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個一直支持民主派選民的自白thomas_ykc香港獨立媒體
2009年8月4日
泛民拋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提議，來回應特區政府將會提出的2012政制改革方案，連日來在報章上得到不少評論回應。大公文匯的不算，眾所論者都為民主派分析總辭的可行性及其效果，姑勿論支持還是反對，現時的情況像是突然有很多人走出來為民主派審時度勢，為民主派籌謀的群眾，好像從未如此壯大過，實屬可喜可賀！因此，無論總辭最終是否成事，提案者都應記一功吧。
究竟什麼是「民主派」？但當大伙兒討論得興高采烈，我作為一個一直將票投給民主派的市民，卻感覺被冷落了。當各人都在為民主派計算推動總辭的得失，甚至玄之又玄地計量總辭對「民主運動」的成敗，好像尚未有人從我這個只有選票的無名市民的角度去計較一下。所以我想回歸原點，問一個較基礎的問題：究竟民主派得益了，「民主運動」就是否必定有所進帳？說得白一點，香港的民主派和香港的民主運動有沒有必然的關係？
可能會有人說我拿不說自明的事情來混淆視聽，但當有論者提出「損失議席等於民主運動的挫敗」論點，我不禁疑惑：民主運動的成功，是否等於通過一個能讓所有民主派當選的政改方案？香港民主運動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我知道，現在民主派的議席數目關係到那微弱的「憲制談判權」，然而2005年民主派議員行使「憲制談判權」以致「憲制否決權」後，請問又如何將香港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怕輸的理由論當前的政治形勢，特區政府提出一個令民主派滿意的中途方案的可能性幾近於零，重演2005年
歷史的機率甚高，但不同的是，這一次有2017年可普選特首、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的海市蜃樓，政府提出的中途方案是否「揾老襯」，必定比上一次惹來更大爭議，民主派與政府在爭奪「主流民意」的詮釋權時，難道會比上一遭更具優勢嗎？
猶記得2005年民主派曾要求政府引用基本法50條解散立法會，林瑞麟卻以政改並非「重要法案」為由沒有就範；民主派當年尚能言勇，今天為何竟然怕輸？容我作一個海市蜃樓式的假設：若香港特區政府真的就其提出的政改方案建議實行公投，而所有民調都顯示支持政府的比例大幅領先，民主派會否支持這項公投？若然一個民主派認為不民主的政制方案，透過這樣一個全民公投的「民主程序」得以通過，那麼民主派會根據民主的原則接受結果，還是會因為民主的理念認為不能逞一時民主之快而犧牲長遠的民主，因而反對這項公投？說得明白一點，現在香港民主派的「民主」究竟是誰的「民主」？
對民主派的失望我的想法是，民主派本質應是「以民為主」，以反映民意為先，當然民主派若有能力去主導和影響民意就請放手去幹，但到最後若影響不了，就得按民意所想為人民服務。因此，在上述的假設中，民主派也應該支持公投！由全民去承擔自己選擇的後果吧！不過身在議會的諸位民主派人士，疑似將勝選當成民主代理人的證書，就如2005年民主黨就只由立法會黨團決定投票意向，而非由民主黨全體或代表全體的架構決定，更遑論由支持他們的選民決定其投票意向。
有議員常公開指責民主派二十年來在爭取民主上一事無成，另一方面，曾有民主派人士說過爭取民主並非靠一人一黨，是全體市民的責任。但是我作為一直支持民主派的選民，民主派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無論區議會抑或立法會都將票投給你們，選舉時還透過自己的網絡為你們拉票，又動員身邊的親朋參加六四七一，還年年在街上向你們購買明知抽不到獎的籌款獎券，你們呼籲我做的我都做了，但若倒過來想到你們辦事處約你們單獨傾談政改問題，你們的議員助理必定用盡理由將我摒諸門外！我當然不會怪責這班薪金微薄的助理，換轉是我都會認為這個人神經一定有問題。但我只想指出，我和身邊很多支持民主價值的朋友，在你們心中不過是一堆隨時動員作為威嚇政府的遊行人數和選舉數字。
此用奇之時但這樣都不要緊，至少給我一個希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計成敗大搞一場，可以讓我有一個理由誓死相隨。所以，不論民主派總不總辭，也請給我出一個新方法，我已經不耐煩了！
就如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曹操抵擋袁紹的半年攻勢已感筋疲(我對政改廿年無寸進更覺力竭)，當曹操想放棄之際，其大本營總管荀彧送來的信打消他的念頭：「……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
用奇，不只是鼓舞像我這班已近日暮的民主支持者，還能鼓動那群近年在網絡上頭腦發熱的年輕人。所以，我不理什麼民主派的左翼右翼，現在我只知道民主派當中有人出了點子，可行的話請說給我們市民聽要我們怎樣做，不可行的話也請盡快將點子變為可行，要不就重新給我一個新點子！
說到底，大家都心裏有數，有否普選是中南海說了算，要不「迫北京就範」，要不「氹阿爺落搭」。總辭當屬前者。若民主派認為對抗不好，順從如何？叫中央開誠佈公開出一條件，若香港人做到了阿爺就應開開心心讓香港人普選？解散支聯會？將余若薇或黃毓民綁上囚車當祭品押解首都？抑或叫周秀娜伺候未來的習總書記一晚至一年不等？作為評論員，大可以批評而毋須建樹，但民主派中人，反對總辭卻不提反建議，則是不負責任！
選票是我唯一的武器如果再沒有新點子，就請認真為總辭達至公投的效果創造條件吧！民調的問題可以被指為誤導，民調的結果更會被扭曲，而無論我們再迫爆多少次維園，民陣公佈的遊行人數也再沒有公信力。我的意願唯一能被數算的，也只有一張選票。而且到票站花幾分鐘投票，代價比花一個下午去蒸曬遊行要低得多！
若說最後會得罪中央，或者補選公投的結果也不會改變中央的決策，我可以用《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即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的話作回應：「國民若不經常提醒其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則此國又怎能保其自由於不墮？」（"And what country can preserve its liberties if their rulers are not warned from time to time that their people preserve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民主派中人既然在外交部宣稱要「尊重」緬甸的「司法主權」後仍會到緬甸大使館抗議軟禁昂山素姬的不義，仍會為譚作人及許志永等被無理遞捕的維權人士大聲疾呼，以一次補選公投的結果凸顯中央不顧港人意願的不堪程度，又何需扭扭捏捏瞻前顧後？
民主派更加應該強調會輸的可能，若然民主派沒有機會輸，那麼補選就真的沒有變成公投：請坦然告知選民，若建制派能勝出三席，即佔立法會三份之二，便可以修改基本法通過政改方案；讓是否相信政府的一套政改，甚或了結多年來的政制爭拗，皆付諸香港市民表決，這就是真的「玩舖勁」！如果建制派不肯應戰，他們就是放棄機會「挫敗反中亂港的反對派令政改原地踏步的陽謀」的歷史罪人，而民主派就真正捍衛了包括民建聯支持者在內的全港市民決定政制前途的權利！
何不趁機會將民主派民主化我若然最終都沒有機會投票決定香港政制的前途，作為一個多年支持民主派的市民，至少，更卑微一點，可否讓我有一票參與決定民主派的前途？為甚麼討論政改大計的「武林大會」是在香港會進行的閉門會議？為甚麼不公開讓公眾參與討論？
不如就由民主派的支持者，就是否總辭先來一次「派」內公投？民主派可以參照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推舉總統後選人的「黨內初選」模式，無論是黃毓民或余若薇，都要像奧巴馬或希拉莉一般要落區親身接觸像我這樣的民主派支持者，說服我贊成或反對公投的理由。上一次港島區補選不是有陳太對勞永樂「派」內初選的經驗嗎？而大規模的民間投票，梁家傑選特首的時候也不是辦過嗎？且看美國黨內初選的過程，本身就是傳媒的焦點，經過長時間的報導，再加上民主派支持者的互動，難道整體社會還不明白總辭的意義？
回到最初的問題，甚麼是民主派？若民主派還認同民主的價值，即以民意為先，相信選民的一票是神聖的，不如就趁此機會率先在民主派內實現民主，至少對我這個民主派的支持者而言，雖然香港制度化的民主遙遙無期，但民主的理念至少在香港的一角得以實踐。
*****
(2) 「激進」時代的三個關鍵字:行動、對抗和冒險陳景輝明報
2009年9月15日
早前，「五區總辭」（下稱「總辭」）建議已引發泛民同路人間的激烈批評。相對於其他政治議題，盡早落實普選之訴求該是香港社會中最少爭議的一項，故論爭並沒有落在原則立場方面，而真正觸碰輿論界政治神經的地方該是那股鮮明「行動」傾向。也許，在年底政改問題的燃眉挑戰下，將會觸發大大小小或恫嚇或「來真」的「行動」，而深入思考委實迫在眉睫。
「行動」（Action），從天星行動到紮鐵罷工到社工衝擊社總到議會抗爭的烽烽火火中，於這幾年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部分輿論視之為「抗爭的激進化」。香港的政治光譜更隨之切割成溫和與激進兩類，前者多被奉作政治實踐的主流。問題是，「激進化」一說只從人們乖離政治常規的角度——過激——來解讀，而沒能釐清當中所釋放的政治能量，今次總辭辯論也不例外。有別於「睇阿爺頭」、「減少矛盾」、「協商」和「共識」等以溝通為核心的溫和派政治常用語，「行動」涉及的其實是另一組以對抗性為核心的政治元素：「促發事件」、「敵對」、「抵抗」和「決斷」。然而，在前一組字眼構成的政治目光下，人們往往無法清楚地掌握後者那些關鍵字的含意，若尚未至於帶着原罪的話。因此，疏理「行動」及其關鍵字被遺忘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便十分重要，否則我們不會具備開放而公平地審視任何行動方案的能力。
行動，或阿倫特的積極生活在香港，「睇阿爺頭」廣泛流行在人們中間。就像市場經濟理論中的無形之手，彷彿政治領域裏也潛藏一隻中央之手，而香港人的一切「行為」均由市場和中央決定。他們彷彿只是台前的玩偶，背脊均繫上了被用作操縱的繩索。其實，正是行為（behavior） 一詞表達出的危險，這是其某種定律下的被動產物。
根據阿倫特（Hannah Arendt） ， 行動一詞表示「創始」、「引導」和「發動某件事」的意思。她從古希臘提煉出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概念，表達人類的一個根本方面，即作為受到各種處境——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制約的存在物（Conditional Being），人類依然有能力回過頭來介入自身的環境，注入開端和誕生的元素，而非完全受其宰制。政治領域中的行動正是在人群中間——複數的人群做為政治生活的特有條件——重新創造自己的處境。
她說道， 「行動，就它致力於政治體（Political Body）的創建和維護而言，為記憶，即為歷史創造了條件。」就是說，至少在社會行動主體決定如何行動之前，記憶和歷史的領域尚未完全封閉起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那末，行動又是為了什麼？
例如爭取普選，人們彰顯的是遭客觀世界壓抑掉的民主權利，即揭示一種迫切而非可以不斷拖延的權利。揭示性是行動的重點所在，阿倫特如是說。行動會揭示出人們自己是誰和他們自己界面的共同利害所在。問題是，行動置身的社會空間絕非平順和諧，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異質追求往往此消彼長。因此，行動總是意味着對抗。
對抗的道理1 無法取消的敵對不論是建制派抑或大部分泛民，都將對抗（Antagonism）的狀態貶斥為壞政治，但此一否定沒有改變其在政治領域中的核心性。讓我們先承認一項基本的不方便事實，宣揚和諧的中央政府其實一點都不和諧：向內地維權人士、異見人士或香港的泛民主派進行排斥和壓制，限制他們正當的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份由上而下的敵對性往往難以察覺，因為它早已被改頭換面成彷彿中立客觀的社會秩序。需要指出，敵對不僅是專制政治的專利，而是遍及所有政治的固有特徵，悄悄寄生在我們熟悉的政治概念裏頭：女性主義不是以排斥父權思想為職志嗎？人權的主張不是要抵制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暴行嗎？和諧社會的維繫不是結構性地預設了所謂不和諧的敵人嗎？但這不是通常所說的為反對而反對，而是透露出人類政治關係中無法擺脫的敵對性—— 施密特（Carl Schmmit）視之為政治的核心，不管人們怎樣的按程度將之劃分而為競爭、爭議、衝突、矛盾、對抗和敵對。
2 否定的外在性顧名思義，對抗涉及一組跟外部世界的否定性關係。但為什麼是否定而非肯定？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謂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指出，每一社會認同在定義自身疆界的同時，都會界定出其外部。關鍵在於：「外在」不是無關痛癢的外部，而是真實威脅到認同的外在障礙，其不可能的象徵。例如，父權思想就是威脅女性主義的外在否定性力量，但同時是其認同界定和構成自身之際必須排除之物。因此，此一外部也不是那種純粹差異的外部，例如既有人喜歡行街也有別人熱中睇戲等完全談不上敵對的情形，而是：當某一「外在」（outside）阻止了另一「內在」（inside）的構成，即否定了其存在之際。總的說來，對抗性揭示出社會認同的維繫不可能完全依賴自身，而「外在」的否定和威脅更是構成性地縈繞不散，因而道出：對抗性一旦消失，認同便岌岌可危。
3 存在和認同的前提條件若對抗是認同的前提，那末問題便是：如何定奪出「外在」？或換個問題方式：何者才是對立於「我們」的「他們」？答案並無普遍規則可循。例如，在民主派眼中，反對普選的力量固然是貫徹其民主認同的外在障礙；但反過來，另一些人則認為民主派的異議性格才是和諧社會的眼中釘。在此，南轅北轍的政治陣營各自建構出自己的「外在」。也許，俗話「搞對抗」的確有幾分道理：「對抗」不是自有永有，而是要「搞出來」的：通過勾勒「我們」的共同追求及其相伴而來的「外在」——不管是和諧社會抑或民主社會——所作出的決斷。
對抗的進行和政治社群命運唇齒相依。試想想，假若缺乏對抗，外在的否定性力量及其意識形態便能夠在後者的靈魂和肉身上無人駕駛地橫行。而在精神深處，人們甚至無法辨認自己曾經反覆揭示過的利害和認同。這不是正在發生的變化嗎：2012 年雙普選到今天已沒人多提，而曾經極力追求的07╱08 雙普選更已忘記得七七八八。難怪已故政治思想家施密特認為，當某一衝突狀况否定了政治社群的存在格局之際，政治便意味着一種判斷：「是否需要加以防制或戰鬥？」而他斷言如果放棄對抗，消失的將不是政治，而是那個政治社群。
4 作為社會啟示的對抗細心想想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情景，面對香港不民主的現狀，建制派總會以淡化的口脗勸說：我們中間沒有矛盾，對於是否該在當下落實普選，大過不過是觀點上存在「差異」而矣。在這裏，恰恰跟民主派理當站立的對抗性分界線不同，建制派竭力把普選與否、延遲或盡早都說成是不重要的差別，視之為僅僅局部性的小失誤。然而，正好因為上述區別，才突顯出對抗性的核心意義。拉克勞嚴格區分社會和政治的界限。前者佔支配地位，通過收伏敵對，掩藏自己建基於其上的排斥系統，佯裝出一副客觀中立的非政治化臉孔；相對於前者，政治則由對抗的元素組成：作為統御秩序外部的否定性力量，對抗割破其和諧一致的社會假面，揭示其偶然性和不可能之處，從而打開一道社會缺口，使希望和轉變成為可能。因此，在引入否定或進行揭示之前，建制的面龐總是顯得客觀而美滿的，而對抗要阻止的正是這種幻象的最終完成，因而充滿啓示。
冒險，或齊澤克的決斷在對抗的脈絡中、佔優勢的外部否定力量之下，旨在開創新局的行動，看上去總是不可為的。如果通過既存情境來審視的話，得出的結論每每是所有客觀條件都顯得不利：時機尚未成熟、民意傾向保守、中央不會改變、輿論不會支持和削弱自己形象等——總辭討論中反覆出現的論點。齊澤克（Slavoj Zizek）稱此一狀態為不可決斷，即任何開創的行動都不能通過給定情景的慣性思路獲得保證，而人們只能在不可決斷的情景中作出沒有終極擔保的決斷（Decision），即俗語說的冒險。
想想那些重要的行動和事件，當中沒有一次是等待穩操勝券的客觀條件完全具備才進行和發生的：以我們的經驗為例，遠可回溯至如六六年的天星絕食行動或八九民運的北京學生運動，而近的則有七一遊行、天星皇后運動或紮鐵工潮等，它們都在不甚有利的社會條件底下「發動」的；如果今天看來輿論都表現得同情甚或支持的話，牢記那完全是「後來」才創造出的形勢，而非充斥不可決斷時刻的最初。齊澤克則喜歡說「法國大革命」：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可以準確把握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社會階層狀况或意識形態衝突，但：「卻沒有任何知識能讓我們預見或解釋那個叫『法國大革命』的事件」，一旦爆發：行動或事件比較像是「無中生有」。
這是銅板的兩面：行動指向的未知領域固然蘊藏了豐富的創造潛能，但也因同一份不可預測性而讓人恐懼甚至抗拒。齊氏的一段說話也許更好地勾勒出這種可能和不可能之間的弔詭，但不像一般人般從結果來衡量：「行動並非僅僅在既有的貌似可能的界域之內發生」，而是「重新界定了可能與否的界線」；行動不單止完成了「貌似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在轉化的同時，回過頭來重新「創造了自身可能性條件」。因此，跟政治乃妥協之藝術的流行定義相反，政治在行動者眼中其實是：不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Impossible）。
*****
(3) 為何泛民主派團結無望？李正香港獨立媒體
2009年9月6日
編按：近期在獨立媒體有關五區總辭的討論熱烘烘，文章一篇又一篇，一位政治圈工作的朋友見此處不乏出色文章，特意撰寫評論回應，托筆者代貼。 (領男)
社民連推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其中一個重要理據，就是其他泛民主派成員提不出反建議，現在終於等到何俊仁提出「解散立法會 / 特首請辭」的「新」建議,。要用引號，因為此建議曾在2005年討論政改的時候，在立法會的議事堂上，有民主派議員已經質問過東廠及尚膳監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當時該九千歲一如現在回應何俊仁的說辭，「涉及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並非一個『重要法案』」，只是當年的民主派議員沒有追究到底。
無論如何，民主黨怎樣說都提出一個新招，作為一個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先不論個人喜惡，對這個行為本身，我都得「表示歡迎」。但如果報章的報導屬實，則社民連連基本的公關手段也付之闕如，黃毓民批評何俊仁的方案是「白癡」，長毛則說將「五區請辭掉在垃圾桶個角落度」。我真的不明白，就算是擺擺姿態，扮一下有商有量，就算何俊仁的方案真的是「白癡」，也可以客氣一點「其思慮未算周全」；當然毓民與長毛等性情中人很可能會認為何必惺惺作態，但不只是余若薇，連黃毓民在其網台myradio也曾提過，「泛民主派最重要的是團結」！現在尚未坐下來，已經在傳媒隔空對罵，還團甚麼結？何曾有試過辱罵完對方，對方會返過來支持你？
尤其是黃毓民，長毛至少在電台與湯家驊都算談得平心靜氣，須知道若要五區總辭成事，必須有其他民主派議員落水，而且還要齊進齊退，像當年連戰和宋楚瑜結成「鐵血同盟」，若有直播的補選論壇，每區的論壇五個補選的民主派候選人都要一字排開，方能團結所有民主派的選民投票！何況「丞相肚裏可撐船」，黃教授熟讀歷史，斷無理由不知此理，但他在去年選舉結束才說好「選舉完結，從新開始」，卻每每公開數落「功能黨」為放棄爭取2012雙普選找下台階，情況有如唐玄宗的宰相楊國忠，常說安祿山必反，但說來說去又無任何對策，也使安祿山不得不反。公民黨的情形與安祿山如出一轍。
所以按照形勢，作為支持民主的小市民，只有乾焦急的份兒：資深大狀、丐幫幫主、工會領袖、山頭寨主，位位皆為泛民的大哥大姐，個個都心高氣傲，那會肯放下身段紆尊降貴解衣推食禮賢下士？文匯大公天天有文章對泛民內鬨樂觀其成，我們投票給你們的親者痛則痛矣，對你們狗咬狗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現實就是如此弔詭，你們不是代表我們的嗎？但我們想你們團結做齣好戲的意願你們不知道嗎？姑勿論五區總辭能否達到公投的效果，如果那一天，保持著菁英心態態度保守的公民黨，和議會流氓行為偏激的社民連，狗咬狗的兩邊都能為民主大局牽手步出立法會宣布總辭，那一幕是何其壯觀，支持民主派的市民那有不動容而不去響應你們的號召之理？但現在你們的做法，從沒有想過要去團結像一樣的支持者，亦即是六成的香港選民，而是加快不同背景的泛民支持者的對立！
所以還原基本步，人人都在說團結，究竟團結是誰和誰團結？是二十三個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團結，是所有泛民政團的團結，還是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市民的大團結？過去在總辭的討論，當說及補選能否達至公投的效果，認為不可行的一方，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市民不會隨民主派的主觀意志起舞。我不想去辨證這個說法的對錯，反而從這句話分析話者的認知，就能發現「民主派」和「市民」是兩個不相重疊的概念，情形就似為人民服務者，未必一定是人民！著名北大校長蔡元培，曾為自己取字「民友」，但後來他發現，「與民為友」自己豈是人民？於是後來改字為「孑民」，意指自己是「其中一個人民」而已。諸位民主派「人士」，你們又有否當寂寂無名的選民是民主派？你們有否曾當過市民是與你們地位平等的夥伴和戰友？
社民連一直高呼「沒有抗爭，那有改變」，現在好像連民主黨都受感染，連何俊仁也說「完善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的抗爭目標」。既然是抗爭，那對象是誰？標準答案是「中央」、「阿爺」、「北京」，準確一點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任由其擺佈的香港特區政府及一眾建制派人士。
不過很多人會忽略一大板塊，就是為做順民肯定當權者的決定而否定民主定義的香港市民！抗爭的抗，應指民主的香港人和不民主的香港人之間的對抗，沒有共識的尋求，只有道德的判斷，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對決，不過諷刺的是，由於民主的價值，支持民主的人要維護敵人不要民主的權利，但不要民主的人卻不需要為敵人負上任何義務。至於抗爭的爭，應是爭取中間未有決定或搖擺不定的市民的支持。能清楚判別敵我，才能實現民主派的統一戰線。
然而多元是民主的價值，民主派由多元演變為多個利益集團各據山頭，人民內部矛盾很多時候竟化為敵我矛盾，還能談甚麼統戰？反而只有被個別統戰的份兒。是以泛民整合是很多論者耿耿在心的命題，而一個泛民共主亦在某些人心中念茲在茲。問題是無論鄭經翰乃至陳方安生都無法服眾，更何況黃毓民或何俊仁？在泛民主派的政治角力之間，根本沒有一個客觀公正持平的個人或單位或仲裁機制，尤其在這一次決定抗爭方略的路線之爭，到最後誰能說了算？若解不開這死結，泛民主派就永遠不能團結。
那是代表進了死局嗎？那又未必。既然泛民主派內部無法決斷，何不禮失求諸野，交由我來決斷，交由我們全香港支持民主的六成選民評斷？對於相信民主價值的諸位民主派人士而言，群眾理應就是最有力的仲裁。而且由當年港島區補選陳方安生對勞永樂的初選所見，媒體怎樣也沒法「冷處理」，若然何俊仁與黃毓民在五區各搞一次公開辯論，而且搶在政改諮詢之前，那麼在辯論當中無可避免會提及的各個終極普選方案，已經率先佔據各大傳媒的版面，換句話說民主派透過激辯抗爭方略，反而提早奪取政改諮詢的話語權。先下手為強，讓政府十月推出的諮詢文件形同廢紙，也就如鄭大班所說跳出敵人所設定的議程，而我們一眾泛民多年的支持者又可一洗多年來無力影響大局的無力感，主動成為參與起事者之一，人人皆為民主派；只是，我知道就算激進如社民連，也不大會理睬這個提議，因為正如盧梭所言，在民主派中實施直接民主體現「總意」，對於政黨及其組成分子所代表的「私意」，是有所違背的。
*****
(4) 泛民主派沒有與中央不對決的本錢香港獨立媒體
2009-09-19 01:49
編按：五區總辭之議一浪接一浪，好文一篇接一篇。繼公民黨推出「總辭三步曲」方案後，一位在政治圈工作電郵連續來函兩篇文章，要求本人代貼，大家慢用﹗(領男)
公民黨提出的「雙辭方案」，將五區總辭列作爭取普選第二步的手段，情況並未如一些評論所言，令五區總辭的實現機會大大增加，因為公民黨的舉措立即惹來獨立民主派議員的責難，說溫文如公民黨竟去學社民連，事先毫無溝通就擺他們上檯，反應最激烈的要數馮檢基，這個倒可諒解，若真的總辭，問誰都知道在九龍西應由始作俑者黃毓民叫陣，你要民協擺擺姿態搖旗吶喊尚說得過去，公民黨突然如此看得起基哥豈非大整蠱？
但作為泛民支持者，現在民主派三大黨總算都各自提出爭普選的新方略，先不論各個方案的優劣成敗，都是值得稱善的事，因為在這政改死局中，作為領導群眾的主要政黨，都得負起推陳出新的責任，給支持者以致堅守民主原則的香港市民明示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和平地激進回應橫蠻的憲政安排而這一個死局，源於我們要以和平的手段向一個極權政府要求落實民主政制。這無疑是與虎謀皮。所以公民黨的方案縱有千般不是，它至少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意義，就是重新界定什麼是激進。不只有文匯大公，連政壇裏的泛民中人都說辭職是激進的行為，大家就視為理所當然似的，但到連「理性思考」的藍血人都提出去辭職，大家才駭然發現，由辭職到市民去為補選而投票的一天，中間沒有牽涉到任何「掟蕉」與「掃場」，「五區總辭」原來是和平得不得了，可以是另一次像七一遊行般展現香港人極高公民素質的抗爭手段。
當然你大可以說，手段是和平，姿態卻是激烈的；然而姿態就算多激烈，也不會到達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層次，因而何秀蘭曾說罷交稅就立即被圍攻。香港人實在太善良了，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對中央無所不用其極拖延普選的憤怒嗎？2005年的釋法，人大公然扭曲基本法，妄顧「循序漸進」原則，凝固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還無中生有額外為啟動政改加設關卡，即特首提報告及人大常委的授權；連自己當初定下的遊戲規則都不遵守，本質上與新疆政府現在就毆打記者事件明目張膽捏造事實如出一轍。
是以，泛民主派在2007年12月的人大常委「決定」後，仍堅持2012雙普選，即是堅持香港人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而要否定這次人大「決定」的權威：要不是促使人大常委要有一個新的「決定」推翻07年12月的「決定」，就如承認文革是「錯誤」；否則，泛民繼續喊2012，那彷彿如1979年中美建交後，蔣經國表明反攻大陸的「決心」不變那樣，一般自欺欺人。
誰是抗爭的對象？而公民黨的「雙辭方案」，明顯是從所謂的政治現實出發，要市民公投2012已毫無意義，反而委曲求全按照你人大「決定」的本子辦事，連路線圖這項最低消費也不可得，將之設定為公投議題，必能不過，我認為「雙辭方案」有一大漏洞，就是根本搞錯了施壓的對象。這個情況與民主黨一樣，因為兩者都是向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問責。香港這地方，有許多口中不說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情，例如陳德霖會接掌金管局，梁振英和唐英年會參選下屆特首，以及曾蔭權在政改問題毫無決定權可言。而且，民公兩黨要曾蔭權因有負競選承諾而辭職，變相為那次小圈子選舉背書不說，就當曾蔭權肯鞠躬下台，那末拖延普選的責任由曾蔭權一力承擔了，下屆特首豈不是更輕鬆自在。
因此，縱然我承認公民黨在策略的考量合乎情理，但行動的本質卻是捨難取易，忽略了大原則。我曾聽過一個故事：有人在晚上把鑰匙弄丟了，他在街燈下找尋，朋友見他找了很久，問他是否在肯定在那兒丟失，他竟回答說：「我不是在這裏丟失的，但這裏有燈，比較容易找。」
所以，若按照公民黨的方案實踐變相公投，其結果極其量是對現屆政府的不信任投票，無關香港長遠民主發展的大局。但若將公投議題設定為「反對人大決定，落實2012雙普選」，卻可以造就兩重不同的意義及結果。
把公投變成中國民主的里程碑第一重是變相公投的行動本身，是一次香港人與香港人之間的對決。我們作為民主派市民，要在是次公投徹底壓倒不要自立自主，無論是因為「第一種忠誠」還是自利的角度出發，只希望唯北京是從的市民。但這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我們所堅持的原則同時保障或落實他們普及而平等的參政權利。因為變相公投而引發的大辯論和相互的游說過程，本身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大里程碑。泛民政壇中人應與所有民主派市民結成同盟，爭取中間派市民，五成甚至六成的投票率作為公投門檻，務求每一個民主派市民逐一勸說身邊立場搖擺不定或未有立場的朋友支持公投，民主價值得以廣泛討論之餘，也是一次遍地開花關乎全民的全方位動員。
若民主派市民這一方能勝出公投，這個公投結果就是公投的第二重意義。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裁定身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不符合人民意願和利益。這是敵我矛盾，因為這彰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這也是連消帶打，公投結果展現的民意直指中央，民意變相確認「曾蔭權不代表我」，架空特區政府這個扯線玩偶而不用再跟它糾纏。何況司徒華常常說，「中國沒民主，香港沒希望」，因此我一直相信，民主的主戰場不在香港，而是在內地，因為過往我們只靠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自由的現狀不變，其實不過是一直採取守勢，無助於改變內地的情況，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反攻，而且也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香港化為中國大陸一個普通城市的形勢不可逆轉，自由的尺度在各方面逐漸退色，隨著年月推演，爭取民主的環境只會更為形格勢禁，大環境如是，本身民主運動的主力，八十年代的先驅一代即將面臨凋零，但另一方面零三七一的年輕一代已經成長，如果老一代的經驗和地位結合新一代的行動力和創意，這時候就是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千載難逢最強大的陣容。
胡溫需要五個對等的談判對手最後在這裏要反駁一種論調或者預測，就是若就2012公投，「玩到咁大」，豈不是自堵後門，失去與中央和解之機？首先，連泛民中人不是也承認，胡溫皆為值得尊敬的開明領導人嗎？若如是，可能他倆一直慈悲「聽到了」香港同胞的訴求，只是我們的力量並非強大到可以是一個平等對待的談判對手，且看台灣民進黨也紛紛得到「中國」接見，而且泛民中更多是同為保釣志士，胡溫只是欠一個藉口，去壓下黨內的鷹派。
回到變相公投，既然始終是和平行事，勝出公投後民主派仍須貫徹和平方針，也就是必然走向談判桌。所以換取胡溫承認你是對等的談判對手，強大的民意就是唯一的後盾。具體而言，若五位辭職的泛民議員勝出補選公投，他們五人就是香港人授以全權的談判代表，他們應表明當選後會拒絕在立法會宣誓，直至中央首肯，五人帶著人民意願，獲邀到北京開展香港前途談判為止。
由是觀之，民主派現今唯一的本錢，就是與中央對決的勇氣，這也是泛民政壇中人，能在香港政治舞台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應有出路，而非苟延殘喘，在現行政治制度空嘆弱勢。
我作為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衷心希望泛民政壇中人，不只為向我們交代，也是為向歷史交代，勇於踏出足以改變全局的一步。
一個一直支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的自白(三)‧完
筆者昨天批評民建聯最新政改建議，即所謂的「０五方案優化版」，認為此方案增加五個由區議員選出的立會功能界別席位，不脫０五舊版本色，不僅強化功能界別這個特權體制，還把太大政治比重交到區議員手中。民建聯這個方案，竟是在人大法工委提出取消城鄉公民之間的不平等政治比重之際出台的，可謂與中國民主改革方向背道而馳。功能界別這個玩意兒，是前港英殖民政府政治特權體制的一部分，民建聯的中期方案，不是要逐步削弱之壓縮之，而是要擴大之強化之，這是令筆者深感失望的。該黨的提議，並不是什麼「優化」０五方案那麼單純，而是翻叮殖民主義。
