，尚有大批農民工失業後並不返鄉。由此，農民工失業人數應遠高於返鄉人數。

事實上，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加之農業生產資金以及技術投入增加，農村大量「富餘」勞動力的存在已是不容忽略的事實。農業部曾經估算，農業生產率每提高1％，就將有近300萬農村勞動力將湧入失業大軍。

只不過，借助國際市場而發展起來的外向型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崗位，這一規模龐大的「富餘」勞動力隱形於城鄉之間不斷地遷徙當中。此番經濟突然失速，終於使他們以失業者的形象出現在公眾眼前。

「活沒了，錢少了」

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速超過6％的勢頭驟然逆轉

多年來，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一直是中國政府「三農」政策的核心。此次農民工失業潮最直接的後果，是農民連年持續增收的勢頭就此逆轉，農村消費和經濟更加疲軟，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這是《財經》記者多方採訪後得出的又一判斷。

2009年1月2日，下午上班時間，《財經》記者在長三角製造業重鎮——江蘇昆山市北部富士康廠區的「富士康路」上，見到很多穿著工裝的年輕工人，三五成群，在無所事事地閒逛。

「今天停工了。沒掙到錢，怎麼回家過年呢？」面對《財經》記者的詢問，江蘇省昆山富士康集團員工董小靜（化名）無奈地說。

19歲的董小靜來自甘肅慶陽縣農村，已在富士康集團成型車間工作了一年半。對於全球金融危機，她最直接的感受是月工資銳減。從2008年10月前的2300多元，降至現在的850元。

董小靜是從中專畢業後直接來昆山工作的。她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個上高三，一個上小學，一直靠她資助。自2008年10月後，董小靜再沒能給家人寄過錢。

中國農民的收入不外乎三部分：一是工資性收入，以打工為主；二是農業家庭經營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分別指農民獲得各種政府補貼和土地流轉收益、房租、利息等。

20多年來，中國農民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長，主要靠農民外出務工收入。200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預計4700元，其中近40％為工資性收入，主要來自外出務工。

《財經》記者在河南省調研得知，2007年河南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3851.60元，其中33％為工資性收入。2007年該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12.2％，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量貢獻了7.5個百分點。

在河南省農業大縣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當地村民對《財經》記者說：「一年忙到頭，扣除肥料、種子錢，一畝地只能賺幾百塊錢，全靠在外面打工。」從外地返鄉的農民工也告訴記者，全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靠打工。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研究員姜長雲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2004年至2008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已連續五年超過6％，非常難得。

然而，突如其來的經濟下行，讓9億多中國農民突然跌倒在增收路上。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持續增速超過6％的勢頭驟然逆轉。

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和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2008年12月對分佈於全國31個省（區、市）的22000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同 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農民務工收入大幅降低。其中，中部地區外出務工人員月平均工資降低28.7％；西部地區則下降13.7％。

農民收入因失業降低，並不只發生在中西部地區。實際上，對東部省份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在江蘇省，工資性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3％。據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和江蘇省勞動保障廳對江蘇省10個省轄市12個縣（市、區）的抽樣調查推算，截至2008年11月底，江蘇全省農村勞動力回流到農業的總數為33萬人，其中打工回流為26萬人，主要集中於蘇北地區。

蘇南地區「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收入也不容樂觀。《財經》記者採訪發現，由於蘇南的紡織、電子、機械等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外訂單大幅減少，很多企業要麼裁員，要麼靠降低員工工資、放長假、縮短工時、組織培訓等來降低成本。這些企業的員工實際上處於「隱性失業」狀態，收入降低很多。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要比2008年「翻一番」。這意味著在未來的12年，扣除物價因素，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要增長5.8％以上。而今，全球經濟衰退下的農民工失業潮，使得這個目標遙不可及。

2008年12月28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要求「高度重視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劇、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問題」。顯然，中央已經認識到農民工大量失業的嚴重性，期望以穩定農民工就業、扶持返鄉創業來增加農民收入。

但問題在於，農民務工收入還可能繼續下降，2009年上半年將更為嚴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隨著東南沿海諸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或裁員，如果農民工失業形勢短期內不能扭轉，未來一兩年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必將降低，原本就不富裕的中國農民將遭受沉重打擊。

何處「重災區」

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相對較低的中年農民工，在失業潮中受挫最為嚴重

收入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只有當零距離面對失業農民工時，才能真切感受到城鄉差異對人們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從國家統計局2008年公佈的第二次農業普查結果可知，至2006年末，當年外出務工的1.3億農村外出勞動力中，絕大多數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為小學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僅佔8.7％；此外還有1.2％是文盲。

農村基礎教育落後的同時，職業教育更為缺乏。因此，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的選擇餘地十分有限，只能進入製造業、建築、運輸、煤炭採掘、環衛、餐飲等對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業。

這一切，恰恰成為此輪「失業潮」中，大量農民工無奈返鄉的一個重要因素。

2009年1月13日，在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財經》記者遇到了去年11月份因被辭退而返鄉的席樹鵬。他今年30歲，只上過初中，原是廣東東莞新能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焊接工。「訂單少了，用不了那麼多人，工廠組織了一次考試，沒通過的就被裁掉。」席樹鵬漠然地說。


像席樹鵬這樣的例子非常典型。記者調查獲知，截至2008年12月17日，太康全縣返鄉農民工達5.3萬人，其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2.4萬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7萬人，高中以上的僅有0.2萬人。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有3.9萬人，接受過培訓的僅1.4萬人。

在勞務輸出主要地區重慶市，《財經》記者從市勞動保障局瞭解到，回流農民工中，95％以上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受過培訓的僅佔總數的4.8％左右。多數從事電子加工、服裝加工、玩具製造和制鞋等加工行業。

年齡結構是分析農民工群體的另一個角度。《財經》記者發現，在返鄉農民工中，年齡在30歲至45歲者佔絕大多數。河南省太康縣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2008年12月17日，全縣返鄉農民工已達5.3萬人，其中男4.1萬，女1.2萬；30歲以下的1.1萬人，30歲至45歲的3.3萬人，45歲以上 0.9萬人。

重慶市黔江區勞務辦數據也顯示，至2008年11月，返鄉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其中，30歲以下的4.08萬人，占31.6％；31歲至45歲的5.54萬人，占43.7％；45歲以上的3.18萬人，占24.7％。

以上統計意味著，返鄉農民工中很多已年屆中年。他們在家庭中是經濟支柱，不但承擔了上一代人的養老義務，還肩負著下一代人的教育責任，負擔最為沉重。一旦中斷了外出務工收入來源，相當一部分家庭要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貧困。

綜合所有的調查，可以得出結論：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相對較低的中年農民工，是失業潮的「重災區」。


相較於中年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則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1月11日，《財經》記者來到重慶南紀門勞務市場。很多農民工剛下火車，便背著大包小包直奔此地找工作。勞務市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以前春節前夕是勞務市場的淡季，今年求職場面卻異常火爆。其中，返鄉農民工參加招聘的約超過兩成，求職人數約比去年同期人數超過三成。

記者瞭解到，青壯年農民工對工作的需求最為迫切，相當一部分人失業後並不返鄉。

實際上，隨著農民工群體的「更新換代」，農民工中堅力量中「70後」「80後」佔據了不可忽視的比重。面對突如其來的失業，這一群體鮮有「歸田」，多數選擇繼續留在城市。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傳義表示，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的特點是基本沒有務農經歷，甚至缺乏基本的農業常識，多數已經適應了城市的生活，但並未能完全融入城市。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表示，當政府習慣性地以為農民工失業後必然選擇返鄉時，逐漸成長為農民工中堅力量的新生一代卻沒有得到更多的關注。

他還指出，失業後的農民工在不願意返鄉的情況下，以打零工、投靠老鄉、花積累等方式為生，短時間內問題不會顯現。一旦潦倒困頓，自己定位為城市人，但現實離城市生活越來越遠，不滿情緒隨著觀念的變化而滋生，經濟問題就會轉化為社會問題。

農地爭端暗流

中國2005年後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增加了農地的吸引力。而今農民失業返鄉，勢必加劇人地矛盾

作為9億農民中的精英群體，農民工前所未有地大規模失業，將對整個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產生始料未及的影響。

目前，這一影響的深度、廣度正在顯現。但各級政府應對之策尚不明朗，更加劇了農民工失業作為新的社會問題的複雜性。

在諸多影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失業可能加劇農地衝突。

中國現有9.5億農村戶籍人口，除了中小學生和老人，還有5.31億勞動年齡人口，主要包括農民工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兩大部分。

就農民工而言，目前共有2.1億（廣義農民工），其中包括離土不離鄉的0.8億鄉鎮企業職工，還有1.3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狹義農民工）。真正從事農業產業（包括農林牧漁產業）的勞動力，約為3.2億。

據農業部估計，上述3.2億農業勞動力中，目前仍然還有1億左右的剩餘勞動力，有待於轉入非農產業。在這樣的情勢下，如果已經轉出農業的農民工大量失業，其中一部分返回家鄉，將加劇農村本就緊張的就業壓力和農地衝突。

由於農地集體所有制存在先天缺陷，以及農民普遍的「均田」衝動，中國農村本來就存在著大量農地糾紛。據農業部統計，2006年全國（除了西藏）共發生農地承包糾紛20.4萬件。主要包括兩類，一是承包合同糾紛；二是農地承包權確權糾紛和侵權糾紛。

據農業部統計，中國現有2.27億農戶承包農地，戶均承包經營耕地只有5.36畝。2006年，全國（除了西藏）農地流轉面積為5551萬畝，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的4.57％。其中，四分之三的耕地以轉包或出租方式流轉。

上述土地流轉中，除了東部沿海省份，大多數農地流轉的直接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後把耕地交給別人耕種。1998年至2004年，中國農村稅費負擔沉重，農民種地不賺錢甚至賠錢，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農民就把土地撂荒或交回集體，自己外出務工。正是這六七年間，中國農民工總量大幅增加。

1998年至2004年，農民工外出時並未把農地承包權放在心上。但是，2005年後，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增加各項農業補貼，增加了農地的吸引力。在外出務工形勢向好的年份，農民工索要承包地尚不普遍；而今農民失業返鄉，農地糾紛勢必增多。

據重慶市黔江區農業局和勞務辦2008年11月所進行的聯合調查，目前黔江區已回流到鄉的農民工約為3.57萬名，其中有8.23％的人表示，因為自己的承包地已經流轉，無法從事農業生產。

《財經》記者在河南省太康縣板橋鎮後席村發現，農民工返鄉後，農地糾紛已經潛伏。在後席村，村民們經常為土地發生衝突，一些返鄉的農民工正在嘗試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村民韓國強一家四口人，目前只有兩畝多地。地不夠種，他們便租用了外出打工者的六畝多耕地，幾年來每年都要給別人1000多斤麥子。如今，儘管地的主人沒有回來，但每當看到別的返鄉人紛紛索要承包地，他就擔心發愁。

那些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返鄉後也會發現，當初自己外出時主動把耕地交給集體，現在再想要回來，困難重重。因為這些耕地早已被集體另租他人，或者重新承包給其他農戶，要拿回自己的承包地，短期內很難。

《財經》記者在重慶開縣採訪時，結識溫泉鎮縣壩村吳成姵一家，共四口人，目前只有丈夫0.7畝地，常年靠承包別人的耕地謀生。現在，一家人正面臨失去所租耕地的危險。

「村裡不少人翻山越嶺到別的村租地種，現在『地主』回來了，沒法再種下去，今後的日子怎麼辦呢？」吳成姵很是迷惘。

在重慶，很多農民工原本就是因為沒有土地才外出打工的。民盟重慶市委調研室和綦江縣政協曾聯合組成調查組，就民工養老保險問題對中東西部的10個省市、20多個區縣的16268位農民工和家屬，進行了為期三年的調研，發現有91.8％的農民工無社會養老保險；在被調查的農村家庭中，有21％的被調查戶家中有兩人以上沒有承包地。

發起調研的綦江縣政協原副主席馮秀乾告訴《財經》記者，儘管該調查已於去年結束，但是揭示出來的問題目前依然存在。「在社會保障普遍缺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土地，農民工在失業後將面臨巨大的生存風險；如果家裡有兩個人沒有承包地，將很難依靠土地來養活全家。」

在開縣採訪的三天裡，《財經》記者還曾遇到兩起群體性堵路事件。開縣移民局官員稱，以前這些移民在外打工，現在回來了，在工種崗位和土地同樣缺乏的情況下，衝突就增多了，間接導致很多原有的移民問題擴大化。

在開縣和謙鎮，鎮裡的幹部忙得不可開交。作為開縣產煤大鎮，農民和煤礦的糾紛一直存在。和謙鎮人口2.8萬，1萬多青壯年外出務工後，爭鬥少了下來。而現在，外出農民工又回來了，鎮裡的領導開始擔心爭鬥升級。為了防範和化解糾紛，鎮上已經開始派駐幹部駐村蹲點。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指出：「農民工大量返鄉後，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轉給他人，而流轉合同尚未到期，並且地上還種著莊稼，就很容易引起糾紛，這對農村社會穩定相當不利。」

「短腿」職業培訓

面對撲面而來的壓力，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準備

高達2.1億的農民工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近六分之一。這個群體的大規模失業和返鄉，已不再是局部地區、個別群體的問題，已成為整個國家的重大經濟社會事件。

但是，各級政府顯然沒有做好準備。

國家統計局重慶調查總隊的調研報告稱，農民工返鄉後立即面臨三大問題：一是無地可種；二是就業機會少；三是缺乏技術。農民工可能與大中專畢業生、新增城鄉勞動力爭搶崗位，這在流出地更加突出。

說到底，農民工是一個頑強的、自生自滅的群體。對流入地政府而言，他們是廉價勞動力，至於其子女上學、社會保險、各種福利，則不願承擔；對流出地政府而言，農民工可以提高當地農民收入的指標，但對其就業技能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則很少考慮。

面對撲面而來的壓力，《財經》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流出地政府正在啟動對農民工的培訓。中央政府2009年也將加大對農民轉移就業培訓的力度，同時在農村加大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期望解決農民工就業技能差的問題。

但是，職業培訓的針對性和質量令人失望。受制於中國的行政體制，目前對農民工的培訓投入，在中央層面分散在人保部、農業部、國務院扶貧辦等部門，培訓的內容大同小異，且由於「官辦官營」，質量和效率很難衡量。

《財經》記者在河南基層農村採訪時發現，很多農民根本不知道中央有關農民工培訓的政策，也不知道可以從何處獲得這些培訓，更談不上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

倒是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成都市，探索給農民工與失業大學畢業生發放就業培訓券，不失為積極的嘗試。問題是，在非省會城市、中西部偏僻農村生活的農民工更需要培訓，卻難以獲得。

在河南、重慶等地，更多的返鄉農民工賦閒在家，無所事事。2009年1月8日，《財經》記者在重慶開縣溫泉鎮縣壩村採訪時，遇到的三名「80後」和「90後」農民工，他們都在家睡覺。而在河南省鄧州市農村，很多提前返鄉的農民工也基本上無事可做。

儘管開縣政府也強調為農民工提供職業培訓，但開縣的職業培訓學校，師生比例嚴重不匹配，部分教師負擔過重，很多培訓難以保障質量。在170名專業教師中，擁有工科技能證書的只有64人，占比僅24.7％。更大的問題則是，課程雷同，計算機專業很多，而具有廣闊就業前景的機械、電子類專業少，且因為缺乏設備和實習條件，培養的學生操作能力不強。

開縣勞務產業辦公室主任劉沛明告訴《財經》記者，目前，開縣已經開始調整職業培訓專業和加強師資配備。2009年，開縣的重點培訓專業將是車工、焊工等目前市場急需的工種。

來自開縣政府內部的一份材料稱：「雖然出台了系列政策和措施，但農民工回流工作到底做得怎麼樣，我們心裡還是沒有底氣的。」

一個基本問題是回流農民工的具體數據。這份材料抱怨說：「目前收集到的數據是明顯不切合實際的。勞務辦掌握的是一個數據，調查隊掌握的是另外一個數據，鄉鎮上報的是一個數據，接受媒體採訪時又是一個數據。我們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數據是準確的……」

相對準確的數據有助於政府做出相對正確的決策，但是目前城鎮登記失業率顯然不能完全反映勞動力市場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此次農民工失業，基本無法從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反映出來。記者在開縣採訪時，當地官員提出，應盡快完善現行的調查失業制度，將農民工納入失業登記。

城市化滯後之痛

造成這次農民工失業和返鄉的本質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外部的影響，一是城鎮化滯後

多年來，農民工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相當可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與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2008年《中國農村經濟分析與預測》一書所載的數據，2003年外來農民工創造的GDP分別相當於當時北京GDP總量的32％，相當於上海的31％，江蘇的11％，浙江的17％。在這些發達省（市），農民工創造的財富佔其社會財富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同時，大量農民工進城，形成巨大的消費群體，繁榮了城市的商業、旅遊業、房地產行業，也增加了發達地區農村居民的房租、物業等財產性收入。

每年春節前後，為數龐大的農民工隊伍在城鄉之間往返遷徙，已經成為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景觀。如今，「失業潮」不期而至，一些潛在的矛盾和困惑終於浮出水面。由於整個公共服務體系的缺陷，無論給流入地還是流出地，都會造成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凸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成熟性。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對《財經》記者說：「總體而言，造成這次農民工失業和返鄉的本質問題，在兩個方面：一是金融危機外部的影響；二是城鎮化滯後，無法解決戶籍制度後面的教育、衛生、社會福利、救濟等問題。」

這個觀點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印證。按照統計部門公佈的數字，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工業化推進，中國城市化率已經提高至45％。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然而，城市化率的提高所對應的，並非農村人口的減少。



來自公安部的統計數字則顯示，中國的農村戶籍人口仍高達9.5億人。若按照目前城市化的比率推算，這一數字本應只有7.3億人。

矛盾並非存在於數字本身。數字之所以出現缺口，是因為凡是一年中在城市生活超過六個月以上的農民工，在官方統計中已被納入城市人口的範疇。可是，他們又並不曾擁有一紙城市戶口，也難以享有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因而在法律意義上的身份仍然是「農村人」。

在識者看來，城市化的標誌絕不是簡單的城市建設和人口規模的擴張。只有當這些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為就業穩定、生活體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事實才真正改變。惟其如此，方可有效緩解城鄉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同時，這一龐大人群的消費需求才能進一步轉化為工業化的推動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尚有太多制度藩籬需要逐一拆除。

2008年12月16日上午11時，《財經》記者來到東莞市社保局石碣鎮分局。在那裡，外來工前來申請「退保」的隊伍延伸成100多米的長龍。

這其實是每年春節農民工返鄉前必然上演的一幕，只不過，由於和失業潮疊加，退保人潮格外洶湧，以致於當地警方需要分批出動以維持秩序。

所謂「退保」，主要是指農民工退辦企業代為辦理的養老保險手續，將其中個人可以帶走的一部分保費取回。這對於個人和企業，都是一筆損失。

在江門辦理退保的河南太康縣農民李彥彥告訴記者，她並非不願意在城市退休養老，而是她知道，沒有戶口，將來並不能在當地辦退休。現在她要離開了，不退保，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換了工作，以前辦的保險也接不上。」她無奈地說。

由於和「城裡人」的身份差異，無論在教育、還是醫療，甚至未來的就業機會而言，李彥彥們都無法在城市找到一份歸屬感。也因此，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城市僅僅是養家餬口的勞動場所而已。

事實上，雖然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嚴格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已逐步放開，但漸進式改革的思維慣性，令決策者在收與放之間始終顧慮重重。從歷年文件的措辭可見，無論是1983年之前對農村勞動力的「控制流動」，還是1984年至1988年「允許流動」，抑或是1989年至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動」，直到1992年至2002年的「規範流動」，行政化的控制色彩一直揮之不去。

從2000年開始，中央政府陸續推出以取消歧視為核心的若干政策，以此進一步鼓勵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但是，和城市化的實際需要相比，實踐層面的進展顯然遠遠不足。

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無論是在城鎮規劃、住房建設、公共服務，還是社區管理上，各地城市建設的思路亦未真正設身處地考慮農民工的迫切需求，相應的財政投入十分有限。

很大程度上，基於對城市設施無法負荷農民工大量湧入擔憂，保持農民工「雙向流動」狀態成為主動的政策選擇，制度層面的徹底改革一再延後。

此外，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制度結構，也使得在參與城市化的過程當中，農民極為有限的利益大打折扣。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趙樹凱認為，國家應該把農民工納入城鎮體系，讓他們享有和城裡人一樣的社會保險和失業保障等福利制度。針對當前特殊的形勢，國家在保障城鎮低收入群體利益之時，也應考慮到留城的農民工。

張紅宇則提出，政策層面要提供新的思路。一方面要繼續適應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要求，實現產業轉移；另一方面要在真正意義上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他建議，沿海發達地區可先行一步，讓農民進城以後可以「留得下來」。大城市如果缺乏條件，可以先在中等城市逐步放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指出，要實現城鎮化，必須要正確認識農民工問題，「要穩定這些長期在城市就業、定居的農民」，要考慮他們未來的就業增長空間，為此需要制定專門的政策，進行專門的投入。

經濟學者、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更是建議，應開發並發展農民工就業新市場。

實踐證明，那些吸納的外來勞動力較多的城市和地區，經濟競爭力必然較強，發展必然更快。對農民工進入設置過高門檻，最終犧牲的只會是經濟發展的旺盛活力。

「我們不能想像，『4萬億』的財政投入只用來支持鐵路、大的基礎設施和工程，卻不用來支持農民工這個很有創造性的群體，就能夠真正完成刺激消費，穩定就業的任務。」李鐵說。

2009年1月15日，農曆臘月二十，距離2009年春節只有短短十天了。

這天，在江蘇昆山富士康工廠，來自甘肅慶陽縣的女工董小靜還在上班。班組內四成左右的工人辭工返鄉，留下的她反而活多了，上班時間由每天八個小時增加到12個小時。

加班雖然很辛苦，但這是董小靜所渴望的，她正好可以多掙一些錢。「只要能多掙錢，我就不回家過節。」她對《財經》記者說。

眼下，她憂愁的是，春節後，如果工廠的訂單不增加，工資會重新降回去，她仍然有失業的危險。「誰知道春節後會怎麼樣？」19歲的董小靜心中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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